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外交史縮影:紅色十外長的政治光譜

外交部，成立於新中國誕生的翌日，迄今已曆一個甲子。在這60年當中，外交部一共產生了10位外長。作為國政運作的重要部門，外交部承載著新中國對外交往的使命，10位外長的職業生涯和榮辱沉浮正是新中國外交史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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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婦為少米之炊的粗線條外交

在1949年建國以前，中共舉黨處於一種準軍事化體製下。這一特殊環境催生了一大批良將悍卒充任各級官員，但他們多缺乏海外經驗和外語能力，甚至連外國人都沒接觸過。兩者兼備的大概隻有紅軍時代就存在的莫斯科派和1920年前後赴歐勤工儉學的旅歐派。前者因政治錯誤被邊緣化，且海外經驗單一；後者活到建國的不算多，位列高層的隻有周恩來、陳毅、鄧小平和李富春。彼時陳、鄧俱派駐地方，李富春主攻經濟，於是周恩來當仁不讓，以國務院總理（1954年以前稱政務院）身份兼任新中國第一任外長。至於駐外使節，除了駐蘇大使王稼祥，都從高級軍官中選拔，短期培訓後上崗，這就是著名的“將軍大使”。

周恩來，江蘇淮安人，南開大學肄業，素有才德。又先後在日、英、法、德留過學，見識廣博，視野開闊。建國前長期擔任黨的外聯工作，與外國人打過不少交道，其中不乏美蘇的政界人士，外交經驗豐富。這位新外長上台後麵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取得外國對新中國的承認。

建國時冷戰業已展開，社資陣營各自抱團，中國與蘇聯建交毫無懸念，在外交部成立當天中蘇建交，隨後社會主義各國紛至遝來。1950年，毛澤東、周恩來先後到訪莫斯科，盤桓3個月，終於與蘇聯締結了同盟互助條約，鑄就了中國外交的基軸。當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響應蘇聯建議，不情願地卷入戰爭，從而與西方正式對敵。中國以血的代價贏得盟友的信任，向社會主義陣營納上了投名狀。此後，蘇聯投桃報李，援助不斷，中蘇迅速進入蜜月期。而在外交層麵相對應的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常常與蘇聯打配合，共同遏製美國。

看起來似乎是典型的意識形態外交，但這不是全部。周恩來很早就提出過層級外交的概念，即根據各國對台灣的態度，靈活定位雙邊關係——可以建交的建交；時機不成熟的，可以先建立較低級別的關係；再不成至少維持商貿關係。譬如1950年第一批建交國中既有社會主義盟友，也有北歐三國那樣的非主流西方國家，還有戰後新獨立的亞洲鄰國如印度、緬甸。到了1953年，在接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周恩來首次公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而奠定了新中國未來60年的外交原則。

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是周恩來參加的首次國際性會議，議題涉及朝鮮和印度支那三國的善後問題。由於上述四國都與中國接壤，並因意識形態產生分裂和內戰，且中國不同程度卷入，所以日內瓦會議實際上是美蘇兩大陣營的第一次“文鬥”。當時朝鮮戰爭結束不久，火藥味仍濃，在和美國人交涉時如何把握分寸是個難題。第一次與會，周恩來就一直在猶豫“對杜勒斯（美國務卿）該凶點還是緩和點”。

作為新中國外交的第一場大仗，周恩來準備很充分。反觀美國，提不出具備較高可行性的方案，隻是一味反對，再加上杜勒斯對中國的排斥表現得過於明顯，惹人反感，在道義上迅速落了下風。雖然會議因分歧太大未能達成任何實質性成果，僅僅實現停火，但周恩來在會議落幕時已經一躍成為國際外交界的一線明星，並與一些西方外交名人如英國外相艾登結為好友。

