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相對論
—— 2009中日同題調查揭曉
日本頻繁的政權更迭，在一海之隔的中國人看來，有不同的解讀嗎？對於兩國關係而言，有什麽影響？對於朝著“好鄰居”目標發展的兩國民間交往來說，2009年局麵如何？相互的理解和信賴，較之去年和前年，是慢慢增加，維持現狀，還是有所增進？
2009年11月，《瞭望東方周刊》與日本《讀賣新聞》共同進行的大型中日同題調查再次登場。和2007年、2008年舉行的三次調查一樣，本次調查仍以中日兩國20歲以上的公民作為調查對象，同時在中國、日本展開。
日本頻繁的政權更迭，在一海之隔的中國人看來，有不同的解讀嗎？對於兩國關係而言，有什麽影響？對於朝著“好鄰居”目標發展的兩國民間交往來說，2009年局麵如何？相互的理解和信賴，較之去年和前年，是慢慢增加，維持現狀，還是有所增進？金融危機大背景下的兩國民眾，如何看待國內麵臨的問題，又是如何界定雙方合作重點的次序？
這些問題，在這次同題調查中都有所體現。
本次調查具體時間為2009年11月中下旬，日本方麵的有效樣本量為1796人，範圍是日本全國；中方調查由《望東方周刊》委托零點調查公司執行，有效樣本量1261人，在中國十個城市抽樣，分別是：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沈陽、成都、西安、哈爾濱、青島、長沙。
調查方式：中方采用CATI電話定量調查的方式進行，隨機撥號；日方是在日本全國250個采集點，采用麵對麵的書麵問卷方式調查。
除了延續前三次同題調查的部分內容外，本次調查還新增了一些題目，比如，對於上海世博會的看法，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上台後對中日關係的影響等，共21個問題，涵蓋了雙方認知、兩國關係的現狀和前景，以及共同關注的全球性問題。
雙方民間互信還需較大提升
這一年中日兩國高層互動頻繁，帶來的積極效應在本次調查結果中直接反映了出來。
關於目前兩國關係的評價，被調查的中國人中，有一半給予了積極評價，選擇了“非常好”(4.4%)和“好”(46%)；受訪的日本人中，也有近一半對當下的中日關係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但令人遺憾的是，日本人中對中日關係負麵的評價同樣有較高的比例，有47%的受訪者選擇了“不太好”和“不好”。
這樣的結果顯然還是基於雙方信任度的不足。就“您是否認為對方是值得信賴的國家”這個問題，兩國接受調查的民眾，否定的答複超過了肯定：日方有69%的調查對象認為中國不值得信賴，而中方調查對象中，同樣有62%的人認為日本不值得信賴。
經濟合作最優先
對於未來的中日關係，兩國民眾均持樂觀態度，僅有約一成的人認為可能會“惡化”，其中日本方麵數字是12%，中方為11%。
中日雙方的合作，是推動兩國關係積極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合作領域，哪些是民眾認為的優先之選呢？在日本人看來，名列前三的依次是：經濟、環境問題、政治外交；而“科學技術、經濟、教育文化”則是中國人選擇的最優先合作領域的前三甲。雙方的交集是經濟。
中國是對日本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國家
有意思的是，從調查結果看，日本人對於政治和經濟，剝離得較為清晰。從政治方麵考慮，對本國最為重要的國家，日方超過一半的受訪者選擇“美國” (52%)，18%的人選擇了中國；而對於“從經濟方麵考慮，今後對日本來說，日中和日美關係哪個重要”，46%的日本人選擇了“中國”，選擇“美國”的則為“28%”。
在中國受訪者看來，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方麵，日本的重要性都遠低於美國。政治方麵，3.8%的人選擇了日本，而經濟方麵選擇日本的為6.1%。
換句話說，中國，是日本人眼中對本國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國家；而美國，則是中國人眼中對本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國家。
最嚴峻的國內問題：經濟發展和就業
對於中日兩國民眾來說，2009年最為嚴峻的國內問題中，“經濟發展和就業”都是雙方的選擇。中國受訪者認為，排名前三的國內問題依次是：貧富差距、經濟發展和就業、環境問題；日本方麵的排序則是：經濟發展和就業、出生率低和老齡化問題、社會保障。
環境問題成為中國人關注的重點，也反映在對於節能減排的態度上。在是否該設置具體的減排量目標方麵，有91%的中國受訪者選擇了“應該”。
日本首相頻換對中日關係影響不大
2009年10月，上台不足一月的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訪問北京，參加第二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談。對於這位倡導中日“友愛”的日本首相來說，兩國民眾對其的期待是什麽？
本次同題調查中設置的一個新題目是：“您認為，鳩山的新政府在今後的中日關係問題上帶來的正麵和負麵的影響，哪個大？”結果顯示，無論中國還是日本，被調查者均認為正麵影響超過了負麵影響。
但認為正負麵影響均有的人也不在少數，日方的比率為41%，中方為34.7%。
多數日本人希望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發揮主導作用
