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GDP這些年增長很快，但為什麽老百姓口袋裏麵可以花的錢、還有實際上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和福利狀況跟GDP的增長速度相比，總是要慢很多？今年上半年中國的GDP的增長速度從去年的11%，下降到10.2%，很多人就害怕了。
有種觀點認為中國的GDP如果低於10%，就會有更多的人失業。但是如果按照其他國家的標準來看，10%或者8%也是一個非常高的增長速度，在美國和一些西歐國家，每年GDP的增長速度隻是在2%左右，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GDP的增長速度，應該除以2，才能跟其他國家在同一層麵上做比較。第二個我希望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麽老百姓收入增長速度相對於GDP的增長速度來講往往要慢很多。第三個問題，有種觀點認為中國GDP的增速度如果低於9%，就不能創造那麽多新的就業機會，每年就會有更多的人失業，所以我也想從公有製或者國有製對整個就業機會的影響力來談談。
我把中國整個社會分成三個不同的群體：第一個群體是政府，從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鎮居民是第二個群體，農民作為第三個群體。在過去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哪一個群體得到的好處最多？哪一個群體得到的好處相對來說最少？我們看到，07年時國家財政稅收總體上是翻了5.7倍，如果95年的基數是100，到07年的時候上升到670左右，國家作為一個群體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時，占的份額是最多的。城鎮居民總體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裏麵翻了1.6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總體上翻了1.2倍，如果我們把整個國家的收入看成一個大的“餅”然後分給這三個群體，政府從這個餅裏麵得到的份額是最多的、農民得到的份額越來越少。
盡管中國GDP增長速度的數值很大，但是對於城鎮和農村的老百姓來說要比政府增長慢一拍。總體上看，12年裏國家財政收入翻了5.7倍，如果把這5.7倍的增長換算成年增長速度的話，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農村的純收入在過去的12年裏麵年均增長6.2%.同期，中國的GDP是按照每年平均10.4%的速度上升，這是去掉了通貨膨脹的真實的GDP增長率。我們可以發現，隻有國家的財政稅收以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在增長，年均16%，去年國家財政的增長速度是31%.而城鎮居民特別是農民，這兩個群體的增長速度要慢很多。這是我們看到的第一個答案。
另外要強調一下，這裏所講到的收入，實際上還不包括那些資產性的收入，這些純粹是稅和費，這個數據基本反應了增量的概念。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家財政收入占整個中國國民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大。比如去年國家財政收入是5萬1千億人民幣，千億、百億、萬億都是很大的數字，聽多了以後變得非常的抽象，聽起來好像和我們自己沒有太多的關係。我為了把這些抽象的東西具體化，就改了度量的角度，按照每一個普通人的人均收入來作為度量的單位。把國家一年的財政稅收除以一個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這樣可以讓我們知道，為了支持國家的財政稅收，大概需要多少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1766年，乾隆朝廷一年的稅收是4937萬兩銀子，按照當時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一年二銀子，稍微有點技能的工匠在一個月可以拿到二兩銀子，這樣折算的話，乾隆朝廷一年4937萬兩銀子，等於是205萬個北京普通工匠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說205個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可以供養乾隆的開支。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稅收為2.5萬億美元，這2.5萬億美元，相當於8500萬美國人去年一年的收入。
