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移民，去留之間
1992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翌年8月，國務院頒布《長江三峽工程建設移民條例》，確定了移民安置、安置區及淹沒區管理、移民資金使用管理和監督、扶持措施等一係列政策措施。中國當代由政府主導的、最大規模的移民工程隨之啟動。
據統計，水庫淹沒涉及湖北省、重慶市的20個區縣、270多個鄉鎮、1500多家企業，以及3400 多萬平方米的房屋。截止2008年底，政府組織和自主外遷的移民共計19.7萬人。
“三峽水庫淹沒處理及移民安置涉及範圍廣，移民數量大，持續時間長，具有特殊的複雜性和艱巨性，是一項複雜的係統工程。”國務院三峽辦移民安置規劃司負責人向《中國新聞周刊》做了這樣的表述。這次大規模移民，對於減載人口、緩解環境壓力起到了積極作用。
像曆史上的任何一次大規模移民一樣，搬遷的車輪滾動，隻意味著第一步的邁出。外遷移民需要一個漫長的適應與被吸納的過程。其中有一些人，因無法適應全新的生活環境，選擇回到接近故土的地方，被稱為移民的“返流”現象。“返流”的增多，伴生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
三峽“返流”人口有多少，目前尚無統計。以《中國新聞周刊》的調查可知，“返流”絕非個別現象。正如三峽移民問題專家雷亨順所言，對這一問題，必須正視並研究解決之道。
移民“返流”提出的是複雜的課題，既說明政策上有尚須跟進和完善之處，也表明外遷移民與遷出地之間需要更積極的融合。
三峽工程，顯露出的是中國人利用自然的魄力和智慧，以此魄力和智慧，應該可以很好地解決相關的社會問題。
惠州樣本
留守者的後移民生活
2002年8月31日，一輛專列搭載899名巫山人，抵達了廣東惠州。他們作為巫山縣最後一批三峽移民，被安排到13個移民安置點，開始了完全陌生的生活。
經過7年磨合，絕大部分三峽移民留守下來，但因安置地域不同，留守者的境遇也差異極大。少數人在當地飛速發展的“開發經濟”中受惠，土地上建起廠房，移民村蓋起高樓，廠租房租每月源源不斷；而另一部分人，則田地拋荒，為生計發愁。
唯一沒有變化的，是大家抹之不去的三峽移民身份
清早5點半，天剛蒙蒙亮，65歲的王德淵就下地了。他在街邊的荒地裏辟有一小塊地，種點家用的瓜果蔬菜。王德淵種地並不是為了省錢，這個已經蓋起6層樓房的移民村小組長，堅持這樣“活動筋骨”1個小時。
差不多同一時間，20公裏外的良井鎮移民村，移民王詩端已鑽進嘈雜的良井農貿市場。王詩端是去撿菜葉的，62歲的他要先給菜攤老板幫忙1個小時，末了，象征性地支付1塊錢，拎走10餘斤菜葉子，回家喂雞喂鵝，貼補家用。
年紀相仿的他們，都是重慶市巫山縣外遷三峽移民，2002年8月31日，他們和897名老鄉作為巫山縣最後一批三峽移民，搭乘專列抵達廣東惠州，被安排到13個移民安置點。
同在惠州，他們的生活境遇，卻多有不同。
房與地的煩惱
雖然都姓王，又同住巫山縣城，但在移民惠州之前，王德淵和王詩端的人生並無交集。2002年8月31日，宜昌始發專列，載著包括王德淵和王詩端在內的899名巫山縣三峽庫區移民，抵達他們人生的第二個故鄉——惠州。
按照當時國務院的安排，廣東省需要接收安置三峽庫區外遷農村移民7000人，廣東的肇慶、高要、佛山以及惠州四市，成為三峽移民的接收地。
趕在天黑前，899人被當地政府安排的大巴接回移民安置點。安置點以惠州市區為中心，分布在四周的13個鎮街。王德淵到了東北角的水口街道，薑華去了西南角的陳江街道，這兩個點離城區最近，有公交車直達市區。王詩端則去了良井鎮。
實際上，此前一年，外遷的移民就到過安置點，有的還是考察過多個點後，權衡利弊才簽訂協議。
起初，王德淵並不願外遷，老家在巫山縣巫峽鎮高塘村的他，做過人大代表、治保主任，“跟縣長、書記一起吃過飯”。為了移民的事，他曾兩上北京，後來思想工作做通了，他到惠州安置點考察，看中了水口街道，覺得“挨著東江工業區，開發得早，前景好”。
同年，薑華到陳江考察，安置點附近除了中央糧庫在建，一棟房子都沒有，規劃的移民村緊挨著鐵路，但因為一個叫“紅花嶺”的小山坡，連鐵路都看不到。地裏雜草叢生。“一個山坡，一塊荒地”。當時接待考察移民的領導承諾，不過10年，這塊地一定會開發。薑華3天走了4個點，臨走前，他在陳江第十九個位置簽下名字。
王詩端選良井，是他看到移民後的生活有奔頭，因為良井綜合市場就規劃在移民村的附近。
王德淵和老鄉們在惠州的移民生活，是在熱鬧、喜慶中開始的，當晚，13個鎮街的主要領導都參加了歡迎宴。薑華所在的陳江鎮，擺了整整10桌，鎮委書記帶著妻兒來給村民接風。移民村的安置房內，灶上用的連菜板、菜刀都有，薑華說，“就差開火過日子了”。
但也有小插曲，第一天夜裏，潼湖鎮的移民村，小偷在窗戶外，勾出村民的褲子，偷走了裏麵的手機。更大的問題，是在移民拿到入戶的鑰匙之後發現的。
王德淵至今記得，鑰匙交給村民，進屋後，看見門窗的結合處有裂縫，“寬的地方能塞進去一節煙蒂”，當場就有村民哭了。
按照《廣東省安置三峽庫區外遷農村移民實施方案》，三峽外遷移民人均擁有20平方米的住所，采用混合結構、二層基礎、鋁合金窗(加鐵防盜網)、外牆貼馬賽克。
天亮後，細心的村民發現，有的安置房基礎下沉。一打聽，惠州13個移民點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安置房質量問題成了移民們剛到惠州前兩年的頭等大事。
2004年，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以“安居房變成豆腐渣”為題曝光此事，負主要責任的原惠陽區移民辦主任、區三峽移民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何光胡，後因受賄38萬元獲刑13年。事後，當地政府很快拿出了修繕方案。
除了房屋質量，另一個焦點問題就是安置土地，各個移民點對此也展開了各自的努力。同樣根據《廣東省安置三峽庫區外遷農村移民實施方案》，王德淵和他的移民老鄉，每人擁有9分耕地。
據多個移民點的村民相互印證可知，考察簽訂移民協議時，接收點都指定過一塊“讓人滿意”的耕地，但移居到當地後，政府都會借“沒有征到這塊地”等理由，重新劃一塊土地給移民村。
在潼湖鎮移民村，政府以同樣理由另安排了一塊地，離村民小組7裏多路。村民不願意，導致3年時間沒有土地種。由於多年包車往返惠州反映問題，前後十四五次，每人湊錢已不下六七百塊。該糾紛最後以村民的勝利告終——每人劃了5分地，潼湖鎮移民村小組一共71人，剩下的近30畝耕地，政府給了1萬平方米的工業用地，71人平分，但招商很困難，沒有人租用。
