挑戰一：腐敗問題突破民眾承受底線
挑戰一：腐敗問題突破民眾承受底線
王明高：科學製度反腐的最佳時期
6688位受訪者認為“腐敗問題突破民眾承受底線”是未來10年的嚴峻挑戰，占受訪人數的82.3%
編者引言 雖然懲治腐敗是我們黨的一貫立場和方針，而且懲治腐敗的力度逐年加大，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贏得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但無須諱言的是，腐敗並未得到有效遏製，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某些領域甚至還呈蔓延之勢，主要表現在犯罪的人數越來越多，職務越來越高，金額越來越大，腐敗的“出生率”大於“死亡率”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蘇共解體和東歐劇變的事實證明，即使人類曆史上最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也沒有對政權更替的“曆史周期率”獲得終身免疫力。相反，腐敗現象的蔓延卻是加速政權更替的催化劑。
因此，胡錦濤指出：“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係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曆史任務。”將反腐敗提高到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足見黨中央對反腐敗的緊迫感和腐敗危害的危機感。
撥開曆史迷霧，我們發現，導致蘇聯劇變的原因有許多，但有一個被我們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蘇共領導層中的腐敗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即他們所攫取的特權和社會財富之多，使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外衣已經成為束縛，不便於他們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鯨吞更多的國家財富。可以說，搞垮蘇共的主要力量並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蘇共黨內的腐敗分子：由腐敗導致民心喪失，最終喪失政權。
未來10年，在我們黨正處在曆史上最興旺發達的時候懲治腐敗頑症，無疑是選擇了最佳的手術期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頒布的製度可以說不勝枚舉，為什麽腐敗仍屢禁不止？
懲治腐敗是一項世界性的嚴峻課題。不論東方還是西方，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貪汙受賄、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麵對腐敗的嚴重挑戰，世界各國政黨、政府都在研究預防和懲治腐敗的對策。
製度反腐是人類反腐的經驗總結和曆史選擇，在人類幾千年的反腐實踐中，曆朝曆代也製定過許多製度，為什麽最終都因腐敗而亡?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頒布的製度可以說不勝枚舉，為什麽腐敗仍如此猖獗？
改革開放以來頒布的法律製度，之所以對懲治腐敗的效果不佳，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製度設計不科學；二是製度執行沒有剛性；三是反腐敗工作沒有一部統一的綱領性法律。
要提高反腐倡廉製度的執行力，必須提高製度的質量和執行的剛性。一是製度設計必須持定“無賴原則”。在製度設計時，應有這樣一個假設，就是每個人都是“無賴”，隻有以硬性的製度製約，才能讓其規規矩矩服從公共利益。英格蘭著名思想家休謨提出，製度設計要從“最壞”情形出發，不能對人的“覺悟”心存僥幸。
二是製度操作必須具有可行性。製度是運用於實踐的，不是用來裝飾的。它必須具體、可操作，具有內在邏輯性。既有實體性要求，又有程序性規定;既有宏觀架構，又有微觀措施。要在實際工作中行得通、用得上。凡是具有“不可行性”或“低度效益性”的製度，都是可行性不強的製度，除了造成資源浪費和信譽流失外，沒有任何正麵效益。
三是好的製度應該上升為法律。隻有把製度變為法律，上升為國家意誌，才能強化製度的權威性和懲治性。讓遵紀守法者在全社會暢通無阻，使破壞法律者在全社會無路可逃。這樣的製度才稱得上科學的反腐製度。
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腐敗的發生有其特殊原因，因而懲治腐敗的措施和對策也就有所差異。中國的反腐敗有中國的特殊性，因此，中國應走中國特色的反腐敗之路。經過長達十多年的認真研究，筆者認為，當腐敗現象在中國尚未取代經濟發展成為社會主要矛盾前，采取措施遏製和懲治腐敗，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緊迫，既是現實之需，更是曆史之舉。
借鑒世界各國的反腐成果，中國特色的科學反腐製度，主要應包括家庭財產申報製度、金融實名製度、遺產稅和贈與稅製度、公民信用保障號碼製度、反腐敗國際合作製度五種，並以此為核心內容，製定和出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隻有科學設計和強力推行上述五項製度，出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使之互相配合、互相銜接、互相支撐，才能從根本上遏製腐敗多發、高發的態勢，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政治和經濟保障。