旨在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的六方會談，從2003年8月開始，迄今已經舉行過六輪。盡管在2009年春季遭遇挫折，但現已出現了良好轉機。10月初，溫家寶總理對朝鮮進行正式友好訪問，事後中國代表團發言人秦剛表示：“這次溫家寶和金正日會談最大的成果，是成功勸說朝鮮回到六方會談。”
對中國努力推進六方會談，日本人給予了積極評價。對於“解決朝核問題，您希望中國發揮主導作用嗎”這一問題，超過70%的日本人選擇了“希望”和“非常希望”。
在“今後在國際社會最具有影響力的亞洲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和日本分別成為兩國民眾的首選答案。其中，日本人眼中的三個最有影響力的亞洲國家依次是：日本、中國、印度；中國人同樣選擇了這三個國家，排名依次是：中國、日本、印度。
認識曆史是首要問題
與前幾次調查一樣，對於日本戰後60多年是否堅持走和平路線，中國民眾仍有質疑，44%的人認為沒有；但較之前幾年，肯定的人數在上升，大約52%的人選擇了“是”和“大概是”。
日本方麵的答案，則一如既往地表示了肯定，92%的人選擇了“是”和“大概是”。
但在“進一步增進中日友好關係，兩國應該優先解決以下哪一個問題”的選擇上，中日兩國民眾均不約而同把“認識曆史問題”放在了第一位，日方有35%的人選擇了此項，中方的比率為35.8%。
世博宣傳還需加強
2010年上海世博會日益臨近，在本次調查中，特意設置了一個關於上海世博的問題---“您對2010年上海世博會是否感興趣？”
從調查結果來看，中國人興趣盎然，有超過80%的中國受訪者表示“非常感興趣”和“感興趣”，但隻有18%的日本受訪者表示感興趣，沒有興趣的人超過了80%。這可能是一個提醒，在未來幾個月的世博推廣中，特別是海外推廣方麵，還需繼續努力。
而對一年前的北京奧運會，中日民眾均認為其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其中，有一半的日本人表示肯定；中國的比率更高，95%的受訪者表示了肯定。
均認為對方愛國心強
雖是近鄰，但中日兩國民眾對於對方國民性格的看法，差異卻不小。
比如，日本受訪者認為中國是一個軍事能力強大的國家，隻有3%的日本人認為本國軍事能力強大；但中國人則有不同的看法，29%的中國人認為日本軍事實力強大。
又如，中國人和日本人均認為對方國民的性格中，“愛國心強”占第一位。51.7%的中國人認為日本人愛國心強，而59%的日本人則認為中國人愛國心強。
還比如，兩國民眾均認為自己的人民“勤勞”。72.7%的中國人認為自己“勤勞”，日本人也認為自己的性格中勤勞占第一位，比率為64%。
更有意思的是，中日雙方都認為對方國家的人不夠熱情，而自己國家的人民很熱情；都認為自己國家的人具有“寬容”的品質，相反，對方國家的人卻顯得不夠“寬容”。
中國食品中國曆史是日本人最愛
連續幾次的同題調查中，我們發現吸引對方國民的事物基本沒變化。對於日本人來說，中國食品和中國曆史仍舊是他們的最愛，而中藥、中國的曆史名勝也依然深具吸引力。
同樣，中國公眾對日本感興趣的事物，也是“忠心耿耿”：家電、汽車、動漫產品和文化。
重視民意調查的動力所在
與國家製度屬性、政治信仰等政治性意識形態的要素相比，同為東方民族的中國和日本更容易在文化傳統、價值取向等方麵尋求一種可以共同接受的東方文化體係
歲末來臨，《望東方周刊》與日本《讀賣新聞》將一年一度的中日問題調查公布於眾。這是一項透過直接問詢兩國公眾對中日關係的意見和態度，來精確反映社會輿論動向的連續的工作，其結果使人們又有機會凝視這支衡量中日關係的“民意晴雨表”，進而思考兩國關係在發展中麵臨的機遇和挑戰。
肯定意見仍是兩國民眾的主流判斷
首先，對於國家關係好壞的基本判斷。關於今後的兩國關係走向，中方認為將會“非常良好”的為8%，“會好一些”的為46%，總數達到54%。這一數字低於2008年的74.6%，高於2007年的41.4%，與90年代中期基本持平。
日本方麵認為將會“非常良好”的為5%，“會好一些”的為29%，總數達到34%。這一數字略低於2007年的34.9%和2008年的37.5%，但高於90年代中後期(1996年28.7%)水平。這種情況說明肯定意見仍是兩國民眾的主流判斷。
互信增加複雜而艱難
人之相知，貴在知心。對於國家關係而言，這個“心”在很大意義上體現為民心，即公眾對對方國家的認識、理解和相互間的信賴感。
對方國家是否可以信賴？日本受訪者對中國的信任自1988年起一直在下降---“可以信賴”的回答從76%，一路下滑到2008年的19.1%。2009年回升近9個百分點，達到28%。
而中國受訪者對日本的看法自1988年的48.5%以來也呈下降態勢，90年代穩中有降---1995年44.6%，1996年38.4%。小泉執政時期中國人對日本的信賴驟降，尤其是日本首相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錯誤立場後。直到2007年，“可以信賴”才開始緩慢回升到15.2%。
2008 年，隨著胡錦濤成功訪問日本，中日締結了第四個政治文件，將“戰略互惠”定義為兩國關係的新框架後，中國公眾對日本的信賴感一路飆升到56.4%。 2009年，日本政壇出現朝野雙方對調，第一次執政的民主黨聯合政權增加了中國民眾對兩國關係的疑慮，同時前一年的政治熱度也有所回落，所以今年的數值降低到34%。
目前，雙方認為對方“不值得信賴”的判斷，中國為63%，日本是69%，倒是令人感受到中日深層關係的複雜與艱難。這讓人想起蒸汽機車發明者斯蒂芬遜的一句名言：我的目的不是追求成功，而是要在不敗中不停地前進。
中國對日科技合作期待升高
關於“今後兩國應當開展的合作領域”，中國方麵的排序為：科技57.7%、經濟50.4%、教育文化46.4%、環境43.3%、政治外交38.1%、新型流感防控33.1%、資源與新能源開發31.5%、安全保障28.0%；日本方麵的排序則為：經濟52%、環境49%、政治外交48%、資源與新能源 38%、安全保障35%、教育文化和新型流感防控同樣為14%、科技僅為11%。
