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大陸的中國人經常會發現身邊的同事或親朋從無神論者轉變為忠實的基督徒，或放棄對道佛兩教的信仰轉而開始信奉上帝，或者成為了慕道友，正在通過閱讀聖經、參加慕道班的學習或者家庭教會的活動等多種途徑認識基督教。
這一變化隻是個別現象還是已經普遍存在？又是什麽原因導致的？已經在中國綿延幾千年的民間信仰、傳承至今的道教與佛教對其發展有否阻礙？《多維時報》就此采訪了北京大學基督教與宗教原理教研室教授孫尚揚以及其他宗教界人士，以期解答這一係列問題。
基督教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可以從西什庫大教堂的主日活動窺見一斑。這座緊挨中國權力中心——北京中南海——的天主教教堂雖然隻有1100多個座位，但在禮拜日的時候一天就會有2000多教徒參加。
而散落在中國廣袤土地上的天主教村莊也可說明基督教的影響力。從東北到西北，從中原到華北，從沿海到內陸，這樣的村莊經常可見，一般來說，天主教村莊絕大部分家庭都是天主教徒。其中，河北省東閭村、山西省六合村、湖北省土家族的中溪村山寨等都有一定知名度。
目前，大陸究竟有多少人是基督徒？要準確回答這一問題存在相當得難度。一方麵政府當局並沒有持續進行跟蹤統計，另一方麵還有所謂的地下教會。各界對這一數據的調查和估計也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具體數字從幾千萬到超過1億的都有。
孫尚揚向《多維時報》表示，學術界比較認可的中國基督徒總數為1億左右，大體占中國總人口的8%，這一數字涵蓋了所有形式的教會組織。
香港《南華早報》在4月的報道稱，根據最近開展的幾次抽樣調查結果，中國的天主教和各派基督教信徒加在一起超過1.25億。該報還將這一數字與中國共產黨總數（7400萬）進行了對比，並強調約有十分之一的中國人信教，比共產黨員數量還要多。
與中國官方在90年代公布的數據相比，顯然，這些年基督徒數量有了急劇增加。國務院在1997年發表的《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狀況》白皮書顯示，中國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合計有1億多人。
信徒漸趨多樣化
伴隨中國基督信徒數量的大幅增長，成員也日益多樣化，已經不再局限於老人、婦女及窮人，而是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年輕人開始信教；也不再局限於農村地區，城市裏信教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
孫尚揚指出，中國基督教發展最快的地方當然還是在農村，但是城市裏也有越來越多的基督徒，以前有個現象是老年人多、文化低的人多，現在信教的高級知識分子、大學教授、大學生也越來越多。
一份剛剛在台灣《輔仁宗教研究》上發表的調查也可以說明這種變化。這份由孫尚揚主導的對北京大學信教情況的抽樣調查顯示，北大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合計占在校學生總數的4.7%。對於在曆史上發起過非基督教運動的北大，調查結果反映出青年學生對宗教的態度更為理性客觀、亦能以信仰自由原則對待不同宗教信仰。
這些新的信徒有相當數量來自於“三自”教會。所謂“三自”教會是指，由中國政府和共產黨領導的，不受國外教會的管理和幹預的“自治、自養、自傳”的中國基督教會，既有基督新教也有天主教。新中國的“三自”教會始自1950年，後因各種運動逐漸減少，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全麵停頓，後逐漸恢複。
中國基督教發展到今天，信徒已經不僅僅來自“三自”教會，更多則是來自家庭教會。孫尚揚說，“現在，家庭教會信徒的人數已經比“三自”教會多得多”。
這些家庭教會分布在農村及大中小城市中，但沒有在政府機構進行任何登記，當局尚未對風起雲湧的家庭教會做出明確的規定或定位。
杭州的一位家庭教會成員劉弟兄向《多維時報》表示，他們的教會已有60人，大多是在這幾年開始信奉主，若不是受到聚會場所的限製，人數有所控製，否則會有更多的人加入進來。目前，這個教會的成員從2歲到80歲都有，從事的職業也是五花八門。平時除主日活動外，同一教會的弟兄姊妹每周還有一到兩次的聚會，一起學習聖經、交流心得。這位劉姓弟兄是在四年前從一名佛教徒轉變為忠實的基督徒。
