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比婭與達賴（資料圖）
台灣“8·8”水災後，以島內南部六縣市為基礎的綠營政客挖空心思，操盤上演了一出達賴喇嘛赴台為災民祈福的政治鬧劇。盡管和前兩次台灣行程相比，達賴這次6天的“紛擾之旅”政治意味降低了許多，島內許多高層人士包括民進黨的“四大天王”也避而不見，刻意與其保持距離，但脆弱的兩岸關係仍然經曆了一場“嚴冬”考驗，其負麵效應可見一斑。
台灣隻是達賴今年若幹竄訪活動當中的一站。去年年底中央與其私人代表的第九次接觸商談中斷後，這個所謂的精神領袖今年行動格外迅速，2月份即早早出行，不顧嚴寒訪問了意大利和德國，比往年差不多提前了兩個月。4月21日起，達賴又先後去了日本、美國、英國。5月底，他第三次出門，一口氣跑了丹麥、冰島、荷蘭、法國4個歐洲國家。在8月30日赴台前，達賴又用了10天時間接連訪問了波蘭、德國、瑞士三國。按照公布的計劃，達賴今年的行程還包括：9月底美國、加拿大，11月日本，12月澳大利亞。
從今年密集的訪問行程可見已經74歲的達賴不同一般的活動能量。美國傳媒大王默多克說達賴是“穿著意大利GUCCI皮鞋在全世界周遊的政治喇嘛”，可謂一針見血。根據筆者統計，截至9月中旬，若台灣地區和印度不計，達賴海外共竄訪了64個國家（包括解體前的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共計355國次。
42年的竄訪生涯
實際上，1959年3月叛逃印度後，很長一段時間，達賴在國際舞台上並無影響力。直到1967年，32歲的達賴才第一次走出印度，去了趟日本和泰國；5年後，第二次出門到訪新加坡。1973年，達賴喇嘛首次赴歐洲，並連續訪問了11個北歐、西歐國家，費時6周，達到他1980年代之前竄訪記錄的頂峰。也正是這一年的行程，勾畫出了他此後繁忙歐洲之旅的主要基地。
不過，1973年的竄訪很大程度上是為流亡在歐洲各地的藏人考慮的。1961年第一批共計39名藏人從尼泊爾前往瑞士，此後十多年間，藏人在西歐、北歐的勢力逐漸壯大。達賴這年主動前往，實為改善當地藏人處境所作的“政治乞討”。1973年後的13年間，除1982年跑了10個國家外，其餘年份皆在5國以下，1975、1976、 1977連續3年閉門未出，1985年也未有舉動。
1987年開始，西藏地區發生了數場騷亂，達賴隨後分別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和歐洲議會發表了有關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方案”和“斯特拉斯堡建議”。1989年，蘇東地區的政局演變讓西方極其亢奮，“6·4”事件後，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走向成為他們關注的新焦點，藏獨和美歐反華勢力開始相互取悅。12月，達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發展使達賴迅速躥紅，成為許多國家的座上賓，其個人命運由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90~1994 的5年時間，達賴喇嘛瘋狂出訪了27次，到過48個國家，僅1991年就跑了17個國家。由於有些國家一年去過數次，使其5年總次數高達89國次，而 1990年前的30多年間，其竄訪次數合計也不過70次。由此可見，達賴是靠西方鼓吹出來的神話，而西藏之所以成為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兩者合謀炮製的產物。
此後，達賴連年出訪，從未間斷。最近15年中，其每年保持平均13國次左右的出行記錄，最低時1997年也竄訪了6個國家。1999年到2001年形成新一波高潮，共計竄訪了46國次。2002年恢複與北京中斷9年之久的談判之後，出訪規模略為下降。去年“3·14”事件期間，國際反華勢力極其猖獗，不過這一年達賴身體欠佳，加之與北京接連三場的談判，因此隻出行了11個國家，美國則去了兩次。今年達賴特別活躍，截至目前，已超過去年整年記錄。考慮到他一向喜歡一次流竄多國，今年又適逢其流亡50周年，估計出訪次數不會低於20國次。
