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報》13日刊文說，最近中國法院分別對兩起影響較大的涉外刑事案件做出了判決。判決有一個明顯共同之處:無論被告來自哪個國家，無論判決結果會引起國內外怎樣情緒，法院均嚴格依照犯罪事實和中國法律做出裁判。任何判決都不可能取悅於所有的國家和所有的人，但嚴格依法審理涉外刑事案件卻彰顯了難能可貴的司法理性。
文章摘編如下:
最近，中國法院分別對兩起影響較大的涉外刑事案件做出了判決。一起是英國公民阿克毛·沙伊克攜帶毒品案。阿克毛因攜帶4公斤海洛因入境，並被一審判處死刑。隨後，阿克毛提出上訴，二審法院於最近宣布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另一起是蘇州工業園區日本籍員工星野亮二殺人案。星野由於與某酒吧服務員李某發生感情和經濟糾紛，於今年7月4日對其連刺六刀，致受害者死亡。近日，蘇州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其無期徒刑。
阿克毛案宣判後，在英國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僅有媒體以阿克毛需要做精神病鑒定為由指責中國，一些英國政要也插手案件，向中方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而星野亮二案卻未在日本引起太多的關注，反而是在中國各大門戶網站的留言板上，有不少國內網友指責法院對日本人的處理太輕。
量刑依據中國法律
其實，日本國內對本國公民被中國法院判刑的關注程度一點也不比英國更低。2007年10月，日本籍男子森勝男因走私毒品在遼寧被終審判處死刑，同樣也引起日本各大媒體的廣泛報道。此案於2004年2月一審宣判後，日本也通過外交途徑向中國方麵請求減輕判刑，但遭到中方拒絕。
每當外國公民因從事犯罪活動在中國被判刑，其所在國媒體和政界對判決的反應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量刑的輕重。如量刑較輕，一般不會有明顯的反應；一旦量刑較重，就很容易引起對方的強烈反彈。二是中國法律與外籍被告所在國法律的差異程度。差異越小，判決一般不會引起太大的異議；差異越大，引起的異議自然也越大。以森勝男案件為例，被告在日本最多隻能被判處十多年有期徒刑，而依據中國刑法則最高可以判處死刑。阿克毛所在的英國早已廢除死刑，而中國由於國情不同，對包括毒品犯罪在內的嚴重刑事犯罪仍可適用死刑。
中外法律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差異也是爭議之源。依據英國法律，或許需要對被告進行精神病鑒定，而依據中國法律則沒有這種必要。在國內，公眾對判決結果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對被告所在國的印象和好惡。中國部分網民對“日本人”三個字是極度敏感的。一旦聽說有日本人在中國土地上殺人而未被判處死刑，多少會有一些不滿的情緒，甚至認為這是中國軟弱的表現。同樣，鴉片戰爭也一直是中國國民的心中之痛，而戰爭的發起者正是英國。當英籍毒販被中國法院判處死刑，大部分網民自然是拍手稱快。
法律決定被告命運
對外籍被告的定罪量刑究竟應該根據外國的輿論和要求，還是國人的情緒和反應呢？在法治社會，決定被告命運的隻能是法律。司法活動既不該受到外國的幹涉，也不該被國內公眾的情緒所左右。
阿克毛被判處死刑並非因為他來自於曾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的英國，而是因為其持有的毒品數量遠遠超過了中國法律所規定的可判處死刑的最低數量標準。未對其進行精神病鑒定，是因為他不具備中國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需對被告進行鑒定的各項條件。案件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能夠適用的隻能是中國的法律，不可能適用被告所在國法律。對森勝男的定罪和量刑也隻能依據中國刑法而不是日本刑法。
星野亮二被從輕量刑也是出於案件的情節和中國法律的規定。從現有報道來看，案件的起因是民間糾紛，被告的殺人動機有別於惡性程度更高的謀財害命、搶劫殺人等情形。被告在案發現場等待警方抓捕，可能被認定為自首情節。案發後，被告又積極賠償受害者家屬，並與其達成了和解協議。如被告為中國公民，依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完全符合從輕量刑的各項條件。在日本籍被告具備從輕情節時，法院的判決並未因民間情緒而忽視這些情節。即使並未受到像阿克毛案那樣的外來影響和壓力，中國法院照樣像對待國內被告一樣對待外籍被告，依法做出了罪刑相適應的判決。
兩起案件的判決有一個明顯的共同之處:無論被告來自哪個國家，無論判決結果會引起國內外怎樣的情緒，法院均嚴格依照犯罪事實和中國法律做出裁判。任何判決都不可能取悅於所有的國家和所有的人，但嚴格依法審理涉外刑事案件卻彰顯了難能可貴的司法理性。