1955年的萬隆亞非會議是周恩來第二場外交秀。因有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在前，周的出席愈顯非常。與會國製度、宗教、意識形態各異，彼此成見和誤解不少。會議一開始，就有伊拉克代表抨擊社會主義。考慮到分歧僅靠言語難以彌合，周恩來沒有做正麵解釋，而是選擇迂回側擊，提出了求同存異的理念，將會議從互相攻訐的邊緣拉了回來。之後又有錫蘭總理發難、中立國家和親西方國家爭執，都被“求同存異”神器一一化解。

周恩來憑借兩次國際會議為中國開拓了寶貴的外交空間，並展現了中國外交部不盲從蘇聯的獨立姿態。可是，就在周恩來四處出擊之際，大後方卻不安穩了。變故起於蘇聯，準確地說是赫魯曉夫上台之後。赫魯曉夫在內政上較開明，但在外交上有些魯莽，表現出一種農民式的短視和功利。他認識到美國的強大和世界大戰的毀滅性後果，努力促成美蘇緩和。這並沒有錯，但他顧此失彼，在處理陣營內部關係上簡單粗暴，大國沙文主義傾向嚴重。中蘇首次公開分歧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後，中國認為全盤否定斯大林會導致本陣營思想混亂，中蘇由此陷入為期10年的論戰。這僅僅是個開始，中蘇之間還存在利益分歧，譬如蘇美談判削減核武和中國渴望發展核武之間的矛盾。至1958年中蘇關係開始惡化。

彼時中國揭開了“大躍進”運動的序幕。1957年毛澤東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會時受蘇聯“15年趕超美國”口號刺激，跟著提出“超英趕美”的構想。周恩來認為不切實際，因此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被毛澤東當麵批評。2月，周恩來就被免去外長職務。免職後的周恩來隻作為總理主攻內政，但在缺乏大將的背景下，他仍舊是外交係統實質上的統帥，直至他去世，中國外交的絕大多數大事都是由他主導。

第二任外長是陳毅。

這個十元帥中唯一新四軍係統出身的四川人可算中共幹部中的奇葩：他愛穿皮衣，戴墨鏡，性格開朗高調，說話犀利剛硬，是唯一一個敢在毛主席麵前開玩笑的高官。但論及外交經驗，隻隨黨代表團外訪過幾次。所以，陳毅前半個任期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跟著周恩來當實習生，雖然在1961年獨立率團參加了第二次日內瓦會議，但總體而言難脫周恩來的底色，包括1964年中法建交也是周恩來擔當主操盤手。

陳毅上台時中蘇關係正全麵惡化，兩國兩黨間口水仗不斷，陳毅因炮擊金門一事被赫魯曉夫質問時就與之有過爭執。至1960年，蘇聯毀約撤走專家，中蘇同盟名存實亡。外部環境的惡化促使毛澤東趨向強硬外交，周恩來的理性溫和顯然不對毛澤東的口味，而陳毅符合要求。

1964年是陳毅外交生涯的轉折點。當年中國不僅與西方大國法國建交，更成為擁核國家。有了資本，陳毅的外交愈加強硬，最著名的當屬1965年9月29日在北京答記者問時的講話。筆者查看過當年新聞簡報錄像，陳毅當時的言論非常強硬，火藥味甚濃，且神情舉止激動，有些失態。從這件事來看，陳毅遠非一個出色的外交官，僅僅記者提問就讓他控製不住情緒了。這一點，他本人也有自知之明，早在調入外交係統前就向周恩來坦陳自己性格太衝動，不適合搞外交。從周恩來的回答來看，選用陳毅主要是毛澤東的意思。

可以說，1960年代之於中國外交是個漂浮期，因為任何國家的外交都必須有戰略基軸支撐全局。可美國早得罪了，蘇聯又合不來，就連印度也瞅準機會下手。周任內打下的外交版圖上東歐淪陷，亞洲不穩，西歐難以深入。中國就像一隻緊縮的刺蝟，雖然紮人，但難掩虛弱的本質。在缺乏基軸的前提下，中國的外交突圍隻能走一步算一步，一方麵與鄰國劃定邊界，用領土的讓步鞏固邦誼，另一方麵將手伸向了非洲大陸。非洲多為歐洲國家殖民地，與中國無曆史積怨，美蘇暫時未深入滲透，是最好的突破口。非洲因此成為1960年代中國外交慘淡中的一抹亮色，後來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時76張讚成票中非洲就占了26張。

