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覺得，除了回望既往的曆史，或讚頌，或唏噓，或省思，或緬懷，我們也不可放棄憧憬的權利，來一點特殊的浪漫。
我們約請了9位這個時代的代表人物，他們是：李金華、江平、魏明倫、陳祖德、北島、胡舒立、陳嘉映、蔡國強、饒毅。他們不僅對這片土地及其上的人民懷有深情，而且他們也很樂於有機會完成這樣一個使命——留一份寄語或期待，給我們的未來，我們的下一代。40年後，也就是建國100年的時候，呈現給未來的人們。
我們為這些寄語者出的題目聚焦60與100，在中國都是有特殊意味的數字。60年已經過去了，我們不妨遙想2049年，你希望年輕一代（或具體為您的子孫）成為怎樣的公民？他們生活在怎樣的一片土地？過著怎樣的生活？
我們這樣收獲了寄給未來的9封信。我們會以某種特殊的收藏和留存方式，鄭重地把這些寄語傳遞給2049年的“吾土吾民”。設想一下，40年後，我們的後代會以怎樣的心緒，讀到這些飽含著珍貴情感的文字。
過去60年，中國經曆了天翻地覆式的革新與變化，誰也不敢預期，40年後的這片土地又是怎樣的一番天翻地覆。很難說，我們今天的願望，哪些得以兌現，哪些付諸激流，惟願我們的後代可以感知，2009年，那是一個充溢情懷的年代，一個盡力留存曆史感的時代。《中國新聞周刊》編輯部
李金華——美好未來，百姓之幸
在舉國上下迎接新中國六十誕辰的時刻，我們遙想建國一百周年的2049年，那時我也許已到了另一個世界，但我的心中總是充滿憧憬和希望的。
再過40年，小平同誌提出的到本世紀中葉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那時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經濟大國，而且已立於世界強國之列。我國東西部的差距、城鄉之間的差別已經大大縮小。不論城市和農村已不再有文盲和貧困人口，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已有大大改善。每個中國公民都能真正做到學有所教、勞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到處呈現一片政通人和、誠信友愛、文明和諧的美好景象。
國慶節前夕，我的孫子剛好一周歲。到那時，他已進入不惑之年。我希望他們這一代人每個家庭都可以有兩個孩子以緩解中國人口老化，也有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設想那時我們的第四代已該進入小學或初中了。我希望他們上學時不再背著沉甸甸的書包，很少有孩子戴近視眼鏡，分數和名次也不再是衡量學生的唯一標準。
那時教室裏已沒有傳統的黑板，而是電子白板，互動的軟件模擬出各種場景和遊戲，老師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者，更重要的是孩子們學習的助力者，通過課堂教學培養孩子們的創造力和思考能力，激發孩子們的求知欲。那時的家長不必再為孩子們跨進重點學校而奔波，因為遠程教學可以讓優秀教師的教學成果在更大範圍內與孩子們共享。
那時的孩子不再被繁重的家庭作業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放學之後會有更多時間去少年宮、科技館、博物館、體育中心、美術館、書畫院、綠茵場8943;8943;從事自己最喜愛的業餘活動。每到周末，他們還可以跟著老師或家長到郊區農村去參觀溫室栽培、無土養殖、克隆的牲畜等等現代農業科技成果，可以到果園采摘最新品種的水果8943;8943;
我還希望那時的青少年每年有機會到曲阜、南京中山陵、井岡山、韶山、延安等地去看看，他們每個人都能講出孔子、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曆史人物的身世和故事。他們不僅掌握著現代知識，而且一代一代地傳承著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不斷創新不斷進取的民族精神。在他們身上可以感受到我們偉大民族的傳統美德。