如果換到中國，1978年國家財政稅收相當於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隨著78年改革開放的進行、隨著市場化、民營化的發展，到1995年的時候，中國政府的規模達到了最小。在90年代稅製改革以後，把征稅的權利下放到各個地方政府和省政府，隻要各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達成一個協議，地區政府可以不受製約的推出新的稅種，或者是調整已有的稅種的稅率。2007年，全國的國家財政稅收是5萬1千億人民幣，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較一下78年，我們發現現在政府的規模重新超過改革開放初期，同時也超過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的大小。
再用農民一年的純收入來作為參照係數，在78年的時候國家財政稅收相當於8.5億農民一年的純收入；96年的時候達到一個最低點，隻要3億8千萬農民一年的純收入就可以支撐政府的財政稅收，但是去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2.3億農民的純收入。看完這個數字很多朋友會說，所有農民加在一起也沒有12億，為什麽要這麽說？因為，在這裏不是要求13億農民放棄他們的開支，去支持政府的開支，而是說我們把整個國家的收入看成一個整數，然後在三個群體中怎麽分配。
我們再看一下資產性財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是怎麽分配的。據統計，差不多有76%的資產性財富還是掌握在國家的手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隻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資產性財富掌握在民間。根據一些研究機構前幾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國有土地的總價值差不多是50萬億，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所有國有企業資產加一起是29萬億元，把國有土地的財富和國有企業資產的財富加起來，國有資產的價值差不多是79萬億人民幣。而民間的，到05年年底，全國城鎮居民的總資產價值是21萬億左右。相對而言，美國政府沒有什麽資產性財富，隻有非常少量的土地。
美國那些企業、產權、資產等等基本都是私有的，到去年年，底美國私人家庭資產的總額是73萬億美元。假如國有土地和國有資產，每年按照GDP同樣的速度升值，去年GDP的增長速度是11.4%，06年年底價值為79萬億人民幣的國有資產增值應該是9萬億人民幣。去年國有企業的總利潤是1.6萬人民幣，國家的收入大概是10萬6千億人民幣，這是預算內的財政稅收5萬1千億的2倍。而資產性收入加上財政稅收，大概是15萬7千億人民幣，如果除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概是10幾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中國的社會財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這樣的配置結構，帶來的後果到底是什麽？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麵，就是中國的GDP如果隻按照8%、9%的速度增長，那麽中國老百姓能夠感受到增長的好處會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財富在民間的配置結構，大家知道對於任何一個家庭來說，每年可以花的收入應該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勞動收入和工資收入；第二部分是資產性財富升值的收入。在美國，一般資產增長的速度都是按照GDP兩倍左右的速度上漲。但是在中國老百姓享受的隻有勞動收入，資產性收入的渠道基本上是被堵起來。對於我們個人和家庭來說，工資的上漲是我們最主要分享經濟增長的渠道。
為什麽當中國的GDP下降到10.4%的時候大家開始擔心，因為中國老百姓資產升值的渠道被堵死了。在過去12年裏麵中國年均GDP的增長速度是10.2%，但是農民的純收入是按照每年6.2%的速度增長，這差不多是10.2%的二分之一，或者是0.6倍左右，城鎮居民會好一點是8%，除以10.2%也差不多0.8倍。人們不能夠感受到完完全全的10%的GDP增長所帶來的好處。很多經濟學家講我們必須改變中國導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須通過內需的增長來帶動增長，但是，財富升值的效益沒辦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費呢。
