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結束的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黨內也存在不少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和執政使命實現 ---”。
放出這番狠話的，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 10月19日 ，他在《人民日報》的署名文章 《堅持民主公開競爭擇優推進幹部人事製度改革》中如是說。從黨有危險、喪失執政地位這樣的高度看待幹部人事製度改革、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與急迫，李源潮此話可謂罕見，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清華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認為：從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來看，當前反腐敗，加強廉政建設，重點還是在黨內，因為很多腐敗首先從黨內發現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 10月14日 ）
可喜！中央領導人、專家的觀點與人民群眾的觀點取得了一致。
目前正在進行的重慶“打黑”行動正高歌猛進，向縱深發展。它受到了全國人民甚至世界的關注。全國人民拍手稱快。
短短幾個月就戰果累累：
在政府部門：
在工商界：
在匪界：
100餘名黑惡團夥骨幹成員被緝拿。
人民群眾控訴道：黑惡勢力無處不在，在各行業各領域，為了金錢，畫地盤、搶碼頭。暴力傷害、壟斷市場、控製物價、腐蝕官員、左右地方的“黑金”選舉，無人敢惹，因為他們有“保護傘”、 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的“紅帽子”。
而最關鍵最可怕問題是：這些官、商、匪，已為一家人！
以上是摘自重慶官方媒體的報道。
重慶“打黑”行動還沒有結束，僅此就已怵目驚心了。就目前暴露出的問題來看，其“黑”的程度即在大家預料之外，又在大家預料之中。預料之外，是因為暴露出的問題與多少年來全國暴露出的問題相比較，嚴重程度相差很大。預料之中，是因為用馬克思主義聯係的觀點看問題，聯係國際、聯係國內、聯係政治、聯係經濟，對“黑”到這種程度不應感到震驚。
重慶“打黑” 初步行動即可看出：這是一場嚴重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那些涉黑的國家幹部就是列寧所說的“蛻化變質分子”， 那些涉黑的企業家就是列寧所說的“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有了蛻化變質分子、產生了資產階級分子自然就與人民產生了階級鬥爭。相信以後不會再有人對階級鬥爭的存在表示懷疑了吧。但階級鬥爭激烈的程度就要看情況了。重慶涉黑之所以是嚴重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是因為這些“官、商、匪，已為一家人！”他們為了發橫財而敢勾結起來殺人、綁架、強奸、搶劫、製毒販毒、敲詐勒索、壟斷市場、控製物價、腐蝕官員等。他們的罪行已嚴重威脅到了人民的生存。薄熙來說：“打黑不是我們要主動而為，而是黑惡勢力逼得我們沒辦法。”“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門口，舉著血淋淋的照片，畫麵讓人神經緊張。黑惡勢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戶用刀砍殺牲畜，慘不忍睹。”（廣州日報）
多少年來廣大無辜民眾深受其害但卻敢怒不敢言，他們已憤怒到極點。此次階級鬥爭之所以迅速取得了決定性全線突破，就是因為長期聚集在群眾胸中的怒火，如同火山噴發似的頃刻之間迸發出來。他們通過手機短信、來電來訪等多種方式，提供線索1.4萬多條，其中80%為實名舉報。
所以說這是一場嚴重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關係到是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的根本性質的鬥爭。
這個官、商、匪勾結的黑惡勢力組織是怎樣產生的呢？
80年代曾任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副局長的董仲行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秉鬆回憶說：“從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國曾經曆了一段黑社會犯罪的空白期。”原因是當時“由於物資匱乏收入差距小，強有力的管製，當時幹部和官員的廉潔，保持了政治上的純潔性，有效地遏製了犯罪的發生。”（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董仲行劉德仁何秉鬆的談話）
所以說前30年中國沒有黑社會是由於當時物資匱乏就不對了。
要說由於當時收入差距小導致犯罪率低倒有一定道理。有專家分析後指出：有些人是由於貧困、失業而鋌而走險的。索馬裏的海盜起初並非海盜，而是想阻止帝國主義列強在索馬裏實施搶劫掠奪，在進行打擊強盜保衛家鄉的一次次行動中，逐漸變質演變成為了海盜。
前30年中國的管製之所以強有力是因為措施針對了犯罪規律。
黑社會犯罪行為的產生需要3個條件：內因就是資產階級暴富思想，外因就是爾虞我詐的私有製市場經濟、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此：
前30年的中國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弘揚共產主義精神。雷鋒式的英雄模範遍地開花，資產階級腐朽暴富思想受到壓製。
前30年的中國實行公有製計劃經濟，走私、倒賣、非法勞工、偷渡、造假、盜版、放高利貸、等沒有生存的土壤。