從排在首位的領域看，中國方麵對“科技合作”的期待去年為54.5%，呈現上升態勢；日本方麵對“經濟合作”的期待去年為44.8%，呈現下降態勢。在比較敏感的“安全保障合作期待”方麵，中國去年為25.8%，呈現上升趨勢；日本2008年為37.0%，呈現下降趨勢。
中國可能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
在經濟意義重要性的問答中，認為中國經濟會給日本經濟發展帶來負麵影響的比率略有下降，2008年的數據是38%，今年是31%，相應地認為帶來好的影響的比率在上升，從2008年的23%增加到29%，上升了6個百分點。但同時，選擇“正負麵影響一樣大”的日本人也在增加，從2008年的32%增加到 37%。
經濟問題的回答耐人尋味，與經濟合作的現實有正相關性。中日經濟關係總體健康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能盡如人意的問題。首先，相對於中國貿易總量快速增長，中日雙邊貿易高位徘徊。中日貿易在中國外貿總額中的比重在新世紀裏逐年降低，2001年為17.2%，到2007、2008兩年，這一比重均在10%左右，今年甚至有跌破一成的勢頭。
截至2008年底，日本對華投資累計項目數達41162個，實際到位金額為653.8億美元。但由於受金融危機等因素的影響，日本對華投資在2006年以後出現徘徊甚至小幅下降。而近年開始的中國對日投資，截至2008年底僅為2.7億美元，且主要集中在服務業和商業領域，與日本對華投資相差懸殊。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大體在67%左右，可以說對外依賴性很大。一方麵，日本至今尚未完全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兩國間FTA和EPA尚未提到議事日程；另一方麵，中國很可能在近期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
從長遠觀點看，中日兩國關係若要健康平穩，就離不開“草根”層麵的相互了解和認同。政治高層間的信任，政府部門間的合作，無一不需要民意的理解和滋養。而且，與國家製度屬性、政治信仰等政治性意識形態的要素相比，同為東方民族的中國和日本更容易在文化傳統、價值取向等方麵尋求一種可以共同接受的東方文化體係。這就是我們重視民意調查的原因和動力所在。(注：文中八九十年代的調查數據，來自《讀賣新聞》)■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中國80後的若幹矛盾麵孔
有人責怪“80後”缺乏社會責任感和獨立生存能力，那我隻能說，主要責任在於社會。他們既受益於改革開放，又為“發展”付出代價
文 | 加藤嘉一
2008年7月3日，我參加了在北京奧運會乒乓球館舉行的北京大學2008本科生畢業典禮。本來隻是想以平常心感受大學畢業的時光，但沒想到，現場氣氛並非離別或感傷，而是堪稱熱烈，北大畢業生們齊聲大喊：“愛我中華，祖國萬歲！”
為什麽，即將走向社會的中國“80後”精英分子們那麽強烈地表現出“愛國”？
“愛國”與“崇洋”並存
2008年和2009年對於中國都很特別。2008年有奧運火炬傳遞風波、四川地震、北京奧運、改革開放30周年、金融危機；2009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也是“信心”年、“保八”年。這些事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考驗中國人如何麵對來自西方的傲慢與偏見。
北京奧運前夕，我曾有機會對北大的中國同學進行訪談，話題是“中國80後精英如何愛國”，切入點則是他們如何看待那段時間所發生的種種事件。
經過深入溝通，我了解到，他們幾乎一邊倒地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比如“在國際輿論對中國施加壓力的嚴峻形勢下，黨和政府表現得相當不錯了”；“西方媒體的報道很偏激，不客觀，歪曲事實”。
聽到這些，說實話，我有些驚訝，發現原來自己對中國“80後”的了解是片麵的。根據在華6年的經驗，我一直以為北大大部分學生，特別是“精英”，都相信西方好，希望將來能夠到歐美留學，進歐美企業工作，甚至渴望與歐美人結婚，獲得歐美國家的國籍。
但現在，我認為，中國“80後”的愛國觀已是“愛國”與“崇洋”並存。兩者聽起來似乎矛盾，但其實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單純而複雜的實際生活環境下的產物。
這種心態下的中國“80後”，麵孔既堅韌，又困惑。一方麵，在祖國辦奧運的時候格外認同政府，駁斥西方的政府和媒體。另一方麵，在經過艱難的高考和大學，麵對人生選擇的時候，又有些崇尚西洋，追捧哈佛和微軟。
成功觀深具中國特色
從這一點上，我不能不談到中國年輕一代的“成功觀”，這也是深具中國特色的。
在中國，真正“有背景”的人屬於絕對的少數。據我觀察，中國現在雖然已有多樣化的勞動力市場，但絕大部分北大學子的職業選擇，概括而言是兩條道---要麽是走“公”道，即做公務員、進國家機關；要麽是“私”道，即進入跨國或國內企業。
普通的想以個人努力和品格創造人生機會的學生，會去考公務員，如外交部、商務部、財政部、教育部等。
“私”道方麵，留學歐美和就職跨國企業仍然顯得比國內企業更有吸引力。這是與一些“80後”的“崇洋”心態分不開的。他們希望能到哈佛留學，到高盛工作，反正不想在國內呆著，至少也到香港，即使在內地，也要到外企工作。
部分北大學生覺得在國內的國企或民企工作無法發揮作用，覺得那些地方依然充滿著中國特色的“關係”、“人情”等等變數，單位也不是完全憑借實力判斷一個人、決定工資多少。他們雖然並不一定認同外企的雇傭理念和勞動方式，但覺得跨國企業至少能夠公平地看待員工，對於一個人的能力給予相應的尊重和待遇。