好景不長，陳毅剛摸出點門道就因所謂“二月逆流”而地位搖搖欲墜。“文革”對於中國外交的傷害極大，在海外釀成過不少難以挽回的損失和惡劣影響，譬如火燒英國代辦處，衝擊蘇聯大使館，強迫在京外國人佩戴毛澤東像章等。陳毅也被造反派批鬥，常常上午被批鬥完，下午又得會見外賓。外交部最後在周恩來力保並動用軍隊後才恢複正常工作，但陳毅事實上喪失了領導地位。

1969年2月，出於避風頭的考慮，陳被安排下放工廠做調研。同年3月，爆發珍寶島衝突，中蘇翻臉。麵對複雜的國際局勢，高層決定由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老帥組建學習小組，負責分析國際形勢，為中央外交決策提供智力支持。就是在這種不在其職謀其政的狀態下，陳毅等四老帥創造性地提出聯美抗蘇的構想，陳毅更是提議恢複中美大使級會談，打破冰層。他的建議最終打動高層，成為中美建交的前奏。

1970年，中美恢複大使級談判。之後捷報頻頻：1971年美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密訪中國，確定尼克鬆來年訪華事宜；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然而，此時的陳毅已經因結腸癌奄奄一息。1972年1月6日，陳毅病逝，離尼克鬆訪華僅差一個半月。

建國60年，周陳二人的任期就占去1/3多，從中蘇同盟到聯美抗蘇，他們兩度鑄造了新中國的戰略基軸，功不可沒。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譬如1960年代簽署的幾個邊界條約，其後遺症至今仍未消除。外交本就是係統複雜的高智力工程，要做出正確的決策不僅需要決策者的判斷，還必須依靠基層人員的智力和情報支持。作為一個新生國家，中國缺少該類人才，在第一批職業外交官成長起來之前，外交部大致是個草台班子。這使得周恩來猶如諸葛亮，雖事必躬親卻總難免出現失誤。少數人的出色並不能改變整體的粗線條特征。




以點控麵，固本培元

陳毅逝世後，他的老部下姬鵬飛升任部長。

姬鵬飛，山西臨猗縣人，1910年出生。新四軍出身，是第一批調到外交戰線的“將軍大使”之一。他在東德駐節兩年，1955年起就擔任外交部副部長。“文革”期間，和許多外交官一樣，他也受到衝擊，之後複出。彼時外交部分三股勢力：以姬鵬飛為首的老派、以周恩來重點培養的喬冠華為首的新派，以及靠造反上台，以王海容、唐聞生一幫年輕女翻譯組成的“通天派”。通天派的小姐們搗蛋厲害，辦事則基本指望不上。而在業務派中，毛澤東最終選擇了軍人出身的姬鵬飛繼任。

雖說是業務派，軍人根性的姬鵬飛外交才能卻很平庸，最要命的是交流溝通能力欠佳。但他運氣很好，一上台就迎來了尼克鬆訪華、中日關係正常化，而這些都是前任留下的遺產，當真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受美國的刺激，許多國家打消疑慮紛紛與中國建交，包括澳大利亞和拉丁美洲國家，新中國迎來第二輪建交浪潮。

對姬鵬飛而言，表麵的榮光難掩落寞。與美國談判，常常是周恩來對尼克鬆，喬冠華對基辛格，他對國務卿羅切斯。了解尼克鬆政權底細的人都知道究竟誰在主導談判，其他談判也大致如此，外交部事實上處於周-喬體製下。最終，他的消極表現令毛澤東不滿，內部的通天派也起哄，姬鵬飛於1974年被免職，外長一職改由副部長喬冠華接任。