本報記者從其他家庭教會了解的情況亦如是。以北京為例，家庭教會發展都不錯，基本都有固定的聚會場所，同時有專職和兼職的牧師講經，每周皆有主日活動，信徒會在一起唱詩歌，聽牧師講經，彼此交流。
除“三自”教會、家庭教會外，“地下教會”也在長足發展。一般來說，“地下教會”專指忠於羅馬教廷、不承認官方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領導的天主教會。
基督教興盛之因
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國取得上述巨大的發展，背後的推動因素究竟是什麽？對此，孫尚揚表示，原因非常複雜，不是單一因素能解釋的。
首要的是，中國人對宗教的需求在增加。一方麵宗教性本是人性的基本內核之一，人在很多時候都需要表達其終極關懷，會追求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會試圖對自己的人生際遇進行各種解釋；另一方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思想在解放，百姓生活水平在提高，但這個社會並不是沒有了風險，人們仍會遭逢如愛的缺乏、災難疾病等，這些卻不是科學能夠幫助解決的，因此當在世俗的意識形態中找不到答案時，人們很可能會走向宗教。
當然，宗教在中國是多元發展的局麵，但是，基督教在組織形式上較中國傳統宗教更有優勢。對於基督徒，隻要幾個信徒在一起就可以成為一個教會，就可以定期開展活動，而聚會的地點不是非教堂不可。中國的傳統宗教卻需要固定的宗教場所，比如寺廟、庵堂，再如民間信仰的村廟，一旦缺乏這樣的動場所，有信仰需求的人可能就會轉向基督教。
另有教會人士總結基督教發展快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本土宗教的被破壞。他們說， “某種程度上，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障礙就是本土宗教傳統——民間信仰、佛教、道教等，中共做到了一件我們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在文革時期，民間信仰及佛道兩教遭到毀滅性打擊，由此，改革開放後基督教得以迅猛發展。”
傳統宗教發展的情況會對基督教產生何種影響，可藉由港台兩地做出反解。在台灣和香港，宗教市場非常開放和自由，但基督徒比例卻很小，台灣基督徒在總人口中不到4%，香港大概在6%左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兩地本土宗教的傳統方式保持的非常好，沒有受到什麽傷害。
也有觀點指出，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對基督教采取的非“疏”是“堵”的管理政策，導致灰色地帶反向迅速發展，越“堵”發展越快，因為被打壓者可以在道義和資金上從國際獲得更多的支持。甚至有家庭教會公開表示，不怕政府打壓，就怕政府不打壓。
不過，中國政府越來越開放包容的政策也是基督教發展的推動力。上文提到的劉弟兄表示，以前還會有派出所到聚會點突擊檢查，現在這種情況已經很少發生了。因被打壓而蜚聲國際的方舟教會也在固定場所如常進行主日活動。靠近中南海的西什庫大教堂連續舉辦慕道班，為慕道友提供免費學習的渠道。在北京的街道上，時有家庭教會的成員派發祝福卡，並毫無懷疑的歡迎任何慕道友參加主日活動。
此外，從教義的角度看，基督教也非常具有吸引力。基督教倡導愛，愛上帝、愛人如己，並能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尤其是同一教會的弟兄姊妹，彼此關愛互相扶持。這就使得基督教在一些地區填補了原來由官方主導的部分職能，特別是在農村。比如，因為青壯勞力外出打工而沒有人幹農活的家庭，會得到同一教會的教友主動幫助，這些教友甚至優先幫助困難家庭而擱置自己的農活。
北京近郊一個基督教會的負責人以斯拉?金神父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各個社會階層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基督教能給人們帶去一種安慰與精神力量。
