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接受俄國記者采訪時請教蘇聯解體問題

江澤民接受俄國記者采訪時請教蘇聯解體問題2009年10月27日 16:26瞭望東方周刊

“我覺得，鄧小平很睿智，因為在向市場經濟過渡時，尤其需要國家調控。可惜的是，蘇聯70年間，我們沒有保存住全國人民辛苦創建的財富”。

1953年3月，27歲的弗謝沃洛德·奧夫欽尼科夫平生第一次來到中國。這位蘇聯《真理報》的記者，從此將個 人命運與兩個國家的命運連在了一起。

2009年9月，已是滿頭銀發的他，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稱自己為“幸運的人”，原因是，“不僅見證了許多 重大事件，而且還結識了新中國的三代領導人。”

周總理親自安排采訪

初到北京的奧夫欽尼科夫，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個四合院裏安頓下來。他的居住條件一般:窗上蒙著窗戶紙，屋子裏要 用爐子燒煤取暖。

當時，在新中國首都工作的外國常駐記者總共隻有十幾人，外國駐華使節也不多。因此，每次在北京飯店9樓舉行官 方招待會時，所有外國使節和記者都在受邀之列。活動的氛圍是家庭式的，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與來賓的座位 相隔不過幾米。

周恩來為人隨和、愛開玩笑。他知道奧夫欽尼科夫精通中文，於是便對這位《真理報》記者說:“你的名字太長了， 應當簡化一下，不如叫歐福欽---歐洲的歐、幸福的福、欽佩的欽。”奧夫欽尼科夫欣然接受。

後來，這位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一竟親自為他安排了一次采訪。

歐福欽回憶說，一個星期天，他接到一個電話，告知“一會兒周總理要和你通話”。周總理說:“不少外國記者要求 采訪我，為什麽蘇聯記者沒有提出？您現在就來吧，我一個小時後在中南海等您，將回答您的提問。”

歐回答，那是因為，對他和同事來說，沒有來自莫斯科的指令，是無權(向中國國家領導人)提出采訪要求的。

他們到了中南海之後，周恩來知道他懂中文，就說:“第一個問題由您提。”他本來想問，中國什麽時候恢複在聯合 國的席位。但話一出口，卻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什麽時候加入聯合國？”

周總理馬上回答說:“對於《真理報》這樣的報紙來說，提出如此錯誤的問題是非常糟糕的。我們不是準備加入聯合 國，我們本身就是它的創始者之一。現在，國民黨蔣介石把持著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不是中國何時加入的問題，而是何時恢 複中國席位的問題。”

毛主席向他伸出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

歐福欽每天隻睡兩三個小時。《真理報》在一版報頭位置用中俄文醒目地刊出了“向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致以兄弟的敬禮！”的標語，並登載了毛澤東的大幅照片。歐福欽與另外兩名駐京記者合寫了通訊《全中國人民生活中的大事 件》。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1956年是中蘇十年論戰的開始之年，但兩國間兄弟般的友好關係尚未惡化。蘇方專門派代表 團來華出席會議，並在八大期間，每天通過飛機將《真理報》從哈巴羅夫斯克空運至北京。

歐福欽對本刊記者回憶，在會議最後一天，毛主席意外來到了外國記者工作室。他問:“哪位是《真理報》記者？”

歐回答:“我就是。”


毛主席向他伸出了柔軟的大手，說道:“辛苦了，辛苦了！報道得很好！”

以後，歐福欽在北京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他們搬出了四合院，住進人民日報社的一棟樓裏，房間條件很好。最重要的 是，到外地不用向外交部寫申請，隻需要和人民日報打聲招呼---因為《真理報》和《人民日報》是兄弟報社。

“比如，我打個電話說很想去雲南采訪。他們就和自己在雲南的記者取得聯係。我坐飛機過去，和《人民日報》記者 一起去見省委領導，馬上解決所有問題---去哪裏，怎麽安排汽車，誰帶我們去，誰負責安全等等。”歐福欽說。

由於中文功底深厚，歐福欽往往能夠與各界人士直接對話，並獲得一手消息。一次，他回國休假期間，受到了主管社 會主義國家事務的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安德羅波夫(後成為蘇共總書記)的接見。當歐福欽講述了有關毛澤東打算不再出任國 家主席一職的消息後，安德羅波夫驚訝地表示自己尚未收到任何報告。於是，他邀請歐福欽擔任自己的顧問，並允諾很多優厚 的待遇。但歐福欽最終選擇留在中國當記者。