薑華所在的陳江鎮，後來也重新劃了一塊地，但在高壓線下，土質差，“天旱時討不到水，大雨時又討不到收成”，村民不要，鬧了很久。薑華所在移民村遷入22戶70人，安置耕地63畝，後來，陳江鎮政府答應，斥資200多萬，給移民村建起 3100個平方的廠房，在竣工之前，政府還向移民村發放1.5萬元的生活費。
移民村地裏同樣立著高壓線鐵塔的良井鎮，其命運就遠不能與陳江鎮相比了。良井鎮移民村共23戶69人，安置耕地62.1畝，移民整7年的時間裏，隻有2003年曾以230元/畝的價格租給他人種西瓜。後來，因村小組長拿承租者回扣、低價出租耕地遭到村民抵製，這62.1畝地就荒了下來，至今，地裏雜草足有半人高。現在，王詩端和村民在村口拉起紅色橫幅，打出土地招租廣告，但也鮮有人問津。
危房加上土地問題，讓人無法安居樂業，用王詩端和留守村民喬光輝的話說，“移民找不到生活”，良井鎮出現大量移民返流。
2003年，良井14號房的劉長康一家4口，移民惠州不到一年，就率先離開惠州，回巫山去搞養殖業。緊接著，小組村民紛紛加入回鄉隊伍，到2004年上半年，23戶中返流17戶。甚至有兩戶賣掉了安置房和宅基地，一套2人的房子，賣了4.3萬，一套3人的房子，賣了8萬。
良井成了惠州13個移民點中返流最嚴重的鎮。在王詩端看來，返流者有相似的特點，比如有比較殷實的積蓄，老家還有房子。
現在，良井鎮移民村剩下6戶留守，那些離開的人偶爾也會到良井來，不過，他們不把這當作“回家”，隻是來看現狀變了沒有。
13個移民點中，更多的移民還是選擇了留守。
有抵牾，亦有溫情
在陳江鎮坐“摩的”，讓駕駛員去“陳江街道辦事處勝利村紅花嶺村民小組”，大多數不知方向，但如果說“三峽移民村”，司機二話不問，拉著就走。
薑華2001年考察時的那個小山坡，當地人稱“紅花嶺”，移民村因故得名，現在，小山坡早已在工業化的鏟車下消失，移民村兩排對門的安置房，也在工業區開發的浪潮中，形成一條商業街。
街麵不到百米。8月19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現場數了數，對門的鋪麵，有2家網吧，2家藥店，2家卡拉OK廳，3家川菜館，多家士多店。移民房的大門牆上，都貼著打印的已經泛黃的出租單間廣告。還有的村民正在給房屋加層。
陳江移民村最高的建築，是2棟5層的樓房，都與薑華有關，一棟是薑華貸款建的，一棟是其女婿自建的。他到惠州後成了移民村的小組長。“我這還不是惠州移民發展得最好的，”薑華很謙虛，他推薦王德淵所在的水口移民村，“整個工業區的夜市都搬到了他們村的樓下。”
薑華做村民小組長這幾年，每年有兩次外出旅遊的機會。這是薑華移民前未曾想到過的，盡管年輕時薑華開大貨車跑過全國一些省市，但2006年的泰國遊，2007年的重慶遊，著實讓薑華過了把癮。
現在，薑華、王德淵和王詩端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而剛來的時候，他們隻會說巫山的家鄉話，而村裏、鎮裏開會，都說客家話，聽不懂，“開會打瞌睡，當啞巴一樣”。散會後，還要包村的幹部上前用普通話解釋。
移民早期，因語言障礙，陳江移民村還差點走丟一個老人。村民向家亮跟兒媳一起移民惠州那年已74歲，駝背，不會說普通話。到惠州後，老人閑不住，整天出門撿垃圾，一天早上出門後，幾天沒回家。
村民們足足找了3天，四處散發尋人啟事，沒有找到。後來，向家亮蓬頭垢麵回了家，原來他是撿垃圾走到一個大工廠的後麵迷了路，不知移民村地址，說話當地人又不懂。
在陳江，差不多半年後，移民就慢慢習慣了普通話，70個村民，會說普通話的占80%以上。但包括薑華的妻子在內，也有一部分人不會說普通話。“這跟他們的圈子局限在家庭有關。”薑華說。
在《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隨機走訪的5個移民安置點中，幾乎無一例外曾發生過移民怒砸菜販秤杆的事情。
2009年9月3日，移民惠州的第三天，紅花嶺小組一個村民去陳江菜市場買了5斤豬肉，回家複稱發現，竟然少了1斤6兩。村民回到市場評理，老板不承認，該村民一怒之下砸掉了賣肉的秤和案板。派出所現場調解之後，農貿市場豎起了“假一賠十”的牌子。水口、良井等鎮街也相繼發生類似小衝突，最終都得以化解。後來，菜販們知道是三峽移民，就再也不敢“短秤”。
三峽移民和當地村民的關係也很微妙。在王詩端看來，感覺當地人“比較排外”。王詩端家的斜對麵，是一家惠州本地人開的麻將館。3個本地人“三缺一”的話，也不願意跟移民一桌的。“我幾年沒去麻將館了，”
這種微妙的關係同樣存在於小孩子之間。
45歲的劉慶念，老家在巫山縣巫峽鎮秀峰街，在良井移民村靠幫別人開車為生。劉慶念說，兒子14歲，在良井宏基小學讀5年級，回家常訴說同學叫罵他“北佬”( 外地人——記者注)，並經常遭到當地同學的欺負，打罵，覺得很委屈。
潼湖鎮移民村饒友會的兒子，讀職業學校，讀了2年多，與當地學生搞不好關係，2007年，家人隻好把他送回重慶讀書。
但也有例外，馬安鎮移民村小組長袁誰興的獨女也在當地上學，沒發現本地人欺負移民小孩的情況，他女兒跟當地的小孩學粵語，當地小孩跟她學四川話。
某些情況下，移民們也感受到了當地的特殊關照。在良井鎮，42歲的王南秀是三峽移民，兩個女兒在當地中學讀書。2008年9月15日，王南秀患病多年的丈夫死在醫院，家裏窮到無錢下葬。禍不單行，2009年3月，王南秀檢查出子宮癌，做手術需要8萬元。
熱心的王詩端寫了募捐倡議書，得到了居委會支持和各方響應，良井鎮農辦捐款5000元，民政辦捐款5000元，良井慈善會給了1萬元，惠陽移民辦給了 2000元，兩個女兒的學校也發起捐款，最後，籌集善款3.8萬——裏麵來自鎮上街坊鄰居民間捐助超過5000元。獲悉患者的移民身份後，醫院也給予最低收費，第一期醫藥費降到4萬元。現在，王南秀已回家休養，等待第二期治療。
習俗：堅持的與改變的
在移民村，許多習俗還依照老家的規矩。尤其是建房、結婚、嫁女兒這些大事，都會特意“挑日子”，村民會打電話回巫山老家，請專門的風水先生擇吉日。
2006年4月24日，薑華的新房開工，也是提前在巫山老家找一個算命的先生，定下農曆2月18 日破土動工，按本地的風俗習慣，燃放鞭炮。小兒子2005年結婚擺喜酒，請老家的算命先生挑“良辰吉日”。這在整個移民村是相同的習俗。
每年的農曆七月半“鬼節”，村民都會像在老家一樣，早早地買回紙錢，在門前沙地上，用樹枝畫幾個圈，擺上寫著老人名字的紙錢，旁邊還倒上一杯酒，麵朝北方——老家的方向，作揖，有的還會跪地磕頭，口裏默念過世老人的名字：“爺爺，孫兒給你燒錢了，來領哈。”“經濟不寬裕，給你燒的就這麽多了，希望老人們諒解。”