與片麵迎合國內外某種情緒，屈從於某種壓力，或者滿足某種臨時性需要相比，堅持這種理性從長遠來看更有利於中國法治的完善，有利於讓中國贏得國際社會更多的尊重
文章摘編如下:
最近，中國法院分別對兩起影響較大的涉外刑事案件做出了判決。一起是英國公民阿克毛·沙伊克攜帶毒品案。阿克毛因攜帶4公斤海洛因入境，並被一審判處死刑。隨後，阿克毛提出上訴，二審法院於最近宣布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另一起是蘇州工業園區日本籍員工星野亮二殺人案。星野由於與某酒吧服務員李某發生感情和經濟糾紛，於今年7月4日對其連刺六刀，致受害者死亡。近日，蘇州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其無期徒刑。
阿克毛案宣判後，在英國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僅有媒體以阿克毛需要做精神病鑒定為由指責中國，一些英國政要也插手案件，向中方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而星野亮二案卻未在日本引起太多的關注，反而是在中國各大門戶網站的留言板上，有不少國內網友指責法院對日本人的處理太輕。
量刑依據中國法律
其實，日本國內對本國公民被中國法院判刑的關注程度一點也不比英國更低。2007年10月，日本籍男子森勝男因走私毒品在遼寧被終審判處死刑，同樣也引起日本各大媒體的廣泛報道。此案於2004年2月一審宣判後，日本也通過外交途徑向中國方麵請求減輕判刑，但遭到中方拒絕。
每當外國公民因從事犯罪活動在中國被判刑，其所在國媒體和政界對判決的反應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量刑的輕重。如量刑較輕，一般不會有明顯的反應；一旦量刑較重，就很容易引起對方的強烈反彈。二是中國法律與外籍被告所在國法律的差異程度。差異越小，判決一般不會引起太大的異議；差異越大，引起的異議自然也越大。以森勝男案件為例，被告在日本最多隻能被判處十多年有期徒刑，而依據中國刑法則最高可以判處死刑。阿克毛所在的英國早已廢除死刑，而中國由於國情不同，對包括毒品犯罪在內的嚴重刑事犯罪仍可適用死刑。
中外法律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差異也是爭議之源。依據英國法律，或許需要對被告進行精神病鑒定，而依據中國法律則沒有這種必要。在國內，公眾對判決結果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對被告所在國的印象和好惡。中國部分網民對“日本人”三個字是極度敏感的。一旦聽說有日本人在中國土地上殺人而未被判處死刑，多少會有一些不滿的情緒，甚至認為這是中國軟弱的表現。同樣，鴉片戰爭也一直是中國國民的心中之痛，而戰爭的發起者正是英國。當英籍毒販被中國法院判處死刑，大部分網民自然是拍手稱快。
法律決定被告命運
對外籍被告的定罪量刑究竟應該根據外國的輿論和要求，還是國人的情緒和反應呢？在法治社會，決定被告命運的隻能是法律。司法活動既不該受到外國的幹涉，也不該被國內公眾的情緒所左右。
阿克毛被判處死刑並非因為他來自於曾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的英國，而是因為其持有的毒品數量遠遠超過了中國法律所規定的可判處死刑的最低數量標準。未對其進行精神病鑒定，是因為他不具備中國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需對被告進行鑒定的各項條件。案件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能夠適用的隻能是中國的法律，不可能適用被告所在國法律。對森勝男的定罪和量刑也隻能依據中國刑法而不是日本刑法。
星野亮二被從輕量刑也是出於案件的情節和中國法律的規定。從現有報道來看，案件的起因是民間糾紛，被告的殺人動機有別於惡性程度更高的謀財害命、搶劫殺人等情形。被告在案發現場等待警方抓捕，可能被認定為自首情節。案發後，被告又積極賠償受害者家屬，並與其達成了和解協議。如被告為中國公民，依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完全符合從輕量刑的各項條件。在日本籍被告具備從輕情節時，法院的判決並未因民間情緒而忽視這些情節。即使並未受到像阿克毛案那樣的外來影響和壓力，中國法院照樣像對待國內被告一樣對待外籍被告，依法做出了罪刑相適應的判決。
兩起案件的判決有一個明顯的共同之處:無論被告來自哪個國家，無論判決結果會引起國內外怎樣的情緒，法院均嚴格依照犯罪事實和中國法律做出裁判。任何判決都不可能取悅於所有的國家和所有的人，但嚴格依法審理涉外刑事案件卻彰顯了難能可貴的司法理性。
與片麵迎合國內外某種情緒，屈從於某種壓力，或者滿足某種臨時性需要相比，堅持這種理性從長遠來看更有利於中國法治的完善，有利於讓中國贏得國際社會更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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