這位神父預言，基督教在中國的前景不同於西方。在西方尤其是歐洲，基督教在衰落，但在中國卻發展迅猛。
這一變化隻是個別現象還是已經普遍存在？又是什麽原因導致的？已經在中國綿延幾千年的民間信仰、傳承至今的道教與佛教對其發展有否阻礙？《多維時報》就此采訪了北京大學基督教與宗教原理教研室教授孫尚揚以及其他宗教界人士，以期解答這一係列問題。
基督教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可以從西什庫大教堂的主日活動窺見一斑。這座緊挨中國權力中心——北京中南海——的天主教教堂雖然隻有1100多個座位，但在禮拜日的時候一天就會有2000多教徒參加。
而散落在中國廣袤土地上的天主教村莊也可說明基督教的影響力。從東北到西北，從中原到華北，從沿海到內陸，這樣的村莊經常可見，一般來說，天主教村莊絕大部分家庭都是天主教徒。其中，河北省東閭村、山西省六合村、湖北省土家族的中溪村山寨等都有一定知名度。
目前，大陸究竟有多少人是基督徒？要準確回答這一問題存在相當得難度。一方麵政府當局並沒有持續進行跟蹤統計，另一方麵還有所謂的地下教會。各界對這一數據的調查和估計也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具體數字從幾千萬到超過1億的都有。
孫尚揚向《多維時報》表示，學術界比較認可的中國基督徒總數為1億左右，大體占中國總人口的8%，這一數字涵蓋了所有形式的教會組織。
香港《南華早報》在4月的報道稱，根據最近開展的幾次抽樣調查結果，中國的天主教和各派基督教信徒加在一起超過1.25億。該報還將這一數字與中國共產黨總數（7400萬）進行了對比，並強調約有十分之一的中國人信教，比共產黨員數量還要多。
與中國官方在90年代公布的數據相比，顯然，這些年基督徒數量有了急劇增加。國務院在1997年發表的《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狀況》白皮書顯示，中國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合計有1億多人。
信徒漸趨多樣化
伴隨中國基督信徒數量的大幅增長，成員也日益多樣化，已經不再局限於老人、婦女及窮人，而是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年輕人開始信教；也不再局限於農村地區，城市裏信教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
孫尚揚指出，中國基督教發展最快的地方當然還是在農村，但是城市裏也有越來越多的基督徒，以前有個現象是老年人多、文化低的人多，現在信教的高級知識分子、大學教授、大學生也越來越多。
一份剛剛在台灣《輔仁宗教研究》上發表的調查也可以說明這種變化。這份由孫尚揚主導的對北京大學信教情況的抽樣調查顯示，北大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合計占在校學生總數的4.7%。對於在曆史上發起過非基督教運動的北大，調查結果反映出青年學生對宗教的態度更為理性客觀、亦能以信仰自由原則對待不同宗教信仰。
這些新的信徒有相當數量來自於“三自”教會。所謂“三自”教會是指，由中國政府和共產黨領導的，不受國外教會的管理和幹預的“自治、自養、自傳”的中國基督教會，既有基督新教也有天主教。新中國的“三自”教會始自1950年，後因各種運動逐漸減少，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全麵停頓，後逐漸恢複。
中國基督教發展到今天，信徒已經不僅僅來自“三自”教會，更多則是來自家庭教會。孫尚揚說，“現在，家庭教會信徒的人數已經比“三自”教會多得多”。
這些家庭教會分布在農村及大中小城市中，但沒有在政府機構進行任何登記，當局尚未對風起雲湧的家庭教會做出明確的規定或定位。
杭州的一位家庭教會成員劉弟兄向《多維時報》表示，他們的教會已有60人，大多是在這幾年開始信奉主，若不是受到聚會場所的限製，人數有所控製，否則會有更多的人加入進來。目前，這個教會的成員從2歲到80歲都有，從事的職業也是五花八門。平時除主日活動外，同一教會的弟兄姊妹每周還有一到兩次的聚會，一起學習聖經、交流心得。這位劉姓弟兄是在四年前從一名佛教徒轉變為忠實的基督徒。
本報記者從其他家庭教會了解的情況亦如是。以北京為例，家庭教會發展都不錯，基本都有固定的聚會場所，同時有專職和兼職的牧師講經，每周皆有主日活動，信徒會在一起唱詩歌，聽牧師講經，彼此交流。