40 年後，人們已不再為環境的汙染和破壞所煩惱，不再為食品安全所擔心。人們最關心的是如何更好地節約能源，如何生活得更加寧靜、恬淡和自在。那時會有不少住宅耗能很低，沒有汙染，室內四季如春。雨水可滲透到回收係統進行儲存和再利用，房頂覆蓋的光伏玻璃產生的電量足夠家電和照明，每個方向的牆都可以自動控製百葉開關和角度，以保證采光和溫度，紗窗和玻璃可以對空氣的微粒進行檢測過濾，為室內提供新鮮濕潤的空氣。
那時人們外出旅遊不必自帶礦泉水之類的飲用水，到任何一個地方可以盡情地飲用自來水。人們駕車外出也不必為加油發愁，交通工具所需能源主要來源於太陽能和電能，不僅成本低廉，尾氣也不含任何有害廢棄物。
本世紀中葉，四通八達的互聯網已使地球變成了一個村莊。人們隻要輕輕地觸動鼠標就可以打開通向世界每個角落的大門，在這個網絡空間，人們可以漫遊天下美景，一覽各地美食大餐，可以異地和家人、朋友朝夕相處。人們還可以在自己家中從事某種工作。社會實行彈性工作時製，辦公場所不會像今天那麽擁擠，人們不再為上、下班的交通堵塞而苦惱。
如果我的孫子有機會繼承我的職業，從事審計工作，我相信那時的審計人員已很難碰到重大違法違規問題，因為所謂假賬、假發票已基本絕跡；人們已不知“小金庫”為何物；經濟領域秩序井然，誠信理念深入人心。審計機關更多關注的是財政收支的公開、公平、公正；公共資源、公共資金使用的績效如何；怎樣加強與納稅人的溝通；怎樣不斷增強審計工作的公開透明度等等。審計人員憑借高尚的職業精神和精湛的業務能力普遍受到社會的尊重。
李金華 1943年出生，江蘇如東人，高級審計師，從事審計工作25年。現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98 年至2008年的10年間，李金華擔任國家審計署審計長。自1999年開始，幾乎每一年的“審計報告”都會引起“審計風暴”，因其領導下的審計工作更顯透明、嚴厲、高效，他也被媒體稱為“鐵麵審計長”。德國前審計長紮威爾伯格的那句“審計就是國家財產的‘看門狗’”，也因李金華的一再強調而在中國廣為傳播。
履職審計長期間，李金華曾被《南方周末》、CCTV等媒體評為年度人物、年度經濟人物，彼時，“李金華”3個字，已經成為捍衛國家利益、忠實履行職責的代名詞。
江平：你們是否已進入“中國世紀”？
今年是2009年，國慶60周年，我要寄語2049年，國家建立100周年的人們。
2049 年時的中國會是什麽樣子？再有智慧的人也無法準確預測。但從國際大環境來判斷，我們完全有可能再繼續爭取40年國際無大戰爭的和平局麵。如果能有100年的和平環境，我們的政治路線又是繼續改革開放，我相信40年後的中國經濟在總量上肯定能夠超過美國居於世界第一，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發言權也將發生更深刻的變化。
中國在國慶100周年時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我們夢寐以求的“中國世紀”實現了！但什麽是真正的“中國世紀”呢？
共和國的後代啊，當你們已經生活在“中國世紀”的時候，你們必須認真思考這個問題。“中國世紀”的真正標準，並不僅僅是中國的經濟在總量中居於世界第一，更是中國的政治文明、科學文明以及文化的文明是否得到世界上多數國家和人民的認可？是否讓多數國家和人民樂於去效仿？
共和國的後代啊，在紀念國慶100周年時，你們是否已經步入“法治國家”的行列？是否已經步入“人權社會”的行列？你們是否已經步入私權受到高度重視社會？40年的時間，足以使我們的領導人更換4至5屆，我們會有更多的文科專門人才、更多的法科專門人才走上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行列，相信政治文明會使中國的政治製度越來越被更多的國家和人民認可和效仿。
