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僑報：警惕中國人“幹多掙少”的製度原因(圖)

美國《僑報》12月5日載文《警惕中國人“幹多掙少”的製度原因》，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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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以震驚世界的速度迅猛發展的同時，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卻在拉大。

　　歲末年終，當某些富豪老板駕著數千萬元的遊艇悠閑享受陽光，或是在世界頂級奢侈品店一擲千金的時候，一些普通打工者卻在祈禱著薪水能夠按時如數發到手中，或是盤算著兜裏的錢夠不夠回家好好過個年。對於後者來說，他們付出的勞動並不少，卻隻能拿到微薄的收入，遊走於社會的邊緣，常有被時代拋棄的惶惑與不安。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近日就撰文向這種“幹得多，掙得少”的反常現象開炮，並呼籲北京當局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真正讓人們“勞有所得”、“幹有所值”。

　　在中國經濟以震驚世界的速度迅猛發展的同時，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卻在拉大。這些年，中國大陸的富豪榜上演著“趕英超美”的大躍進，一些壟斷企業高管的薪酬也紛紛向華爾街看齊，而普通職工的收入雖然也在增長，但依然是“發展中國家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基尼係數（收入分配差異指標）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 0.20激增至現在的0.48，大大超出0.4的國際警戒線。

　　造成這一現象的一個原因在於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過低。根據媒體報道，發達國家工資一般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而中國不到10%；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在55%以上，而中國不到42%，並呈下降趨勢。

　　中國社科院此前的一份報告就曾直言不諱地指出，“目前很多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的低收入為代價的”，“利潤侵蝕工資”現象突出。應該說，中國經濟近些年來的高速發展就得益於廉價的勞動力，但這種勞動力優勢僅在經濟增長初期比較明顯，隨著經濟增長由出口轉向內需，普通大眾的低收入必然對經濟發展形成掣肘，並可能使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從而影響到中國未來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對於這些問題，北京高層並非沒有注意到，政府也試圖通過結構調整改變當下收入分配不均的現狀，讓全民分享改革成果，除了出台“限薪”、“漲薪”等政策，亦祭出稅收杠杆調節收入差距，但民眾似乎並不滿意，不是抱怨“工資被增長”，就是指責中國的稅收、醫療、社會保障等政策“與升鬥小民過不去”。

　　事實上，我們不僅僅要關注貧富差距的存在，更需要關注貧富差距的形成過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8226;森在其《作為能力剝奪的貧困》一書開篇說：“貧困必須被視為是一種對基本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

　　那麽在解決貧困的問題上，也不能僅靠增加收入，還需要賦予貧困者一些“基本能力”。格林斯潘曾提到，目前收入的差異已經引起了教育和技能學習方麵的不平衡，這可能使高收入者獲得更多的機會，從而讓“窮者更窮，富者更富”。而在中國，“基本能力”似乎還有更深層的含義：當權力作為一種資本介入市場後，一些壟斷和特權者靠著“特殊能力”發家致富，而沒有社會關係的弱勢階層則失去創富的“基本能力”，最終淪為窮人，甚至於，窮人的“能力”還會受到刻意的限製與剝奪。畢竟，在一定時期，國民財富收入的總“蛋糕”是相對固定的，有人分得的多一些，必然其他人分得的就會少一些。在這場“零和”遊戲中，拿著“刀子”分 “蛋糕”的人會不會把大塊的拱手相讓呢？

　　因而，機會分配的不均與不公才是導致“幹多掙少”的深層次原因。古語雲：“不患寡而患不均”。對於中國很多普通百姓來說，比起吃、穿要憑票的經濟匱乏年代，如今無論是生活水平還是實際收入都有了跨越式提高，可是普通大眾的“受剝削感”卻在加重。他們缺乏富人那樣對經濟資源配置的控製力、話語權，自身在升學、求職、創業等諸多方麵往往受到不公待遇，而麵對壟斷、官商勾結等問題時又無能為力，使他們放棄了改善處境的努力。對一個國家來說，比貧困更加可悲的是無力改變貧困。

　　所以說，解決“幹多掙少”絕不僅僅是錢的問題，除了“勞有所得”、“按勞分配”，更需要從製度層麵保證分配的公平與機會的均等，讓來自不同階層的人都有機會走向富裕階層，才能民富而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