喬冠華，江蘇鹽城人，1913年出生。天賦異稟，多次跳級插班，16歲就入清華大學。哲學係畢業後又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讀博士，因與日共往來被當局驅逐，又改去德國圖賓根大學，於1936年畢業。回國後從事新聞工作，1939年經廖承誌介紹加入中共，1942年到重慶接受周恩來直接領導，在《新華日報》主持國際專欄，接觸外事工作。很快，這位喝過洋墨水的才子加老鄉得到周恩來的器重，並成為得力助手。此公性格豁達，才華橫溢，書生氣質濃厚，稱得上狂生一個。建國後，曆任外交部新聞局長、亞洲司司長、部長助理、副部長等職。他參加過建國後幾乎所有重要外交活動，包括板門店談判、兩次日內瓦會議、珍寶島談判以及聯合國大會，無論資曆、能力還是政績都稱得上最佳人選。

由於對美進展緩慢，喬冠華將中國外交基軸放到了聯合國。此時的中國早已度過了“隻要能建交就是最大勝利”的困窘期，而在國力衰弱的局麵下，聯合國這個平台往往能幫助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1970年代的中國外交大致以聯合國為重心。

1972年5月，周恩來被確診膀胱癌。1973年起惡化，至1974年不得不住院治療，日常工作轉交第一副總理鄧小平代理。在外交部，毛澤東信賴喬，昵稱他“喬老爺”。然而，內部的造反派更得寵。無論於公於私，喬冠華都不可能繞過造反派，以及他們身後的“四人幫”。再加上周恩來病重，於是喬冠華選擇和“四人幫”勢力搞妥協，這為他日後下台埋下了伏筆。當然，也有說法認為喬在“文革”前期被整怕了，所以向“四人幫”獻媚。總之，喬的轉變大致是與毛澤東介紹的章含之結婚後開始的。

如果說周恩來是諸葛亮，喬冠華就是馬謖——有周坐鎮，自可大顯身手，一旦獨立領軍，書生意氣的結果就是仕途上的街亭之敗。1976年，周、毛相繼辭世，同年“四人幫”垮台，在搜查王洪文家時發現了一份內閣名單，喬冠華大名赫然在上，但調查中又找不出喬與“四人幫”勾結的任何證據。其實，外交是隻懂打砸搶和政治投機的造反派玩不來的高級遊戲，關於這一點“四人幫”心知肚明，既然在外交部無親信可用，找一個不敵對、好相處的業務派是最明智的選擇。但不管怎麽說，上了這份名單，瓜田李下就很難說清。1976年12月喬離職接受審查，外交部的帥印交到了副部長黃華手中。

黃華，河北磁縣人，與喬同年，也是名校畢業。不過，和喬年輕時隻讀聖賢書不同，黃華是個學運領袖，參加過一二·九運動。1936年在陝北蘇區任翻譯，協助過埃德加·斯諾、史沫萊特采訪。在當時文盲半文盲紮堆的延安，大學生實屬鳳毛麟角，再加上還是學運領袖，黃華直至建國前都一直在黨中央任職，甚至擔任過朱德的秘書。建國後，被調至外交部。

黃華參加了板門店談判，並任西歐非洲司司長，後隨周恩來參加日內瓦、萬隆會議。1960~1971年先後駐節加納、埃及和加拿大。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後，他作為首任大使駐節聯合國，直至喬冠華解職才回國接任外長。

黃華任內的主要工作就是繼續深化與西方的關係，其中作為全球第一、第二大經濟體的美日是重中之重。當時與美國未正式建交，與日關係僅僅實現正常化，必須有一份新的條約加以確認。1978年，經過艱苦的談判，中美決定建交，與日本也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同年隨鄧小平訪問美國。黃華的職業生涯到達巔峰。

