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表示：“知道良好管治需要有理想的專業精英於完善的法製底下運作，而非靠職業政客，和鼓勵民粹主義及製造人民有權力的假象；清楚市場的作用並了解它的局限，而能以政府機器有效推動改革開放，政府與市場雙翼齊飛，相得益彰。這是中國體製上的兩大發明。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成功，可以說是精英主義和舉國體製結合的成果。展望未來十年，這兩大優勢，將隨著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指導思想，以‘科學發展觀’為工具箱，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以及朝向法治的發展，加強公民社會和輿論的監督和製衡，其威力將隻會加強。”文章內容如下：
現代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剛去世的歌星米高積遜生前曾多次漂白皮膚，但他至死仍不脫是黑人。日本百多年努力脫亞入歐，到了今天，日本在很多方麵都已經比歐洲國家強，但是日本人始終覺得自己不夠西化，依然崇洋。中國致力現代化的時間跟日本差不多長，而且在淪為次殖民地之後，民族自信徹底破滅，誤認為現代化就是西化，試圖把任何與傳統文化有關的東西，全部掃清。到了今天，除了吃之外，我們內內外外，幾乎找不到太多的中國痕跡，但是我們還整天到晚擔心沒有“跟國際慣例接軌”。
我們很多人都誤以為現代就等同西方，並且相信現代性是普世的，因此西方的就是普世的。當前的國際經濟及金融體係，基本上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所主導。西方經濟及金融出現了空前的結構性危機，亦標示著新自由主義的破產。但是我國的學界和輿論界，至今仍被食洋不化的新自由主義者充斥，思維上始終跳不出人家的坎陷。明知西方經濟理論已經進了死胡同，我們仍繼續跟人家的老路走下去。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貶低自己的成就。事實上，過去三十年，中國以相對低的代價，萬二分成功地進行了一場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規模之大、速度之快的社會變遷，這已經是舉世公認的奇跡。這總不可能完全歸結為幸運吧？我們總有些事情是在這段期間持續做對了的。
而作為全球大國的必要和足夠條件，是能自主製訂和執行證實優越的遊戲規則。中國是自上世紀90年代蘇東崩塌以來，國際上極少數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自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來，之後連續5次中共黨代會的政治報告標題中，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字眼(十六大之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有趣的是官方整天到晚都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現在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重拾社會主義的精粹，以補其不足，但我們這個強調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國家，大部分國人，包括著名學者等，竟然都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麽、優越在哪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提出，是有別於“傳統模式社會主義”。根據長期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說：“中國的社會主義，開始是照搬蘇聯模式，主要是，純粹的公有製和計劃經濟體製。後來，在蘇聯模式的框架下，我們又搞了不少自己的東西(‘中國製造’)，主要有，‘一大二公三純’的所有製，大躍進，人民公社，階級鬥爭為綱，反走資派，文化大革命等等……其主要內容就是，蘇聯模式加‘中國製造’。”
社會主義，以致全球的左派，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都不把市場機製放在眼內。吃盡了苦頭之後，東西方左派都開始尊重市場。到了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把“改革開放”正式寫進憲法；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填補了這個缺陷。
1982 年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中，首次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在看來，鄧公自己也需要探索和實踐了十年，於1992年南巡的時候，才能簡單和清晰的作出表達。他針對一段時期以來，黨內和國內不少人對改革開放性質的爭論，指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從此，“三個有利於”成為人們衡量是否社會主義的判斷標準。在這有劃時代意義的南巡談話中，鄧小平又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 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係的核心定義，而且這是無可疑問最權威的論述。
從此可見，“中國特色”也者，不在於立足於中國基本國情和現狀，而更重要的在於它於傳統的社會主義論述之外，另辟蹊徑。但是不管怎樣，這個中國特色的論述，確實是如假包換的“社會主義”，事實上更忠於馬克思主義。來自西方的社會主義這一“中國特色”的突破，堪與唐朝時我們的祖宗把印度的大乘佛教加以“中國特色”的闡述，創立更上一層樓的禪宗相媲美。
