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重慶打黑的勢頭正在向中國其他省市擴大。浙江公安廳長在浙江打黑會議上稱，打擊“保護傘”的力度還不夠。由於近年來黑幫正向公司化、企業化轉變，並向經濟政治領域滲透。地方政府打黑往往“越打越黑”。調查也發現，貧富差距是使底層民眾變身黑幫的重要因素。
2005年8月10日，河南開封舉行打黑除惡公捕大會，13名犯罪嫌疑人被帶入現場。
黑幫在改革開放後死灰複燃，並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表麵上看是黑幫老大和保護傘十惡不赦，但究其根本是整個社會病了。
重慶打黑的勢頭似乎正在向中國的其他省市擴大。近日，浙江公安廳長王輝忠在浙江省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會議上直言，打擊“保護傘”的力度還不夠。“涉案人員沒有一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這跟犯罪規律是不吻合的，沒有‘保護傘’，黑社會組織不可能長時間生存。”
公安部網站的消息讓“擴大化”的猜測更接近於真實——自2006年中央部署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三年來，已經有296起涉黑案件陸續被聯合掛牌督辦。截至 2009年4月，196名涉黑組織頭目被跨省異地關押，有力震懾了黑惡犯罪。全國各地公安機關共偵辦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惡勢力團夥1.3萬多個，抓獲犯罪嫌疑人8.9萬多名。
中共建政後，舊中國的黑幫逐漸消失，卻在改革開放後死灰複燃，並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上世紀90年代，黑幫主要還是砍手、砍腳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可到了2000年以後，黑幫正向公司化、企業化轉變，以暴力為投資獲取原始積累，然後向經濟和政治領域滲透。
誰開了一路綠燈
兩輪“打黑”，越打越黑，原來是“保護傘”在不斷壯大
1999年11月4日，一位名叫周建國的人在獄中親筆寫下“懺悔書”：“我深深感到錯誤和罪行之嚴重，主要原因是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沒有改造好，拜金主義思想嚴重，喪失了一個黨員領導幹部應有的品格。”
周是原浙江省溫嶺市(縣級市)市長。為幫助張畏等涉黑團夥，他轉借出數億元計的財政資金，自己從中收受巨額賄賂。張畏隻是一個木匠出身，無資產，無文才，因得到周建國和溫嶺市公安局長楊衛中的支持，張不僅在當地欺行霸市，一下子成為億萬富翁，還頭戴多頂紅帽子：浙江省台州市青聯委員、台州市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在張畏家的別墅大門上，甚至掛著一塊“溫嶺市公安局重點保護單位”的牌子。
張畏案在2000年12月中旬受審，就在那之前，全國 “打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吹響了向黑惡勢力進攻的號角。這是繼1983年“嚴打”後少見的專項行動。會上，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指出：“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決不允許黑惡勢力為非作歹、殘害百姓、危害社會！”
2003年8月15日，沈陽市人大代表、 “沈陽嘉陽集團”董事長劉湧迎來他最後的覆滅——被法院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傷害罪等多項罪名，終審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盡管他購買了大量槍支彈藥和藏刀，先後釀成血案30多起，但還是一路綠燈地迅速暴力致富，成為“著名私營企業家”，經查背後有數名高官撐腰：沈陽市副市長馬向東、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焦玫瑰、沈陽市和平區勞動局副局長高明賢……
煤炭大省山西的官黑勾結比東北更甚。2001年6月9日，山西省高平市以宋魁祥為首的43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綽號“黑豬”的宋魁祥出身貧寒，短短幾年，靠著晉城市委組織部部長宋喜來等人的幫助，成了擁有數千萬元資金、數個企業的名傾山西高平的“企業家”。
2006 年2月以來的第二輪打黑，山西亦毫不手軟——共打掉黑惡勢力犯罪團夥204個，其中黑社會性質組織16個，惡勢力團夥188個，有205名官員因充當“保護傘”被捕。官員和煤霸勾結的情況非常嚴重，嚴重侵蝕礦產、能源行業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為山西打黑除惡首要打擊對象。
從弱到黑的變色
社會資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貧富差距，使部分缺乏政治權力的底層民眾，誤入歧途變身為黑幫主角
由於社會資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貧富差距，使缺乏政治權力的底層民眾，忍受了太多生活的不公，有的人甚至淪為了惡勢力的一部分。在河北省林潤良黑惡團夥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為無業人員，還有下崗工人、農民等。在吉林省展文波涉黑案件中，被檢察機關起訴的19名犯罪嫌疑人中，無業者、農民、單位司機等人員占了2/3。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係教授夏明長期對中國團夥犯罪進行跟蹤研究。“2001年，公安部針對在押的一萬五千名流動人口犯罪嫌疑人進行了一項調查，這些嫌疑人來自七省八市，結果發現，在流動人口所實施的犯罪中，集團犯罪占了56.6%。同時也發現，其中有38%的人是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 (比如不付薪水、過度勞作、侮辱、攻擊、辱罵)，36.4%的人是非法活動的受害者(比如搶劫、毆打等等)，21.3%的人報告說他們的家庭是非法活動的受害者。”