除“三自”教會、家庭教會外，“地下教會”也在長足發展。一般來說，“地下教會”專指忠於羅馬教廷、不承認官方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領導的天主教會。
基督教興盛之因
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國取得上述巨大的發展，背後的推動因素究竟是什麽？對此，孫尚揚表示，原因非常複雜，不是單一因素能解釋的。
首要的是，中國人對宗教的需求在增加。一方麵宗教性本是人性的基本內核之一，人在很多時候都需要表達其終極關懷，會追求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會試圖對自己的人生際遇進行各種解釋；另一方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思想在解放，百姓生活水平在提高，但這個社會並不是沒有了風險，人們仍會遭逢如愛的缺乏、災難疾病等，這些卻不是科學能夠幫助解決的，因此當在世俗的意識形態中找不到答案時，人們很可能會走向宗教。
當然，宗教在中國是多元發展的局麵，但是，基督教在組織形式上較中國傳統宗教更有優勢。對於基督徒，隻要幾個信徒在一起就可以成為一個教會，就可以定期開展活動，而聚會的地點不是非教堂不可。中國的傳統宗教卻需要固定的宗教場所，比如寺廟、庵堂，再如民間信仰的村廟，一旦缺乏這樣的動場所，有信仰需求的人可能就會轉向基督教。
另有教會人士總結基督教發展快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本土宗教的被破壞。他們說， “某種程度上，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障礙就是本土宗教傳統——民間信仰、佛教、道教等，中共做到了一件我們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在文革時期，民間信仰及佛道兩教遭到毀滅性打擊，由此，改革開放後基督教得以迅猛發展。”
傳統宗教發展的情況會對基督教產生何種影響，可藉由港台兩地做出反解。在台灣和香港，宗教市場非常開放和自由，但基督徒比例卻很小，台灣基督徒在總人口中不到4%，香港大概在6%左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兩地本土宗教的傳統方式保持的非常好，沒有受到什麽傷害。
也有觀點指出，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對基督教采取的非“疏”是“堵”的管理政策，導致灰色地帶反向迅速發展，越“堵”發展越快，因為被打壓者可以在道義和資金上從國際獲得更多的支持。甚至有家庭教會公開表示，不怕政府打壓，就怕政府不打壓。
不過，中國政府越來越開放包容的政策也是基督教發展的推動力。上文提到的劉弟兄表示，以前還會有派出所到聚會點突擊檢查，現在這種情況已經很少發生了。因被打壓而蜚聲國際的方舟教會也在固定場所如常進行主日活動。靠近中南海的西什庫大教堂連續舉辦慕道班，為慕道友提供免費學習的渠道。在北京的街道上，時有家庭教會的成員派發祝福卡，並毫無懷疑的歡迎任何慕道友參加主日活動。
此外，從教義的角度看，基督教也非常具有吸引力。基督教倡導愛，愛上帝、愛人如己，並能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尤其是同一教會的弟兄姊妹，彼此關愛互相扶持。這就使得基督教在一些地區填補了原來由官方主導的部分職能，特別是在農村。比如，因為青壯勞力外出打工而沒有人幹農活的家庭，會得到同一教會的教友主動幫助，這些教友甚至優先幫助困難家庭而擱置自己的農活。
北京近郊一個基督教會的負責人以斯拉?金神父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各個社會階層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基督教能給人們帶去一種安慰與精神力量。
這位神父預言，基督教在中國的前景不同於西方。在西方尤其是歐洲，基督教在衰落，但在中國卻發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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