可僅僅3年後，變故發生。先是不堪重負的蘇聯投來橄欖枝，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幹發表講話，對華態度出現軟化。另一方麵，裏根任內的新保守主義給剛剛起步的中美關係籠上了陰影，他在競選時就放言要與台灣複交。這樣一來，中共內部出現兩個聲音：繼續聯美抗蘇還是與蘇聯重新攜手？

麵對這樣的變局，黃華穩健有餘，卻缺乏敏銳，大致還是按1972年的思路來，有時甚至顯得僵化。譬如1981年10月的坎昆南北首腦會議上就曾錯判，仍突出反蘇反修。再加上1982年7月駐莫桑比克大使館的唐健生殺人案影響惡劣，外交部和黃華備受指責。11月，勃列日涅夫病死，作為謀求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探路石，黃華被派去莫斯科開展“葬禮外交”。回國後，就被免去外長職務，去了全國人大。

從年齡上看，姬、喬、黃屬於同一代際。但從專業和曆史角度看，姬僅僅是個舊派的過渡性角色，真正主導1970年代中國外交的是喬、黃為首的業務派。這兩人的外交思維一脈相承——以點控麵，固本培元。所謂的以點控麵，指的是有重點的外交。而當時的兩個重點就是美國和聯合國，譬如喬冠華從1971年到1976年每逢聯大必親自帶團前往。至於固本培元，指的是鞏固原來的老朋友，再去慢慢發展新朋友。

周恩來、陳毅、姬鵬飛、喬冠華、黃華之後，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空降過來的吳學謙成為新中國第六任外長。

吳學謙，江蘇嘉定人（1958年後嘉定改屬上海），1921年生，1948年成為地下黨上海市委成員；建國後先在團中央工作了9年，後任職於中聯部，長期與西亞和非洲未建交國家打交道；“文革”時受衝擊，1982年4月轉至外交部任副部長，僅僅7個月後就取黃華而代之。

吳學謙上台時的中國已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外交也要為經濟工作服務。吳一上台，中國便批準了加入關貿總協定（WTO前身）的申請報告。在政治領域，吳主要負責中蘇關係正常化和中英香港談判，後來還兼對台工作。對蘇關係由於黨內意見不統一，中方步子不敢邁得太大，而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3年內相繼去世，也使得談判難以連貫，一直拖拉著；香港談判倒是比較順利，吳外長和英國外相關係也不錯。

1987年1月，胡耀邦辭去黨總書記職務，作為老部下的吳學謙亦受到牽連，但安然過關，至1988年更擔任李鵬手下主管外交的副總理。

或許是青年時代長期從事反國民黨學生運動的緣故，吳的氣質更像一個學生幹部，官場糾葛甚少，是個純粹的職業外交官僚。他好讀書，性格嚴謹，做事踏實，甚至有些刻板。譬如外交部在他任內才允許外事人員出國帶家屬，但他本人卻從來不帶；外交官外訪時抽空遊山玩水本是常事，唯獨吳不好此道。吳最大的優點在於勤勉肯幹，但1988年底，他因健康問題被免去外長職務，由副部長錢其琛接手。

錢其琛，江蘇嘉定人，1928年生於學術世家，14歲入黨，從事學運工作，但未讀過大學。建國頭幾年，他供職於團機關，1954年派往蘇聯中央團校，畢業後在駐蘇使館工作，1963年回國到高教部（1966年並入教育部）擔當留學生工作；“文革”時受衝擊，被下放；1972年恢複工作後，重新派駐莫斯科任使館參讚；1974年升任駐幾內亞大使，1976年回國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1982年任副部長，年僅54歲，這端賴胡耀邦倡導的幹部年輕化、知識化新風所賜。

