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宣傳教育指導室主任李寶柱在其新華博客撰文，針對“打黑除惡”問題，從浩瀚的史海資料中，總結了中國古代抑製豪強、維係民心的曆史經驗，指出“打黑除惡”是民心所向、國運所係。其博客文章如下：
豪強不除 國無寧日
李寶柱
自古以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曆史經驗，曆來為有識之士倍加推崇。曆代，以得民心而得天下的開國皇帝及其繼體之君，在勵精圖治的過程中，如何繼續維係民心，永保不失民心，就成了他們處心積慮想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
所以，諸如管子的“順民心”、孟子的“施仁政”一類的政治主張，以及西漢初年輕徭薄賦、唐朝初年與民休息的政治實踐，一直被奉為實現長治久安的治國之道。在我國古代文獻中，保存了許多關於如何永保民心不失、從而實現長治久安的記載。其中，抑製豪強以維係民心，就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曆史經驗。
縱觀我國古代曆史，豪強之家恃強淩弱，兼並之族橫行邑裏，輕則武斷鄉曲、殘虐百姓，重則擾敗法令、肆行奸宄。其結果是，“豪奪財富入於私門，積累民怨歸於公上”。可以說，這是封建社會與生俱來、並與之相伴始終的社會弊病。遍觀當今現實，黑惡勢力橫行，說明曆史的沉渣已經泛起，如不及時痛加治理，其後果不堪設想。既然是曆史的沉渣，如何治理？自然要借鑒古代的經驗。
早在我國的春秋時代，隨著周天子權威的衰落，在諸侯國借“禮崩樂壞”之機興起的同時，封建豪強即隨之而悄然登場。史書記載，當時晉國的郤氏家族侵霸他人田土、強奪他人妻室。晉厲公以郤氏“族大、多怨”，於周簡王12年（公元前574年）誅滅了郤氏家族。這是我國史書中，關於豪強不法和懲治豪強的最早記錄。但是，在那個時代，像郤氏家族一類的土豪劣紳，還算不上是為害最烈者。因為，在整個春秋時代，諸侯擅相侵伐、以強淩弱、以眾暴寡，已成為曆史的潮流，其所作所為，與郤氏家族如出一轍，郤氏家族與之相比，正可謂小巫見大巫。其實，《春秋》一書所記242年的曆史，就是各國諸侯，即大封建豪強的行實記錄。孔子之作《春秋》，其所憂者即患“諸侯擅興、天下大亂”，其所欲者即以“口誅筆伐、討亂臣賊子”。故《春秋》一書，實堪稱我國第一部關於封建豪強的專著，其是非得失之意、治亂興衰之跡，是孔子留給後世以求致治之法的鏡鑒，是古人眼中最重要的一部“經書”。
到西漢初年，在秦朝已經實現大一統的基礎上，漢朝最高統治者數十年間，實行輕徭薄賦，實行三十稅一製度，使百姓得以休生養息。與此同時，各地又出現了一批以貴戚和兼並之家為主體的豪強勢力，並成為影響國家長治久安的嚴重因素。《史記·貨殖傳》所載“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縣，下富霸一鄉一裏”，指的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豪強。這些豪強“乘時射利，財豐巨萬”，其中不少人是“童仆千指，富埒王者”，勢小者猶能“武斷鄉曲”，勢大者則必“威重於郡守”，就連地方高級行政長官“二千石”也往往不敢得罪他們。當時，身居高位、家食厚祿的大官，更是乘其富貴之資力，與民爭利，以致“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時人董仲舒曾經憤慨地揭露豪強兼並的嚴酷現實：“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山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製，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裏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這是當時社會狀況的真實寫照。
現在，無論是司馬遷筆下的“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縣，下富霸一鄉一裏”，還是董仲舒口說的“邑有人君之尊，裏有公侯之富”，於當今社會，幾乎是隨處可見。
西漢前期的最高統治者，麵對豪強取重於鄉裏、威傾於州縣，超越法度，犯奸作科，傷風敗俗，侵害吏治的嚴酷現實，不得不痛下決心對豪強嚴加懲治，甚至不惜任用酷吏來繩治豪強。例如，漢景帝時，濟南瞷氏宗族三百餘家，率皆豪猾，當地守臣莫能禁製，漢景帝於是就命郅都出守濟南，郅都到任後，立即誅殺了瞷氏宗族中的首惡分子，其餘皆股栗而不敢繼續為惡。後來，郅都遷官為中尉，負責京城長安的司法，其執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之皆側目而視，私下稱郅都為“蒼鷹”。當時，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者，在郅都之後，漢景帝複命寧成為中尉，其執法效仿郅都，致使宗室豪強人皆惴恐。
