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德公司"中國與全球化"（2005/11/10）

中國與全球化－William H.Overholt的證言
William H.Overholt （2005/5/19）
楊小欣譯（2005/11/10）


　　目錄

　　1譯者的幾點說明
　　2中國與全球化（全譯稿）
　　3譯後記-關於新華網編者標題、仲大軍文章及何穎譯稿存在的一些問題

譯者的幾點說明

一作者和本文簡介

　　（一）作者William H.Overholt 是蘭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美國的一家非贏利研究機構）亞太政策中心（Center for Asia Pacific Policy）的主任和亞洲政策首席研究員，《中國的崛起-經濟改革是如何創造一個新超級大國的》The Rise of China ：How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一書的作者，原哈佛大學亞洲中心研究員，曾任總部設在香港或新加坡的三家主要投資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和亞洲戰略問題專家。

　　（二）《中國與全球化》（China and Globalization ）一文，是作者作為專家證人在美國第109屆國會第1次會期的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The U.S.-China Economic and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聽證會（2005年5月19日）上提交的一份書麵證詞。據作者稱，其中的意見和結論是其個人的，不應當被解釋為代表了蘭德公司或該項研究的資助者的意見。

　　作者在其證詞中試圖證明：中國的全球化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最偉大的曆史性勝利之一。中國的崛起，不僅使中國人民受益，而且使整個世界受益；給美國帶來的好處遠遠大於負擔，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中國在許多重要問題上已成了美國的盟友。美國應當實事求是地看待中國在某些方麵損害美國利益的問題。全球化的中國將不再會謀求改變美國創建的世界體製；改革者的中國並不試圖改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崛起的中國並不主張也沒有實力取得支配世界的權力。中國麵臨著非常嚴峻的國內問題的挑戰，如果中國不能成功應對這些挑戰，其經濟的高速發展在不久的將來就會遭受重大挫折；即使中國的經濟能夠持續高速增長，未來的中國也不可能在所有領域都取得優勢地位。因此，中國威脅論是錯誤的。美國應當歡迎而沒有必要害怕中國的崛起。作者期待，中國發展成為日本那樣的富裕的國家，在某些方麵具有優勢，在某些方麵處於弱勢，與美國擁有一個互利互補的產業結構。作者還期待，中國將會從其亞洲鄰國那裏汲取政治改革的經驗。

　　（三）原文所在網址

　　（1）www.uscc.gov/hearings/hearingarchive.htm#hearings2005

　　作者在聽證會上的口頭陳述記錄和提交的本份書麵證詞，被分別收錄於USCC聽證資料專集（CHINA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P.123-126和P.126-132）。該專集共300餘頁，收錄了該次聽證會（共兩天）六個專題的全部專家口頭陳述和書麵證詞，可全集下載。

　　（2）www.rand.org/publications/CT/CT244/

　　二翻譯此文的理由

　　本人原先無意翻譯此文（隻打算將其作為比較法教學用的背景資料之一，介紹給同學從網上下載原文閱讀），隻是在上個月末（2005/10/31）看了新華網登載的編者標題《蘭德公司發表報告唱衰中國經濟我學者予以駁斥》和國際先驅導報登載的署名仲大軍的文章《2020年，中國將成為窮國？》後，才決定這樣做的。翻譯此文的理由如下。

　　1新華網編者標題和署名仲大軍的文章（以及該文所依據的何穎的節譯稿），在妥當性方麵，似乎存在一些問題（請見譯後記），可能會使沒有仔細看過《中國與全球化》原文的讀者產生某些錯誤的印象。本人如將原文盡可能準確地翻譯出來，不僅對網編標題的作者和仲大軍先生，而且對其文章的讀者，也許不會是無益的。

　　2《中國與全球化》一文，雖然是作者寫給美國的決策者們看的，但其內容卻與我們中國人有關（其標題就表明了這一點），其中的議論涉及到我們所關心的許多重大問題；該文的見解，雖然未必都有新意，更談不上都是無可爭議的定論，但多少也許能引起我們的興趣。將原文盡可能準確地翻譯出來，對於沒有精力看原文但有興趣了解其內容的讀者，也許不會是多餘的。

　　附記：本人在完稿後，在網上發現了何穎的全譯稿，標題是《美國蘭德公司報告：〈中國與全球化〉》www.dajun.com.cn.本人的譯稿與何先生的，存在許多不同之處。

　　三譯文和譯後記如有錯誤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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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與全球化