這裏，還有一個麻煩的、特別具有中國特色的因素---家長。一些中國家長跟孩子一樣---有時比孩子更加嚴重地---愛國或崇洋。他們看待歐美的方式似乎更加不理性，一方麵看到美國對中國采取什麽製裁或措施之後馬上出離憤怒，另一方麵又想方設法要把孩子盡早地送到美國，認為美國的教育體製是第一流的。
“80 後”們正在遭遇尷尬。2010年是他們首次走向“30而立”的一年。一直不被社會完全放心的“80後”終於要迎來30歲---他們能否不僅“30而立”，而且“30而勵”？他們要學會用自己的腳走下去，而非簡單依靠父母的金錢和關懷生存。對中國“80後”來說，這是他們將麵臨的最大人生問題。
愛的勇氣讓人驚歎
唯一讓“80後”們感到自由的應該是談戀愛。
告別艱難的高考，拿到錄取通知書，走進大學校園，中國大學生對談戀愛的激情絕不亞於對求知的渴望。
他們一般在校園裏解決“衣食住行”，許多學生依然遵守著中國大學的傳統生活節奏：早上起來到食堂吃早餐，吃完後到教室上課，下課後到食堂吃午餐，接著到教室自習、看書，吃晚飯後再上一門課，9點後回宿舍與同屋聊天，11點熄燈後睡覺。北大本科生基本上都是四個人住一個房間，所以每一個學生不太可能在寢室裏謀求什麽“私生活”，而對許多大學生來說，最大的“私”就是談戀愛。
北大學生們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裏盡可能滿足、表達愛情的能力令我欽佩。比如，男女朋友盡量選修同一門課，一起上課；在兩個人都沒有課的時候找個空教室一起看書；每一頓飯都一起吃；在“宿舍—教室—食堂”的三點一線內，始終手拉手。
中國“80後”們結婚似乎比日本同齡人早。最近，我的中國“80後”朋友們紛紛結婚，已經生了孩子的夫妻也不少。這讓我重新體會中國“80後”所麵臨的結婚生子問題。
前段時間，我跟一位“80後”女性朋友聊天時，得知她已經懷孕6個月。快要當媽媽的她，心情似乎並不激動。她告訴我，生下來之後孩子她就不用管了，而是交給她母親。
我知道，許多中國年輕人有著與她同樣的打算---早早結婚，懷孕，把孩子生下來後直接交給父母，自己則回到原來的單位，或者重新尋找單位，繼續上班。
我很理解，現在中國城市生活壓力巨大，除非兩個人都有工作、有收入，因此一對年輕夫婦常把養孩子這一任務交給某方或雙方的父母。我想這些年輕的父母也同時知道，孩子最好的成長環境是與自己的父母一起。
我相信，中國的年輕父母是因為生活壓力太大而做不到自己親自撫養。有人責怪“80後”缺乏社會責任感和獨立生存能力，那我隻能說，主要責任在於社會，“80 後”既受益於改革開放，又為“發展”付出代價。這是受到國家轉型和來自西方多種文化衝擊的轉折一代，有時候或多或少地迷茫、浮躁、盲目，有時候也會丟失核心思想和自我認同。
再把眼光轉移到我的祖國日本，想一想，同齡的日本人又是怎樣的一代？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的畢業典禮，恐怕不可能那麽充滿愛國色彩，學生絕不可能為政府大喊“加油”，畢業之後也不會把去哈佛留學作為第一目標。時代變了。■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研究生、媒體人)
四個日本“80後”的真實故事
日本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整個社會都處於發展過程的躁動期，加上媒體的鼓吹，到處都是“希望”，到處都是“成功”。經過最近這20年的經濟衰退，人們對成功的認識已從雲端跌入凡間，大多數人都較為注重眼下
文 | 淩慶成
聽說國內近來頗流行“80後”、“90後”的提法，這體現了中國人對年輕一代現狀的關注。一衣帶水的另一邊，日本“80後”又是怎樣的麵貌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專門采訪了幾位8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有的是我的學生，有的是我的忘年交，多數是在校生，也有已經步入社會的年輕人。
君島不明朗的上海夢
君島優樹，法學係四年級學生，目前已獲得一家公司的“內定”，也就是說，明年3月他一畢業就能順利就業。
去年9月雷曼證券倒閉後，日本各大公司第一個重大決策就是裁人。受此連鎖反應，各公司都是緊閉大門，一個職位會引來幾十甚至數百人的競爭。在今年如此嚴峻的就業形勢下，君島優樹算是個幸運兒。
其實他從年初起就很少到校上課(他聽我的中國文化課)，時間多用於參加各公司的就職說明會。每次見他都是身著西服，打著領帶。今年5月的一個星期四，他風風火火地跑進教室，興奮地告訴我，他終於取得了某公司的“內定”。
君島說，為了能參加上下午的兩個說明會，一天之內要從東跑到西，中午隻能在車站啃幾口麵包充饑，西裝革履的還得做出從容的樣子，謀生不易啊！
前天下課後約他聊聊，問他對未來“人生”的設想。他竟然先從女友說起，大概這是他最關注的未來。
他的女友也是本校學生。他滿臉愁容地說，今後的“婚戀”曆程難免要遭遇困難。
女友的父親是日本橫河電機公司的一個部長，這是一家很有名的大公司。女友的家教很嚴，她父親始終禁止女兒單獨與男友出去旅遊。日本青年與國內青年相比，在一些方麵其實還是很刻板和拘謹的。
君島8歲到12歲是在北京度過的，當時他父親是公司駐北京的代表。君島讀的是日本人學校，每天除了上課就是玩遊戲機，雖然生活比較單調，但卻讓他對中國有了些直觀的了解。
他說之所以想去“內定”的這家公司，是因為這家公司在上海有一家分公司，他明年先在日本培訓和見習一年，後年想去上海。他打算運用自己的漢語優勢，早點兒脫穎而出，爭取在三十二三歲時弄個“課長”當當。