某種程度上，這說明了地方政府政策的失誤。夏明舉例說，貸款分配過程中，政府對國有企業比較偏愛，而對私有企業貸款不足，在社會福利領域，農村缺乏社會福利，而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覆蓋麵非常薄弱。“大規模的底層社會非常容易成為犯罪的受害階層，同時也極容易受到有組織犯罪的誘惑，欲將之作為社會爬升的階梯。”夏明說。
在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外來務工人員為了維護自身權益，從開始“抱團”成立同鄉會，慢慢發展成為“外來幫會”，從維護自身利益走向以非法手段幫助他人“擺平”難題。在某些地方，一些外來人員組成的“外來幫會”，就出現過幫助企業討債而采取綁架手段的情況，有的甚至形成了固定的黑惡勢力。
官黑勾結的土壤
轉軌過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麵支配應由市場支配的資源，導致尋租空間加大，一方麵又在監管層麵嚴重缺位，黑社會的卷入也就成為必然
如果不是政府披露打黑戰果，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中國黑社會的真麵目，中國人對於黑社會的記憶，大多來自香港電影裏的古惑仔形象，或是民國時期上海的青紅幫。那是一個軍閥混戰的年代，政府對社會存在諸多行政管理真空，從而使得黑幫有機可乘。1949年後，情況大為改善，此後的30年間，國家對社會實行高度集中的統一管理，經濟關係簡單，社會結構單一，黑社會並沒有太多生存的土壤。
但1978年改革開放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黑社會便隨之相伴而生。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康樹華，是中國第一本係統研究有組織犯罪著作的作者，根據他的說法，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有組織犯罪已經擴展到中國大陸的每個省。在一些省，有組織犯罪已經吞沒了所有的城市以及鄉村的市鎮。”
在轉軌過程中，不少地方政府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著本應由市場行使的職能：對土地、能源等物資的支配權，對項目、執照的審批權，優惠政策的傾斜實施權等等，這些使得“經濟尋租”大量存在並異常活躍。“往往權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給地方經濟帶來活力，這就成為包括黑社會在內的各種利益團體想方設法接近政府權力、滲透政府權力的動力，從而推動了錢權勾結、官黑勾結局麵的產生。”夏明指出。
“目前中國存在的權力尋租包括兩個方麵，一是職務權力尋租，一是職業權力尋租。”華東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邱格屏認為，當有職務的政府官員伺機利用所掌握的本該用來增進社會福利的公共權力進行“政治創租”和“抽租”的時候，沒有職務的普通職員則利用職業權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手中僅有的一點資源利用到“創租”活動上。最典型的就是沒有職務權力卻有職業權力的警察。
市場經濟部分功能的喪失還表現在沒有能力管理調控市場，無力進行產權的保護、合同的執行、債務的追討等。“地方政府在經濟層麵的各種缺位都造成黑社會的卷入。”夏明舉例說，1994年的稅收改革急劇地將稅收權力收歸中央，使得地方政府無法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比如，縣級或者縣級以下的公安機關隻能從國家預算當中獲得不足一半的運作經費；另一半得靠警察自己尋找生財之道。
中國不是重慶獨黑
黑社會對於中國的挑戰，絕非僅僅體現在社會治安領域
如果說權力尋租是當代中國黑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政治基礎，那麽其造成的嚴重後果就是黑社會“保護傘”的形成，而令人憂心的是，那些當年的“保護傘”如今已經成為真正的“黑老大”。
在此次重慶打黑風暴中，已經查出200多個司法幹部深陷涉黑案件，其中有十來個廳級、副廳級幹部。“這並不是個別官員思想素質差導致的結果，也不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升級的表現，而是腐敗轉型的又一標誌。它預示著反腐道路將更艱難。”邱格屏說。
新加坡《聯合早報》不無擔憂地提醒讀者，重慶高調打黑，中國卻不是重慶獨黑，從曆史的角度看，黑社會難免與商界、政界有所瓜葛，而當黑勢力達致最高峰之日，往往就是社會最為動蕩，執政者最為羸弱、最為腐敗之時。
經過長期的積累，黑社會組織正在形成一個內部精英階層，他們除了學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強、反偵查意識強，這些特點都給打擊黑社會帶來一定的難度。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打黑的繼續深入，將有更多的黑惡勢力浮出水麵。但黑社會對於中國的挑戰，絕非僅僅體現在社會治安領域。海外政情人士分析認為，如何防止弱勢群體被迫轉向黑惡勢力求取生存，這涉及財富分配、貧富差距懸殊的深層社會課題；如何避免黑社會與商業力量結合，涉及如何完善經商環境和法製。最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結、黑白合汙、政府要員成為黑社會的保護傘甚至代理人，最終失去人民的信任，則攸關中國當局打擊腐敗的根本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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