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周瑞金近日發表文章，痛陳以公權力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團”不斷坐大對中國社會的傷害，呼籲中國高層拿出老一輩革命家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勇氣，與政商勾結的“特殊利益集團”切割。
周瑞金曾任上海《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上世紀90年代初，他與人用筆名“皇甫平”發表《改革不可動搖》係列評論，為當時停滯不前的改革搖旗呐喊，引發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激烈交鋒。1992年初，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力挺改革派，“皇甫平”聲名大噪，成為宣揚改革的一麵旗幟。
周瑞金最近這篇約兩萬字的長文本月11日發表在中國治理與選舉網站上。文章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教訓，提出在慶祝中國國慶60周年之後，中共必須與特殊利益集團切割，以推進基層民主，遏製基層權力失控，以反思維穩邏輯維護長治久安。
文章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中國市場經濟大潮中，在房地產業、礦山資源產業、金融證券業以及能源產業等領域，政商勾兌尋租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進入新世紀，伴隨“國進民退”和普通民營企業受到貶抑，部分國有壟斷企業，以及不少具有官員背景的強勢民營企業，以公權力為靠山和保護傘，肆無忌憚地賺取超額利潤，尋求非法資本回報。
文章認為，“特殊利益集團”勢力坐大，不僅表現在對自然資源的“盤踞”，而且表現在他們尋找政治代言人，收買專家為其壟斷行為辯護，製造話語權，並已成功地給自己塗抹了一層意識形態合法色彩：他們對上打著保衛“國家經濟安全”、“產業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號索取政策保護，對下玩弄“國際慣例”和“中國特色”這兩手盤剝消費者，上下要挾，左右逢源。他們對社會公平和普通民眾的傷害，對中共執政宗旨的踐踏，對政府公信力的玷汙，正在造成嚴重後果。
文章指出，權力、資本和資源的結合不僅滋生腐敗，還會導致權貴集團粗暴地壟斷經濟增長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這恰恰又容易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近年來，許多有見識的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正是看到了中國這種資源、資本、權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將導致走上權貴資本主義道路的嚴重危險性。
最為嚴重是“特殊利益集團”對政法係統的滲透。中國現階段由於法律規範不完備，給了法官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而現行體製對公檢法機關的監督力量十分薄弱，給貪贓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間。2006年深圳中級法院五名法官被“雙規”或逮捕，其中包括一名副院長、三名庭長、一名已退休老法官，卷入調查的法官、律師多達數十人，令人心驚。2008年最高法院副院長黃鬆有因以權謀私、嚴重經濟問題和生活腐化被免職，令最高法院“顏麵掃地”。
而在“特殊利益集團”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的弱勢群體。1999年至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翻了一番還要多。但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全社會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多數非公職就業者的工資沒有與經濟增長同步，表明很大一部分人沒有分享到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老百姓被住房、醫療、教育、養老“四大難題”壓得喘不過氣來。目前貧窮人口已從農村蔓延到城市，就在各個發達地區和繁華都市的燈火闌珊處，都有為數不少的貧民在生存線上掙紮。
對於官方高度重視的維穩，文章指出，有些地方和職能部門常借維穩之名，任意誇大社會上某些不和諧、不穩定因素，以恐嚇和綁架上級，換取更多的財政投入，製造政績。這種不負責任的“維穩”實際上已經“產業化”了，距離“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治操守更遠了。
同時，在維穩防亂的旗幟下，一些地方把那些普通而複雜的利益矛盾政治化，上綱上線，超常規地強化各種傳統的管理機製，遏製普通老百姓正當的利益訴求，無視和拖延社會深層矛盾的解決，無期限地推遲本該進行的社會管理體製和政治管理體製改革。
文章強調，正是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在改革開放初期勇於與傳統政治經濟利益結構切割，毅然放棄自己參與締造的傳統理念和執政手法，壯士斷臂，大破大立，才開啟了中華民族複興的偉大進程。
因此，文章呼籲領導層要痛下決心，與隻圖眼前燈紅酒綠而不管將來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團”毅然切割，要像明史記載的那樣：“救一路哭，不當複計一家哭！”
□ 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