到漢武帝時，隨著私有製經濟的發展，兼並之風愈演愈烈，豪強之勢如日中天，漢武帝遂啟用大批酷吏去摧折豪強。史書有傳者，如周陽由、趙禹、義縱、王溫舒、尹齊、楊仆、鹹宣、田光明等，就是這批酷吏的典型代表。這些人所到之處，必夷其豪，族滅豪猾之屬，連坐奸豪之家，在某些郡縣確實收到了“道不拾遺、無犬吠之盜”的效果。史書評價這些人說：“雖酷，稱其為矣。”就是說，這些人執法雖然酷烈，但就其所處職位而言，還是稱職的。
由於兼並之風無處不及，豪強之家無所不在，所以，單靠一些酷吏，勢必不能徹底剪除豪強勢力。這是因為，兼並風起、豪強勢興，其根本原因即在於封建製度本身，封建所有製和封建特權，正是其產生的根源。根本既存，枝葉必茂。任用酷吏抑製豪強，實際上是漢朝最高統治集團用自己的刀，割除自身的腐肉，最終隻能是適可而止。因此，在漢武帝以後，豪強肆行不法的記錄，仍然是史不絕書。例如，漢武帝死後，大將軍霍光秉政，在平陽的霍氏家族，其奴客持刀入市而吏不敢禁，其家奴至市買肉竟砍傷屠戶，霍光之子霍禹則膽敢在家中違法私自釀酒。但是，無論如何，西漢任用酷吏懲治豪強，在某些時候確實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這對於將豪強勢力抑製在社會可容忍的限度之內，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從東漢末年開始，直到三國、魏、晉、南北朝，封建豪族一直是左右國家政局、決定各個短命王朝命運的主要政治勢力。其間，中原逐鹿、裂土稱王者和持操權柄改朝換代者，無一不是出身於豪強之家。社會的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以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全都打上了門閥政治的深刻烙印，以致世風競以門閥世族相誇尚。透視這四百餘年的曆史，實際就是封建豪強的發展史。在此期間，封建豪強勢力獲得了除春秋戰國時期之外的又一次輝煌。在那種門閥政治統治一切的曆史條件下，抑製豪強是不可能成為最高統治者想要認真對待的政治課題的。所以，在記載這段曆史的典籍中，關於抑製豪強的記述是不多見的。既然對於豪強不加抑製，而百姓自然就隻能是飽受欺淩。因此，自東漢末年至南北朝，這四百餘年的時間，對於勞苦大眾來說，可以稱得上是最黑暗的曆史時期。
降及隋、唐，上承前代門閥政治的遺風，官修氏族之典，家藏譜錄之書，取士選官尤重家世，家之婚姻更講閥閱，目的是要“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甚至還用法律規定來確保“主” 對“奴、仆”和“部曲”的壓迫權。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不獨舊族會繼續恃勢作威，而且新貴也往往肆行不法。所以，“權倖之暴，亡人之家，赤人之族，為害甚於虎狼”，在唐朝初年，就已成為一種嚴重的社會禍患。
但是，在唐朝重新實現了全國統一的政治格局之下，如果想要保證長治久安，就必須抑製豪強，否則不僅百姓遭殃，而且勢必還會危及唐王朝的統治和國家的統一。然而，出身於世家、依仗關隴豪族力量奪得天下的唐朝最高統治者，是不可能自覺地悟出這個道理的。
例如，貞觀七年（633年），唐太宗的第三子蜀王李恪有個姓楊的妃子，此妃子的父親楊譽，自恃是皇親國戚，在京城濫施淫威，爭奪官婢，觸犯國法。當時，擔任刑部都官郎中的薛仁方，依法將楊譽拘留並進行審訊。按司法權限，刑部的都官司完全可以審理爭奪奴婢之類的案件。但是，當楊譽的身為“千牛”（即唐太宗的侍衛官）的兒子在殿廷之上陳訴說：五品以上的官，如不是犯謀反叛逆之罪，就不得拘留。並反誣薛仁方，是以楊譽為“國戚之故，橫生枝節”。唐太宗一聽，即刻勃然大怒，他恨恨地說：“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當即下令：“杖薛仁方一百，解所任官。”可以說，這是唐太宗作為唐朝新貴總首領的一種本能的反應。
當時，魏征挺身而出，為薛仁方進行辯護。他上奏說：“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並怒斥那些“舊號難治”的世家貴戚，簡直是一夥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若不嚴加防範，無異“自毀堤防”。同時，他舉述漢、晉以來，不能禁禦世家豪強的曆史，痛陳唐高祖武德中（618年—— 626年），世家貴戚“率多驕縱”的現實，諫言唐太宗不要姑息養奸。否則，“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而且，魏征還順著唐太宗好大喜功的心思，乘勢給唐太宗戴上了一頂高帽子：“自古能禁斷此事者，惟陛下一人也。”由於魏征能如此巧妙地曉之以利害得失，唐太宗終於接受了魏征的建議。他對魏征說：“誠如公言，向者不思。”承認自己原來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而取消了對薛仁方撤職的命令。