在分析目前世界範圍嚴重的黑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時，中國政法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所長王順安說：“學者們較普遍地認為是由歐洲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社會失範、失控所導致的。”這種觀點是唯心主義的錯誤觀點，違背了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的客觀規律。
人類自有了私有製就有了階級鬥爭，自然產生了國家，因為需要用國家這個壓迫工具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但國家隻是形式還要有內容，內容就是法律、規章製度。從法律、規章製度的內容可看出是哪個階級處於統治地位，以及社會物質發展的狀況。
人們的思想行為是要受到當時物質條件和生產關係製約的。由於封建社會是自然經濟商品交換不發達，人們的自發欲望受物質條件的製約而有限度，隨著物質發展的不同時期的需要，法律、規章製度的內容也同步在加強，那時沒有汽車自然沒有偷汽車的，也不會製定懲罰偷汽車的法律。那時的法律是嚴厲的，對盜竊、通奸是輕者剁手重者死刑。再者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控製也是很大的。因此除“綠林好漢”外的盜竊僅罕見的偷雞摸狗而已。不可能有資產階級這麽貪婪。不過封建統治階級是貪婪的，他們的貪汙是極其嚴重的。
所以不能說封建社會的法律不健全、社會失範。
資本主義的100年為社會帶來的財富，超過過去幾千年上萬年的財富，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是在私有製社會中成長起來的，私有製自私自利社會。在龐大的物質財富堆積麵前，人的貪財欲望必然無止境的膨脹起來。必然要在私有製市場經濟中實施犯罪。
但大量的、殘忍的、高智商的、高科技的犯罪，是發生在腐朽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因為帝國主義階段的私有製市場經濟已發展到頂點，資產階級剝削手段也隨之千變萬化。全球市場的被瓜分為資產階級帶來了無法計算的財富。使資產階級思想變為最腐朽最貪婪。科技的發展又使腐朽貪婪的資產階級如虎添翼，變得猖狂起來。
私有製度是犯罪的土壤。
因此不能說歐洲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失控。
“美國一直以來不遺餘力重拳打擊黑社會。仿效上世紀90年代由洛杉磯首創的措施，如今至少有36個州通過了強硬的法律來對抗黑社會勢力。然而，隨著黑幫勢力再度抬頭，這些法律的作用備受質疑。一個專注於種族問題的律師小組負責人康斯坦茨.L。賴斯表示：‘在這30年來，大量的逮捕成為洛杉磯對抗黑社會勢力方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過去的十年裏，整個洛杉磯當局已經逮捕了45萬多名青少年，但是，黑幫人員卻增長了一倍。’”（2009，10.08廣州日報）。 法律是針對人們行為的事後反映，不管社會製訂了多麽嚴厲的法律 都製止不了犯罪。
犯罪的根源在於私有製度。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事物的變化都是內因與外因互相作用的結果，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內因就是思想根源。
每個人在一言一行之前都要思考再三，思考靠的是思想意識，思想意識就是人們對世間的看法，這個看法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後天社會實踐中得到的，而且將隨著社會實踐的變化而改變。因此它是物質社會運動在頭腦中的反映。由於現階段社會處在階級社會中，反映到頭腦中來的思想意識自然具有階級性，並且存在兩種思想意識的鬥爭。
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思想意識，思想意識隨著生產方式的變化而改變這是規律。但思想意識有獨立性，在生產方式改變後一個很長階段內，舊思想意識仍獨立存在。因此社會主義建立後很長時間，人們的思想意識中還將有資產階級腐朽的，趨於滅亡的思想意識存在，並且頑強地表現出來。比如自私自利、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崇尚金錢、厭惡勞動尤其體力勞動、學而優則仕、發家致富等。但不同人群存在程度不同，工人階級的思想是純潔的，尤其產業工人，由於他們與資產階級是根本對立的，所以是不會接受資本主義的。被剝奪資產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集體所有製企業、小生產者等不同程度存在。政企幹部、知識界屬易感人群。這些人接受資本主義是會很快的。
現階段我們的思想意識中，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占統治地位。
外因即外部條件：
在私有製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經營必然要行賄受賄、官商匪勾結、凶殺暴力，這已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史所證明的了。資本的猙獰麵目即“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資本的這個性格無論在國內國外都是一樣的。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與查爾斯·達德萊華納合著出版了小說《鍍金時代》。揭露美國19世紀70年代以後，政府官員、國會議員、投機家、企業家相勾結偷機、貪汙受賄，用各種手段掠奪國家和人民財富。說明了資本主義製度的腐朽,民主製度的虛偽。市場經濟的黑暗。比如：將牛送往屠宰場之前大量的灌水。市場充滿欺騙、行賄受賄、惟利是圖、謀殺、壟斷。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也認為美國19世紀70年代，經濟有力增長的同時，政府卻充滿了瀆職和腐敗。
現在的美國以及各國的股票操作人員、股票分析師，違規操作是普遍經常發生的事。震驚世界的美國安然公司高管與審計公司高管聯手造假案，使股東遭受巨大損失。去年暴露了震動全美國的麥道夫龐氏詐騙案，最近又暴露出拉賈拉特南對衝基金金融詐騙。