我們再看一下，政府拿到這些錢以後是怎麽花的。去年的財政稅收是5.1萬億，根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是6千億元，等於是國家總開支的15%，等於GDP的2.4%，分到中國人的頭上，每個人得到的開支是461塊錢，相當於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我們可以和其他國家比較，美國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福利上的開支是1.5萬億美元，占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分到美國人身上平均每人5000美元，這是美國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很明顯可以看到，如果想要通過國家和政府的手來實現第二次分配，為民生做出更多的貢獻，實際上不需要國有資產，因為國有資產跟國家、政府在民生的項目上投資是多還是少，沒有任何決定性的關係。有人在呼籲增長稅收，理由是要通過國有製和稅收能夠讓中國在更廣大的範圍之內實現轉移支付，但是，如果沒有對權力製約的製度架構，這些二次分配和轉移支付，隻是比較好的願望。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政府代替老百姓擁有資產、獲取更多的國民收入，其他的結果還有哪些。我想特別強調的是，不管是在以前的蘇聯還是過去計劃經濟的中國、今天的中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非常重視重工業、製造工業，而輕視第三產業、輕視輕工業。蘇聯當年也是這樣，一些高汙染、高耗能的重工業是蘇聯最強的，第三產業發展很艱難。之所以這樣子，跟政府代替老百姓擁有這些資源、控製財富的重新配置關係非常大。大家稍微想象一下，國家通過所有製掌握生產性的財富，最後的結果肯定會重視工業項目和基礎設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財富的支配權和消費權的時候，最後會轉變成為對服務業，對消費者工業有更多的需求，而不會轉變成對大工業項目的投資需求。
原因是什麽呢？一旦花別人的錢，不僅僅不心疼，還需要追求效果。作為官員，一般都會把這些財富花在看得見、摸得著的項目上，這些往往是基礎設施和大的工業設施所具備的特征。過去6年我都會帶耶魯的學生到中國看中國的公司，最讓他們感動就是寶鋼的工廠，那麽多的機械、滾燙發紅的鋼條，很了不起，那麽大的形象，看得見、摸得著，這是給學生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覺得中國的製造業很厲害、很宏偉。
官員如果把錢花在看不見、摸不著的教育、醫療上麵，百姓可以感受到，但是別人看不見，我的領導看不見，如果這樣做對於自己下一步的升官沒有好處，官員就不會這麽做。外地人來參觀時，也不能說“你在這邊做市長期間帶來的變化真是大”，所以大家追求的目標都是看得見的“形象工程”。但是，一個社會的增長總是靠不斷的投資、再投資，而消費跟不上，也許幾年可以，但是長期靠這個模式進行下去，到最後生產了這麽多東西由誰來買？
我們看到很多學者呼籲經濟轉型，呼籲靠投資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要改變、靠出口帶動的增長模式也必須要有改變、靠製造業的模式也要改變，要更多的發展第三產業。但是，四分之三的生產性財富都掌握在國家的手裏，隻要這些財富升值，四分之三繼續留在國家手裏，同時又有這麽多財政稅收掌握在國家手裏，必然的結果就是不斷往工業一投在投、往這些基礎設施一投再投。這樣下去，一個國家還要靠出口市場，才能使那些投資多少有一些匯報，否則這個增長模式很難持續下去。長期靠投資怎麽能維持下去？現在已經到了非轉型不可的時候。
中國每年固定資產的投資按照GDP3倍的速度增長，在1980年的時候是20%，80年以後每年都在上升。到06年固定資產的投資占GDP51%.當然從效率上來說，實際投資的效率越來越低。假如說去年GDP的增長速度是11.4%，我們可能會問，這11.4%有多少是來自於投資、有多少是來自於消費、有多少是來自於進出口貿易，06年有41%是來自於投資、03年的時候有60%是來自於投資，我們看到，投資對當年GDP增長速度的貢獻，波動性很大。
如果投資效率沒有出現下滑，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應該是越來越大，但實際上我們沒有看到上升的趨勢，反而最近這幾年在逐漸下降，這就說明通過投資來帶動經濟增長的能力越來越低。說白了是什麽意思？投這麽多錢、建了這麽多鋼鐵廠，到最後如果沒有同樣需求的增長，花出去的錢是收不回來的。所以很多人說中國儲蓄率這麽高，但是整個社會花費很少，從某種意義上並不是中國和美國人比，我們本質上不願意消費，隻不過本來應該我們花的錢都在政府的手裏麵，由政府花了。
由國家花錢帶來的後果有很多很多，還有一個後果，就是國家掌握這些財政稅收之後隻會進一步強化對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投資。如下圖，比如說06年的時候，在國有經濟中的固定資產投資差不多是8萬億人民幣，而對於民營經濟做的總投資將近2萬億人民幣，把兩者一除，06年的時候對國有經濟固定資產的投入是對民營經濟固定資產投入的4倍，不管是90年還是04、05年，還是現在對國有固定資產資源的投入，基本上是對民營固定資產投資的2.5倍。為什麽有人說9%左右的GDP增長速度才能解決好就業問題，也跟國有製的關係非常大。下麵這個圖讓我們看到，06年國有經濟固定資產的投入是民營經濟固定資產投資的4倍，但是所帶來就業的情況是怎麽樣呢？