歐美淪為重災區
從其外訪的國家來看，歐美居多。其中，歐洲國家30個，北美9個，南美6個，亞洲13個，非洲3個，大洋洲則去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兩個最發達國家。由於霍華德政府任內最後兩年接連放行達賴赴澳，中澳關係一度受到重創。
外訪的亞洲國家雖不少，不過，除日本和蒙古外，達賴到這些國家的次數並不多。1967年首訪泰國之後，達賴又在1982年和1993年去過兩次。1972 年、1982年分別去了趟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此後再未踏足這兩個國家。印度尼西亞則去了兩次，分別在1982年和1983年。
作為流亡藏人聚集的國家，尼泊爾在1981年接受了達賴的一次訪程後，基本撇清了和該集團之間的關係，也停止賦予流亡藏人以國籍。印度態度稍顯曖昧，2003年時任總理的瓦傑帕伊訪華時，曾正式承認“西藏自治區（而非西藏地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不過私下，新德裏仍與達賴不時碰麵，盡管兩者正式會晤隻在1950年代有過兩次。近日，達賴計劃於11月造訪中印邊界爭議焦點的達旺地區，如此投懷送抱，兩者關係的不同尋常昭然若揭。
在中東地區，達賴1999年去了趟巴勒斯坦，以色列則前後去了4次，最近一次是在2006年。親美的另一國家約旦是達賴近年熱訪地區，2005年、2006年和2008年各去了一次，顯示出中國外交在此一地區的薄弱。
相較而言，達賴跑得最勤的亞洲國家是日本，1967年到現在，前後共去了15趟。近3年每年一次，今年將出現兩次的突破。與西藏有較親密宗教關係的蒙古則去了8次，多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2002的訪程曾遭中國強烈抗議，2006年8月達賴低調前往，烏蘭巴托未與其正式接觸。
美國是達賴最喜歡去的地方，從1979年第一次踏足到今年4月份，共到訪38次之多。2004年以來，達賴每年赴美兩次，滯留時間也都較長。不但如此，自 1991年老布什打破禁忌在白宮接見達賴，繼任的克林頓總統和小布什總統也紛紛效尤，小布什總統甚至與達賴會麵過3次。與白宮相比，美國國會在支持達賴上動作更積極、紀錄更惡劣。
美國之外，達賴到訪較多的北美國家是加拿大，共計6次。讓·克雷蒂安任總理11年間，達賴沒能去一次。2006年，保守黨戰勝自由黨贏得大選後，上台的哈珀政府卻為達賴大開綠燈，當年及次年的兩次訪程，達賴皆受隆遇。今年9月，達賴在訪美間隙，又將前往加拿大參加活動。
2004年，達賴北美竄訪獲得重大突破，這年他從9月底到10月初，用了兩周時間，接連訪問了5個加勒比國家，除墨西哥和哥斯達黎加是第二次去外，其它3個都是首次前往。由於停留時間多屬一兩天，這使他的訪程具有明顯的象征意義。
南美竄訪的6個國家皆屬該區域大國，其中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各去3次。時間都很集中，前兩次分別在1992年和1999年；2006年第三次竄訪時，又附帶上了哥倫比亞和秘魯。與北京走得稍近的委內瑞拉，1992年首次訪程後再無機會。
盡管達賴將“宣揚慈悲心”等“促進人類共同價值”行動視為最重要的外訪責任，不過對於貧窮落後動亂的苦難非洲，達賴喇嘛似乎並沒有太大興趣。除經濟發達的南非造訪過4次外，另兩個非洲國家尼日利亞和加蓬隻各去過一次。今年3月份，由於南非政府拒絕給達賴發放簽證，使其時隔5年的南非之旅最終泡湯。
竄訪的重災區當屬歐洲，30個國家竄訪次數合計233次，差不多是其它五大洲總和的兩倍。竄訪次數在10次以上的國家就有7個，其中德國34次，意大利23 次，法國22次，俄羅斯（前蘇聯）21次，瑞士20次，英國17次，奧地利12次。這幾國流亡藏人較為集中，在瑞士、英國人數分居歐洲第一、第二位。