錢其琛從進入外交係統那天起就與俄國人結下了不解之緣。1950年代留學正逢中蘇蜜月期，1960年代回國正值翻臉，1970年代受衝擊也與留蘇不無關係，1980年代中蘇關係緩解，錢其琛迎來了外交生涯的第二春。自1982年起，他就在談判桌上與蘇聯人就消除“三大障礙”軟磨硬泡，但直到立場溫和的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事情才出現轉機。1989年，中蘇關係正常化，可是蘇聯的路也快到盡頭了。

1989年於中國和全球局勢都是一個大變之年。對中國而言，由於遭受西方製裁，關貿總協定談判被迫中止。而在歐洲，各社會主義國家亦動蕩不安，前景不妙。東歐劇變後，1989年底美蘇馬耳他峰會明確宣布結束冷戰。錢其琛上台僅一年，就麵臨立國40年未遇之大變局。當時鄧小平提出了28字方針，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對錢而言，如何適應後冷戰時代的新環境和應付中美蘇力量平衡打破後的短期副作用，乃是中國外交的遠近期目標。

該方針在錢任內具體表現為三個層次：若非原則問題不與美國發生正麵衝突的底線；與俄、歐、日深化關係，以多元外交分散風險的中程目標；與世界接軌，加速融入國際社會的長遠任務。以此觀之，除了1996年台海危機外，中國都極力避免和美國正麵衝突。在多元外交方麵，錢其琛雖非第一人，但今天中國外交的大勢卻肇基於其任內。譬如1989年，他就借赴日參加昭和天皇葬禮之機與東南亞第一大國印尼交涉，結束了雙方自1965年以來的敵對狀態。1991年，錢其琛出訪原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時提出“三超越”原則，即超越社會製度、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的差異。三原則雖較理想化，但符合冷戰結束初期的國際氣候。而在國際化方麵，錢參加的各類區域及國際政經會議就很多，入世談判也在他任內獲得根本性突破。

值得一提的還有吳學謙設想、而由錢一手創建的新聞發言人製度。這一製度是外交部自身與世界接軌的表現。在硬實力不如人，缺少話語權的前提下，發言人事實上成為了中國外交的一張軟王牌，於中國外交突出重圍功不可沒。

吳、錢二人生於1920年代，建國時恰逢青春，故接受過較係統的外交培訓，是第一代職業外交官僚的傑出代表。這批職業外交官的冒頭，標誌著粗放型的中國外交開始轉向細化。同時，轉型客觀上又是受冷戰結束大氣候的威壓所致。正由於兩者的契合，才有了1990年代穩中求升的外交新局麵。

有所側重的傾斜外交

錢其琛於1998年3月卸任，接任的是唐家璿。

與其他外長皆擅一門西方語言不同，1938年出生的唐家璿雖然也學過英語，但卻是靠日語專業吃飯。這個江蘇鎮江人的工作履曆較為簡單，從在廣電係統擔任翻譯到調入外交部，再到外派，一直擔任涉日事務。不過，這按部就班、波瀾不驚的仕途在1991年起了深刻變化。在日軍遺留化武傷人事件中唐家璿的強硬表現博得高層讚賞，同年被破格調回外交部擔任部長助理，曆任副部長、部黨委書記，直至成為部長。

唐的上位有著深刻的曆史背景。冷戰的結束對中國外交的衝擊是全方位的，不僅中美關係惡化，就連1990年代前期還不錯的中日關係也因曆史、教科書等問題出現裂痕。而美日同盟不僅未因冷戰結束而解除，反倒重新強化。這無疑令中國感到不安。另外，因台海危機而激化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對決策造成的輿論壓力也不容忽視。世紀之交的中國外交大致分兩條主線：繼續對美緩和；開始對日強硬。是高層選擇了唐來貫徹實施該策略，而非唐的上位促成了對日強硬。除了唐，好幾位外交實權人物如武大偉、王毅都是涉日背景。

