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鶴崗煤礦的逝去兄弟”與被遺忘的一篇好文

來源: pandal 於 2009-11-22 01:04:29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27897 bytes)

我的“鶴崗煤礦兄弟”：我拿什麽來哀悼你？再讀老文章吧！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驚聞黑龍江鶴崗新興煤礦再度發生礦難，國家安監總局得到最新消息，黑龍江鶴崗新興煤礦瓦斯爆炸事故目前已發現47名礦工遺體，仍有67人被困井下。對於此類消息的出現我並不意外，意外的是人民已經大都麻木了，麻木得不知道“礦難”意味著什麽，不是中國人沒有良心，沒有愛心，而是很多人可能已經死心，光亮數據下的“帶命的煤”已經把整個民族都弄得漠視了生命的意義，這怪誰呢？我不知道，有誰能告訴我？　　

我已經不想聽“軍令狀”、“首長負責製”、“嚴肅處理”、“下不為例”、“舉一反三”等等等等震耳欲聾的宣誓，我隻關心滿臉黑糊糊的兄弟還有多少要跟隨已走的靈魂而去，我不是烏鴉嘴，我也不是詛咒誰，因為我知道後麵一定還有很多跟隨者，因為隻要是正常的中國人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我寫不出偉大而又神聖的悼詞來哀悼我的鶴崗礦難同胞，我無法表達我對某些人的憤怒之情，我更無法將某些人繩之以法。望著我的女兒，我就為逝去同胞的家庭而憂心，他們的家人將怎麽樣？他們的子女所托何方？我隻能用我自己的方式對逝去的兄弟表達我的哀思，我想重讀我過去學過的一篇很好的課文：《包身工》（已經被某些人從教材中刪除了）。　　