在紀念國慶100周年時，你們是否已經步入“科技強國”的行列？是否已經走出古代“四大發明”的影子，能有現代的“四大發明”？40年的時間，足以使我們產生兩代的科學家，憑著中國人的智慧和勤勞，我們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品牌”，天下無敵，我們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知識產權”，靠科技文明使更多的國家和人民認可和效仿。
在紀念國家建立100周年時，你們是否已經走向現代文明？中國雖然號稱“具有悠久文明的國家”，但現代中國的文明和中國人的素養一直未被一些國家和人民所認可和效仿。40年的時間，足以使中國人具有和經濟地位同等的道德文化水平，足以使中國恢複到古代文明的輝煌，重現一個知禮儀、有秩序的社會。
共和國的後代啊，在慶祝建國100周年之際，你們是否真正進入了“中國世紀”？
江平 1930年出生，浙江寧波市人。當代中國法學泰鬥，尤其以民商法為專長。
江平的法學造詣和人格魅力獲得廣泛尊重，被視為法學界的良心。他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僅兩年有餘（1988年~1990年），卻被稱為“永遠的江校長”。他主編的《民法學原理》（三卷本）曾獲國家圖書最高獎項——第二屆國家圖書獎。江平還親身參與起草了《物權法》，這部法律濃縮了江平一生追求的私權理念，經曆一波三折，最終得以通過。
魏明倫
我所經曆的和我所期望的
我是個唱戲的。我的工齡正巧與共和國同齡，60年。今年過中秋我就68歲了，我9歲登台，那時叫九齡童。
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我們這邊還是中華民國。四川解放比較遲，到我們小地方內江，差不多已經1950年了。新政權建立的一刻，我們戲子飽含熱淚。
我把我的60年分為前30年和後30年。前30年是我的坎坷歲月，時代的坎坷造就了個人的坎坷，我和共和國同甘共苦。
十一屆三中全會可以看作我的人生分界線，自此我人生的際遇改變了。改革開放以後我做了些想做的事，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魏明倫。
後30年，是我的輝煌歲月，雖然我與共和國幾近同齡，但真正的生命在後30年。
而關於以後40年，我能看到的已經越來越少了。
從總的方麵來講，我希望進一步擴大民主和法製，更多遵照《憲法》來施政。如果《憲法》精神不得到充分執行，那麽民主也有限。原來我們以為民主是手段，其實是不對的，民主是目的，要在《憲法》的框架內來實現，現在的情況是實現了一部分，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而我對我們的未來比較悲觀。如果單看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有很多輝煌的成就，但我們仍要看到，世界巨變以後，形成了一種“高科技低人文”的發展模式。對於中國而言，我總結的是“高經濟低道德”。
我們從“文革”一步跨入市場經濟，這其中有巨大的落差。1980年代是我最喜歡的年代，那是個思想解放的時代。可是1990年代以後，是物欲、人欲橫流的時代。
如果1980年代還是個有點兒文化的時代，現在則是個娛樂的時代。就像我們從劇場時代進入電視時代又進入到電腦時代，這是時代病。如今對於高科技的普遍追求，是前所未有的，而帶來的問題卻從不被人關注。
我最近寫了一篇《嶽陽樓新記》，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我們要繼承。但我認為現在我們需要憂慮的要比範仲淹更多，因為我們要麵對的問題，是範那個時代沒有遇到的。那時所指的天下僅僅是九州，而如今天下是全人類。現在經濟的發展，引起了人類前所未有的劫難，環境改變，生態汙染，能源枯竭。這已經不是中國所特有，是全世界的問題。
不是所有的變化都是好的，一會兒“甲流”，一會兒海嘯，自然環境在受到破壞，我們既在高科技的光環下建設這個世界，又在不斷地毀滅這個世界。我們必須對此負責，有時候我真不敢想象2049年我們周圍的環境會是個什麽樣子。