毋庸置疑，隨著以陽光法案——家庭財產申報製為代表的反腐製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的出台，中國社會將麵臨一場深刻的變革。
既然以家庭財產申報製為代表的反腐製度如此高效，那中國為什麽不用？
以家庭財產申報製為代表的反腐製度，實踐證明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科學製度，而中國懲治腐敗的方略，應該是建立在以家庭財產申報製為代表的科學製度上。對此，人們不禁要問，既然以家庭財產申報製為代表的反腐製度如此高效，那中國為什麽現在還不用?這裏麵既有深刻的曆史原因，更有複雜的現實原因。
曆史原因是：以君主專製為核心的倫理型政治，在中國占統治地位並長期延續。數千年來，人們可以對現存的政治狀況進行激烈的批判，主張各種政治改革甚至進行政治“革命”，但很少有人對這種以人治為基本特征的君主政治的根本點發生懷疑。君主專製、中央集權、自上而下的官僚網絡等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即使存在著政治腐敗現象，也不過是帝王、官僚的道德品質問題，關鍵在於使統治者——權力握有者保持或恢複他們內在的賢明、善良。之所以產生如此認識，都是基於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善。恰恰相反，在地球另一端的發達國家，為防止政治權力的擴張、壟斷和專製，卻進行著另一種探索，即建立法理型政治體製，全力謀求對政治權力的外部製約。所以如此認識，也是基於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惡。
顯而易見，發達國家與中國在防範權力異化、政治腐敗上所走的路線是有所不同的。但如何評價這兩種路線的社會效果呢?無疑，這兩種路線在其曆史發展中都有過自己的光榮，但從曆史必然性和現代社會發展的趨勢看，應該說，倫理型路線過於理想化，它將希望寄托在某些領袖的重視與官吏的自律上，因而往往隻能在某些時期或某些個人身上發生作用。中國古代的太平盛世大多出現在王朝之初，而其清官又寥若晨星便是最好的說明。
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的法理型路線則以其突出的穩定性、常規性而更貼近於實際。世界上所有清廉國家在近現代，幾乎無一例外地建立了一整套相關的法律製度，來防止、消除政府官員貪汙受賄、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其中諸多成功經驗足以證明廉政製度化的必要和可行。當然，在發達國家的發展曆程中，也有過政治黑暗和官員腐敗，但其主要原因在於製度的不完善與製度未得到切實執行。而這又從事物的另一麵向我們昭示：建立製度必須科學有效，執行製度必須具有剛性。
現實原因是：實行家庭財產申報製和金融實名製為代表的幾項製度，將使黨和國家麵臨三大風險。
一是政治風險。任何政治改革都是為政權鞏固服務的，但政治改革常常容易加速政權的喪失，這樣的例子在當今世界不勝枚舉。如時任韓國總統金泳三實行的金融實名製，導致兩位前總統的身敗名裂和自身的垮台;意大利、日本的反腐舉措使得政府內閣象走馬燈似地頻繁更迭等。
二是經濟風險。家庭財產申報製、金融實名製等製度的實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的出台，使腐敗成為一種“風險極大”而“收效甚微”的事情，使原有巨額的腐敗資金成為“燙手山芋”。俗話說，“狗急跳牆”。腐敗分子為了逃避法律製裁，必然想方設法掩蓋事實、轉移財產，勢必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國民經濟由此麵臨重大風險。
三是社會風險。曆史上許多動亂最初都是以反腐敗的名義發動的。腐敗現象的曝光和查處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執政黨的決心和勇氣，同時也使執政黨的公信力麵臨巨大的考驗，容易引發民眾不滿和社會騷亂，造成執政基礎動搖。
上述三大風險，對於一個正處於上升期的發展中國家，盡管有著不可確定的因素，但仍屬“刮骨療傷”之痛。正如一個身患重病的人，采取積極的手術治療可能有生命危險，但不動手術幾乎沒有希望。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在身體免疫力較強的時候冒險救治，其成功的例子不勝枚舉。同樣的道理，未來10年，在我們黨正處在曆史上最興旺發達的時候懲治腐敗頑症，無疑是選擇了最佳的手術期。
筆者最近出版的新著《科學製度反腐論》，對未來10年如何構建反腐格局進行了係統論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或許會有所啟發。挑戰一：腐敗問題突破民眾承受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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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60;160; 挑戰二：分配不公激化社會矛盾
160;160;160; 挑戰三：基層幹群衝突
160;160;160; 挑戰四：高房價與低收入矛盾
160;160;160; 挑戰五：信任危機
160;160;160;160;挑戰六：民主政治改革低於公眾預期
160;160;160; 挑戰七：環境危機凸顯
160;160;160; 挑戰八：人口老齡化矛盾凸顯
160;160;160; 挑戰九：大學畢業生就業困局
160;160;160; 挑戰十：主流價值觀邊緣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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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一：腐敗問題突破民眾承受底線