問題的出現，也即是我們為何要擺脫傳統的社會主義體係，在於馬克思哲學中“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矛盾。一向以來有關的理論，主要都集中於批判資本主義、為何及如何革命，推翻資本主義。“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問題的核心。這樣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如何對待“階級”和“階級鬥爭”是一個很尖銳的現實問題，並因此爆發了“文革”這“十年浩劫”。“文革”結束之後，搞“改革開放”，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不少人很清楚，在建設社會主義期間，繼續深究 “階級”和“階級鬥爭”，對改造世界是沒有很大作用的。階級問題的核心是剝削，消滅剝削，就解決了階級問題。所以在上述鄧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中，突出消滅剝削，根本就不正麵提階級。後來發展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也不提階級，思路是一貫的。
這一條，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其他牌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分別。我們不能簡單的以“階級鬥爭熄滅論”來對待它。因為於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的階段，內部的階級和階級矛盾，已經不再是主要矛盾，需要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框框。這裏並不存在熄滅與否的問題，因為這已經是不再重要，毋須突出的矛盾。這也是中共作為革命黨與執政黨在看問題時角度的分別，“得天下”與“治天下”是兩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執政的社會主義理論。大部分其他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在這問題之上栽了跟頭，當地的共產黨亡國亡黨，政權變天。
階級矛盾的基礎是所有製，這個問題不能回避，鄧小平的南巡談話因此也正麵接觸了這問題，他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總之，一個公有製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社會主義財富屬於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3
鄧小平非常睿智的認識到，要從建設的角度考慮社會主義，就要追溯到源頭：社會主義的目的是為了什麽？目標不是把資產階級鬥臭鬥垮。這大不了隻是中期手段而已。從目標出發，“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要人人都能過更美好的生活，一語中的，再沒有別的了。
“以人為本”解放生產力
這同時也是胡錦濤“以人為本”的思路。“以人為本”一方麵可追溯到我國傳統文化，同時也回歸到青年馬克思“異化”的概念。資本主義把人異化了，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也就是人的解放。全人類的解放，隻有在“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條件底下，才會實現。社會主義，就是毛澤東說的“為人民服務”：為每一個人民、全國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服務。
根據曆史唯物主義，“解放生產力”，在於改變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在我國當前的情況，亦即是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發展生產力”是經濟改革和建設，其中，“發展第一生產力”就是科技的突破，也就是“科教興國”這基本國策的由來，並且是下階段經濟發展的重點。而“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麵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4可以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底下，持續發展的工具箱，之後再進一步具體化和政策化為 “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使各方麵的發展相適應，各個發展環節相協調。”5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和先進性，一方麵固然可以實際的實踐成果來檢驗，另一方麵，我們也可以跟當代其他公認是正確和先進的理論闡述相比較。
於上世紀90年代初，蘇東崩塌之後，國內外都有不少人認為，中國適宜放棄社會主義，走社會民主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眾所周知，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分枝，主要的分歧點是放棄了武力革命；這是最接近社會主義的道路，在西歐頗為盛行。現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強調透過立法過程以改革資本主義體製，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
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分析架構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經濟發展與社會及政治發展是一個零和遊戲，兩者不可兼得。今天中國不少官員和學者，在他們的公開言論中，也看到這分析架構的影子。