達賴訪德次數僅遜美國。2007年達賴先後3次赴德，並與默克爾在總理府會了麵，達到曆史高潮。對俄羅斯（前蘇聯）的竄訪次數之所以很多，是因為筆者將達賴對聯邦境內3個共和國伯亞特、卡爾梅克、圖瓦的竄訪次數也加總在內。2004年，達賴最後一次到訪卡爾梅克，此後莫斯科不再允許達賴進入俄境內，也不準許達賴經其領土到訪其它國家。
和排斥非洲一樣，達賴喇嘛對南歐尤其巴爾幹諸國，毫不熱心，有些國家一次未去，與其對西歐、北歐的熱絡形成強烈對比。近年來，除西歐、北歐這兩塊熱點區域外，部分剛走出社會主義陰影、對那段曆史采取極端否定態度的東歐國家如波蘭、捷克，也與達賴氣味相投，成為其頻繁現身的新熱土。
拆防“魅力攻勢”成挑戰
從達賴流竄路線可以明顯看出，工業化民主富國是其最熱衷的地方。個中緣由不言而喻，達賴集團及其在印度達蘭薩拉的所謂“流亡政府”要在數十萬海外藏人當中維持威信，繼續在國際上生存下去，不僅需要設法擴展其影響力，更要源源不斷地汲取充足的資金。可以說，藏人分裂勢力尤其“流亡政府”及其附屬機構，是通過達賴聯結在西方富國母體上的巨大寄生體。沒有西方勢力支持及大筆資金輸入，流亡藏獨勢力很快就會萎縮。數字是最好的說明，“流亡政府”2004~2007 年發展規劃所需資金的83%依賴國際援助；2008~2012年“西藏難民定居點複興規劃”共需993萬美元，“流亡政府”出資僅占7%，其餘全部仰仗外援。
達賴每次出訪，實際上就是一個四處化緣的過程。通過演講、弘法等活動，既販賣了“藏獨”理念，又賺得豐厚門票收入。不過，打出宗教招牌隻是其吸錢及政治乞討的手段之一。當他搖身一變，大肆渲染所謂西藏問題、攻擊中國政府時，又會拉攏大批來自官方和民間的讚助。
在達賴集團的國際供血係統中，美國的角色尤其引人注目。2008年11月美眾議院報告顯示，自2002年以來，華府每年給“西藏流亡分子”的直接撥款有 200多萬美元。1989~1994的6年間，華盛頓向達賴集團提供經濟援助累計達875萬美元。美國最早成立的流亡藏人援助組織——“美國西藏難民委員會”在其存在的10年間，一共向達賴集團輸送了2431.8萬美元。而早在1999年，這類組織就有32個，遍布美國各大州。
在西方流竄了30多年的十四世達賴，對美歐的政治公關技巧爛熟於心。他既能通過演說打動普通民眾，滿足他們的後現代訴求，向他們兜售諸如“心的本質”、“慈悲、價值和快樂”之類結合佛教教義和現實關注的時髦話題；又能操著滿口的“自由”、“民主”、“人權”、“環保”等西式標準語言，大打悲情牌，在高層精英間遊走，博取同情和支持。
如此包裝之後，達賴在美歐間的迷惑性就相當大。西方國家部分民眾很難理解，這樣一個麵容和善、一心向佛的宗教喇嘛，怎麽可能會是包藏禍心、狹隘自私的政治分裂者？達賴不是早就倡導“非暴力”，走“中間道路”了嗎？他們不願輕易相信中國政府有關達賴集團鼓動暴力、從事“變相獨立”的說法，反而認為中國政府及民眾對其它國家反應過度，甚至將之歸為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的典型表現。
2007年與2008年，為了圍堵達賴竄訪，中國分別對默克爾政府及薩科奇政府施展罕見的強製性外交，動用了諸如外交警告、經濟懲罰、冷凍高層交流等各種措施。盡管最終迫使柏林和巴黎讓了步，但也讓自己付出了沉重代價，特別是引起中西社會間前所未有的隔膜和對抗。總體來看，對歐洲這類達賴竄訪密集區及像美國這樣與中國相互依賴特別深的國家，單純的強硬外交似乎並不十分奏效。今年5月底中歐峰會剛剛恢複，幾天後，達賴就在哥本哈根會見了丹麥首相拉斯穆森和外交大臣默勒，還獲得巴黎市政府授予的“榮譽市民”證書。麵對歐洲此起彼伏的“車輪戰”，中國疲於應對，不僅難以擺脫被戲弄的屈辱，更喪失掉了大量的外交資源。如何更好地保護自我利益，化解達賴的“魅力攻勢”，將是中國麵對的一項重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