由於權宜性太強，又隻看到了中日關係的美國因素，卻忽略了中日自身的變化，這樣的傾斜策略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1998年11月中日關係轉冷。另一方麵，中美關係也未因緩和策略取得進展，相反還發生1999年駐南斯拉夫使館被“誤炸”事件。2001年，新保守主義的布什共和黨政府一上台，就發生了南海撞機事件。而更強硬的小泉純一郎執掌日本無異於雪上加霜。

緩美迫日的策略顯然難以為繼，2001年由此成為中國外交的又一轉型之年。當年9·11事件爆發，中國在第一時間發電慰問，並表示將協助美國反恐，從而取得美國的初步認同。而2002年起惡化的朝核問題也為中美關係的改善提供了契機。通過9·11和朝核問題，中方深刻認識到汗水比口水值錢，語言解釋遠不如實務合作來得有效。2003年，中國正式介入朝核問題，之前又恰逢黨十六大和兩會換屆，唐家璿的外長職務隨之解除，升任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

總的來說，唐家璿是10位外長中性格最不顯山露水，同時最不好評價的一位。外界對他的印象除了四平八穩的作派和內斂陰柔的作風外大致無他。而無論職業表現還是公開言論，看上去都不很像一位外交官，反倒更像一個老練的政治家。

唐家璿之後，接任的是李肇星。

李肇星，1940年生於山東青島的農民家庭，北大畢業後經短暫進修調入外交係統。在他的職業道路上有兩位引路人：嶽父秦力真和恩師錢其琛。就影響的深遠程度而言，錢的作用更大一些。1970年代，李在肯尼亞大使館工作了7年，後調回新聞司幹了5年，接著又外派萊索托兩年；1985年至1990年擔任新聞司副司長和新聞發言人，外交部第一次新聞發布會就是由他擔任翻譯；其後任部長助理，1993年出任駐聯合國大使，1995年回國任副部長；1998年出任駐美大使，2001年再回國任副部長。在唐家璿外長任內，讓接班呼聲甚高的李派駐華盛頓一段時間，也是決策層外交戰略調整的表現。

李的履曆表放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部都是令人稱羨的：基層經曆、總部任職、大國派駐一應俱全。若非當年對日外交的需要，剛從紐約回國不久的他，也有接替錢其琛擔任外長的資格。這一步晚，對他的仕途牽製頗大。當李任駐美大使時，中美關係墜入低穀，所以在他就任外長後，修補改善中美關係、維持合作就成為工作重點，尤其是在朝核問題上的政治合作必須維持下去。問題是，布什政權鷹派色彩濃厚，平壤也不好說話。結果，2006年朝鮮首次核試驗，宣告了六方會談的失敗。盡管中美在朝核問題上的合作關係並未解除，但中國外交威信受損和美國對中國期望降低的事實不是幾句外交辭令就可以抹殺的。也就是說，李肇星沒能完成最重要的任務。這個責任不應由李承擔，因為負責六方會談的並非知美派，而是亞洲司出身的知日派。李任內忙得最多的是應付中美之間的經濟摩擦。

綜觀李的4年任期，除了幫助中國企業大規模重返非洲外，似乎找不出更多可圈可點之處。倒是他在新聞司練就的嘴皮子和寫詩的愛好為他掙了不少加分。他的公開言論很多，雖不乏才思敏捷的應對，卻總讓人感到一絲刻意的強硬。這種強硬作風在駐美時就多有表現，可說是發言人的職業慣性和後冷戰初期特殊政治環境的綜合產物。隻是，身在外長高位，很大程度上卻仍在幹發言人的活，這究竟是個人定位問題還是無奈的選擇，隻有李自己知道了。

李一開口，最高興的是記者和部分愛國青年。但在筆者看來，李肇星任內最值得稱道的成績不在外交業務，而在於推行外交部自身的平民化路線。他上網和網友聊天，和學生交流，開放外交部檔案給公眾，甚至開放外交部供公眾參觀，這些務虛的姿態短期內效果不錯，同時更是外交部職能及工作作風轉變的開始。長期以來，外交部總給人一種高高在上之感，與公眾距離甚遠。由於其業務與公眾生活沒有多少交集，公眾也無所謂。但隨著對外交往擴大深入，國人海外遇險的事情增多，外交部“兩耳不聞布衣事，一心隻為朝廷計”的傳統作風深受詬病。自李任內起，外交部的“為國服務”開始向“為民服務”轉變。2004年，新設的涉外安全事務司就是負責保護中國公民海外權益。