隨戈爾巴喬夫會晤鄧小平

1959年，歐福欽結束在中國的7年任期後回國。20世紀50年代是中蘇關係最熱絡的時期，歐福欽發自中國的 報道被《真理報》頻頻刊登。然而，進入60年代後，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係惡化，昔日熱門的中國話題在蘇聯已不受關注 。歐福欽改學日語，並隨後去日本工作了7年。

進入80年代後，中蘇關係逐漸解凍。戈爾巴喬夫於1989年5月訪華。蘇聯代表團成員名單中，歐福欽的名字赫 然在列。這一次，他的身份是負責參與起草相關文件的專家。

此次訪問的重頭戲當然是85歲的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與58歲的戈爾巴喬夫舉行的高級會晤。鄧小平為這次會 晤確立了主題---“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歐福欽對記者回憶，他參加了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的會晤，但“我們沒有被請出去，我隻聽到戈爾巴喬夫對鄧小平說 :‘我們應當用推土機把這個陳舊的共產主義政治體係推平，然後所有改革才能夠進行下去，否則所有一切都將掉進沙堆裏’ ”。

對此，鄧小平回答道:“現在我們和您正行駛在一條鄉間土路，也就是計劃經濟。它是坑坑窪窪的，但已經被車軋平 了。而右邊有一條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場經濟。我們需要從現在這條路轉向那條路。為了能夠轉過去，必須牢牢掌握方向盤， 而您建議去掉方向控製！那麽，您怎麽將汽車從這條道路轉向另外一條呢？”

歐福欽說:“我覺得，鄧小平很睿智，因為在向市場經濟過渡時，尤其需要國家調控。可惜的是，蘇聯70年間，我 們沒有保存全國人民辛苦創建的財富。”

三次采訪江澤民

讓歐福欽津津樂道的，還有他與江澤民的三次見麵。

1956年，新中國正熱火朝天地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長春一汽是“一五”期間蘇聯援建的重要建設項目之一。當 年7月，該廠建成並試製成功第一批國產載重汽車---“解放牌”。

歐福欽到一汽後，廠方向他推薦了幾名年輕人接受采訪，其中就包括曾在莫斯科利哈喬夫汽車製造廠實習的江澤民。 歐福欽和江澤民同歲，兩人很談得來。不過，由於歐福欽在撰寫稿件時將筆墨都用在描述第一輛“解放牌”如何裝配上，因此 沒有提到接受了采訪的那位中國工程師。

歐福欽回憶道，當1990年自己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再次見麵後，江澤民打趣地說:“太遺憾了，我當時和您談了整整一個小時，但您沒用我的一句話。”歐福欽馬上解釋其中緣由。於是，江澤民就把自己就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後第一次接受外國記者的采訪機會，給了老相識歐福欽。

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年逾七旬的歐福欽成為采訪此次活動最年長的記者。按計劃，他將同其他17名記 者聯合采訪江澤民。但因江澤民公務繁忙，將接受采訪改為同記者合影留念。

但當他和其他記者從江澤民的辦公室走出來時，歐福欽被留下了，並和江澤民單獨談了37分鍾。江澤民說:“我們倒過來做個采訪，我問您答。”歐福欽告訴記者，江澤民感興趣的話題是，蘇聯體係是怎麽崩潰的，怎麽就一下子垮掉了，中國共產黨要從中吸取哪些教訓。

歐福欽的回答是:“遺憾的是，我們(蘇聯)的共產黨沒有教育人民要有公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是說，每個人自身就應該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參與者。雖然我們都(參加選舉)投票，但決定是上層做出的，而不是我們。這就產生了負麵作用。”

歐福欽對本刊記者說，雖然俄中兩國關係中不再有意識形態的成分，但是雙方擁有漫長的共同邊界線的事實，還是存 在的，“對我們來說，中國是最鄰近、最親近的國家。”

在他看來，俄中兩國背靠背地麵對威脅和挑戰，互為對方的戰略後方；在發展問題上，兩國則是麵對麵的，“這是很 大的優勢”。他表示，目前，西方正進行大規模的鼓動，將中國稱作俄羅斯的威脅，“我認為，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的”。

歐福欽認為俄羅斯國徽中雙頭鷹的形象很有代表性---在朝西方看的同時，更要關注東方，並且應當和中國一同參 與複興古絲綢之路，“不僅將它作為交通要道，而且是能源橋梁。”歐福欽說，對於俄羅斯來說，“重要的是利用偉大中國這 個鄰邦的活力，來幫助我們發展俄羅斯的亞洲部分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