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和朱鎔基都是當今個性鮮明的高級領導人。自2007年主政二戰時的陪都、山城重慶以來，頻頻出手，不同凡響：治官、唱紅、打黑。民生方麵，在處理出租車罷馳事件上，采用電視直播、當場對話的方式，取得良好效果。不過，對於薄熙來的任何新政，都伴隨著爭議。這在社會轉型、經濟轉軌時期的中國，並不意外。特別是他掀起的被稱為“動真格”的掃黑行動，更是震撼全國。
黑社會是當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現象，被稱為第二政府。中國更是有黑社會存在的悠久曆史和傳統。中華民國早期，河南竟有８０％的平民是土匪。最為引人注目的青紅幫，連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都曾是其中一員。不過從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９年３０年之內，黑社會在中國奇跡般的消失。這當然和當時控製嚴格的政治製度、經濟關係和社會結構有關。不過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麵深入，黑社會死灰複燃。已成為威脅社會安定、國家發展的最主要的挑戰之一。不過，從重慶打黑來看，目前的黑社會與西方相比仍然比較原始。一是常常訴諸暴力。這一次重慶打黑的導火索就是光天化日之下黑幫公然行凶所致。二是對政治權力的滲透還隻停留在尋找代理人的階段。總之還沒有達到西方那種合法化、和平化與整個社會基本想處無衝突的程度。因此，西方極少有激烈的打黑行動，這是很重要的原因。
重慶疾風暴雨般的掃黑，目前已動員3萬名警員，7000人參與；成立了204個專案組；14個橫行多年的黑社會組織被擊潰，24名黑惡團夥頭目無一逃脫漏網，近200名團夥骨幹成員全部被緝拿歸案，2000餘名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被抓捕。涉黑的官員更是紛紛落馬：前公安局副局長、司法局局長文強、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交管局局長陳洪剛、副區長趙文銳、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毛建平、經偵總隊總隊長陳光明、煤礦局副局長王西平、下麵的副縣長兼公安局局長徐強，可謂戰果累累。社會各界一片叫好的同時，仍然存在相當的疑慮。黑社會在中國的複燃，是和市場走向的改革有關，也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性模式密不可分。發展之初，並沒有規範的市場和環境。從現在的眼光看不合法，當年可能並沒有明確的說法，或者這種惡是當時環境下的“共孽”。現在這種打黑方式從曆史的角度看是否最為合理？特別是一些形成黑社會的因素仍然存在，這種打黑方式是否有長久之效？這方麵，人類過去是有曆史經驗的。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警察嚴重腐敗，與黑社會沆瀣一氣。麵對壓力，英國殖民地政府決定全麵掃黑，結果引發警方強烈反彈。在這種情況下，港英政府采取對前惡既往不咎、同時修改規則，堵防漏洞，從製度上保障不得再犯。香港也得以在穩定的基礎上過渡到現在既發達又廉潔的社會。當然香港是民主國家英國的殖民地，而且在西方社會管不了的東西一向合法化（如色情業，賭博業，甚至吸毒），是否適合中國是要打一個問號的。不過他人之石，可以攻玉，借鑒意義還是有的。不過，從重慶的具體實踐來看，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一些涉黑的企業並沒有當作黑社會本身。
現在衡量薄熙來掃黑是否成功的標準並不在於這一次是否除惡必盡，是否過後黑社會卷土重來----擁有政治文明的西方鏟除不了黑社會，恐怕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也未必就能做到，畢竟在人類曆史上，徹底鏟除黑社會的隻在於改革開放前這種全能政府----而是黑社會再現的時候是否能夠控製在社會可容忍的程度。薄熙來在談到打黑初衷時講是被黑社會逼的，實是肺腑之言。在轉軌和轉型期的中國，千頭萬緒，需要解決的問題何止千萬。在資源有限和精力有限的情況下，隻能是什麽突出,什麽就優先解決。縱觀改革開放三十年，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是發展和效率優先，到了胡錦濤時代就開始傾向於平等和民生優先----這也是為什麽在他的時代提出科學發展觀，取消農業稅、建立新農合、嚐試建立全民醫保和農民退休製度。因為發展的階段不一樣了，社會的訴求要點不一樣了。