王明高：科學製度反腐的最佳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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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引言 雖然懲治腐敗是我們黨的一貫立場和方針，而且懲治腐敗的力度逐年加大，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贏得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但無須諱言的是，腐敗並未得到有效遏製，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某些領域甚至還呈蔓延之勢，主要表現在犯罪的人數越來越多，職務越來越高，金額越來越大，腐敗的“出生率”大於“死亡率”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蘇共解體和東歐劇變的事實證明，即使人類曆史上最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也沒有對政權更替的“曆史周期率”獲得終身免疫力。相反，腐敗現象的蔓延卻是加速政權更替的催化劑。
因此，胡錦濤指出：“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係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曆史任務。”將反腐敗提高到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足見黨中央對反腐敗的緊迫感和腐敗危害的危機感。
撥開曆史迷霧，我們發現，導致蘇聯劇變的原因有許多，但有一個被我們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蘇共領導層中的腐敗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即他們所攫取的特權和社會財富之多，使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外衣已經成為束縛，不便於他們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鯨吞更多的國家財富。可以說，搞垮蘇共的主要力量並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蘇共黨內的腐敗分子：由腐敗導致民心喪失，最終喪失政權。
未來10年，在我們黨正處在曆史上最興旺發達的時候懲治腐敗頑症，無疑是選擇了最佳的手術期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頒布的製度可以說不勝枚舉，為什麽腐敗仍屢禁不止？
懲治腐敗是一項世界性的嚴峻課題。不論東方還是西方，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貪汙受賄、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麵對腐敗的嚴重挑戰，世界各國政黨、政府都在研究預防和懲治腐敗的對策。
製度反腐是人類反腐的經驗總結和曆史選擇，在人類幾千年的反腐實踐中，曆朝曆代也製定過許多製度，為什麽最終都因腐敗而亡?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頒布的製度可以說不勝枚舉，為什麽腐敗仍如此猖獗？
改革開放以來頒布的法律製度，之所以對懲治腐敗的效果不佳，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製度設計不科學；二是製度執行沒有剛性；三是反腐敗工作沒有一部統一的綱領性法律。
要提高反腐倡廉製度的執行力，必須提高製度的質量和執行的剛性。一是製度設計必須持定“無賴原則”。在製度設計時，應有這樣一個假設，就是每個人都是“無賴”，隻有以硬性的製度製約，才能讓其規規矩矩服從公共利益。英格蘭著名思想家休謨提出，製度設計要從“最壞”情形出發，不能對人的“覺悟”心存僥幸。
二是製度操作必須具有可行性。製度是運用於實踐的，不是用來裝飾的。它必須具體、可操作，具有內在邏輯性。既有實體性要求，又有程序性規定;既有宏觀架構，又有微觀措施。要在實際工作中行得通、用得上。凡是具有“不可行性”或“低度效益性”的製度，都是可行性不強的製度，除了造成資源浪費和信譽流失外，沒有任何正麵效益。
三是好的製度應該上升為法律。隻有把製度變為法律，上升為國家意誌，才能強化製度的權威性和懲治性。讓遵紀守法者在全社會暢通無阻，使破壞法律者在全社會無路可逃。這樣的製度才稱得上科學的反腐製度。
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腐敗的發生有其特殊原因，因而懲治腐敗的措施和對策也就有所差異。中國的反腐敗有中國的特殊性，因此，中國應走中國特色的反腐敗之路。經過長達十多年的認真研究，筆者認為，當腐敗現象在中國尚未取代經濟發展成為社會主要矛盾前，采取措施遏製和懲治腐敗，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緊迫，既是現實之需，更是曆史之舉。
借鑒世界各國的反腐成果，中國特色的科學反腐製度，主要應包括家庭財產申報製度、金融實名製度、遺產稅和贈與稅製度、公民信用保障號碼製度、反腐敗國際合作製度五種，並以此為核心內容，製定和出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隻有科學設計和強力推行上述五項製度，出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使之互相配合、互相銜接、互相支撐，才能從根本上遏製腐敗多發、高發的態勢，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政治和經濟保障。