端午、中秋、春節，開飯前，會有這樣一個簡短的儀式：擺好碗筷，嘴中輕聲默念，對過世的三代親人說：“今天過節，來這裏吃飯。”
有一種村民間迷信的說法，擔心惠州離巫山路途遙遠，在惠州燒紙錢過世的老人們收不到，每年清明，還會專門打電話回家，叫親人代自己掃墓，上香燒紙。
在薑華家廚房裏，懸掛著幾大串極富川渝特色的臘肉香腸，那是專門從老家帶來的。
薑華喜歡巫山老家的臘肉，幾乎每年都會叫親朋買好送過來。最初幾年，巫山沒有到惠州的長途汽車，就讓送到東莞樟木頭，薑華花7元錢坐公交車，或者花七八十元包出租車，去東莞取回。2008年，薑華專門在巫山買好一頭豬，叫親戚殺了熏好，送到惠州。
惠州當地有媒體報道，三峽移民隻抽老家的葉子煙，“每年會跑回老家去，一帶就是二三十斤，管一年，如果不回老家，也會讓朋友想辦法帶。”
在某些習慣被頑強保留的同時，味蕾的變化也在悄然發生。幾乎所有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的移民都表示，這幾年在飲食方麵，口味清淡了很多，不能再像老家一樣吃辣了，這或許與廣東當地的氣候和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同時，廣東以煲湯聞名，記者驚奇地發現，無論是在家裏做飯，還是上飯館，移民的桌上都會先上一大鍋煲湯。
還有一些人，選擇了積極的融入方式，薑華就是其中一個。
薑華能在當地建立自己的交往圈子，除了村民小組長的身份，還跟此前的工作經曆有關，“移民前，我在巫山縣公安局開車，喜歡交朋友。”
去本地人家，或者去政府職能部門辦事，主人會泡壺功夫茶給客人。雖然在老家喝綠茶、茉莉花茶，但薑華決定入鄉隨俗，喝起了廣東的功夫茶。
2006年農曆11月20日，薑華搬進新家，在添置沙發、彩電、音箱的同時，還專門花600多元買回包括茶杯、茶幾在內的整套功夫茶具。這在整個紅花嶺移民村，乃至惠州13個移民點，都屬第一例。
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的兩天，薑華都會從茶幾內翻出茶具和茶葉，一邊泡茶一邊向記者強調，“這是鐵觀音”，“當地工廠老板送的”，“好幾百元一斤呢”。但記者注意到，與丈夫截然相反的是，薑華的妻子捧著一個大塑料杯，泡上滿滿一杯茶葉，放在桌上透涼，口渴了就大口喝茶。妻子並不阻止薑華，隻是在薑華略顯生疏的泡茶間隙，捂著嘴偷笑他“做樣子”。
薑華喝功夫茶的消息，在惠州的移民圈子裏已不是什麽秘密，很多老鄉也隻是一笑置之。“喝功夫茶，不習慣，也蠻反感，要是來5個客，主人還搞不贏呢。杯子小，一口喝完，不過癮。”王詩端說，喝功夫茶是有錢人在玩味。他還是習慣捧著茶杯，喝老家的蓋碗茶。
出路與歸宿
三峽移民的後期生活補助，全國統一標準，從2002年移民惠州開始，每人每月100元，持續一年半。但是不同移民點對安置耕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帶來了移民生活的巨大差異。
2003年10月，陳江鎮政府和移民村談好條件，政府出於照顧移民考慮，提出土地換廠房，解決移民生活來源，鎮政府每個月付移民村1.5萬元廠租，每人 200元/月。一直到2004年12月廠房出租。到2005年，大量工廠湧進紅花嶺村民小組所在的工業區，村口的德高電子廠規模不小，開工時招收管理層和員工1500多人，移民村每家每戶把1樓改成鋪麵，租給別人開檔口。
那時，薑華的房子還沒有蓋起來，因為門麵走俏，薑華曾把自己一樓60平方米的房子以1500元的價格租給湖北人開飯館，自己搬到附近租房住，三室一廳房租500元/月，就這樣，一個月賺取差價1000元。
從2004年12月份開始，移民村接手3100平方米的廠房，租金每月7.5元/平方米，每月23250元，全村70人，分成70股，“新生的沒有，死掉的還有，25年不變”。按這樣的標準，每人每月可以分到330元，這也是22戶70個村民的主要經濟來源。
現在，除了每月的330元，從2006年的6月30日起，國家每人每月補貼三峽移民50元，一年600元，財政撥款，直接打到村民的賬戶上。
張家成給《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算了一筆賬，全家5個外遷人口，每月收廠租1650元、國家補助250元、一樓門麵租金1000元，如果單間還有人租，那一家人每個月的收入不會少於3000元。值得注意的是，張家成隻蓋了兩層房，而薑華、王德淵的樓房則加到了5層和6層，他們每個月的收入更可觀。
大多數移民點像王詩端一樣，除了羨慕陳江和水口的驚人變化外，隻能望塵莫及。良井鎮的安置耕地被列入了農田保護區，即使打出的招租廣告見效，一畝租金也不過幾百元，相當於陳江或水口一兩個月的廠租收入。馬安鎮移民村的安置地劃分成兩塊，一塊31畝，挖做魚塘，用於出租，250元/畝，租期20年。剩下 32畝地，發下戶，租給別人種菜，每畝300元/年。
在良井鎮，喬光輝是6戶留守者之一，“一個人掙錢，7口人吃飯”。2004年，喬光輝在村裏開了一家發廊，但也因此而不得安寧日子過。
除了開發廊，還有村民開“摩的”自謀生路，王詩端上了年紀，隻好買回雞鴨養，以貼補家用。
對於未來出路的發問，其實不光喬光輝，就連“收入頗豐”的張家成，也感覺“現在懸在半空中一樣，沒有底”。土地沒了，廠租哪天沒有了，就沒經濟來源了。國家後期移民補償，20年，每月50元，他說“買鹽巴差不多”。
上了年紀的老人，則在為死後葬在哪裏犯愁。
“故土難離，落葉歸根，對巫山移民來說，死也要死在巫山老家。”張家成說，惠州是下一輩的根，父母的屍骨在重慶，我們的根還是在巫山的山坡上。
骨灰送回老家也不是長久之計。王詩端說，有錢的人，出得起運費，能送回去，那出不起運費的呢？2008年9月15日，良井移民村63歲的楊錫祿病死在醫院，火化後骨灰一直停放在殯儀館，主要原因是沒有安葬的地方。
講究落葉歸根的不僅是老人。2006年初，薑華的女兒在陳江因感情原因喝農藥自殺。火化後，按女兒生前要求，薑華把她送回老家安葬。運輸並不方便。薑華把女兒的骨灰放進紙盒裏，再用衣服包著上火車，悄悄送回巫山，根據巫山當地的風俗，埋在了舅舅的墳地上。
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落葉歸根，潼湖鎮77歲的饒幫萬想的是跟著子女走，離開巫山那會兒，他甚至把已經準備好的棺材都賣掉了，鐵了心要留在惠州，埋在惠州。“今後，子女也有個望頭，後輩也有燒錢的地方。”
饒幫萬得知“燒了壇子都沒有放的地方”，有些急了，希望劃塊山出來，放骨灰壇子，“上一屆政府答應，一定會解決。但現在換屆了，再去找，遲遲沒有解決。”