每年國有企業丟失了幾十萬到幾百萬的就業崗位，98年國有企業損失了2千萬個就業機會。但是到99年的時候，那一年國有經濟失去了500萬個就業機會，所以不管怎麽樣，盡管在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入是在民營資產固定資產投入的好幾倍，但是這些投資所能創造的新的就業機會，一直都是負的，每年都在減少。而相比之下，盡管對民營經濟的投入隻有國有企業投入的1/4，但是民營經濟仍然創造著幾百萬個就業機會。如果說保留國有經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國家經濟戰略安全，我覺得第一個安全就是就業的安全，通過國有經濟的安排，更加要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但是我們看到過去十年的情況正好相反，恰好是國有經濟的投入越多，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如果說就業機會的最大化是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恰恰要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說中國的經濟必須按照9%的速度增長，要不然會出現失業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偽問題，如果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改變公有製，關鍵是資源配置的方向，是政府決定還是由市場決定，這是根本的瓶頸，如果這改變了，那麽中國GDP增長不需要9%也可以解決好就業的問題。
最後給大家看另外一個問題，一個地方的權力大和小，最後決定那個地方的人收入機會更好還是不好。這個表主要是把各個地區做一個區分，北京是國家的首都，所以在2002年的時候北京GDP是最高的，僅次於上海；而省會城市又是每一個省最集中的地方；接下來是地區市；然後是縣，縣的人均GDP平均是5674，收入結構跟我們熟悉的權力結構是完全匹配，我主要是想讓大家看中間的這組數據和後麵的數據，因為固定資產投資的多和少，從根本的層麵上決定了各地方人收入的高和低。2002年的時候北京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是15905、省會城市是9223、地區市是5137、縣是最少隻有590塊錢；另一方麵是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百分比，也越來越低。
最後我希望大家理解在目前國有製的安排之下，還有征稅權力和架構之下，中國GDP的增長速度很快，但是老百姓的腰包裏麵感受不到和GDP增長速度相對應的好處，所以我覺得較好的辦法把國資委轉變成一個國民權益基金、國民產權基金，然後把基金分成很多的份額，均分給13億中國公民，這樣把財產還給中國的老百姓，我就講到這，謝謝大家。
（2008年8月2日，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陳誌武先生在“燕山大講堂”上做了題為“中國GDP與百姓收入”的主題演講。本文為演講的主要內容）
作者:陳誌武
有種觀點認為中國的GDP如果低於10%，就會有更多的人失業。但是如果按照其他國家的標準來看，10%或者8%也是一個非常高的增長速度，在美國和一些西歐國家，每年GDP的增長速度隻是在2%左右，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GDP的增長速度，應該除以2，才能跟其他國家在同一層麵上做比較。第二個我希望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麽老百姓收入增長速度相對於GDP的增長速度來講往往要慢很多。第三個問題，有種觀點認為中國GDP的增速度如果低於9%，就不能創造那麽多新的就業機會，每年就會有更多的人失業，所以我也想從公有製或者國有製對整個就業機會的影響力來談談。
我把中國整個社會分成三個不同的群體：第一個群體是政府，從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鎮居民是第二個群體，農民作為第三個群體。在過去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哪一個群體得到的好處最多？哪一個群體得到的好處相對來說最少？我們看到，07年時國家財政稅收總體上是翻了5.7倍，如果95年的基數是100，到07年的時候上升到670左右，國家作為一個群體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時，占的份額是最多的。城鎮居民總體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裏麵翻了1.6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總體上翻了1.2倍，如果我們把整個國家的收入看成一個大的“餅”然後分給這三個群體，政府從這個餅裏麵得到的份額是最多的、農民得到的份額越來越少。
盡管中國GDP增長速度的數值很大，但是對於城鎮和農村的老百姓來說要比政府增長慢一拍。總體上看，12年裏國家財政收入翻了5.7倍，如果把這5.7倍的增長換算成年增長速度的話，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農村的純收入在過去的12年裏麵年均增長6.2%.同期，中國的GDP是按照每年平均10.4%的速度上升，這是去掉了通貨膨脹的真實的GDP增長率。我們可以發現，隻有國家的財政稅收以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在增長，年均16%，去年國家財政的增長速度是31%.而城鎮居民特別是農民，這兩個群體的增長速度要慢很多。這是我們看到的第一個答案。