女友也已找到了工作，是在東京三菱UFJ銀行，這是一個待遇很好的行業。女友雖然還有個弟弟，但是他父親絕對舍不得讓女兒跟他去上海，況且他那300多萬日元的工資也令人擔憂。但如果單身赴任上海，說不定什麽時候女友就“吹了”。
我問他為什麽選擇這位女友，是不是覺得對方家庭條件好？他說不是，主要是因為喜歡。他說女友有點“笨”，沒有什麽主意，凡事都聽他的。我告訴他，那其實不叫 “笨”，隻是一種單純。君島說自己從沒打算依靠長輩，兩個人的相愛是最重要的，希望將來能生兩個孩子，最好都是男孩子，因為女孩子會讓父母很操心。
寬子告吹的婚禮
寬子，27歲，在IT公司供職，已經畢業4年了，大約在6年前修過我的課。
去年我參加了她們的“忘年會”(公司上下級、同事及友人間年底的一種聚會)。在會上，寬子告訴我她打算今年結婚，問我能否參加，我表示一定參加，請她事先通知我。但是，今年一直也未收到請柬，我也沒多想。前不久變更了網址，我給她發了郵件，她回信問我可否見個麵。我們約好星期五晚上在東京車站見麵。
一年不見，寬子瘦了些，臉色略顯蒼白。我委婉地表達了對她婚禮的關心，她淡淡地笑笑說，改變了結婚的計劃。
她的男友阿部原是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的碩士，家境並不太好，但人很努力，成績也很優秀。畢業後就職於電通廣告公司。廣告公司的工作極忙，每天幾乎沒在11點以前回過家。他經常說希望早點結婚，有一個真正的家，於是雙方決定在今年夏天舉行婚禮。
但是今年由於電通經營不順，不僅工作量加重，獎金等收入也減少了。他們年初時每周還能見一次麵，後來就靠打電話。4月突然收到阿部發來的電子郵件，說無法按時舉辦婚禮，身體出了問題。寬子急得不得了，立刻給他聯係醫院做檢查，但是卻與他聯係不上了。情急之中，給他所在的部門打了電話，才得知他去印度出差了。一周後終於收到了他的電話，說要和她見麵。
這次談話使她得知了真相。原來阿部在電通下屬的一家子公司認識了一個女友，比他大3歲，新女友的父親是野村證券公司的董事，舅舅是某國會議員的秘書。女方家庭對他很滿意，答應婚後為他的政治前途做出安排。這就是未婚夫變心的原因。
寬子很平靜，像是在說別人的事。我不好問她是如何度過那段時間的，她看出了我的意思，說當時真的不知所措，曾想到過“死”，可是又覺得那樣會給別人添更大的麻煩。於是努力回憶男友以前的種種好處，盡量理解他，比如他的坦誠和以往的關照等等。
我默默地聽她說完這段往事，想緩和一下氣氛，就說出了我們年輕時經常說的那句名言：“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然後又問她有什麽打算，她說目前沒有什麽計劃，今後如果再斟酌人選時，不能不考慮門當戶對了。
安本祥平的平凡理想
安本祥平，大四學生，曾在北京大學短期留學。
我問他：“什麽是人生的成功？你認為誰是成功者？”
他歪著頭想了半天，說：“我覺得淩老師就是成功者。”我一聽就樂了，問他，我怎麽能算是成功者呢？他說：“你在北京和日本都有房子，又有兒子，一年就上半年課，還有工資，當然是成功者了。”我說，我隻是個普通教員，根本夠不上成功者的稱號，倒是你的“親戚”安本正義可以算是成功者。
他忙問：“誰是安本正義？”
我告訴他，安本正義就是SOFTBANK(軟銀)的孫正義，他有6800億日元的財產。
他連忙搖頭說：“他不算，他每天不光為1.5萬億的債務操心，還要為經營著急。”
我問他是否有成功者的偶像，他說，平平靜靜的生活，別有病(他父親有糖尿病)，就是成功。“那些總理大臣都是成功者吧，本大學前幾年也出過一位呢，一直到下台為止每天都是挨罵。那些著名的藝人，沒出事時光輝燦爛，一出了事什麽都不是了，酒井法子就是實例。”
日本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處於發展過程的躁動期，加上媒體的鼓吹，到處都是“希望”，到處都是“成功”，成功人士雲集各界。經過最近這20年的經濟衰退，人們對成功的認識已從雲端跌入凡間，大多數人都較為注重眼下。日本人與生俱來能伸能屈、善於忍耐的性格，也造就了這種平凡的成功理念。
田中駿亮的國家觀
田中駿亮，東京大學博士生。
我問起他有關“民族與國家”這一話題。
田中說，有關“民族和國家”在日本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範疇的話題，日本不像中國或俄羅斯那樣是具有眾多民族的國家，日本基本上可以說就隻有一個民族，也就是大和民族。
我問他，國民的利益如果與國家利益不一致時應如何對待？
田中說，現在的年輕人大部分都隻關心自己的事，國家的事都交給政治家去處理了。其實有太多的問題要關注，比如說就業問題，還有“養老金問題”、“低生育率問題”、“教育問題”，最嚴重的是“赤字預算問題”，日本的國債已達到了800多萬億日元了，每年的稅收隻有40多萬億日元，國家運營大部分都是依靠國債來支撐的。上述諸多長期存在的問題，已經使國民對國家失去了信心。
我又問了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如果以國家名義讓你再次出征，你將如何對待？
他說，您是指發生戰爭，對外國的侵略吧。首先這絕對不會發生，日本憲法第九條決定了日本不可能再次出現對外戰爭，再說現在基本上沒有人願意去打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不僅戰敗了，還挨了兩顆原子彈，而且，現在美軍還駐在日本，說是日美同盟，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在保衛日本的同時，也掌控日本。
我為寫這篇東西，雖然也與年輕人作了交談，但隻是如實轉述。我本想談點看法，後覺不妥。我們老氣橫秋的難免給點評歪了。還是權作幾幅日本青年的速寫，直接提供給中國的年輕人吧。
(作者為旅居日本的中國學者，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教授)