　　摘要

　　中國曾經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反對者和我們所建立的全球性組織的最大的搗亂者。然而如今，她已把自己變成了全球化的擁護者和這些全球性組織的負責任的參加者。中國在經濟上的開放程度已遠遠超過了日本。她正在促使其國內製度的全球化，其達到的程度，在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一個大國中是前所未有的。法律秩序的建立、市場競爭的推行、英語的廣泛使用、海外教育資源的引進和外國法律及製度的大量移植，不僅使中國的製度趕上了時代，而且使中國的文化發生了變革。

　　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所有成功，都使人聯想起自由化和全球化；中國在每個方麵的全球化，都給她帶來了更大的成功。在世界曆史上，從未有過數量如此眾多的勞動者的生活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得到了改善。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民眾對全球化的支持超過了日本和前蘇聯-在日本，戰後重建是在國家對經濟實施高度管理的條件下實現的；而在前蘇聯，社會卻因休克療法而受到了嚴重的傷害。由於中國民眾對全球化的支持，中國在實際上已經成了美國和東南亞在推進貿易和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方麵的盟友。對日本，印度和巴西而言，這種程度的自由化，是她們難以接受的。

　　盡管如此，中國的迅速全球化已迫使其作出了艱巨的社會調整。國有企業的就業人數已減少了4400萬，製造業的工作崗位也已喪失了2500萬個。125家汽車製造公司預計將被迅速整合為3至6家。

　　中國全球化的成功，正在對其鄰國發生重大的影響。從中國那裏，印度人明白了一個較為開放的經濟所具有的長處。那些在敵視外資的環境中受到教育的亞洲人和有著保護主義傳統的拉美人，如今為了與中國的競爭，也不得不開始對外來投資采取較為開放的政策並減少對貸款的依賴。這將改變第三世界的發展戰略，並為我們的公司創造更多的全球範圍的機遇。

　　與早先人們所擔心的恰恰相反。中國的崛起並未奪走而是刺激了其鄰國的貿易和外來投資。事實上，近年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使日本的經濟得到複蘇，使其重要的鄰國免於蕭條，甚至可能還正在阻擋著一次危險的全球性經濟衰退。

　　中國經濟的成長給美國公司帶來了新的市場。中國給美國帶來的利益，就像中國輸入美國的貨物那樣，大於從美國流向中國的。廉價的中國產品已經實實在在地改善了美國窮人的生活。廉價的產品和中國在美國的赤字問題上所采取的財政措施，抑製了美國的通貨膨脹和利率下滑，並延長了美國經濟的繁榮。不過，與此同時，廉價產品的湧入也引起了貿易赤字和社會調整的問題。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不到位，致使美國的許多公司遭受了損失。中國大規模的建築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引起了全球範圍的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從而給原材料的生產者帶來了巨大的利潤，給消費者造成了巨大的負擔。

　　中國的成功是現代史上最重要的發展之一。但是，人們如果根據其近來的高速成長這一事實，就推斷中國將會支配世界並威脅到我們的生活方式的話，那就錯了。與舊蘇聯不同，改革者的中國並不尋求改變任何其他國家的生活方式。中國的經濟正麵臨著世界曆史上最嚴重的銀行兼並、城市化和就業不足的挑戰。不僅如此，到2020年，中國還會陷入工作人口嚴重不足、大量需要扶助的人失去依靠這種人口比例極度惡化的危機。對我們而言，中國最好發展成為日本那樣的富裕國家，在一些方麵存在優勢，在另一些方麵則處於弱勢。有跡象表明，中國正在朝著這個方向迅速發展。對此，我們應當歡迎，而不是感到恐懼。

　　中國與全球化

　　改革前的中國，是世界上最有力的全球化的反對者。她在經濟上實行自給自足的政策。她反對世界的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反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之類的主要的全球性組織。她相信天下大亂是件好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她積極支援世界各地的動亂-不僅在她幾乎所有的鄰國，而且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甚至在我們的大學。

　　與中國對外政策的四處碰壁相伴隨的，是其國內文化的破壞。其嚴重程度實為世界所罕見。在十年文革中，在毛澤東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思想（peasant chiliasm）[1]的指引下，學生和其他的群眾，把大多數黨政高級幹部置於被羞辱的境地；攻擊了主要的教育機構、社會組織和政府部門；摧毀了大部分的文化遺產；甚至力圖全麵破壞國家的既成體製。

　　兩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曾嚐試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帝製、共和製、軍閥統治、原教旨主義（religious fundamentalism）和其他的一些方案。結果都失敗了。由此而引起的思想混亂（alienation-精神錯亂）是如此的嚴重，以至不僅是學生，國內的許多人都認為：無論是世界的經濟政治體製，還是中國的經濟政治體製，對他們都是不利的，所以，任何通往成功的道路都不得不從摧毀現存的體製開始。