另外要強調一下，這裏所講到的收入，實際上還不包括那些資產性的收入，這些純粹是稅和費，這個數據基本反應了增量的概念。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家財政收入占整個中國國民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大。比如去年國家財政收入是5萬1千億人民幣，千億、百億、萬億都是很大的數字，聽多了以後變得非常的抽象，聽起來好像和我們自己沒有太多的關係。我為了把這些抽象的東西具體化，就改了度量的角度，按照每一個普通人的人均收入來作為度量的單位。把國家一年的財政稅收除以一個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這樣可以讓我們知道，為了支持國家的財政稅收，大概需要多少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1766年，乾隆朝廷一年的稅收是4937萬兩銀子，按照當時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一年二銀子，稍微有點技能的工匠在一個月可以拿到二兩銀子，這樣折算的話，乾隆朝廷一年4937萬兩銀子，等於是205萬個北京普通工匠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說205個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可以供養乾隆的開支。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稅收為2.5萬億美元，這2.5萬億美元，相當於8500萬美國人去年一年的收入。
如果換到中國，1978年國家財政稅收相當於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隨著78年改革開放的進行、隨著市場化、民營化的發展，到1995年的時候，中國政府的規模達到了最小。在90年代稅製改革以後，把征稅的權利下放到各個地方政府和省政府，隻要各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達成一個協議，地區政府可以不受製約的推出新的稅種，或者是調整已有的稅種的稅率。2007年，全國的國家財政稅收是5萬1千億人民幣，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較一下78年，我們發現現在政府的規模重新超過改革開放初期，同時也超過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的大小。
再用農民一年的純收入來作為參照係數，在78年的時候國家財政稅收相當於8.5億農民一年的純收入；96年的時候達到一個最低點，隻要3億8千萬農民一年的純收入就可以支撐政府的財政稅收，但是去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2.3億農民的純收入。看完這個數字很多朋友會說，所有農民加在一起也沒有12億，為什麽要這麽說？因為，在這裏不是要求13億農民放棄他們的開支，去支持政府的開支，而是說我們把整個國家的收入看成一個整數，然後在三個群體中怎麽分配。
我們再看一下資產性財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是怎麽分配的。據統計，差不多有76%的資產性財富還是掌握在國家的手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隻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資產性財富掌握在民間。根據一些研究機構前幾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國有土地的總價值差不多是50萬億，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所有國有企業資產加一起是29萬億元，把國有土地的財富和國有企業資產的財富加起來，國有資產的價值差不多是79萬億人民幣。而民間的，到05年年底，全國城鎮居民的總資產價值是21萬億左右。相對而言，美國政府沒有什麽資產性財富，隻有非常少量的土地。
美國那些企業、產權、資產等等基本都是私有的，到去年年，底美國私人家庭資產的總額是73萬億美元。假如國有土地和國有資產，每年按照GDP同樣的速度升值，去年GDP的增長速度是11.4%，06年年底價值為79萬億人民幣的國有資產增值應該是9萬億人民幣。去年國有企業的總利潤是1.6萬人民幣，國家的收入大概是10萬6千億人民幣，這是預算內的財政稅收5萬1千億的2倍。而資產性收入加上財政稅收，大概是15萬7千億人民幣，如果除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概是10幾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中國的社會財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這樣的配置結構，帶來的後果到底是什麽？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麵，就是中國的GDP如果隻按照8%、9%的速度增長，那麽中國老百姓能夠感受到增長的好處會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財富在民間的配置結構，大家知道對於任何一個家庭來說，每年可以花的收入應該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勞動收入和工資收入；第二部分是資產性財富升值的收入。在美國，一般資產增長的速度都是按照GDP兩倍左右的速度上漲。但是在中國老百姓享受的隻有勞動收入，資產性收入的渠道基本上是被堵起來。對於我們個人和家庭來說，工資的上漲是我們最主要分享經濟增長的渠道。