可持續發展理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的綠色運動中，出現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它要求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環境保育三者需要平衡。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劃時代的概念。它除了突出環保之外，還提出了隔代公平，“不奪子孫糧”的要求。時至今日，許多人依然認為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十分先進的理念，因而不時掛在嘴邊。
1987 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確認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又稱“地球高峰會”於裏約熱內盧舉行，李鵬總理代表中國出席，率先簽署“21世紀議程”，正式擁抱這全球嶄新的理念。1994年率先提交國家“21世紀議程”，今天全國過半省市提交了各自的“21世紀議程”。十五大把“可持續發展”，跟“科教興國”並列為基本國策。
簡而言之，可持續發展隻不過是在社會民主方程中加入了環保這綠色元素和平衡的底線。思路是一貫的，還是停留在零和遊戲，“平衡發展”這一層次。
但是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跟我們都開始明白到市場機製無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效率和公平，不是彼此不能相容，多一些這個便一定要少一些那個的關係。鄧小平提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全新態度，西方也提出“第三條路”的方向。
簡而言之，“第三條路”認為效率、公平與環保，是可以同時兼得，達到最優化：更多的社會公平會增進經濟增長，因而有更多資源去進行環境保育，等等6。我們很多時候都說，讓各種矛盾於發展過程中得以解決，其實背後就是基於這個道理。這從零和遊戲的範式飛躍至非零和範式，是觀念和思維上一大突破。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多走一步，從和諧社會的闡述：“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要抓的變數已經超過社會、經濟和環保，還加上政治、道德、人的解放等，要一起抓，全部都要。可持續發展過分注重環境保育，和看不見、摸不著的隔代公平。對絕大部分平民老百姓來說，虛無飄渺，陳義過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圖畫，對老百姓來說更加實在，對政府決策者來說，更具操作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比可持續發展和“第三條路”更加內容豐富，氣魄寬宏，並且更具係統思維和現實意義，目標要在當代就解決一大堆互相連係，互相製約的問題。
協調發展與“舉國體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人為本。中文這個“人”字既是單數，也是眾數。目標是共同富裕，“共同”是由個體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人放在舞台中心，把人與人、人與經濟、人與政府、人與社會、人與其他國家的人、最終人與自然放在這舞台上加以協調，追求最優化的結果：和諧。與“平衡發展”相比，這可稱為“協調發展”，後者無疑是較先進的。
協調發展要求一個有效機製，把社會上一係列複雜的目標集中起來，排出輕重緩急的優先次序，通過不同的政策和資源分配，全部加以不同程度的滿足。西方的民主政治，不同政黨代表不同集團的利益，沒有可能扮演公正和有力的協調者的角色，因而難以有效的落實協調發展的理念。同樣是協調發展的思路，西方偏偏就缺乏了公正和有力的協調者，難以落實，流於空談。事實上，西方長期陷於政府與市場的矛盾中，近年來很明顯一放就亂，全球經濟都被金融利益集團所搞垮。
在中國，根據“三個代表”理論，中共是代表全國先進的精英，得到全國人民的信賴，有誠意和能力從整體利益出發，頂得起各方的壓力，不偏不倚地聽取社會各方麵的要求，根據一個合理的優先次序去作出平衡，長遠人民各自得到最大利益，是中國社會上毫無異議，也暫時難以替代的協調者。因此起碼在理論上，中國是最適宜落實協調發展這先進多維和全息的國家發展藍圖。
此外，中共有在社會主義製度底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製”。這體製使中國能快速工業化；能一下子搞出“兩彈一星”，保障了國家的安全；能有效的控製了人口，免超乘載極限（carrying capacity）；能以全球8%的耕地，養活22%的總人口；能扭轉荒漠化的局麵，大幅增加森林覆蓋率；能在低水平開始，極速於奧運中奪得最多金牌；能快速大規模動員救災等等。似乎共產黨下定決心要做任何事情，包括一百八十度修正自己的路線，它都一定會成功。很明顯，這是有異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體製上的優越。
知道良好管治需要有理想的專業精英於完善的法製底下運作，而非靠職業政客，和鼓勵民粹主義及製造人民有權力的假象；清楚市場的作用並了解它的局限，而能以政府機器有效推動改革開放，政府與市場雙翼齊飛，相得益彰。這是中國體製上的兩大發明。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成功，可以說是精英主義和舉國體製結合的成果。展望未來十年，這兩大優勢，將隨著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指導思想，以“科學發展觀”為工具箱，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以及朝向法治的發展，加強公民社會和輿論的監督和製衡，其威力將隻會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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