讀全文：　　

《包身工》　　

作者:夏衍　　

　　已經是舊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過一刻，曉星才從慢慢地推移著的淡雲裏麵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裏的生物已經在蠕動了。
　　“拆鋪啦！起來！”穿著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綢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的呼喊，“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著，豬玀！”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玀”。跟著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在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裏麵，她們很快地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騷動起來。打嗬欠，歎氣，尋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地踏在別人身上，叫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玀”的生物中間，已經很遲鈍了。半裸體地起來開門，拎著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地在男人麵前換衣服。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點的“豬玀”身上踢了幾腳，回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麵，向著樓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著紐扣，幾個睡眼惺鬆的“懶蟲”從樓上衝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著急地要將大鍋裏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腳瘦得像蘆棒梗一樣，於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做了她的名字。 “上午四點過一刻”，“鴿子籠一般”的住房裏，包身工起床，開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
　　這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紅磚牆嚴密地封鎖著的工房區域，像一條水門汀的弄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地分得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著三十二三個“懶蟲”和“豬玀”，所以，除了“帶工”老板、老板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穿拷綢衣服的同一職務的打雜、請願警之外，這工房區域的牆圈裏麵住著二千左右衣服襤褸而替別人製造衣料的“豬玀”。
　　但是，她們正式的名稱卻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板。每年特別是水災、旱災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裏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自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遊說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著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用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給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交給我帶去，有什麽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著，咬著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恨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份了。於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一個十字，包身費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帶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身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麵和財產。少一點的，三十五十，多一點的帶著一百五十個以上。手麵寬一點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發鋪一類的買賣。
　　四點半之後，沒有線條和影子的晨光膽怯地顯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弄堂裏麵，已被這些赤腳的鄉下姑娘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晨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裏麵的人們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執拗地粘在頭發裏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擔抬著平滿的馬桶，吆喝著從人們身邊擦過。帶工的老板或者打雜的拿著一疊疊的“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軋票處一般的木柵子的前麵。樓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類收拾掉之後，晚上倒掛在牆壁上的兩張飯桌放下來了。幾十隻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的幹飯由老板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裏去。粥！它的成分並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裏麵是較少的秈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的菜葉，用鹽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隻有兩條板凳，──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凳，這屋子裏麵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人吃粥的地方。她們一窩蜂地搶一般地盛了一碗，歪著頭用舌舔著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著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著一隻空碗，於是老板娘拿起鉛桶到鍋子裏去刮一下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衝一些清水，用她那雙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哄哄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機器”們麵前。
　　“死懶！躺著死不起來，活該！”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後，東洋廠對於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濟原理和經營原則的方法。有引號的機器，終究還是血肉之軀。所以當超過了“外頭工人”忍耐的最大限度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地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體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道理。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拚著餓死不幹。一個有殖民地經驗的“溫情主義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鬥爭中，警察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眾的結合力前麵，什麽權力都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采用的方法，隻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而已。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於帶工老板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板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板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製她們去做工作。就拿上麵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情況每個包身工都會遭遇到：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床”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掙紮不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縮做一團，盡可能地不占地方。可是在這種工房裏麵，生病躺著休養的例子是不能任你開的，一個打雜的很快地走過來了。幹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頭的親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流氓，所以在這種法律的觸手達不到的地方，他們差不多有自由生殺的權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著手勢，表示身體沒力，請求他的憐憫。
　　“假病，老子給你醫！”