為什麽當中國的GDP下降到10.4%的時候大家開始擔心，因為中國老百姓資產升值的渠道被堵死了。在過去12年裏麵中國年均GDP的增長速度是10.2%，但是農民的純收入是按照每年6.2%的速度增長，這差不多是10.2%的二分之一，或者是0.6倍左右，城鎮居民會好一點是8%，除以10.2%也差不多0.8倍。人們不能夠感受到完完全全的10%的GDP增長所帶來的好處。很多經濟學家講我們必須改變中國導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須通過內需的增長來帶動增長，但是，財富升值的效益沒辦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費呢。
我們再看一下，政府拿到這些錢以後是怎麽花的。去年的財政稅收是5.1萬億，根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是6千億元，等於是國家總開支的15%，等於GDP的2.4%，分到中國人的頭上，每個人得到的開支是461塊錢，相當於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我們可以和其他國家比較，美國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福利上的開支是1.5萬億美元，占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分到美國人身上平均每人5000美元，這是美國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很明顯可以看到，如果想要通過國家和政府的手來實現第二次分配，為民生做出更多的貢獻，實際上不需要國有資產，因為國有資產跟國家、政府在民生的項目上投資是多還是少，沒有任何決定性的關係。有人在呼籲增長稅收，理由是要通過國有製和稅收能夠讓中國在更廣大的範圍之內實現轉移支付，但是，如果沒有對權力製約的製度架構，這些二次分配和轉移支付，隻是比較好的願望。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政府代替老百姓擁有資產、獲取更多的國民收入，其他的結果還有哪些。我想特別強調的是，不管是在以前的蘇聯還是過去計劃經濟的中國、今天的中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非常重視重工業、製造工業，而輕視第三產業、輕視輕工業。蘇聯當年也是這樣，一些高汙染、高耗能的重工業是蘇聯最強的，第三產業發展很艱難。之所以這樣子，跟政府代替老百姓擁有這些資源、控製財富的重新配置關係非常大。大家稍微想象一下，國家通過所有製掌握生產性的財富，最後的結果肯定會重視工業項目和基礎設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財富的支配權和消費權的時候，最後會轉變成為對服務業，對消費者工業有更多的需求，而不會轉變成對大工業項目的投資需求。
原因是什麽呢？一旦花別人的錢，不僅僅不心疼，還需要追求效果。作為官員，一般都會把這些財富花在看得見、摸得著的項目上，這些往往是基礎設施和大的工業設施所具備的特征。過去6年我都會帶耶魯的學生到中國看中國的公司，最讓他們感動就是寶鋼的工廠，那麽多的機械、滾燙發紅的鋼條，很了不起，那麽大的形象，看得見、摸得著，這是給學生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覺得中國的製造業很厲害、很宏偉。
官員如果把錢花在看不見、摸不著的教育、醫療上麵，百姓可以感受到，但是別人看不見，我的領導看不見，如果這樣做對於自己下一步的升官沒有好處，官員就不會這麽做。外地人來參觀時，也不能說“你在這邊做市長期間帶來的變化真是大”，所以大家追求的目標都是看得見的“形象工程”。但是，一個社會的增長總是靠不斷的投資、再投資，而消費跟不上，也許幾年可以，但是長期靠這個模式進行下去，到最後生產了這麽多東西由誰來買？
我們看到很多學者呼籲經濟轉型，呼籲靠投資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要改變、靠出口帶動的增長模式也必須要有改變、靠製造業的模式也要改變，要更多的發展第三產業。但是，四分之三的生產性財富都掌握在國家的手裏，隻要這些財富升值，四分之三繼續留在國家手裏，同時又有這麽多財政稅收掌握在國家手裏，必然的結果就是不斷往工業一投在投、往這些基礎設施一投再投。這樣下去，一個國家還要靠出口市場，才能使那些投資多少有一些匯報，否則這個增長模式很難持續下去。長期靠投資怎麽能維持下去？現在已經到了非轉型不可的時候。