衡量薄熙來打黑是否成功的第二個標準就是看重慶的經濟是否繼續保持高速發展。在中國曆史上也有過相反的個案。明朝萬曆年間海瑞被任命為應天巡撫。應天包括現在的上海、蘇州、常州、鎮江、鬆江、無錫和安徽一帶，是全國最富有的區域，稅收占當時中國的一半。結果僅僅這個任命，就導致政府機構沒人辦公、平常的貪官汙吏紛紛棄官而逃。曾經擠滿富商的娛樂場所空無一人，大戶人家紛紛關門閉戶，高檔時裝也都換成補丁爛衫，渾似乞丐。等到海瑞到任時，已經是一片浪籍，仿佛一夜間回到原始社會。於是僅僅半年，海瑞就接到調令，打道回府了。當然海瑞無法和重慶掃黑相提並論，但掃黑是為了創造更好的發展條件而不是遏製發展相信是不會有爭議的。
至於薄熙來的方式是否可以推廣到全國，恐怕是否定的。黑社會囂張到打黑階段還公然上街殺人，除了重慶不知還有多少城市能如此？我相信更合理的推測是，各地不同程度的有黑社會存在，但其危害程度都沒有達到重慶的地步，也沒有達到需要象重慶一樣必須由主政的一把手集中全部精力、動員如此大規模的警力去打黑的程度。當然此番不少海內外自由派質疑高幹出身的薄熙來是要出政績，是黨內鬥爭的工具。然而，出政績是每一個為官之人應有之職責，何須質疑？倒是不出政績者是要質疑的。如果打黑也要和黨內鬥爭聯係起來，顯示這種鬥爭很良性、很有積極意義啊，更是需要鼓勵的了。倒是這些自由派心態令人難測。毫無疑問，薄熙來打黑受益的不僅僅是百姓以及他本人，還有他身後的執政黨。這才應該是這些自由派如此不快的真正原因。不過，薄熙來轟轟烈烈的打黑、媒體的熱議、井噴式的民意支持都會對全國各地產生示範效應，甚至對各地官員產生無形的壓力。從這個角度講，雖然方式未必複製，但力度肯定會增強。
最後，重慶打黑還體示出與西方不同的一點：即政治權力可以對當今中國的任何惡勢力開刀，這和西方以估息、妥協為主的手段大不相同。西方的黑社會固然盡量使自己的產業合法化，另一方麵也利用民主製度選舉的手段或者直接進入政治權力圈內，或者尋找代理人，往往使得政府無法對黑社會進行這種暴風雨般的打擊。而在中國，黑社會隻能停留在尋找代表人的程度。民主國家甚至曆史上還多次發生政府出於國家利益而利用黑社會的先例。象二戰前，美國給錢、給政策，利用黑社會對付本國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勢力。中國的台灣地區，蔣經國時代還利用黑社會遠赴美國將批評自己的美籍華人作家江南暗殺。
打黑、掃黃、懲治腐敗，這些都是道德十分正確、政治十分正確的話語，也極易得到百姓的認同。隻是除惡必盡的想法是否過於理想主義？在我看來，這些都是社會應有之惡，隻能嚴控而很難根除。我還記得前幾年，台灣實行公娼的一個縣曾提議將之廢除，結果在議會表決時居然被壓倒性的否決而保留，這恐怕就是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理想出發的一個例子。當然，重慶掃黑最終效應如何，時間自然會給出答案，我們期待在成本盡可能小的基礎上推動中國的全麵進步和發展。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292373.html#corr_comment
黑社會是當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現象，被稱為第二政府。中國更是有黑社會存在的悠久曆史和傳統。中華民國早期，河南竟有８０％的平民是土匪。最為引人注目的青紅幫，連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都曾是其中一員。不過從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９年３０年之內，黑社會在中國奇跡般的消失。這當然和當時控製嚴格的政治製度、經濟關係和社會結構有關。不過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麵深入，黑社會死灰複燃。已成為威脅社會安定、國家發展的最主要的挑戰之一。不過，從重慶打黑來看，目前的黑社會與西方相比仍然比較原始。一是常常訴諸暴力。這一次重慶打黑的導火索就是光天化日之下黑幫公然行凶所致。二是對政治權力的滲透還隻停留在尋找代理人的階段。總之還沒有達到西方那種合法化、和平化與整個社會基本想處無衝突的程度。因此，西方極少有激烈的打黑行動，這是很重要的原因。
重慶疾風暴雨般的掃黑，目前已動員3萬名警員，7000人參與；成立了204個專案組；14個橫行多年的黑社會組織被擊潰，24名黑惡團夥頭目無一逃脫漏網，近200名團夥骨幹成員全部被緝拿歸案，2000餘名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被抓捕。涉黑的官員更是紛紛落馬：前公安局副局長、司法局局長文強、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交管局局長陳洪剛、副區長趙文銳、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毛建平、經偵總隊總隊長陳光明、煤礦局副局長王西平、下麵的副縣長兼公安局局長徐強，可謂戰果累累。社會各界一片叫好的同時，仍然存在相當的疑慮。黑社會在中國的複燃，是和市場走向的改革有關，也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性模式密不可分。發展之初，並沒有規範的市場和環境。從現在的眼光看不合法，當年可能並沒有明確的說法，或者這種惡是當時環境下的“共孽”。