關於安葬地的問題，早在2007年，王德淵就以移民代表的身份寫報告給廣東省移民辦，“但一直沒有回音”。“墳山的問題，是一個大問題，需要研究決定，再作答複。”這是王德淵得到的答複。
最近，良井鎮的王詩端腦子裏亂糟糟的，天天晚上在做夢。昨晚，夢裏在部隊上跑步，越跑越開心，越跑越有精神，醒來又覺得走投無路。前天晚上，夢見在老家縣城做生意，醒來還是一場空。
漂在曾經的故鄉
——部分三峽移民”返流”之後
世紀之交，何貴珍一家像許多鄉親一樣，離開位於重慶巫山縣的故鄉，滿懷憧憬地遷往湖北荊州。他們是三峽庫區14萬外遷移民的一部分；不久，他們中的一些人陸續返回重慶，被稱為返流人群。
家園需要重新建立，生活依然吃力。他們覺得“家鄉畢竟認識的人多些，熟人多了路好走”。
一天的大多數時候，何貴珍總愛叼一根三塊錢一包的紅梅牌軟白香煙，站在家裏靠窗的位置，眺望河對岸，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那裏曾經是我的家”，手指的地方，早已被升高的水位淹沒。
今年45歲的何貴珍原本隻是重慶市巫山縣巫峽鎮早陽鄉的一名普通農民。曆史賦予了他和一群龐大的遷徙人群新的名字：三峽移民，這就注定了他們的人生將不隻會寫進宗族的族譜，更與國家的史冊有了一瞬的重疊。
自1993年正式實施移民搬遷安置工程至今，三峽庫區已搬遷安置移民127萬人，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的人口，其中外遷移民14萬。
與大多外遷的三峽移民稍有不同，何貴珍“返流”了，也就是從外遷地又回到了故鄉，戶口留在了外遷地。
何貴珍將麵臨一係列難題，譬如戶口問題，以及與此關聯的子女教育問題、養老保險問題等等，“成了無家可歸的娃兒”。盡管如此，何貴珍仍然不願回到遷出地，“日子苦，但是家鄉讓我覺得安全”。
去而複返
何貴珍一家的戶口現在屬於湖北省荊州市川店鎮古鬆村。39歲之前，何貴珍從未離開過家鄉——重慶市巫山縣巫峽鎮早陽鄉東坪二組，去過最遠的地方就是陸遊筆下的“蜀東壯縣”巫山老縣城。坐船出門，4元錢一趟，一個小時就能進城。
記憶中的家是這樣的：“我們村建在半山腰，我家有一棟百來平米的平房，每人分得一畝地。”何貴珍一家三口人，妻子黃世梅，女兒何丹，相依為命。
7歲時，何貴珍下河炸魚，不慎炸斷了自己的半隻右手，基本喪失了勞動能力，但這並不妨礙他生活得舒心。何貴珍所在的巫峽鎮早陽鄉東坪二組地處小三峽風景旅遊區，1991年，長江三峽、巫山小三峽雙雙被評為中國旅遊勝地四十佳，也是全國首批AAAA級景區。巫山旅遊日接待能力達8000人以上，年接待遊客100萬人次以上，是全國的旅遊大縣。
因為遊人眾多，從縣城裏批發一些工藝品回村賣給遊客，一個月就能掙兩三千塊錢。按照村民何付雄的回憶，搬遷之前，這幾乎成了村裏主要的謀生手段。
“隻要你夠勤勞，生活是不錯的。”與何貴珍同村的何貴林，也常常懷念在老家的日子，“我們就算每天賣一籮筐紅薯，每個一元錢，賺四五十元錢也不成問題。”
1992年4月3日，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三峽工程采取“一次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的建設方式，水庫淹沒涉及湖北省、重慶市的20個區縣、270多個鄉鎮、1500多家企業，以及3400 多萬平方米的房屋。
在政府組織的正規化依法外遷開始之前，何貴珍所在的巫峽鎮早陽鄉東坪二組的118名村民，就邁出了自主外遷的步伐。
“當時村裏的一名幹部王桔跑來告訴我們，來湖北吧，要田劃田，要房分房。”何貴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中間人”王桔早年就從早陽鄉搬到了湖北，全家在湖北省荊州市一處農場紮了根。
何貴珍思忖，要響應國家政策的號召，搬遷是遲早的事。37歲的村民何貴林也認為，“荊州市地處江漢平原，交通應該比較發達，適合發展”。村民們開會一核計，把這事給定了下來。於是，從1998年開始，這118名移民就陸續將戶口遷到了湖北省荊州市及其下轄的各鄉鎮。
搬遷的直接“好處”，換來了每人16000元的生產安置費。這筆生產安置費是動態的，也就是說因搬遷地、移民情況等有所差異。
“除了投親靠友，大多數自主外遷的移民都是由中介介紹的，中介情況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繞過政府的民間行為，埋下了很多隱患。”三峽移民問題專家雷亨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政府組織的外遷工作，始於1999年5月召開的三峽工程移民工作會議。政府作出了“鼓勵和引導更多農村移民外遷”的政策調整，經過與上海、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11個省市協商，同意將重慶市和湖北省的12.5萬三峽庫區農村移民，向這11個省市及重慶和湖北的非庫區縣外遷。從巫山遷到廣東省惠州市良井鎮的黃義清和同行的69名移民，正是政府組織的“大遷徙”浪潮中的一朵浪花。
相對於自主外遷，政府組織的外遷“好處很多”，比如政府會給外遷移民建移民村，分給每人25平米的住房麵積，在外遷地做生意，還享受三年不交任何費用的政策優惠。
因為村裏還沒有完全被淹，何貴珍一家一直捱到2003年年底才收拾包袱搬到湖北荊州市川店鎮古鬆村居住。
“把家裏能帶的東西都帶出來了，當時就想一頭紮根在那兒，再也不回來了。”臨行時，何貴珍在自家後山埋下穿了多年的黑土布鞋，算是留給家鄉的一點念想。
“日子怎麽過？”
“剛一來，我們就想走了，很失望。”說話的是何貴珍的妻子黃世梅，因為幼年一場疾病落下的病根，黃世梅左眼失明，隻有右眼能看見。
“當初的承諾，沒有一項兌現的。”何貴珍接過話茬。按照當地政府當初的承諾，隻要三峽移民搬遷到湖北，就會有現成的房屋和土地供其居住和耕種。一家人到了古鬆村，沒田種也沒房住。花了22000元買下當地村民的一套二手平房，才換來了兩畝八分地。種上稻穀，這些稻穀就是家裏主要的糧食來源。
“日子怎麽過？”
何貴珍夫婦想到了“打菜”，也就是從農民手中批發蔬菜，再擺攤轉手來賣，一天掙十來塊錢，勉強度日。過了半年光景，“打菜”的日子眼看著也維持不下去了。
一家人難以忍受的，還有寂寞。妻子黃世梅幾乎不和當地居民交流，過著深居簡出的日子，隻是逢年過節到同村搬去的移民家串串門，而其時7歲的女兒何丹，也很不適應在古鬆小學的讀書生活。“大部分都是湖北本地的，我說不來湖北話，合不攏。”何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很想念家鄉的小夥伴，在那裏，她很孤單。
