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反腐風暴
2009年的年度關鍵詞之一，是“反腐風暴”。
10月24日，貴州省政協主席黃瑤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而黃瑤已是今年落馬的第15個省部級高官。2009年，除了高官的“落馬”頻率之高實屬罕見，至今已經有10多位省區市一把手高調表態布置反腐。一場全方位反腐風暴席卷全國。
“反腐風暴”中，網絡反腐正在蒸蒸日上，被網絡輿論拉下馬的官員接連出現。10月10日，“天價煙”當事人原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1年。判決一出，網民稱此為“網絡輿論監督的勝利”。
“天價煙”事發後，南京市官員在公開場合的言行舉止也開始悄然改變，不抽好煙、不戴好表。以點帶麵的影響力，讓網絡反腐成為反腐工作中的新亮點。
網絡反腐作為一種充滿活力的新事物，和其他基層反腐經驗一樣受到中央重視，並被正式引入反腐體製中。
有鑒於此，本刊分別在全國選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樣本，派出了四路記者分赴雲南、湖南、江西、浙江杭州，采訪了20多位主政一方的地方政府“一、二把手”官員，試圖展現各地以網絡為陣地的反腐經驗，他們的成敗得失，為我們探求解決當下問題提供了思考的空間。
20多位官員麵對這個敏感問題時的態度頗為複雜：有人談網色變，有人欲言又止，有人婉轉回避，也有人言辭激動。而更多的官員基於信任基礎的坦率和配合，令我們逐漸地接近了問題的核心。
在效率、速度及影響力都遠遠超出傳統監督製度的網絡浪潮之下，幾乎每一個官員都感受到了網絡凝視的巨大壓力和考驗。網絡正深刻而廣泛地影響著中國政治生活。
網絡風暴下的官員生態
網絡反腐已經得到了中央層麵的高度肯定，地方官員感受到了信息公開環境下執政的壓力和困擾。未來，他們將如何化解隨之而來的新的治理難題？
文 本刊記者 郭芳 蘭燕飛
網絡反腐之火越燒越旺。
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考察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絡信息工作，強調反腐倡廉要高度重視網絡舉報。下一步將要完善中央、省、市、縣四級統一的紀檢監察網絡舉報體係。
20天前，中央紀委監察部開通了全國紀檢監察舉報網站。開通當天，網站被點擊癱瘓。
時間再往前推移，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公報稱，反腐是未來的“重大政治任務”。與此同時，中共決心以製度的創新來掀起新一輪的反腐高潮。創新的製度中包含網絡反腐。
至此，來自中央層麵的態度已經清晰：高度認同互聯網在反腐敗鬥爭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網絡反腐作為一種新的機製被正式引入反腐體製中。
改變
獄中的周久耕正在寫小說。他懷疑最後導致他落馬的網絡炒作是有人在背後故意操縱。
2009年10月10日，周久耕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年。這位前南京江寧區房產管理局局長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是網民“人肉搜索”揭露出他抽“天價煙”、戴“天價表”的照片最終導致落馬的。
很多官員在議論：如果不是網絡的炒作就查不到他，因為他也不是貪腐最厲害的人。“到了紀委那兒，曾經收過的一條煙、開會拿過的一點小禮品都要往裏加，一加起來就是很大的事情。現在的中國官員經得起查的是比較少的。”
接受采訪時，其中一位官員的看法頗為中肯：第一是無風不起浪，第二也有可能是某種恩怨關係在裏麵。這種事情，我們作為黨政領導幹部的還是要潔身自好，你沒有的終歸是沒有的，炒作或誣陷的東西終是站不住腳的。
2008年開始，在網絡的監督之下，越來越多的官員因為言語不慎、行為不當成為網上人肉搜索的對象，因此而落馬的官員接二連三。
周久耕事件被視為網絡反腐的標誌性事件。之後，網絡反腐作為一種信息時代的新型反腐敗模式得到了朝野的認可。
無可否認，周久耕事件對江蘇官場乃至全國官場的風氣影響巨大。
這可從周久耕出事後，南京官場流傳的笑話得到印證。一是假如你問某官：“最近怎麽不抽‘九五至尊’了？”他定勃然否認，稱同事親友皆可作證，自己向來隻抽“南京”煙。二是假如你問某官：“腕表可是‘江詩丹頓’?”他定佯裝摘表，說：“拿去，100元在夫子廟地攤上買的。”
“現在的領導已經很少戴名表，抽名煙了，官員都很在意這些細節。”五大連池市市長徐飛接受本刊時坦言，從來沒有哪一種監督像現在的人肉搜索這麽有力度、快速和透明。