中國每年固定資產的投資按照GDP3倍的速度增長，在1980年的時候是20%，80年以後每年都在上升。到06年固定資產的投資占GDP51%.當然從效率上來說，實際投資的效率越來越低。假如說去年GDP的增長速度是11.4%，我們可能會問，這11.4%有多少是來自於投資、有多少是來自於消費、有多少是來自於進出口貿易，06年有41%是來自於投資、03年的時候有60%是來自於投資，我們看到，投資對當年GDP增長速度的貢獻，波動性很大。
如果投資效率沒有出現下滑，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應該是越來越大，但實際上我們沒有看到上升的趨勢，反而最近這幾年在逐漸下降，這就說明通過投資來帶動經濟增長的能力越來越低。說白了是什麽意思？投這麽多錢、建了這麽多鋼鐵廠，到最後如果沒有同樣需求的增長，花出去的錢是收不回來的。所以很多人說中國儲蓄率這麽高，但是整個社會花費很少，從某種意義上並不是中國和美國人比，我們本質上不願意消費，隻不過本來應該我們花的錢都在政府的手裏麵，由政府花了。
由國家花錢帶來的後果有很多很多，還有一個後果，就是國家掌握這些財政稅收之後隻會進一步強化對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投資。如下圖，比如說06年的時候，在國有經濟中的固定資產投資差不多是8萬億人民幣，而對於民營經濟做的總投資將近2萬億人民幣，把兩者一除，06年的時候對國有經濟固定資產的投入是對民營經濟固定資產投入的4倍，不管是90年還是04、05年，還是現在對國有固定資產資源的投入，基本上是對民營固定資產投資的2.5倍。為什麽有人說9%左右的GDP增長速度才能解決好就業問題，也跟國有製的關係非常大。下麵這個圖讓我們看到，06年國有經濟固定資產的投入是民營經濟固定資產投資的4倍，但是所帶來就業的情況是怎麽樣呢？
每年國有企業丟失了幾十萬到幾百萬的就業崗位，98年國有企業損失了2千萬個就業機會。但是到99年的時候，那一年國有經濟失去了500萬個就業機會，所以不管怎麽樣，盡管在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入是在民營資產固定資產投入的好幾倍，但是這些投資所能創造的新的就業機會，一直都是負的，每年都在減少。而相比之下，盡管對民營經濟的投入隻有國有企業投入的1/4，但是民營經濟仍然創造著幾百萬個就業機會。如果說保留國有經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國家經濟戰略安全，我覺得第一個安全就是就業的安全，通過國有經濟的安排，更加要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但是我們看到過去十年的情況正好相反，恰好是國有經濟的投入越多，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如果說就業機會的最大化是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恰恰要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說中國的經濟必須按照9%的速度增長，要不然會出現失業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偽問題，如果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改變公有製，關鍵是資源配置的方向，是政府決定還是由市場決定，這是根本的瓶頸，如果這改變了，那麽中國GDP增長不需要9%也可以解決好就業的問題。
最後給大家看另外一個問題，一個地方的權力大和小，最後決定那個地方的人收入機會更好還是不好。這個表主要是把各個地區做一個區分，北京是國家的首都，所以在2002年的時候北京GDP是最高的，僅次於上海；而省會城市又是每一個省最集中的地方；接下來是地區市；然後是縣，縣的人均GDP平均是5674，收入結構跟我們熟悉的權力結構是完全匹配，我主要是想讓大家看中間的這組數據和後麵的數據，因為固定資產投資的多和少，從根本的層麵上決定了各地方人收入的高和低。2002年的時候北京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是15905、省會城市是9223、地區市是5137、縣是最少隻有590塊錢；另一方麵是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百分比，也越來越低。
最後我希望大家理解在目前國有製的安排之下，還有征稅權力和架構之下，中國GDP的增長速度很快，但是老百姓的腰包裏麵感受不到和GDP增長速度相對應的好處，所以我覺得較好的辦法把國資委轉變成一個國民權益基金、國民產權基金，然後把基金分成很多的份額，均分給13億中國公民，這樣把財產還給中國的老百姓，我就講到這，謝謝大家。
（2008年8月2日，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陳誌武先生在“燕山大講堂”上做了題為“中國GDP與百姓收入”的主題演講。本文為演講的主要內容）
作者:陳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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