四年之後，即貞觀十一年，頒行《唐律》時，唐太宗又將魏征建議的“按舉不法，震肅權豪”，上升為國家的意誌，製定了一些約束豪強恣意橫行的刑律。其中如： “因官人之威，挾持形勢，及鄉閭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財物者，累倍所乞之財，坐贓論減一等”，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正是因為有了這類的法律規定，並鼓勵嚴格執法，貞觀時期，才出現了“製馭王公、妃子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的政治局麵。
雖然經唐太宗將“按舉不法，震肅權豪”定為唐朝的一項國策，但是認真實行這一國策的，也誠如魏征所言，惟唐太宗一人而已。通觀唐代曆史，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比比皆是。雖有一些廉能之吏冒死嚴格執法，亦未能扭轉權豪逐漸坐大的趨勢。最終，唐朝因對權豪擾法擅權，“製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對藩鎮割據，控馭不得其法，“至於唐亡，其患以此”。
自唐朝滅亡以後，在五代五十餘年間，其餘毒愈演愈烈，方鎮、權豪上下肆虐，致於天下分裂，世道大壞，社會動蕩。宋代歐陽修考究唐朝敗亡之由說：“其禍亂之來有漸積，其漸積豈一朝一夕哉！”及其大患已成，“大勢已去，雖有智勇，有不能為者矣，可謂真不幸也”。其更不幸者，則是黎民百姓。五代之時，藩帥劫財成風，甚於盜賊，強奪枉殺，無複人理。藩鎮視人命如草芥，動輒以族誅為事，濫刑之害，荼毒四海，殃及萬方。清朝雍正時期的史學家趙翼讀《五代史》一書時，曾經哀歎：“民之生於是時，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乘五代亂極，宋太祖起於介胄之中，擁兵政變而踐九五之尊。其開國以後，南征、西討，使中原重歸一統。其所采取的削藩鎮、收財權，以文臣知州、縣事，並以嚴刑峻法懲治貪贓之吏，諸如此類的治國措施，曆來為後人所稱道。但是，宋太祖並沒能像唐太宗那樣，在“按舉不法，震肅權豪”上帶個好頭，反而以姑息縱容權豪，作為釋除將帥兵權的籌碼、作為駕馭寵臣愛將的手段。例如，在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趙匡胤對握有重兵的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人搞“杯酒釋兵權”時，對這些人說：“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趙匡胤正是以這杯許以“多積金錢”、“擇便好田宅市之”、“多置歌兒舞女”、“且與約為婚姻”的，代價十分昂貴的“酒”，才誘迫得石守信等人“乞罷典兵”而交出兵權的。
又如，對幫助他奪取帝位的趙普“聚斂財賄，強市人第宅”，趙匡胤也是百般包容、竭力庇護。宋代史書記載，宋太祖在趙普任宰相時，因車駕出宮，忽然臨幸趙普之第。恰遇割據兩浙的錢俶遣使致書於趙普，並呈送“海物十瓶”。因宋太祖來的突然，那十瓶海物置於廊下，沒有來得及收藏，被宋太祖看見，他問趙普瓶中為何物，趙普回答是海物。宋太祖說：“此海物必佳。”即刻命人開啟，結果發現，十個瓶子裏“皆滿貯瓜子金”。趙普惶恐地對宋太祖說：“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卻之。”宋太祖卻笑著說：“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他命令趙普，對錢俶所送重賄，要“謝而受之”。後來，趙普在京城開封所建豪宅，“皆用此金所修”。當禦史中丞雷德驤劾奏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時，宋太祖竟然斥責雷德驤說：“汝不聞趙普乃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將雷德驤拖下殿，在殿庭中狂拖數圈後，又召之上殿，訓誡雷德驤“今後不宜”管這類事，這次“且赦汝”，此事“勿令外人知也”。宋太祖這種駕馭權臣的政治手腕，對權倖但行姑息縱容的策略，在整個宋代竟然被傳頌為“君臣知遇”的美談。