過去的監督隻是當地區域內的監督，最大也隻是省內監督，但現在一不小心可能就會成為全國監督的焦點。
基層官員們感覺到了被放大鏡集體俯視的壓力。小官也有可能犯大錯誤，徐飛說，他們很注意約束官員的行為。
監督的效果顯而易見。
比如：過去接待信訪的時候，有些官員可能會連推帶拖，或者下麵的有些局長可能會說幾句橫話，但現在沒人敢說這樣的話了。
受訪的大多數官員坦率地承認：網絡對於廉政建設絕對是有利的，“多一種監督渠道暢通，對鞏固執政黨的統治地位是有益的，很多人會很收斂。”
目前，官員財產申報製度的方向雖然獲得了中央的確定，但具體推動仍然相當艱難。這種情形下，網絡監督的功能凸顯。
周久耕事件之後，南京市紀委副書記、監察局局長龍翔感慨道：網絡監督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沒有其他任何一種監督工具像網絡那樣，深刻而廣泛地影響著我們的政治生活。
對政治道德的拷問、對執政能力的質疑以及對決策、措施的異議，會瞬間充斥在網絡中。網絡使民意表達更直接、更生動，也更不受限製。
幾乎每一個官員都感受到了這種由互聯網信息公開環境帶來的集體凝視和挑戰的巨大壓力和無窮困擾。某種程度上，它成為了地方政府一個新的治理難題。
難題
網絡對官員來說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既尷尬又回避不了的階段。從一個純粹的信息渠道到與官員的執政能力、水平和理念結合起來，這一切來得太迅猛。
“特別是對年齡稍微偏大一點的領導，有些甚至不知所措，談網變色。”
信息時代帶來的變化已經一日千裏：一個小小的鄉鎮，原來信息閉塞的時候，可能造了一座天安門，也要經過很多輾轉才能傳出來，但現在一個小事一夜之間可能就成為全社會的話題。
此前不久，徐飛的上級城市黑河市有關部門出了一個“打狗令”，規定把除了登記之外的狗都要滅殺。“打狗令”一出，群起而攻之，三天之內，網絡輿論居高不下。一個小事件，但卻有一個放大的效應，輿論排山倒海，壓得官方喘不過氣來。麵對網絡龐大的勢力，這個時候他們是被動的。
“這是一種考驗，可以說是我們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微博)坦言，官方仍不習慣這種網絡信息公開狀態下的執政環境。
這種環境將整個官員群體包括廉潔度、誠信度等在內的政治道德以及執政能力、執政水平置於社會的放大鏡之下俯視。
“這必然迫使官員行為多一點收斂，出台政策前多一些調查研究，當然也不得不多關注一些民生。”官員們坦承。
“在沒有互聯網之前，我們決策的模式是‘可行性論證’，互聯網教會了我們，不僅要進行可行性論證，也要進行不可行性論證。”伍皓肯定，互聯網不同聲音的存在，對政府完善政策措施，改進工作是大有幫助的。
然而，政府要直麵龐大的網絡群體的“不可行性論證”顯然是需要勇氣和智慧的。貴州市副市長季泓對本刊直言，在網絡和輿論監督這一塊他們確實有壓力。一方麵，他們感受到了網民對發展當中出現的問題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對政府工作的幫助，他們很重視這一塊。但另一方麵，她認為，政府的決策不能受網民的幹擾。
“要重視他提供的信息，但政府不能受其左右。”這是大多數官員持有的觀點。
“我們一直在很小心地應對它”。南京市副市長陳剛說。
但很不幸，因為周久耕事件，南京成為了被首先炒作的對象。
這種炒作最後變成一種難以馴服的力量。學信息管理出身的陳剛坦言，對於政府而言，這種傳播技術革命給政府帶來了新的治理難題。
互聯網是個蔓延的東西，無處不在，而且它有虛擬性。“發個貼子你也不知道他是誰。要把網絡像其他的東西一樣來管理是做不到的，實現有序的管理基本上很難。”
這種監管上的困難體現在了對待“網絡非理性”上的無力。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周誌強對“網絡廣場政治”這樣分析：一方麵，網絡話語以發現、揭秘、質疑和公論的方式，向辦案人員施加壓力，從而使案件處理減少了腐敗的可能性；另一方麵，網絡話語依舊沒有能力還原事件的原始過程，也無法在營造所謂 “事件透明化”的過程中讓人們獲得理性的思考。
當社會的道德、法律秩序還不是很穩定的時候，網絡顯得尤其強大，也容易被人為操縱。具有盲動性和缺少約束，有一定的殺傷力。
“一個事件出來以後，很多人並不了解真相。當真相大白之後，熱點不會再持續，但對某一個具體的人卻是一個致命的打擊。”陳剛說。
這種打擊已遠遠超出了對政治生命的打擊。這樣的威懾讓官員心生餘悸。
很多官員憤憤：有些人就喜歡用它做殺手鐧，容易誤傷人。
然而，他們不得不接受的一個事實是：短期之內這將無可避免。“因為腐敗確實是存在的，不公平也確實是存在的。老百姓總得找發泄的渠道。”