令何貴珍不悅的還有，古鬆村早年成立了一個信用合作社，當地政府要求每人交500塊錢的安置費存到合作社，並承諾每月都會付利息，何貴珍一家三口，交了1500元。合作社垮台以後，本金打了水漂，更別提利息了。
移民何貴林回憶，他2004年到北京打工，公安局例行查戶時，發現他的身份證在電腦上竟“查無此人”，將他關了24小時；後經打電話到古鬆村核實，才了結此事。“戶口根本沒有給我們上！”何貴林很是氣憤。古鬆村這批巫山移民的戶口補辦手續，直到2006年才落實。
類似的遺憾也發生在黃義清等人身上。2002年，家住巫山老縣城的黃義清和同鄉劉長康、李德生等69位移民搬遷到了廣東省惠州市良井鎮。到了惠州，包了幾輛車趕到位於良井鎮的移民安置點。
“心都涼了半截。”65歲的黃義清搖搖頭，呈現在他們麵前的移民安置房是兩排孤零零的平房，玻璃窗上還有很多泥灰沒有擦幹淨。
有著十幾年網箱魚養殖經驗的劉長康頗具生意頭腦，他原盤算在良井鎮開開飯館，做做副食生意，大展拳腳一番，“誰知那裏工廠少，沒有人氣，人旺不起來。”做生意的念頭也就很快打消了。
因為語言不通，移民們基本不與本地村民交流，而與本地人的隔閡也隨處可見。黃義清舉了一個例子，“屋子隻有一層，我們就把飯端到壩子裏來吃，一些幹部、社員就騎摩托車來，像看猴一樣看我們吃飯。”
當然，這種“不適”感也是有個體差異的。同樣是被安置到同一村子的移民，有的選擇了返鄉，有的還是紮下了根。
艱難的回家路
2005年5月，妻子黃世梅的娘家叔叔去世了，何貴珍一家連夜趕回了巫山。這是搬遷後何貴珍第一次回到家鄉。這一回，就再也挪不動了。
此前，同村的何貴林帶著一家四口已經從湖北省荊州市川店鎮古鬆村回到了巫山新縣城。送行的時候，自稱多年沒有掉過淚的何貴珍，硬是伏在何貴林肩上痛痛快快大哭了一場。“當時就埋下念頭，我們遲早也是要回的。”何貴珍說。
回巫山的前夜，何貴珍把在湖北置辦的房屋以6500塊錢的低價賣了，而這筆錢，隻是當初買價的三分之一。“這麽一來二去的折騰，家裏的錢都花光了。”何貴珍歎了口氣。
據統計，東坪二組遷到湖北的118人，隻有十來人還留在湖北，其餘的人都回了巫山。
然而，回家的路並沒有想象中簡單。
三峽大壩蓄水水位逐年升高，曾經的家，早淹沒在滾滾江水間，依山而建的巫山新縣城，多了些繁華，卻讓“返流”的移民少了些親切感。
沒有房住，何貴珍一家就在巫山新縣城平湖路的碼頭上，搭了一個棚子，用油布撐起來，一住就住了兩年。“夏天熱，冬天冷，太難過了。”妻子黃世梅說。
水位不斷升高，碼頭也無法安身了，何貴珍一家上岸，先是寄住在親戚家，2008年才搬到了現在的“家”。“家”是與人合租的，在巫山縣平湖西路的一幢八層老樓內，每年1900元的房租。
這間15平米的逼仄房間內，豎放著兩張床，中間用一些衣物、棉被和書籍堆砌起一米高的“隔斷”，這也是何貴珍家的全部家當。女兒何丹就睡在靠窗的那張小床上，何貴珍夫婦睡另一張雙人床。“女兒一天天大了，很多不方便。”黃世梅歎了口氣。
12歲的何丹是個十分沉默寡言的女孩，采訪的大多數時候，她隻是靜靜地發呆，隻在記者問起她未來的理想時，何丹才微微顯出一絲憧憬，“讓爸媽住一套好房子，在大城市裏住。”
或租房，或投親靠友，成了這群”回流”三峽移民解決住房問題的主要途徑。
黃世梅現在是家裏唯一的收入來源。2008年，經熟人介紹，黃世梅去了縣城裏一家洗腳城工作，一個月2000元收入。喪失勞動能力的何貴珍，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家燒水做飯，做好妻女的後勤工作。
45歲的鄧以柱2000年從湖北鬆滋回到巫山縣城，一家五口在巫山縣城的平安租賃站租住了一套60平米的房子，年租金4800元。與何貴珍家相似的是，鄧以柱也是家裏唯一的收入來源，如今，他在縣城一個建材租賃點做搬運工，每天裝10車，每車1噸，每車掙2塊5，月收入在1300元左右。
像這樣的“一頭擔”家庭，在“回流”移民中不在少數。還有一些家庭，丈夫或妻子一方留守縣城，另一方就去沿海打工。
37歲的何貴林，家裏有兩個尚在讀書的女兒和一個老人，妻子2003年就去廣東佛山玩具廠打工，常常是一兩年回來一次，何貴林就在縣城濱江路買了幾輛自行車，晚上7點開工向遊客出租，一直忙到半夜收攤。“能勉強把生活維持著走。”何貴林說。
生活依然是吃力的，但是很少有一個“返流”的移民願意回去，“家鄉畢竟認識的人多些，熟人多了路好走。那邊(遷出地)沒地沒房，還要受氣，日子更不好過。”何貴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不被故鄉“承認”的人
2006年的一天，65歲的黃義清出門不慎摔斷了兩根肋骨，小兒子找到了巫山縣政府，想谘詢醫療費的問題。“某處負責人直接大手一揮，把我們擋在了門外，說了一句，你們是廣東人，我們管不著。”黃義清心裏咯噔了一下，祖祖輩輩在巫山生活了這麽多年，第一次被人稱為“廣東人”，感覺別扭極了。
此前，“返流”的黃義清一直住在小兒子家，靠著家裏兩個兒子每人300元的生活費過活。相似的情況發生在57歲的黃湘秀身上。2002年，黃湘秀和老伴“隨大流”從廣東省惠州市良井鎮回到了家鄉巫山，住在大女兒家中，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每人出200元，負擔兩個老人的生活費。
同樣“返流”的楊於林，回到了老家巫山縣巫峽鎮桂花村，與91歲高齡的老父親、63歲的殘疾哥哥相依為命。家裏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楊於林兩個在廣東打工的兒子每月寄來的600元生活費。
因為沒有養老保險，子女接濟幾乎成了這些老年人唯一的經濟來源。
黃湘秀很是羨慕曾是鄰居的韓長坤。因為是就地後靠(三峽移民政策中的一種，就是原來在庫區住的人，搬到後移的新建的縣城或者就在自家原來的山上，沒有被淹沒的地方)，63歲的韓長坤不僅有養老保險可以領，還有每月1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費。“錢不多，但生活還是要‘鬆活’些，”韓長坤說。在重慶方言裏，“鬆活”的意思是輕鬆。
同韓長坤一樣就地後靠的巫峽鎮桂花村村民楊世連，把家安在了巫山新縣城，靠著活絡的生意頭腦，在縣城的繁華地段神女大道開了一家咖啡館，“月入七八千不是很難的事。”楊世連頗為自豪。收入已是相當不錯了，憑著本地戶口，楊世連一家四口每人還能領到最低生活保障費，共計每月400元。
“湖北人“的身份，對於何貴林的意義，就剩下還能領到每年每人600元的後期扶持費，總計扶持20年。