再如，對鎮守關南的大將李漢超強娶民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宋太祖也是巧言相辯。當苦主訴至京城時，宋太祖召之相問：“汝女可嫁何人？”訟者答：“農家爾。” 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答說：“歲苦侵暴。”再問：“今還有否？”答說:“無也。”最後，宋太祖對這個告狀的農民說：“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難道不比為農婦強？假使沒有漢超在關南，汝家尚能保住所有貨財嗎？”在進行了這番斥責之後，他命人將訟者遣送回鄉。
前有車，後有轍。宋初，宋太祖首開姑息權倖之門，但當時尚能嚴懲下層的貪官汙吏。到宋神宗時，蘇頌援引“刑不上大夫”之說，建議對贓官免“黥”刑，為朝廷采納。自此，宋代官員犯贓罪當以死相抵者，例不加刑，永為定製。當時議論以為，蘇頌一言而除“黥刺”，是仁人之言。由此可見，姑息之風已經澤及所有官吏，庇奸養貪被視為善政。對於不法官吏的非法誅求，自然也就不再深究。
在貪官汙吏充斥官場的同時，隨著以往世族的衰落，土地私有化的發展，土地交換的頻繁（當時諺語稱“千年土地易八百主”），宋代產生出大批的庶族地主。這批新生的地主階級，或勾結貪官汙吏欺壓百姓，或以財大氣粗橫行鄉裏，或納粟買官以為政治保護，形成了新的土豪劣紳階層。土豪劣紳與貪官汙吏，同惡相濟，使得平民百姓的境遇更是雪上加霜。由於土豪劣紳、貪官汙吏人數眾多，所以其對民眾施加的傷害與殘虐，比起那些為數不多的權倖豪族還要嚴重許多。因為對貪官汙吏已不適用死刑，對土豪劣紳至多隻是略加薄懲，而且還需要遇上一個千載難逢的清官才能施以薄懲。所以在宋代，能將因殘虐百姓而犯死罪的土豪劣紳，判處杖二十、發配、編管的地方官，就已經是很了不起的清官了。
在權倖豪族、貪官汙吏、土豪劣紳三位一體的壓迫之下，使得宋代的黎民百姓，“罹昔所未有之害，有不可勝窮之憂”。由於北宋朝廷一味地姑息養奸，最後終於將百姓“逼上梁山”。北宋末年，宋江等人起義於河朔，要“替天行道”，自己動手鏟除貪官汙吏和土豪劣紳。方臘起義於南方，凡捉到官吏，必定全部殺掉，唯恐有一個貪官汙吏漏網。當時有人剖析其原因時說： “貪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紀極，怨痛結於民心，故至此也。”
北宋滅亡以後，至於南宋以及元、明、清三代，凡八百餘年間，權倖豪強、貪官汙吏、土豪劣紳，作為封建統治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是壓在百姓頭上的“三座大山”。其間，雖然出了一個嚴懲贓吏的農民皇帝朱元璋，但他也沒能想出抑製豪強的好招。隻有到了現代，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才將這些荼毒中國古代社會兩千餘年的惡瘤徹底割除，完成了孫中山先生想做而沒能做到的事情。
現在，古代社會雖然已進了曆史博物館，但是封建社會的餘毒並沒有完全肅清，曆史的沉渣有時可能還會重新泛起。現今，我們從不得不麵對的“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的身上，就又一次看到了古代豪強、貪官汙吏和土豪劣紳的陰影。所以，在堅決“打黑除惡”的同時，探究一下這種沉渣的曆史淵源，剖析一下這類沉渣的曆史教訓，還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簡介
李寶柱，男，漢族，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曆史學係，1985年北京大學曆史學係研究生畢業，曆史學碩士，全國第一個被免試錄取的北京大學曆史學係博士生。師從世界著名曆史學家鄧廣銘先生，專修宋遼金元史。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所著《宋代人口統計問題研究》，解決了中外史學界聚訟200餘年的曆史疑難問題；《〈宋史職官誌〉官品製度補正》，複原了失傳900餘年的北宋官品製度；《中國曆史上的官商》，闡明了古代官員及官員子弟經商的曆史教訓。參與撰寫《中國曆代官製大辭典》、《中國古代職官大辭典》、《中國政治製度史綱》、《國史鏡鑒》等書。撰發各類文章、書稿近百萬字。
1985 年至1992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工作，多年從事和分管理論教育和理論研究工作。1992年至今，在中央政法委員會工作，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宣傳教育指導室主任，長期從事和分管政法宣傳工作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宣傳工作。主持編輯《中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年鑒》，共計2000多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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