毋庸置疑，隨著以陽光法案——家庭財產申報製為代表的反腐製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的出台，中國社會將麵臨一場深刻的變革。
既然以家庭財產申報製為代表的反腐製度如此高效，那中國為什麽不用？
以家庭財產申報製為代表的反腐製度，實踐證明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科學製度，而中國懲治腐敗的方略，應該是建立在以家庭財產申報製為代表的科學製度上。對此，人們不禁要問，既然以家庭財產申報製為代表的反腐製度如此高效，那中國為什麽現在還不用?這裏麵既有深刻的曆史原因，更有複雜的現實原因。
曆史原因是：以君主專製為核心的倫理型政治，在中國占統治地位並長期延續。數千年來，人們可以對現存的政治狀況進行激烈的批判，主張各種政治改革甚至進行政治“革命”，但很少有人對這種以人治為基本特征的君主政治的根本點發生懷疑。君主專製、中央集權、自上而下的官僚網絡等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即使存在著政治腐敗現象，也不過是帝王、官僚的道德品質問題，關鍵在於使統治者——權力握有者保持或恢複他們內在的賢明、善良。之所以產生如此認識，都是基於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善。恰恰相反，在地球另一端的發達國家，為防止政治權力的擴張、壟斷和專製，卻進行著另一種探索，即建立法理型政治體製，全力謀求對政治權力的外部製約。所以如此認識，也是基於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惡。
顯而易見，發達國家與中國在防範權力異化、政治腐敗上所走的路線是有所不同的。但如何評價這兩種路線的社會效果呢?無疑，這兩種路線在其曆史發展中都有過自己的光榮，但從曆史必然性和現代社會發展的趨勢看，應該說，倫理型路線過於理想化，它將希望寄托在某些領袖的重視與官吏的自律上，因而往往隻能在某些時期或某些個人身上發生作用。中國古代的太平盛世大多出現在王朝之初，而其清官又寥若晨星便是最好的說明。
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的法理型路線則以其突出的穩定性、常規性而更貼近於實際。世界上所有清廉國家在近現代，幾乎無一例外地建立了一整套相關的法律製度，來防止、消除政府官員貪汙受賄、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其中諸多成功經驗足以證明廉政製度化的必要和可行。當然，在發達國家的發展曆程中，也有過政治黑暗和官員腐敗，但其主要原因在於製度的不完善與製度未得到切實執行。而這又從事物的另一麵向我們昭示：建立製度必須科學有效，執行製度必須具有剛性。
現實原因是：實行家庭財產申報製和金融實名製為代表的幾項製度，將使黨和國家麵臨三大風險。
一是政治風險。任何政治改革都是為政權鞏固服務的，但政治改革常常容易加速政權的喪失，這樣的例子在當今世界不勝枚舉。如時任韓國總統金泳三實行的金融實名製，導致兩位前總統的身敗名裂和自身的垮台;意大利、日本的反腐舉措使得政府內閣象走馬燈似地頻繁更迭等。
二是經濟風險。家庭財產申報製、金融實名製等製度的實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的出台，使腐敗成為一種“風險極大”而“收效甚微”的事情，使原有巨額的腐敗資金成為“燙手山芋”。俗話說，“狗急跳牆”。腐敗分子為了逃避法律製裁，必然想方設法掩蓋事實、轉移財產，勢必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國民經濟由此麵臨重大風險。
三是社會風險。曆史上許多動亂最初都是以反腐敗的名義發動的。腐敗現象的曝光和查處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執政黨的決心和勇氣，同時也使執政黨的公信力麵臨巨大的考驗，容易引發民眾不滿和社會騷亂，造成執政基礎動搖。
上述三大風險，對於一個正處於上升期的發展中國家，盡管有著不可確定的因素，但仍屬“刮骨療傷”之痛。正如一個身患重病的人，采取積極的手術治療可能有生命危險，但不動手術幾乎沒有希望。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在身體免疫力較強的時候冒險救治，其成功的例子不勝枚舉。同樣的道理，未來10年，在我們黨正處在曆史上最興旺發達的時候懲治腐敗頑症，無疑是選擇了最佳的手術期。
筆者最近出版的新著《科學製度反腐論》，對未來10年如何構建反腐格局進行了係統論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或許會有所啟發。挑戰一：腐敗問題突破民眾承受底線
160;160;160; 挑戰二：分配不公激化社會矛盾
160;160;160; 挑戰三：基層幹群衝突
160;160;160; 挑戰四：高房價與低收入矛盾
160;160;160; 挑戰五：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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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60;160; 挑戰七：環境危機凸顯
160;160;160; 挑戰八：人口老齡化矛盾凸顯
160;160;160; 挑戰九：大學畢業生就業困局
160;160;160; 挑戰十：主流價值觀邊緣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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