中日製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越南、印度建設發電廠的時候，訂單發給了日本的商社，商社下單給日本企業後，但最後製造這批發電設備的是中國廠家，去安裝設備的工人是中國人，調試設備的技術員則來自日本
有這樣一則寓言：一個小島，被一座高山分成兩部分。西邊是C村，平坦的土地，殷實的人口，以農業為主。東邊是J村，除了較好的港口外沒有太多土地，能夠供養的人口有限，靠打魚為生。
後來J村的人把船搖到了很遠的地方，在那裏發現了加工寶石的方法，從此富裕起來。他們偶爾把船搖到島西，用幾顆小小的寶石就換取了C村的大量農產品。
看到J村的變化，C村的人也開始造船出海，也學會了加工寶石，富裕了不少。
J村開始有人散布對C村的強烈不滿，認為C村一旦富強就會壓過J村，因此要把島上的山築得更高，不和C村來往。但是也有人覺得不是這麽回事，就和C村商量，一起在山中開出了一條隧道，讓兩村村民來往更加方便。
有了這條隧道，C村的人發現J村的魚不僅新鮮，加工寶石的技術也更高一籌；J村的人則發現C村富裕起來的人很有購買力，寶石賣得更多了，而且能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到C村直接生產。
C村和J村村民發現，兩村之間雖然有座大山，但大家原本在同一個島上。C村的農業與J村的漁業不同，同樣加工寶石，原料和技術不同，並沒有直接的競爭關係。明白了這些以後，兩村過上了共同幸福的生活。
中日兩國日益密集的貿易交流，以及無法遏製的經濟發展需求，是否會像這個寓言中的村子一般，共同發展呢？從製造業來看，兩國已經進入相互交融的狀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中國的日本製造
在中國的日本產品，已經從上世紀80年代的手表家電，過渡到數碼相機、汽車，進而走向與中國國民經濟息息相關的鐵路電力領域。從人口及國土麵積上看，日本比美國、歐洲要小很多，但作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日本能維持與中國如此大的貿易份額，關鍵就在於其擁有強大的製造業。
從北京京廣大廈辦公樓38層向下望去，東三環的汽車川流不息。
豐田汽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就設在這裏。把在中國的汽車市場占有率提升到10%，是他們多年來的目標。現在在中國市場上，每賣出10輛車，就有2輛是日本品牌。如果豐田拿下這“10%”，也就意味著三環路上的車流中，差不多每10輛中就有1輛豐田車。
在《望東方周刊》和《讀賣新聞》本次同題調查中，中國民眾最為傾心的日本事物，汽車排在第二位，緊隨家電產品之後。
“從2008年中國汽車市場的銷量看，大眾拿到約12%的比率，位居第一；通用占到第二位。第三位一直在豐田、日產、現代之間爭奪，三家的市場占有率都在7%~8%左右。”豐田公關部副總經理代理橫山準說。
距“10%”隻有一步之遙，但這不僅要猛追第一、第二名，還要盡可能快地從現在的方陣中脫穎而出。在中國，與大眾通用之間，豐田差了5%左右的市場份額。而在世界其他國家，豐田被大眾通用超過的現象並不多見。
事實上，豐田早已實現了每年在中國市場增加10萬輛銷量的目標。“我們在2006年的銷量是30.8萬輛，2007年增加到49.5萬輛，去年為58.5萬輛，今年的目標是70萬輛。”橫山說。從58.5萬輛到70萬輛，增幅約為17%。“我們1~9月的銷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10月的銷量上升到了 42%。”70萬銷量的目標看來實現在即。
豐田，是日本產業在中國一個非常普通的例子。
除了汽車產業，日立、東芝在鐵路交通、發電方麵的業務開拓，也早已滲入了中國經濟。
在日本的中國製造
20年前在日本的菜市場、超市、百貨公司，基本上找不到中國製造的影子。而現在，即便是去最豪華的百貨公司或任何一家電器商店，要想排除中國製造，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日本市場，某種程度而言，中國品牌並不響亮，但已經拿到了製造方麵的絕對話語權。
從東京世界貿易中心大廈38層的大會議室向外望去，東京灣盡收眼底。海上有不斷往來的船隻，陸地則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
電通Young &Rubicam公司市場營銷室室長矢井宏長，11月初在這裏發表了一份對中國5115名消費者的調查結果。
“我們對李寧、蘇寧電器、燦坤、萬科、紅雙喜等品牌做了調查。”矢井談到中國品牌的時候，台下似乎沒有共鳴。日本消費者對中國品牌非常陌生，如果讓他們舉出幾個中國品牌，大多數人可能會交白卷。
但是，走在日本的大街小巷，售賣的蔬菜很多標明產自中國，它們新鮮且便宜。走進東京秋葉原最大的家電營銷大樓，電冰箱、洗衣機大部分是中國製造，數碼相機、電腦等產品，中國製造也占去了半壁江山。
中國企業有沒有可能到日本去設廠、開拓市場呢？
“這已經非常現實了。”勤納利思(Chinalyst)投資顧問公司總裁孫田夫說。在經曆了近20年的不景氣後，一些有技術但沒有市場、也找不到繼承人的日本中小企業，在金融危機中更加艱難。“幾十年前那些在日本經濟發展中一點點摸索出來的技術，有些很有可能會完全從日本消失。而中國有很大的市場，中國的發展階段與日本過去的一些階段非常近似。很多技術在日本看來是要淘汰的，或者已經不能和最新技術競爭，但拿到中國可能就活了，有了用場。”
“並購這樣的企業，對日本來說，找到了技術傳承的載體，工人不會失業；對中國來說，不僅能學習到技術，也能為進一步理解日本市場做一些積累。”孫田夫說。
矢井宏長等人預測，日本關注市場的人已經開始注意中國品牌，向日本經濟界呼籲重視中國市場的營銷。
變換的製造形象