對於何貴珍一家而言，更嚴峻的問題是女兒何丹的學費。因為是“湖北人”，12歲的何丹在巫峽中學就讀，得交7000元的議價費，而每月2000 元的家庭收入，實在是杯水車薪。“我們很多人都是貸款讓娃兒去上學的。”“返流”移民何貴林，麵臨的是上初中的大女兒7000元、上小學的小女兒5000 元的議價費。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高考，因為戶口不在巫山，這批“返流”移民的第二代，將回到戶口所在地考試。
“現在沒有返流的具體數據，但是可以肯定，如果返流移民增多，勢必會影響三峽庫區的排汙量和環境容量，還會給該地區帶來一定程度的就業壓力。”重慶大學環境工程設計研究所所長王裏奧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重視返流問題，
淡化“移民”概念
——訪三峽移民問題專家雷亨順
“中國的移民問題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千萬不能隻根據某些好的例子就說它真的是好，一些壞的例子，就完全說壞，這需要很慎重，中央現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越來越不一樣。”
雷亨順，重慶大學教授。長期關注三峽工程，連續17年前往三峽庫區調研，提出了“三峽庫區生態經濟區”等一係列關係重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對策建議，研究三峽庫區移民安置、環境保護以及庫區可持續發展等課題。
“外遷的思路我認為本身是對的”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麽看三峽移民異地外遷的模式？
雷亨順：外遷的思路我認為本身是對的。因為整個三峽庫區的地理環境、地理條件、容納汙染的容量，相對來說是不夠的，就隻能想辦法擴大環境容量。但是擴大環境容量又受限製，不是人力所能完全改變得了，所以就爭取在重慶庫區以外去安置。
但是各個接收的11省市背景各有不同，經濟條件也不一樣。比如上海，經濟實力強，而且在人文關懷方麵工作也做得比較細、比較好。
滿意當中有沒有問題呢？也有，但是這些問題不是移民工作本身造成的。舉例來說，我們今年再次去上海調研，就找到了七年前我們去調研的一些老移民，他們基本上都滿意，但是有個別的老人，他看見我們，感情就非常複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們感到孤獨。離開庫區之前，他們有左鄰右舍，有自己的社會網絡。現在到這裏，他們原有的社會網絡不存在了，語言又不通，當地老百姓對他們還是很熱情，但是他說聽不懂別人說的話，就感到孤獨。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你做了17年的移民問題調研，對移民“返流”問題有怎樣的了解？“返流”移民有多少，有確切數據嗎？
雷亨順：“返流”的數據沒有，我想了很多辦法，都沒有人告訴我(確切數字)。重慶市一位已經退休的副市長，很早就關注“返流”問題了，我找他本人也核實過這個情況，他說的確是有這些事。
現在隻有上海市敢於正麵回應，說沒有，我們也找了移民來核實，(上海)確實如此，其他省市就沒有一個敢打包票。
這些“返流”移民，我們稱之為“特殊公民”。比如說，買了車，不去正規登記；養了豬，要去賣肉，不去辦正規的經營執照，遇到糾紛，他說你們欺負我們，我們是總理請來的客人，不是我們要來的。這樣一些問題發生了，有的地方政策意識比較強，想一些折中的辦法來解決；有的地方就(處理)比較簡單。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很多，不是個別的。
國家出台政策，但是各個地方財力、物力各有不同，執行的情況不同。比如上海崇明縣，對一些貧困移民家庭來進行補助時，就不把政府的補貼算在他們的收入裏，這樣一來，他們的人均收入就比當地的居民要低，上海市就給他們低保，所以他們享受低保的百分比比當地農民的比例高得多。可是在其他一些省，財力沒有這麽強，就把中央補貼的這一部分錢也算在收入裏，這樣移民們並不比當地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低，他們就不能夠享受低保，這樣也引起了很多矛盾和糾紛，認為歧視他們。
中國新聞周刊：在當初考慮外遷時，政府有沒有預想到可能出現的問題？假如發生，如何來應對？
雷亨順：誰都想到了，但是誰都不敢打包票。
中國的水庫移民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比如新安江水電站，它的移民到現在已經半個多世紀了，而且水庫已經成了世界知名的千島湖了，但是那裏還有很多移民非常貧困。今年出版了一本書，叫《新安江大移民——國家特別行動遲到五十年的報告》，裏麵就寫了很多當年搬遷的情況，至今還有很多人的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中國的移民問題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千萬不能隻根據某些好的例子就說它真的是好，一些壞的例子，就完全說壞，這需要很慎重，中央現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與以往)越來越不一樣了。
中國新聞周刊：移民“返流”，會給庫區帶來怎樣的壓力？
雷亨順：有很多問題。比如，返流的這些人，他們戶口也遷了，在戶口所在地，隻有名字沒有人，在這邊，隻有人沒有名字，到底這些人有多少，是什麽情況？現在是市場經濟的社會環境，他們可以說是回來做生意，也可以說是回來探親的。但你說安置地到底是否應把他作為當地居民來處理，還是別的什麽身份？都很難(界定)。所以，當我們三峽建設階段完成，進入正常的運行階段以後，還有重新進行社會調研的必要。把這些問題再重新認認真真核實一下。
“我們必須要承認有這個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對於移民“返流”問題，你有什麽建議？
雷亨順：在理論和理念上，都要取得共識。首先要讓他們有一個合法的身份，不能永遠是移民的身份，否則社會怎麽管理？不要長期用“移民”這個詞，沒有好處。像新安江的移民，都已經過了50多年了，你還叫他是當時的移民，就很麻煩，他沒有歸屬感。
