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瓜瓜的意識形態

鄧大人比較灑脫，因為他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而不是某集團某階級的父親或兒子。 毛大人缺乏這種灑脫：中國的農民革命是無以倫比的事業；農民的恥辱就是他的恥辱， 他的恥辱就是農民的恥辱。 總之，他就是農民和農民革命家的神聖化身。 可惜的是，數百萬農民，由於一些官僚在毛的“大躍進”運動運作失誤，在饑荒中倒下，失去了作人的最後一絲尊嚴。 毛感到痛苦，自我檢討， 退居二線。 沒過幾年，毛又感到了更大的痛苦， 他忍受不了文官係統對他的不敬--這是一場階級鬥爭--農民革命家對傲慢文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於是毛的 “政治方向第一”又使百姓和國家蒙受巨大災難。

鄧大人與一些文官和軍官終於明白，現代革命不是像李自成朱元章那樣簡單地打江山保江山，而是如何使經濟發展，並保正“民治，民有，與民享。”按照馬克思的革命理論，農民是個負數 （民族解放戰爭另當其說）；陳獨秀深知個中理由，毛也略有所知。 但毛是超級英雄，他要創造再創造曆史：“與天鬥，其樂無窮； 與地鬥，其樂無窮； 與人鬥，其樂無窮。” 由是，經濟的發展，百姓的福祉一鼓腦被拋到九霄雲外。 有個傳說，周總理聽到革命老區革命成功二十多年後，生活還極其困苦 ，幾人合用一條褲子， 流下了眼淚 。

幸好，毛走後的三十年，在鄧大人思路的引導之下，開拓的文官和明理的軍官勵精圖治，促進民生與經濟。 仿佛刹那間，數億農民不再饑寒交迫，江山變得如此多嬌， 一個衣衫襤褸的超級貧兒，搖身一變為衣冠楚楚的世界老二。

薄熙來不應忘卻文革時的黑暗，他媽臨死前淒慘的麵容，毛時代的貧窮和階級鬥爭無端的慘烈。 他應該知道，幾近90%的重大科學技術，大部分現代社會政治製度，現代生產商貿流通方式，都直接間接來自西方—馬克思主義來自西方。他應該知道，歐美不是黑暗一片， 那裏的創造力和人道主義會使任何一個細心的觀察者欽佩，萍然心動。 一個認真讀過“共產黨宣言”的共產黨人，不會忘記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之前，對其作出的讚美：“它在不到一個世紀中所創造的財富比人類過去所有世紀所創造財富的總和還多。” 馬克思斷言資本主義在經濟生產，人類知識智慧上，遠超黑暗專製愚昧的封建主義。 在切除封建主義毒瘤之前去建設共產主義，豈不得到個看似麻風病的崎形。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無論是經濟的， 文化的，還是政治的。 薄熙來不會做一個徹頭徹尾的保守政治家，如果他還記得，不到一百年前，封建的遺老遺少如何罵共產黨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走狗。 他應該知道，如果西方政治形態通通是洪水猛獸，那麽梁啟超，康有為，戊戌六君子， 孫中山，黃興，蔡鍔， 一並所有舊民主主義革命先驅，豈不全都變為西方的走狗。

當薄瓜瓜把政治改革人士指為“全盤西化”而成為西方走狗時，他大概是忘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先驅和不少共產黨人也曾投入孫中山旗下。 不錯，當時那些封建遺老遺少和一些“扶清滅洋”的農民英雄，確實痛恨一切西化。當然，健康的民族主義仍為必要；當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帝國分子對中國咄咄逼人之時，當西方部分記者文人和政客就“西藏問題”發出叫囂之時，我們斷然回擊。

世界的經濟與文化已進入全球化時代；中國的使命就是自信地融合他人精髓，補己不足，發揮自身優勢，力爭先進， 以平和豪邁的姿態為人類開延綿不斷的盛世太平。 我們仍處於一個充滿差異，矛盾，鬥爭的世界，但和平與發展早已是當今世界之主流。 中國正處於選擇的十字路口；曆史仿佛在呼喚：魅力四射，報負遠大的薄熙來， 會在保守主義的寵兒與改革開明主義的托兒之間，悟出中道。

中國在我們心中夢裏纏繞，中國何時會走出這個怪圈：文人怕槍杆，軍人怕筆杆。 所有真的假的，半真半假的， 或軍隊或文職的共產黨人，都應記住這句名言：“無產階級隻有首先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