在中國研發、在中國生產，已經成為日本製造一個重要特征。同時，日企也在中國通過一係列的社會貢獻活動，努力造就“優秀企業市民形象”。
同樣以豐田公司為例，他們正積極在把可持續發展的產品理念帶入中國。橫山準介紹說，豐田公司在中國追求三個目標：可持續發展的汽車產品、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工廠及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公益活動。“不論是參加植樹造林活動還是為貧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助學金，所有這些活動都是為了給消費者帶來‘優秀企業市民的豐田形象’。”
而資生堂在中國研發、中國製造、中國銷售的企業戰略，已經很難用中日進行區分了。
“我們公司過去負責過資生堂在日本生產的產品的進口銷售工作，但去年這方麵的業務已經交給上海投資公司，這裏專門從事歐珀萊產品的生產與銷售。”在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資生堂麗源化妝品有限公司總經理淺井俊行說。
從 1991年作為首家入駐企業在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破土動工，資生堂麗源化妝品有限公司如今已成長為年銷售額排名第一的中國化妝品龍頭企業。歐珀萊是隻在中國市場銷售的化妝品品牌。中國現有兩千餘家百貨公司，“我們目前還隻和740家百貨公司簽訂了銷售合同。”淺井這樣說，包含著希望覆蓋中國各大百貨商店的意味。
不論是豐田要做“優秀企業市民”，還是資生堂用自己百餘年來研發生產化妝品的經驗和品牌力量，在中國開發生產產品，日本製造正在以一種全新的形式進入中國。
中日製造的新方向
中日製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今後不僅會在兩國間變得更普遍，而且在不斷向更大更寬的領域發展。
“我認為，以日本企業的工資水準、生產成本，去開發非洲、南美洲的市場有一定的困難，但日本的資本與中國的生產營銷力量結合，就一定能開拓出新的市場來。”日本使館經濟部的一位官員說。
他說得沒錯。如今的情況是：越南、印度建設發電廠的時候，訂單發給日本的商社，商社下單給日本企業，但最後製造這批發電設備的是中國廠家，去安裝設備的工人是中國人，調試設備的技術員則來自日本。
另一方麵，中國製造與日本製造在資本及技術積累中所處的階段不同，讓兩個國家在大多數領域互為補充，不構成直接的尖銳競爭關係。日本十幾年來職員工資基本上沒有提升，但日本人的生活質量沒明顯下降，是因為日本用上了中國製造。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日本企業來華紮根，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經濟合作，尤其是製造業領域的新開拓，預示著兩個製造大國會有一個更寬廣的未來。
鄰人隨想
去之前，去之後，不僅是時間的距離，更是心理認識的距離。縮短它，唯有增加往來。更多地“走出去，迎進來”，才能讓刻板的成見消散於鮮活的“眼見為實”
從本刊和日本《讀賣新聞》連續幾年的同題調查結果中，可以發現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中國人和日本人對於對方的認識，遠遠落後於時間的更新。中國人的熱情好客，並沒有完全被對方認同；而日本人的樂於助人，同樣沒有受中國人的徹底待見。
這仍是一對隔海而望彼此陌生的鄰居，盡管雙方已交往數千年。本刊記者特別采訪了幾位去過對方國家的中國人、日本人，聊聊他們眼中的對方。
周立波：中國人可以和日本人交朋友
我是2001年去大阪的，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
我對於日本的印象有兩點：第一是誠實。日本政府在某些方麵的不誠實，並不代表他的民眾不誠實。比如，日本的超市，說五點打折，那麽五點你去就一定會買到打折的，在日本很少遇到騙你的人。
大和民族的發展是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的，這是我的心裏話，有些網友可能不會接受我這個說法，但我真的這麽認為。
第二，日本人勤勞，是一種團體性的勤勞。而且他們的那種勤勞已經變成了習慣。我有個朋友，在日本打工，有時候他說他想偷偷懶，但日本同事馬上就教育他，說“你不要偷懶的，這樣對公司不好”。
包括日本人的價值觀，和中國人也有很大區別。
比如我姐姐在日本公司待了20年，前些年日本經濟不好的時候，他們公司的員工可以集體到老板辦公室去排隊要求減薪。他們的想法也有道理，這個月我少拿一點工資，公司運作景氣一些，就可以多維持一些時間，甚至渡過難關。假如我這個月多拿，但公司維持不下去，最後關門了，就什麽薪水也沒有了。
日本人自律，他們有一種整體自律。有人會覺得日本人不熱情，其實日本的客氣和熱情在文化中顯現出來，日語是全世界敬語最多的國家，但這種禮貌不是一種虛偽。
但是，當年在日本的時候，我有一點很反感，我在日本看到所有的關於中國的報道大部分都是負麵的，都是中國不好的地方，他們就是不敢拍我們上海，美國人也這樣，都拍中國落後的地方，結果有些美國人來中國旅遊的時候，還自己帶了餐巾紙過來。
我對普通日本人印象都不錯，他們有那種很禮貌的距離感。人和人交往需要距離，需要分寸。日本人有一種習慣，一般不會到人家的家裏去，吹牛都是蹲在馬路邊進行，男人們去酒館，家庭婦女買菜的時候，就在路邊聊聊天。
最喜歡的日本城市是大阪，那也是我當年待的地方，藍天白雲很不錯，喜歡那個城市的氣場。在大阪的時候，我看過一個電視秀，是搏擊比賽那種，一個父親欠了兩億日元的貸款，為了女兒上大學，他一直戰鬥到底，最後絕地反擊，獲勝了。我看的時候都哭了，為那種精神感動。