還要調研一下，這個(返流)比例到底有多大，要反映真實的情況，像人口普查一樣。要把回流的情況了解清楚，不要回避，當地政府很多害怕這個事，不敢談這個事。其實人口的流動是合理合法的，我們必須要承認有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到底是什麽樣的情況，是什麽性質，必須要做一些典型調研。
除了特殊的、國家有明文規定的政策以外——比如扶持十年——都按當地的居民來要求，淡化“移民”概念。等到特殊政策時間到了以後，就換一種方式，讓他感覺到自己已經和當地的居民是一回事了。
中國新聞周刊：歸根結底來說，還是要讓移民也有歸屬感和認同感。
雷亨順：對，一定要這樣。比如我們去國外，如果當地的僑民始終不認為自己是那裏的人，會有很多矛盾，他也痛苦，當地政府也痛苦。
我們不能否定，這十幾年我們的工作的確是認認真真在做的，基本上應該是成功的，但是不能說沒有問題。反過來說，又不能太誇大存在的問題。★
三峽移民：在探索中完善
——國務院三峽辦移民安置規劃司負責人答《中國新聞周刊》
“在三峽工程建設和移民搬遷期間，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三峽移民工作是我國水庫移民工作發展與進步的縮影。”
日前，就三峽移民安置及返流現象等相關問題，《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書麵采訪了國務院三峽辦移民安置規劃司的相關負責人，就一些外界關心的問題，給出了來自官方的權威解答。
中國新聞周刊：三峽移民政策是何時出台的？出台的背景是什麽？
規劃司負責人：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三峽移民工作，相繼製定出台了一係列政策。在1992年4月3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七屆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興建長江三峽工程建設決議後，國務院於1993年8月19日頒布《長江三峽工程建設移民條例》(後於2001年2月21日修訂頒布)，移民條例確定了移民安置、安置區及淹沒區管理、移民資金使用管理和監督、扶持措施等一係列政策措施。1994年7月國務院三峽建委辦公室批準的《長江三峽工程水庫淹沒處理及移民安置規劃大綱》，具體規定了農村移民安置、城鎮遷建、工礦企業搬遷、專業項目複建等方麵的安置標準、建設標準及補償標準。
水庫移民安置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作。三峽水庫淹沒處理及移民安置涉及範圍廣，移民數量大，持續時間長，具有特殊的複雜性和艱巨性，是一項複雜的係統工程。三峽庫區是國家連片貧困區之一，人多地少，開墾過度，出台移民政策措施，有利於規範移民搬遷建設工作，保護移民合法權益，促進移民搬遷安置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結合，對確保三峽工程順利興建和實現移民“搬得出、安得穩、逐步能致富和長治久安”十分重要。
中國新聞周刊：三峽移民的搬遷(安置)形式有哪些？
規劃司負責人：三峽移民搬遷安置涉及農村移民安置、城鎮移民遷建和工礦企業搬遷等類型。其中農村移民人口約占40%，城鎮移民人口約占60%。農村移民安置涉及到移民的生產生活兩個方麵，生產安置方式主要有農業安置、二三產業安置和自謀職業安置，生活安置結合生產安置進行。移民安置方式多樣，實施了就地安置與異地安置、集中安置與分散安置、政府安置與移民自找門路安置相結合。移民首先在本縣、區安置；本縣、區安置不了的，由湖北省、重慶市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區域內其他市、縣、區安置；湖北省、重慶市安置不了的，在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安置。
城鎮移民涉及到城鎮純居民和單位職工。城鎮純居民不僅有住房安置，還有經營性門麵補償。對住房安置主要結合住房製度改革進行，采取統一建房、聯合建房和自主建房等形式，補償資金落實到移民戶，由移民自主選擇建房形式。經營性門麵，采取原麵積還建和一次性貨幣補償。搬遷單位職工的住房由其主管部門負責安置落實。對於農村移民、搬遷移民中的困難群體，國家還給予了一定補助，由當地政府負責保障其基本住房需要。
工礦企業搬遷建設結合技術改造進行，有的還與企業重組結合。期間，根據國家環保政策要求，與全國同步對其中技術落後、浪費資源、產品質量低劣、汙染嚴重的企業，依法實行兼並、破產或者關閉。對破產、關閉的搬遷工礦企業，國家給予了專項政策，核銷其不良債務，由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妥善安排破產、關閉企業職工和離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
中國新聞周刊：移民外遷的考慮是何時提出的？何時開始實施？
規劃司負責人：三峽庫區人多地少，基礎性矛盾突出，經濟欠發達，環境容量非常緊張。在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階段，提出了立足庫區、擴大安置區範圍的方式擴大環境容量，實施就地後靠安置。
1992年10月，三峽庫區移民安置規劃試點工作在秭歸縣進行，通過對秭歸縣內移民安置區進行移民安置環境容量分析，認為本縣安置難度很大，需要適度外遷。1994年7月，國務院三建委辦公室批準的《長江三峽水庫淹沒處理及移民安置規劃大綱》明確指出，農村移民盡可能在本組、本村、本鄉實行就地、就近安置；若安置不了，可在全縣內統籌規劃安置，若本縣安置確實有困難，可由上級統籌，在鄰縣或外省安置。1997年完成的三峽庫區移民安置規劃確定了需出縣外遷安置農村移民8.25萬人。1999年5月國務院對農村移民安置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從過去強調“以土為本、就地後靠”為主，調整為“鼓勵和引導更多農村移民外遷安置”，至此，農村移民外遷安置作為主要安置方式被確定下來。