龍翔這樣總結周久耕事件：麵對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網絡輿論監督，隻可重視而不能忽視，隻可接受而不能排斥，隻可引導而不能壓製。那種將網絡監督視為“洪水猛獸”一概予以阻擋，或者將其作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頗和不足取的。
嬗變
昆明市委書記仇和說：“在經濟全球化、信息網絡化的今天，現代傳媒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種能夠影響社會的‘軟權力’，具有其他力量所無法望其項背的魔力，沒有人能回避這種力量。”
地方官員的焦慮正在於：沒有人能回避這種力量。而且自己在明，對方在暗，力量對比十分懸殊，並且無法管理。
這種焦慮在基層尤其明顯。
一位官員這樣陳述基層政府的無奈：在社會的轉型期，很多潛在的社會矛盾累積在基層，很容易就激發，任何一個事件都可能在網絡上炒作。中央層麵怎麽應對？各級政府怎麽應對？監督肯定是好的，但最後事情應該怎麽來解決？原來通過信訪解決，現在善用網絡的人越來越多，但怎麽解決訴求是個問題。如果隻是領導看到問題在哪個網站上被炒作起來了，就簽字處理這麽簡單，那麽這個問題值得推敲研究。
基層在承擔改革的成本。
地方政府的焦灼與不安最終轉化為對互聯網輿論施加限製。
“說到底是利益問題”，一名基層官員坦陳，當網絡上的民意與既得利益者產生嚴重抵觸時，管製則不可避免。
2002年左右，互聯網引入了關鍵字過濾係統。這個技術後來被地方廣為使用。“影射”“謠言”等禁止性規定也屢在地方性管理條例中出現。比如，給個別領導的名字取諧音外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誰，條例就明文予以禁止。
“雖然大家都知道，‘堵’不是根本，‘疏’才是根本。但現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是一有問題就屏蔽。”這像是地方政府出於本能的自我防衛，是否正當顯然不在考慮之內。
被稱為“中國網絡反腐第一人”的楊平在當地掀起一陣網絡反腐風暴之後很快被調離了株洲市紀委書記的崗位，株洲市網絡反腐隨後陷入困境。
但在中央層麵，現實中承擔反腐重任的中紀委及最高檢探索網絡監督新模式的工作一直在積極推進。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表示：紀檢部門對網絡線索非常重視，很多部門每天都有人在看，不單是舉報，還有很多建議。最高人民檢察院專門組織力量收集編輯每日《涉檢網絡輿情》和每旬《政法網絡輿情》。
此前不久，中央黨校出版發行的《中共黨建辭典》正式收錄“網絡反腐”詞條，這被視為官方對網絡反腐的“正名”。反腐新政的變化，由中紀委書記賀國強最近的講話得以印證，他強調，紀檢部門要深入研究互聯網等新型傳媒對反腐倡廉建設的影響。
中央的一係列部署表明：網絡反腐已經成為中央“推進反腐倡廉製度創新”的一個重要切入口。
在這之前，中國網民受到的最大鼓舞是：2008年6月20日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網同網友進行短暫的在線交流。他要求，“充分認識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社會影響力”。此後，各地官員紛紛觸網。
南方日報旗下的奧一網專門設立了一個“問政”頻道，問政對象從省長、市長到部門官員，專門聘請的“問政觀察員”們幾乎每天都在網上向官員們提問或建議。在省委書記汪洋的帶領下，廣東官員們輪番上陣與網友對話互動。
據不完全統計，已經有接近一半的省委書記或者省長都有過與網友交流的經曆，各地各級官員通過網絡與公眾溝通逐漸成為常態。
更值得關注的是，地方政府開始搶奪網絡的主動權，從被動回應轉向了公開互動。繼9月貴陽市政府網絡新聞發言人正式上崗後，廣東、雲南、江蘇也紛紛出台網絡新聞發言人製度，其他各地的相關製度也已經在醞釀之中。
至此，網絡反腐經曆了由草根發起到政府參與，從個人行為到集體行動的轉變，最後再從行動向製度嬗變。這種嬗變正在使網絡反腐成為新時期反腐敗鬥爭的一種重要方式。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認為，反腐敗製度的推行一直是一個博弈的過程。比起查處案件，製度建設的推進更能反映領導人的智慧和決心。
“因為製度涉及麵更大，麵臨阻力更多。它需要有政治上的智慧和決心。”
(本刊記者朱文強、實習生李彪對本文亦有貢獻)
南京市副市長 陳剛
互聯網是個蔓延的東西，無處不在，實現有序的管理基本上很難。我們一直在很小心地應對。
貴陽市副市長 季泓
網絡輿論對政府的決策確實有壓力。政府不能受其左右但要重視它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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