日本的教育體製很不錯，他們很注重意誌力的訓練，不光是書本的應試教育，日本男人不認輸，打死也不認輸，看上去很謙虛，但心裏可不認輸。就像日本人喜歡的口號：剛巴得，剛巴得，日語“加油！加油”的意思。
中日兩國有些曆史問題沒有解決，但是人要向前看，我覺得中國人可以和日本人交朋友。
鬆田奈月：中國的活力從哪裏來
開始接觸漢語，是在我初中的課堂上，學習以“子曰”開頭的論語。那門課程叫“漢文”，要學習四書、古詩，還有一些中國的古文。課程都是日文的，老師也用日語教，所以當時我沒有感覺是在學習中國的語言。高中時學習了杜甫李白的詩歌，他們的故事，以及《三國演義》等作品，我慢慢知曉了漢語世界的音韻美，以及漢語的博大瑰麗。
大學時候，我的專業是日本文學。當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漢語作為二外。精通漢語，是日本古代的政治家文學家們必備的一種修養。
大學畢業那一年，1996年春天，我第一次來到中國。花了兩周時間，我和我的同伴到了北京、上海、廣州、西安和成都。那一次，我受到很大的震動。
在文學的世界裏，我感受到的中國，就如同桂林山水一般有壯觀的景色，是一種慢悠悠的時光流逝。但是實際上，我在中國的城市裏看到的人，完全和書裏不一樣，他們非常有活力。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中國，在百貨公司購物，或者乘公交車，假如你不往前走，就有可能排不上隊。經濟高速發展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可以看見中國人急匆匆地向前，如果不這麽做，可能就會被淘汰。這種急匆匆的前進的活力從哪裏來？當時我很不明白。
那次旅行，讓我的興趣從中國古代文學徹底轉移到了現代中國。
回日本後，我開始看第五代中國導演的作品，比如陳凱歌的《黃土地》《孩子王》等，我被中國電影深深地迷住了。1999年我來到北京電影學院留學。
中國同學總說我很客氣，無論是創作學習，還是一起卡拉OK，他們都說我太客氣。他們說，在中國，等是等不來機會的，必須要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大家才會覺得關係比較親近，交流也會順暢。
在我看來，在中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比較近，在日本，表現自己的時候比較少，更多的時候要求與他人合作和替他人考慮。剛開始，我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習慣很困惑，後來在中國時間長了，也就習慣了。而且，在中國這種允許自己表現的大環境下，我越來越覺得自由，能自由地表達想法，擁有自己的空間。
正是由於中國式的溝通和交流，中國人與人為善的想法，以及這裏人和人之間用緣分支撐的關係，所以我才能在中國自在地生活，迄今已有11年。
陳希我：對日本，我也曾誤讀
1989年，飛機把我從中國帶到了日本。按當時我受的教育，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是花花世界。在成田機場通往東京的電車上，我看到女人們都化著妝。當時在中國，化妝還常讓人感到屬於不太正經。
坦白地說，剛踏上日本土地，我感覺滿街都是風塵女。我想現在很多剛去國外的人仍有這種想當然。曾經有一位女性擔心地問我，她到了日本，是否會被拉去當AV女優？直到我漸漸融入日本社會，才知道那是可笑的誤讀，日本女人和中國女人一樣，是生活著、工作著的人，她們是母親，是女兒，是姐姐或者妹妹。
所以有這種想象，也跟長輩對日本人的說法有關。長輩們說：日本人“有禮無體”，即講禮儀，但無身體的廉恥。這是經曆過抗戰的長輩傳下來的。對那場戰爭，最深切的記憶就是日軍強奸中國婦女。當講到“無體”，我們就自然會想到這個場景。中國人到日本，總將“國罵”作為最有殺傷力的武器。但這似乎又是一種錯位。這種罵對日本人似乎並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有力，倒是中國人不經意的一句“八格牙路”(馬鹿野郎)，會讓日本人暴怒。而這個典故的來源---“指鹿為馬”的故事，在中國，卻是從道德方麵來解讀的。
在中國，說到日本人，那些特定的語言，如“八格牙路”、“花姑娘”、“米稀米稀”、“死啦死啦”就會跳出來，電影上日本鬼子出現時，總會播放一種音樂，此時畫麵上一定烏雲密布。我第一次看到太陽旗，是來日本後的第二個星期天，在新橋JR車站前廣場，當時耳朵裏就響起那種音樂，覺得天都昏暗了。
後來才發現，現在的日本人並不那麽說話，而且，那些本來應該操著這種語言的“日本鬼子”，居然和善，樂於助人。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初到日本時，幾次迷路，日本人為我帶路，而且好幾次是老人。
他們有些還膽怯。我們學校有個中國學生被老師罵急了，把老師一搡，老師居然不還手。我本人也曾經有一次跟日本人打架，他拿著作為工作用具的長刀，當時我20 多歲，不知死活，直衝過去，他卻步步後退。當時我覺得很英雄，大揚了“國威”，現在想起來，這是恥辱。某種程度上說，我的文明教化，是在日本及與世界接觸中完成的。我相信是文明的法則規訓了他們。
剛走出國門時，稍不如意，我就會想：畢竟是日本鬼子！有一年除夕，我去了靖國神社。也許是因為對日本有了立體的認識，到日本多年後，我決定去看看這個地方，結果感觸複雜。我才知道，那裏也是日本人除夕守歲的地方。我去了幾次靖國神社，其中一次就選在“終戰日”，我看到了那些打扮成當年日軍模樣的人，但他們更像是表演滑稽劇。即便是街頭開著高音喇叭喊叫的“右翼”，也隻是小部分人。
(本文所需的日文翻譯由雒航女士提供，特此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