哪一個資產階級國家沒有總統、議員受賄？蔣介石三次最大受賄分別是：秘密挖掘了慈禧太後墓和乾隆墓的孫殿英，行賄蔣介石大批的寶物後，盜墓案調查不了了之。“青海王”馬步芳將一件價格極為昂貴的海龍皮皮大衣送給了宋美齡，以期求得軍款。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盜挖楚懷王墓，為躲避追究送給蔣介石一個大翡翠球和金銀碗各一對。英國議員受賄更是被頻頻曝光。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受賄案仍在審理中，就目前暴露的問題看，銀行就像陳水扁私人的錢包，他隨意可取。韓國二戰以來沒有一個總統不受賄！
聯合國目前正在對其索馬裏援助計劃進行調查。已發現有官員將原本用於援助索馬裏難民的糧食倒賣，以高價牟取暴利。
資產階級暴富思想，一旦與私有製市場經濟相結合，必然發展到壟斷市場、官商匪勾結、凶殺暴力。如不產生“官、商、匪，已為一家人”那就違背規律了。官商匪勾結與私有製市場經濟屬本質、直接的聯係。國內國外均如此。
中國政法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所長王順安指出：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黑社會組織呈現國際化趨勢。（人民網）
曾參加《中共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的中共中央 黨校 教授陳述認為：這（腐敗）同當前經濟高速發展、體製快速轉型、全麵對外開放、廉政文化缺失、法律製度機製不完善的中國社會大背景密切相關（中新社記者 齊彬）
溫家寶總理在答記者問時指出：應該承認，隨著發展市場經濟，腐敗現象接連不斷地發生，而且越來越嚴重，甚至涉及到許多高級的領導人。（ 2007年03月27日 新華網）
“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社會治安形勢也在變化。”“70年代末，隨著政治和經濟的開放，曾經因高壓管製而穩定的社會治安迅速惡化。刑事案件以1978年54.8萬起為基數，至1981年，平均每年增加10萬多起。”（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刊登80年代曾任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副局長董仲行、經濟犯罪刑偵局副局長劉德仁、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秉鬆的談話）
“ 1983年，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的要求下，全國開展了第一次大規模‘嚴打’”。（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董仲行劉德仁何秉鬆的談話）
“ 但在南方，隨著邊境的開放，港澳黑社會分子開始向內地滲透、吸收成員。1982年，深圳已查實黑社會組織成員76名。可是到了1989年，深圳查獲潛入的港澳黑社會組織46個，成員280多人。”“港澳黑社會組織的進入，使內地鬆散的犯罪團夥開始具備完備的組織結構。在深圳查獲的一個以青少年為主的團夥，有10條幫規，設‘幫主’1人、‘護法’2人、‘少爺’7人，由‘少爺’分別負責7個‘堂口’”。“ 境外黑社會滲透與境內犯罪團夥，成為中國黑社會性質犯罪的源頭。”（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董仲行劉德仁何秉鬆的談話）
1985---1986年，在政治上黨內高層出現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在思想上提出補商品經濟的課。在經濟上全國掀起下海經商潮，官商、官倒、解放軍辦企業，職工業餘時間擺小攤、“兌縫”。當時的流行口號是“一切向錢看”。某大報刊文《“向前看”與“向錢看”的一致性》。1987年出現了學潮。受到了鄧小平的嚴厲批評。
1990年“哈爾濱公安機關查獲了 ‘喬四’等三大集團，這也是中國第一批被公眾熟悉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有62名公安民警涉案，其中處級、科級幹部各5人。而三大集團中也不過隻有47人被處以刑罰。”“以暴力為主的流氓集團想進一步壯大，就必須有更多的經濟實力；謀求更多經濟利益，就必須有後台和保護傘。”（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董仲行劉德仁何秉鬆的談話）
1992年十月“公安部專門召開了打擊團夥犯罪研討會。據劉德仁回憶，這次會議確定了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的6個一般特征，其中包括擁有經濟實力、尋求保護傘。”（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董仲行劉德仁何秉鬆的談話）
2000年，新世紀的第一年，全國犯罪發案數為367萬起，比1999年增加63%。
從以上可看出：（1）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開放導致境內沉渣泛起，境外黑社會乘機滲透境內發展成員（2）1987年起進一步開放，全國刑事犯罪發案數逐年激增，”（3）1990年出現後台和保護傘，中央總結出了“以暴力為主的流氓集團想進一步壯大，就必須有更多的經濟實力，謀求更多經濟利益，就必須有後台和保護傘。”的黑社會組織發展規律。
開放之初所以導致了犯罪率激增的根本原因，是在經濟上實行市場化自由化的同時，放棄了無產階級思想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南方由於中小企業多，接近港澳又是開放試驗區，接受資產階級思想很容易，否則就無法解釋，那時一些壞事為什麽首先從南方起源向北擴展。比如黑社會、假幣、艾滋病、走私、吸毒販毒等。而北方重工業基地多產業工人多，無產階級思想根基深，計劃經濟全局觀念強，組織性紀律性強，集體主義精神強，接受資產階級思想很難。
總而言之黑惡勢利與腐敗勢利是孿生兄弟，權錢交易共謀私利。私有製市場經濟是他們產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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