在10位外長中，城市或城鎮出身者占多數，少有幾個農村出身也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農民，李肇星是唯一一個純農家出身。他憑借自身努力成為外長，並推進外交部的大眾化，本身就頗具政治象征意義。

2007年，李肇星因到退休年齡而卸任，接力棒傳到了副部長楊潔篪手中。

楊潔篪生於1950年的上海，是首位建國後出生的外長。楊的外交履曆較簡單，從最早任英文翻譯到任駐美使館秘書、參讚，接著在總部美洲司任職，再到外派美國任公使；1995年回國任部長助理，1998年升任副外長；中美關係惡化後，重新派往美國任大使；2004年任滿回國，擔任副外長，直到2007年轉正。從加入外交部那天起，楊的工作都和美國打交道，34年中有12年在美國度過，是個很純粹的美國通。選用這麽個美國通接替同是美國通的李肇星，決策層的意圖不言自明。

楊的運氣很好，雖然一度因“文革”而輟學，卻趕上了順風車，被外交部選送到英國名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與他同一批的王光亞、龍永圖、周文重、沙祖康等人也都成為後冷戰時代中國外交的中堅力量。回國後，楊因外語水平出色被安排到翻譯室。1970年代，他曾擔任過老布什的翻譯，並與布什家族結下了不錯的私人關係，老布什甚至昵稱他為“老虎楊”（虎年出生，名字帶“虎”）。當然，此時楊不會未卜先知老小布什日後先後成為美國總統。但正由於這份交情，楊仕途順利，不僅屢屢創下外交部的年齡紀錄——最年輕的駐美大使和最年輕的副外長、外長，更促成小布什破例邀請江澤民主席到德克薩斯州的私人農場作客。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楊潔篪的仕途固然有私交的幸運成分在內，但接任外長反倒與之關係不大。畢竟2007年的小布什政權已經日薄西山，要走私人路線時間上太遲，更何況私交的融洽並不能扭轉國家哲學層麵的分歧。個人能力和戰略需要是楊得以上位的主要原因。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後，上任大使不久的楊就通過答CNN記者問的方式取得美國主流社會的同情和支持，這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大亮點，也為他贏得了美國政界的認可和信任。所以，在李肇星之後的知美派當中他是最合適的人選。

楊潔篪的性格氣質和兩位前任迥異，看不到強硬的氣息，反倒和更早的吳學謙神似。這樣的性格在外交領域自然不能為公眾提供低層次的審美衝動，譬如楊一上台就有網民說小家子氣的上海人做外長中國外交必定要軟弱，但於事業則利遠大於弊。另外，去年發端的全球金融危機為中美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更廣闊的空間，楊大有可為之處甚多。

新舊世紀之交的中國外交可以說是一個尋找支柱的過程。自蘇聯解體起，中國的外交思路幾經變動，但最終還是將戰略基軸鎖定到中美關係上。在新聞司、亞洲司出身的外長各領風騷四五年後，美洲司科班出身的楊潔篪終於能夠以對美外交統攬全局，可算是一大突破。然而，中美製度、價值理念、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差距決定了此途多歧路。在有關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的涉外領域，作為國務委員的戴秉國不時出麵分擔外長的重任，譬如參加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裏的戰略對話，臨時代表胡錦濤出席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對話會。這種中國特色的外事安排，與中國外交在原則性和靈活性上維持平衡的方針，以及外交部在開展棘手和複雜工作時需要中聯部、安全部、商務部等部門的大力配合是分不開的。(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