　　對世界而言，尤其是對我們而言，在中國的貧窮和政治分裂所引起的諸問題當中，文革隻不過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假如在整個20世紀，中國是個富裕而統一的國家的話，那麽，我們所經曆的將不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僅僅是第二次歐洲戰爭。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其情形也會完全不同。中國將有能力抗擊並打敗日本的侵略。珍珠港事件和許多其他的戰禍將不會發生。美國的戰爭負擔因此而會大幅度減少。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正是因為中國的貧弱，我們和這個世界，更不用說億萬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世界需要一個富強的中國。

　　由於中國全球化的成功，我們不再會麵臨這樣的問題。中國已不再是一個引誘世界列強陷入巨大衝突的真空地帶。中國已不再援助東南亞、非洲和拉美地區的動亂；也不再試圖瓦解世界的金融體製。如今的中國，對泰國和菲律賓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安定給於了支持，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與鄰國就政治穩定、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所帶來的利益進行協商。這樣的中國，使我們受益。

　　冷戰伊始，美國的對外政策就已經確立了這樣的基本理念：如果我們能夠通過其他國家的內部改革和後來的所謂全球化，促使世界上盡可能多的地區在經濟上得到增長，那麽，我們就能夠實現歐亞的安定，贏得冷戰，創造一個穩固的世界秩序。我們的軍隊保障了這一進程。不過，從馬歇爾計劃到亞非援助使命，我國采取的是這樣一種長期的核心戰略：把其他國家納入構成我們所需要的那種世界的全球性組織和卓有成效的經濟運行規則的體係之中，以此來協調和穩定我們的世界。

　　事實已經證明，這一戰略是人類曆史上最為成功的地緣政治戰略之一。其成效是如此的巨大，我們過去的敵人和盟友都被卷進了我們所編織的世界秩序的網絡之中。盡管如此，在我們國內，這一戰略卻招來了不少非議，有時還引起了一陣恐慌。我國的主要產業，尤其是其中的紡織業和製鞋業，相繼不斷地反對我國與日本、韓國、台灣、東南亞、中國及拉美之間的自由貿易。過去，我們曾為日本是否將會吞並我國的全部製造業，買下我們所有最重要的資產，最終在鋼鐵、汽車和電視機諸領域打敗我們，甚至把洛克菲樂中心也吃進肚裏，等問題而深感憂慮。然而，到頭來結果又怎樣呢？我國經濟的各個方麵，不是沒有陷入危機嗎？此外，我們對台灣和韓國的經濟發展所給予的鼓勵，不是也沒有變成對可怕的獨裁統治的援助嗎？事實證明：我們的擔憂，每一次都是過分的；我們的戰略，在所有的場合都取得了成功。其結果不僅有利於我們的安全，有利於我們的經濟繁榮，有利於海外的政治自由化，而且有利於我們的貿易夥伴國家的人民。今天，我們同樣也沒有必要為中國的崛起而憂慮。

　　中國的全球化

　　在我們的戰略設想中，我們原本沒有預見到的是，這一戰略竟然能夠把包括中國在內的我們的那些舊敵國也誘入我們所設計的世界經濟組織體係和地域政治安定計劃的網絡之中。

　　盡管跚跚來遲，中國卻以遠比日本積極的姿態，加入了我們的全球化體係。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大大超過了日本。在2004年度，中國的國際貿易額相當於其GDP 的70%，而日本的，僅為24%；中國引進了606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而日本，盡管其經濟規模數倍於中國，盡管其正處在應當吸引相當數量外資的經濟恢複時期，實際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卻隻有201億美元。

　　中國的全球化並不限於經濟的對外開放，更重要的是其製度的全球化。今日中國所選擇的發展戰略，與明治初期（19世紀中葉）的日本所采取的戰略有明顯的相似之處。當時的日本政府為學習先進而向海外派遣考察團，在世界範圍內挑選最優秀的海軍（英國），最優秀的教育製度（德國）以及其他最好的東西。然而，經過一個半世紀，日本人已顯現出了閉關鎖國的傾向；而中國，卻已從清朝的閉關自守和毛澤東的農民排外主義，進化到采取一種具有同化精神的全球性的政治理念。