現在這種打黑方式從曆史的角度看是否最為合理？特別是一些形成黑社會的因素仍然存在，這種打黑方式是否有長久之效？這方麵，人類過去是有曆史經驗的。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警察嚴重腐敗，與黑社會沆瀣一氣。麵對壓力，英國殖民地政府決定全麵掃黑，結果引發警方強烈反彈。在這種情況下，港英政府采取對前惡既往不咎、同時修改規則，堵防漏洞，從製度上保障不得再犯。香港也得以在穩定的基礎上過渡到現在既發達又廉潔的社會。當然香港是民主國家英國的殖民地，而且在西方社會管不了的東西一向合法化（如色情業，賭博業，甚至吸毒），是否適合中國是要打一個問號的。不過他人之石，可以攻玉，借鑒意義還是有的。不過，從重慶的具體實踐來看，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一些涉黑的企業並沒有當作黑社會本身。
現在衡量薄熙來掃黑是否成功的標準並不在於這一次是否除惡必盡，是否過後黑社會卷土重來----擁有政治文明的西方鏟除不了黑社會，恐怕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也未必就能做到，畢竟在人類曆史上，徹底鏟除黑社會的隻在於改革開放前這種全能政府----而是黑社會再現的時候是否能夠控製在社會可容忍的程度。薄熙來在談到打黑初衷時講是被黑社會逼的，實是肺腑之言。在轉軌和轉型期的中國，千頭萬緒，需要解決的問題何止千萬。在資源有限和精力有限的情況下，隻能是什麽突出,什麽就優先解決。縱觀改革開放三十年，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是發展和效率優先，到了胡錦濤時代就開始傾向於平等和民生優先----這也是為什麽在他的時代提出科學發展觀，取消農業稅、建立新農合、嚐試建立全民醫保和農民退休製度。因為發展的階段不一樣了，社會的訴求要點不一樣了。
衡量薄熙來打黑是否成功的第二個標準就是看重慶的經濟是否繼續保持高速發展。在中國曆史上也有過相反的個案。明朝萬曆年間海瑞被任命為應天巡撫。應天包括現在的上海、蘇州、常州、鎮江、鬆江、無錫和安徽一帶，是全國最富有的區域，稅收占當時中國的一半。結果僅僅這個任命，就導致政府機構沒人辦公、平常的貪官汙吏紛紛棄官而逃。曾經擠滿富商的娛樂場所空無一人，大戶人家紛紛關門閉戶，高檔時裝也都換成補丁爛衫，渾似乞丐。等到海瑞到任時，已經是一片浪籍，仿佛一夜間回到原始社會。於是僅僅半年，海瑞就接到調令，打道回府了。當然海瑞無法和重慶掃黑相提並論，但掃黑是為了創造更好的發展條件而不是遏製發展相信是不會有爭議的。
至於薄熙來的方式是否可以推廣到全國，恐怕是否定的。黑社會囂張到打黑階段還公然上街殺人，除了重慶不知還有多少城市能如此？我相信更合理的推測是，各地不同程度的有黑社會存在，但其危害程度都沒有達到重慶的地步，也沒有達到需要象重慶一樣必須由主政的一把手集中全部精力、動員如此大規模的警力去打黑的程度。當然此番不少海內外自由派質疑高幹出身的薄熙來是要出政績，是黨內鬥爭的工具。然而，出政績是每一個為官之人應有之職責，何須質疑？倒是不出政績者是要質疑的。如果打黑也要和黨內鬥爭聯係起來，顯示這種鬥爭很良性、很有積極意義啊，更是需要鼓勵的了。倒是這些自由派心態令人難測。毫無疑問，薄熙來打黑受益的不僅僅是百姓以及他本人，還有他身後的執政黨。這才應該是這些自由派如此不快的真正原因。不過，薄熙來轟轟烈烈的打黑、媒體的熱議、井噴式的民意支持都會對全國各地產生示範效應，甚至對各地官員產生無形的壓力。從這個角度講，雖然方式未必複製，但力度肯定會增強。
最後，重慶打黑還體示出與西方不同的一點：即政治權力可以對當今中國的任何惡勢力開刀，這和西方以估息、妥協為主的手段大不相同。西方的黑社會固然盡量使自己的產業合法化，另一方麵也利用民主製度選舉的手段或者直接進入政治權力圈內，或者尋找代理人，往往使得政府無法對黑社會進行這種暴風雨般的打擊。而在中國，黑社會隻能停留在尋找代表人的程度。民主國家甚至曆史上還多次發生政府出於國家利益而利用黑社會的先例。象二戰前，美國給錢、給政策，利用黑社會對付本國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勢力。中國的台灣地區，蔣經國時代還利用黑社會遠赴美國將批評自己的美籍華人作家江南暗殺。
打黑、掃黃、懲治腐敗，這些都是道德十分正確、政治十分正確的話語，也極易得到百姓的認同。隻是除惡必盡的想法是否過於理想主義？在我看來，這些都是社會應有之惡，隻能嚴控而很難根除。我還記得前幾年，台灣實行公娼的一個縣曾提議將之廢除，結果在議會表決時居然被壓倒性的否決而保留，這恐怕就是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理想出發的一個例子。當然，重慶掃黑最終效應如何，時間自然會給出答案，我們期待在成本盡可能小的基礎上推動中國的全麵進步和發展。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292373.html#corr_comment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