　　一手抓住了頭發，狠命地往上一摔，蘆柴棒手腳著地，很像一隻在肢體上附有吸盤的烏賊。一腳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腳是不會少的，可是打雜的很快就停止了。後來，據說，因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頭潑在蘆柴棒的頭上。這是冬天，外麵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似的跳起身來，於是在門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還不是假病！好好地會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這隻是常有的例子的一個。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板娘的鄉鄰，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廠家除了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牆，門房裏置一個請願警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閑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完全將管理權交給了帶工的老板。這樣，早晨五點鍾由打雜的或者老板自己送進工廠，晚上六點鍾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了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裏，於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和“養成工”兩種。試驗工就表示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為一個“熟手”。最初的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範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鬆花衣之類。一兩個禮拜之後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間、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半殖民地，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纏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的身上去了。
　　五點鍾，上工的汽笛聲響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一扇鐵門一推開，就好像雞鴨一般地無秩序地衝出一大群沒有鎖鏈的奴隸。每人手裏都拿著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麽生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河流──同在東洋廠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這河流裏麵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工人的衣服多少地整潔一點，很多穿著旗袍，黃色或者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些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發。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她們沒有例外地穿著短衣，上麵是褪色和油髒了的湖綠乃至蓮青的短衫，下麵是玄色或者條紋的褲子，長頭發，很多還梳著辮子，破髒的粗布鞋，纏過未放大的腳，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很少有談話的機會。髒，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不起別人，這種心理是在“外頭工人”的心裏下意識地存在著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寧願餓肚子的自由，隨時可以調廠和不做的權利。
　　紅磚頭的怪物，已經張著嘴巴在等待著它的滋養物了。經過紅頭鬼把守著的鐵門，在門房間交出準許她們貢獻勞動力的憑證。包身工隻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頭工人在這簿子之外還有一張貼著照片的入廠憑證。這憑證，已經有十一年的曆史了。顧正紅事件以後，內外棉搖班了，可其他的東洋廠還有一部分在工作，於是，在滬西的豐田廠，有許多內外棉的工人冒險混進去，做了一次裏應外合的英勇的工作，從這時候起，由豐田提議，工人入廠之前就需要這種有照片的憑證。這種製度，是東洋廠所特有的。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原棉製成這種紗線的過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終日麵臨著音響、塵埃和濕氣三大威脅。
　　“五點鍾”，包身工們走進工廠，開始了在“三大威脅”和“三大危險”威脅下的一天的工作。
　　這大概是自然現象吧，一種生物在這三種威脅下麵工作，更加地容易疲勞。但是在做夜班的時候，打瞌睡是不會有的。因為野獸一般的鐵的暴君監視著你，隻要斷了線不接，錠殼軋壞，皮輥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麽堆積，就會有遭到“拿莫溫”和“小蕩管”毒罵和毆打的危險。這幾年來，一般地講，毆打的事情已經漸漸地少了，可是這種“幸福”隻局限在外頭工人身上。拿莫溫和小蕩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車間工人的反對，即使當場不致發作，散工之後往往會有“喊朋友評理”和“打相打”的危險。但是，包身工是沒有“朋友”和幫手的！什麽人都可以欺侮，什麽人都看不起她們，她們是最下層的一類人，她們是拿莫溫和小蕩管們發脾氣和使威風的對象。在紗廠，活兒做得不好的罰規，大約是毆打、罰工錢和“停生意”三種。那麽，在包身工所有者──帶工老板的立場來看，後麵的兩種當然是很不利了，罰工錢就是減少他們的利潤，停生意不僅不能賺錢，還要貼她二粥一飯，於是帶工頭不假思索地就愛上了毆打這辦法。每逢端午重陽年頭年尾，帶工頭總要對拿莫溫們送禮，那時候他們總得諂媚地講：
　　“總得你幫忙，照應照應。咱的小姑娘有什麽事情，盡管打，打死不幹事，隻要不是罰工錢停生意！” 打死不幹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包身工當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個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爛紗沒有裝起，就遭了拿莫溫的毆打，恰恰運氣壞，一個“東洋婆”走過來了，拿莫溫為著要在主子麵前顯出他的威風，和對東洋婆表示他管督的嚴厲，打得比平常格外著力。東洋婆望了一會兒，也許是她不喜歡這種不文明的毆打，也許是她要介紹一種更合理的懲戒方法，走近身來，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將她扯到太平龍頭前麵，叫她向著牆壁立著；拿莫溫跟著過來，很懂得東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個丟在地上的皮帶盤心子，不懷好意地叫她頂在頭上。東洋婆會心地笑了：
　　“這個小姑娘壞得很，懶惰！”
　　拿莫溫學著同樣生硬的調子說：
　　“這樣她就打不成瞌睡了！”
　　這種文明的懲罰，有時候會叫你繼續到兩小時以上。兩小時不做工作，趕不出一天該做的“生活”，那麽工資減少又會招致帶工老板的毆打，也就是分內的事了。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吊起、關黑房間等等方法。
　　實際上，拿莫溫對待外頭工人，也並不怎樣客氣，因為除了打罵之外，還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給你難做的“生活”，或者調你去做不願意去做的工作。所以，外頭工人裏麵的狡猾分子，就常常用送節禮巴結拿莫溫的手段，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拿出血汗換的錢來孝敬工頭，在她們當然是一種難堪的負擔，但是在包身工，那是連這種送禮的權利也沒有的！外頭工人在抱怨這種額外的負擔，而包身工卻在羨慕這種可以自主地拿出錢來賄賂工頭的權利！
　　在一種特殊優惠的保護之下，吸收著廉價勞動力的滋養，在中國的東洋廠飛躍地龐大了。單就這福臨路的東洋廠講，光緒二十八年三井係的資本收買大純紗廠而創立第一廠的時候，錠子還不到兩萬，可是三十年之後，他們已經有了六個紗廠，五個布廠，二十五萬錠子，三千張布機，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萬元的資本。美國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書上說過，美國鐵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麵，都橫臥著一個愛爾蘭工人的屍首。那麽，我也這樣聯想，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麵都附托著一個中國奴隸的冤魂！
　　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工作，勞動強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義務服役，豬玀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踐──血肉造成的“機器”終究和鋼鐵造成的不一樣，包身契上寫明的三年期限，能夠做滿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樣的彎，麵色像死人一樣的慘！咳著，喘著，淌著冷汗，還是被逼著在做工。譬如講蘆柴棒吧，她的身體實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時候，廠門口的“抄身婆”也不願意去接觸她的身體：
　　“讓她紮一兩根油線繩吧！骷髏一樣，摸著她的骨頭會做噩夢！”
　　但是帶工老板是不怕做噩夢的！有人覺得太難看了，對她的老板說：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還我二十塊錢，兩年間的夥食、房錢。”他隨便地說，回轉頭來對她一瞪： “不還錢，可別做夢！寧願賠棺材，要她做到死！”
　　蘆柴棒現在的工錢是每天三角八，拿去年的工錢三角二做平均，兩年來在她身上已經收入了二百三十塊了！
　　還有一個，什麽名字記不起了，她熬不住這種生活，用了許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鍾休息時間裏麵，偷偷地托一個在補習學校念書的外頭工人寫了一封給她父母的家信，郵票大概是那位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個月沒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許，她的父親會到上海來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板的手裏了。散工回來的時候，老板和兩個打雜的站在門口，橫肉臉上在發火了，一把扭住她的頭發，踢，打，擲，和爆發一般的聽不清的嚷罵：
　　“死娼妓，你倒有本領，打斷我的家鄉路！”
　　“豬玀，一天三餐將你喂昏了！”
　　“揍死你，給大家做個榜樣！”
　　“信誰給你寫的？講，講！”
　　血和慘叫使整個工房的人都怔住了，大家都在發抖，這好像真是一個榜樣。打倦了之後，再在老板娘的亭子樓裏吊了一晚。這一晚，整屋子除了快要斷氣的呻吟一般的呼喊之外，再沒有別的聲音。屏著氣，睜著眼，百千個奴隸在黑夜中歎息她們的命運。
　　看著這種飼養小姑娘營利的製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時候看到過的船戶養墨鴨捕魚的事了。和烏鴉很相像的那種怪樣子的墨鴨，整排地停在舷上，它們的腳是用繩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魚，起水的時候船戶就在它的頸子上輕輕地一擠！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鴨整天地捕魚，賣魚得錢的卻是養墨鴨的船戶。但是，從我們孩子的眼裏看來，船戶對墨鴨並沒有怎樣虐待，用船戶養墨鴨捕魚的事，比喻帝國主義及其買辦們與包身工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十分精當，有力地控訴了吃人的包身工製度。而現在，將這種關係轉移到人和人的中間，便連這一點施與的溫情也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千萬被飼養者中間，沒有光，沒有熱，沒有溫情，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２０世紀的爛熟了的技術、機械、體製和對這種體製忠實服役的１６世紀封建製度下的奴隸！
　　黑夜，靜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來，是無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屍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