三峽移民外遷工作是先行試點再全麵推行的。1995年4月，湖北省在秭歸縣進行了移民出縣外遷安置試點，將58戶184名農村移民遷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崗南灣村安置。爾後，重慶市在國務院三峽建委原移民開發局的協調下，也進行了農村移民外遷安置試點工作。1999年5月，國務院出台鼓勵鼓勵農村移民外遷安置政策後，當年8月，重慶市進行了雲陽縣市內外遷安置試點，將5000多人遷往重慶市江津區油溪鎮安置。2000年8月17日，重慶市雲陽縣 150戶639名移民外遷安置到上海市崇明島落戶，標誌著政府組織的出省市外遷工作正式推進。按照國務院會議精神，東部沿海地區和長江流域的上海、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11個省市，接受重慶市外遷移民。同時，在湖北省、重慶市非庫區區縣，安排部分本省市內的外遷移民。
中國新聞周刊：移民外遷在當時有何必要性或緊迫性？
規劃司負責人：三峽庫區人多地少，墾殖率為全國平均水平的200%，水土流失比較嚴重，資源環境容量緊張。三峽水庫淹沒部分耕園地後，百萬移民就地後靠搬遷安置更增加了庫區生態環境的壓力。特別是57萬農村移民，如果全部就地後靠安置，將加劇人地矛盾，不僅難以真正恢複生產，實現安居樂業，而且會影響生態環境保護大局。加之三峽庫區地形地質條件複雜，過多的人類活動將可能誘發次生地質災害。因此，實施移民外遷非常必要，且十分緊迫。
鼓勵和引導更多的農村移民外遷，符合三峽庫區實際，代表移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得到廣大移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移民外遷不僅為移民提供了一個比原有生產、生活環境優越的生存空間，為今後發展生產、逐步致富創造更好的條件，而且可緩解庫區人口與土地資源的矛盾，有利於庫區生態環境保護，促進庫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中國新聞周刊：迄今為止，三峽移民外遷人數是多少？
規劃司負責人：截止2008年底，政府組織和自主外遷的移民共計19.7萬人。
中國新聞周刊：在製定三峽移民政策的同時，政府有沒有考慮到可能產生的一些問題？有沒有做一些預防措施？
規劃司負責人：三峽工程移民政策，是長期實踐探索逐步完善的。1985年始進行了八年移民試點，1986年至1989年進行了三峽工程論證和可行性研究，1993年開始移民安置規劃，在上述工作基礎上，出台的移民政策在當時是比較完善的，盡管如此，在實施過程中，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也與時俱進進行了調整。總體來看，在製定移民政策時，借鑒以往水庫移民經驗教訓，預計的問題主要有：一是移民政策實施過程中的物價變化、政策法規變化以及規劃設計方案調整，可能影響搬遷安置和移民利益，采用的對策是針對物價和規劃設計方案變化，分別采用 “靜態控製、動態管理”和依據增加的任務適時調增資金的辦法，較好地處理了這一問題。二是對於移民搬遷安置過程中的地質災害、生態環境問題，論證中很多專家學者表示了擔憂，實施時國家出台了地質災害防治、水汙染防治政策，也取得了較好效果。三是針對社會和部分群眾關心的補償資金政策兌現和擠占挪用問題，采用了公開政策，使移民知情；通過建立移民資金監督網，采取審計、稽察、綜合監理等一係列製度，加強規劃、計劃管理等預防措施，避免了被擠占挪用。國家審計署連續審計表明，三峽工程移民資金管理是規範的，移民政策執行情況總體較好。
中國新聞周刊：時至今日，當初擔心的問題有沒有浮現？如何解決？
規劃司負責人：三峽工程論證及可行性研究中，對三峽工程建設帶來的影響進行了充分論證，當時還擔心以下問題：一是百萬移民能否如期完成搬遷安置，能否得到妥善安置，是否會出現次生貧困問題，移民投資能否打得住，是否會出現投資“無底洞”；二是三峽水庫形成後，水庫水體流速減緩，納汙能力下降，水質是否會惡化；三是三峽庫區是地質災害多發區，水庫建成後因水深增加、水位漲落幅度加大，是否會誘發新的地質災害問題。在三峽工程建設和移民搬遷期間，已經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這些問題總體控製在論證和可行性研究範圍之內，控製效果總體好於預期。
但是，客觀地評價，解決上述問題取得的成效還是階段性的。有些問題還需要經過較長時間運行才能逐步認知，且處理這些問題需要較長時間。
中國新聞周刊：應該怎麽看待三峽工程？三峽移民工作今後如何開展？
規劃司負責人：三峽工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具有防洪、發電、改善航運等巨大綜合效益。經過17年建設，三峽工程初步設計任務已如期完成，其巨大綜合效益逐步顯現。中國工程院階段性評估結論認為，三峽工程規模宏大、效益顯著、影響深遠、利多弊少、利大於弊，是一個偉大的工程。我們完全同意這一評估意見。
目前，初步設計規劃的移民任務已如期完成，移民搬遷建設使庫區城鎮麵貌煥然一新，人居環境顯著改善，庫區的產業結構逐步優化，初步具備了進一步發展的良好基礎和發展條件。可以肯定地說，三峽工程對庫區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促進作用。同時，三峽工程綜合效益還具有拓展的潛力和條件。
三峽移民工作也是我國水庫移民工作發展與進步的縮影。三峽移民安置遵循開發性移民方針，在國內第一次引入環境容量的概念，根據庫區生態承載能力，按照可持續發展要求製定移民安置規劃和有關政策。在移民安置方式上，著力推進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調整，加強職業教育培訓，探索了完善移民社會保障的試點，促進了124.55萬移民的搬遷安置及其生產生活恢複。
在三峽移民搬遷安置任務完成後，按照科學發展觀和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目標要求，庫區在移民安穩致富、生態環境保護、地質災害防治等方麵還麵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關係到移民和庫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關係到三峽工程綜合效益的可持續發揮。黨中央、國務院針對三峽工程可持續發展已經作出開展後續工作的決策。通過後續工作，努力使庫區群眾基本生活有保障、勞動就業有著落、脫貧致富有盼頭，將把庫區建設成為生態良好、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的和諧穩定新庫區。對此，我們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