　　今日的中國，正為尋求最佳的興國之策，向世界各地派出考察團。中國從海外引進（使之適應於自己的需要）的，不僅有技術和公司管理手段，而且有涉及廣泛領域的各種製度和辦法，比如：國際會計標準、英美和香港的證券法、法國的軍用物資承購製度、以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為範本的中央銀行組織機構、台灣式的外國有價證券投資管理製度、以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經驗為參考的經濟發展戰略以及其他許多的東西。在這些變化中，最為重要的是：中國決定采用西方的法治觀念，把競爭作為經濟活動的基本方式，事實上把英語作為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第二語言。如今，我可以不帶翻譯在北京大學講課，或在北京和上海采訪高級官員。不過，最具有重要意義的也許是，中國已經把她的優秀青年派往海外，讓他們在國際（協調）主義的實踐中接受教育，就像羅馬人把他們的孩子送去希臘留學那樣。

　　當然，這些變化是逐漸發生的。人們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西方的會計製度和法律引入一個連職業會計師和律師都不存在的剛剛起步的國家。盡管如此，這些變化在中國的發生，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來得快。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變化並不限於技術的更新換代。清王朝的學西方，實行的是"西方的技術，中國的文化"（中體西用）的方針。而今日中國的學西方，卻並非如此。諸如法治的實施和市場競爭的促進這樣的變革，否定了延續數千年的傳統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

　　中國還正經曆著文化品位的全球化。洋品牌的湧入，把中國人卷進了全球文化的海洋。我曾花了數月時間調查中國的汽車產業。我們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在一個像七八十年代的韓國那樣的封閉的市場環境中，中國能夠（像韓國那樣）發展其自主品牌的汽車嗎？我們找到的答案是：今天的中國人對全球文化的開放程度，遠遠超過了十年前的韓國人。在中國，除非融合了全球通用的設計和外國的技術，自主品牌的汽車將不會有發展的餘地。十至三十年前，韓國的汽車產業盡管在規模上大於今日的中國，當時的人們在馬路上卻見不到歐美品牌的汽車。即使在今天的韓國，也難得見到。但在今日的中國，路邊停靠著許多大眾和別可汽車。

　　中國不僅比第三世界中的其他國家，而且也比第一世界中的許多國家，更相信全球化。中國所取得的全部成功，都帶有“改革開放”即全球化的印記。與中國不同，日本和韓國在其經濟高速成長的時期，盡管也經曆了全球化，但對國際貿易、外來投資和國內經濟活動，卻實施了比今日的中國遠為嚴格的限製。

　　全球化已迫使中國作出了非常痛苦的調整。國有企業的就業人數，已從1995年的1億1000萬減少至2005年3月時的6600萬。那些認為美國製造業的工作崗位已經轉移到了中國的人們將會吃驚地發現：中國的製造業的工作崗位，已從1994年的5400萬個減少至今天的3000萬個。不過，這些數據盡管觸目驚心，卻並不足以充分反映中國為了擴大競爭和迎接來自WTO 成員國的挑戰，而不得不接受的調整的劇烈程度。例如，雖然汽車產業的就業人數仍然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但汽車製造企業的數量，預計將從高峰時期的125家減少至3到6家。不僅如此，中國汽車市場的份額，大部分已被中外合資企業生產的汽車所占據。

　　中國人民正在經曆的社會調整，其程度之嚴重，無論如何估量也不過分。但是，正因為中國願意接受這樣的調整，人類曆史上還沒有哪個大國，在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條件方麵，曾經曆過如此迅速的改善。在改革剛開始的時候，上海的勞動者們還都穿著同樣的服裝，看上去無精打采，缺乏熱情；很少有人擁有諸如電視機甚至手表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在農村，營養不良的現象到處蔓延。但在今日的上海，普通的居民家庭輕而易舉地就擁有一台以上的電視機，營養不良的現象已經絕跡。正是由於生活的迅速改善，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支持進一步的全球化。

　　中國的全球化與其他國家

　　中國的全球化，當然也對其他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影響，體現在印度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實踐的變革方麵。印度自獨立以來，貫徹極端的保護貿易政策，采取敵視外國直接投資的立場；對內實行被稱為"許可證統治"的社會主義經濟控製體製，對外則堅持與舊蘇聯之間的堅固的經濟和政治聯盟。其經濟因此而受到了嚴重束縛，裹足不前。1991年爆發的外匯危機和近鄰中國所取得的成功，震驚了印度並使她明白：如果放棄以往的敵視全球化的立場，那麽，她就能夠走向繁榮。盡管印度的起步晚於中國，速度也較為緩慢，其經濟的增長率還是提高了一倍。極度貧困人口的數量也已大幅度減少。如果今天你去印度，就像我上個月剛去過的那樣，你將會發現曾經似乎隻有在東亞地區才能看得到的那種希望，自信和活力。

　　正如早先在中國發生的那樣，印度的新興經濟勢力，已促使該國的領導者把政策的重點目標，從爭奪地域政治勢力範圍轉向與鄰國謀求共同的經濟利益。印度與其鄰國的關係（有時甚至包括印巴關係在內），最值得注目的是印中關係和印美關係，較之過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事實上，現在的印中關係的狀況，是上世紀60年代的衝突發生以來最好的。印度的產業界已不再懼怕與中國的競爭，他們對印度的競爭優勢有了信心，甚至還為最近的印中貿易順差而歡慶。

　　中國對印度的經濟政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這隻不過是很可能已經開始發生的更大範圍內的現象的一例而已。直到最近，絕大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還有日本，對外國的直接投資都抱有相當敵視的態度。從日本和韓國，到菲律賓和泰國，再到印度，更不用提拉美的絕大多數國家，直接投資者們在那裏麵對的，是難以跨越的市場準入門坎、高額的稅費、不公平的司法待遇和消極的輿論環境。這些國家不是接受外國的直接投資，而是依賴外國的貸款（韓國、東南亞和拉美），或是依靠國內的貸款（日本）。這些國家通常都產生了過大的債務負擔。泰國設定了高額的稅收，而後給特定的投資者減稅。印度人的團體曾抓住衛生問題，憑借歪曲事實的指控，對肯德基的炸雞食品發起攻擊。不過，這種戰術現在已沒那麽可怕的了。

　　中國根據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過去的成功經驗，在降低負債、平衡收支方麵取得了成功。這將逐漸促使世界上許多國家改變自己處理經濟發展問題的方式。中國的這一影響具有革新的意義，尤其是在亞洲。那裏的許多國家以往采取的方式是，通過取得國內或國外的銀行貸款，來避免對外國投資的依賴。而政府則通過誘導銀行的貸款流向，來調控產業的發展。這種做法，使企業和國家過度地依賴於銀行，引起周期性的財政金融危機；使政府獲得了過大的控製產業的權力，助長了管理失誤和腐敗的發生；使在政治上受到支持的大公司取得了對較小公司和外國公司的不公平的優勢。對我們而言重要的是，這種做法限製了我們的公司的發展機會。如今，與中國的競爭將迫使這些國家的大部分公司向外國投資敞開大門。這一變化將使美國的公司不僅能在中國，而且能從世界各地得到好處。

　　近十年前，許多人曾擔心，中國的成功將會吸引其鄰國的外來貿易和外來投資流向中國，從而導致這些國家變窮。但此後出現的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在所有改弦易轍、對外來直接投資表示歡迎的國家中，就像在印度、韓國和日本，外來投資已經大大增加了。在中國的啟發下，其他的國家也打開了引進外資的大門。而為回應這一增長了的需求，外國投資的地盤也大大擴張了。

　　在全球經濟隨著技術產業泡沫的破裂而陷入低迷的時候，像韓國和菲律賓那樣的國家，卻發現自己因中國的需求的存在而得以免受經濟衰退之苦。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的需求刺激了日本的經濟，使其得以從不景氣中恢複過來。世界經濟因日本的狀況而麵臨著風險。對這一風險的嚴重性，怎麽估計也不過分。日本的巨額債務造成了會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風險，它將首先引起日本經濟的崩潰，然後波及他國，最終導致全球範圍的經濟崩潰。如今，由於中國提供的寶貴的發展空間刺激了日本經濟的恢複，這種風險似乎已經成為過去。幾乎沒有什麽書，談論過從未發生過的全球經濟大蕭條。但是人們卻完全可以這樣說，正是中國的全球化，使我們大家得以在新世紀之初免於陷入急劇的全球經濟的大蕭條之中。

　　還有其他的許多人，從恰好發生於世界經濟衰退期的增大的中國需求中得到了利益。原材料生產商們，已經適應了那些一年不如一年的苛刻的貿易條款。我們的盟國澳大利亞突然發現，由於中國的需求，自己所麵臨的貿易條件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的情況是其曆史上最好的。包括老撾、巴布亞新幾內亞和非洲的眾多國家在內的世界上最貧窮的許多國家，正是在她們最需要的時候，從中國的巨大需求中獲得了利益。與這些國家的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相關的，不是什麽援助計劃，也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的黃金交易，而是中國對這些國家的產品的增大的持續的需求。

　　簡而言之，中國的崛起所產生的最重要的作用，與美國的崛起或日本和歐洲的複興對世界的作用是一樣的。與富人為鄰，較之與窮人為伴，你總會變得更加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