我們國家的經濟目前處於與全世界競爭的狀態，而我們的文化沒有。尤其是我們民族經過幾千年曆史考驗的文化麵臨危機，或者說不能與其地位相稱。如果一個國家經濟飆升，它獨特的文化也應該被凸顯，而如今我看到的是中華文化在凋零。比如我們的文字，曆經幾千年，不應該完全被電腦代替。現在能夠寫一手好字的人越來越少了，人連字都不會寫，無法想象。
經濟可以全球一體化，文化是絕對不能一體化的。如何保持自己國家文化的特色，這是後40年最讓我擔心的問題。
我做了半輩子戲，眼睜睜看著國粹——中國戲劇，不斷被邊緣。為此我們找了很多原因，也做了許多改進，仍然是台上冷清，台下冷清，最終才發現這是個綜合原因。因為受眾已經改變了，現在的年輕人已經與我們的傳統割裂了。比如戲曲和詞賦，已經沒有年輕人喜歡了。而他們對於港台和西方來的流行音樂卻有了天然的親近。
這不是一朝一夕、一兩代人可以改變的，我希望今後40年可以逐漸調整到合理的狀態。以前政治掛帥時把很多東西丟掉了，現在進入娛樂化時代，卻以娛樂掛帥取代了政治掛帥。我前30年反對政治掛帥，現在更反對娛樂掛帥。
我希望以後這40年，我們能夠回歸到最起碼的審美。
再過40年我們這一代人就不在了，我寄語後一代，希望他們能在天地之間，天人合一，和諧、自然地與環境生存。
魏明倫 1941年出生，四川內江人，當代著名戲劇家。
1950 年，魏明倫參加四川省自貢市川劇團，先後任演員、導演、編劇，從此再未離開戲劇道路。這個自幼失學的作家創作的《易膽大》與《潘金蓮》破了先例，竟雙雙榮獲1981年全國優秀劇本獎，《巴山秀才》再獲1983年全國優秀劇本獎，人稱“連中三元”。一係列的成就，也讓魏明倫有了“巴蜀鬼才”之譽。
陳祖德
期待一個“忘憂清樂”的社會
我今年已經65歲，經曆了很多。但如果是40年以前來思考這個問題，我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今天比之過去會有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的——恐怕誰都想不到會有這樣的變化。
1962 年我第一次訪問日本，當時看到他們差不多家家都有了彩電，還有很小的、可以捧在手裏看的彩電，已經有了新幹線，火車達到了200多公裏的時速；而那時中國連半導體收音機都沒有，我帶回來的小“半導體”讓周圍人羨慕得不得了。那時，我們又怎麽可能想象到現在會有網絡、電子郵件這類技術？
科學和技術的變化大家都能看到。圍棋的變化其實也同樣巨大。我從六七歲開始學棋，當時有一個夢想，就是什麽時候能有很多小孩子陪我一塊下棋就好了（這在我的書裏寫到過）——當時會下棋的小孩子很少，水平跟我差不多的更寥寥無幾。我所在的上海號稱圍棋興盛之地，卻還有好多老百姓不知道圍棋是什麽。我那時的夢想和幻想是如此之簡單。顯然，現實的變化遠遠超過了我的夢想。
近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做圍棋和文化傳播方麵的工作。我們中國人一說成就老提四大發明。在我看來，四大發明，中國人不發明，別人遲早也會發明的，我們隻不過比別人早走了一步而已；隻有圍棋，如果中國人不發明，恐怕到現在世界上還是沒有——它是中華民族特殊文化背景下產生的一個結果。我相信，隨著時間的繼續推移，圍棋的魅力還會進一步體現出來，“琴棋書畫”中，它將躍升為第一位。現在，圍棋已經進入了學校，我相信將來它還會從“進入學校”發展到“進入課堂”，成為中國學生的必修課。
會下圍棋的人大概都會認同，圍棋能給人帶來無窮的樂趣，同時，對弈過程還會讓人們明白很多做人的道理，培養人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堅強的意誌，可以怡情養趣。一個人不會下棋，可以說人生是有缺憾的。古代士大夫階層幾乎沒有人不會下圍棋，這種現象直到“文革”才被打破。我相信，作為藝術的圍棋，將在未來重新獲得它應有的地位。
而作為競技的圍棋，我覺得今天已經過分注重勝負了。不僅僅是圍棋，今天在整個競技體育領域，我們都過分看重金牌，把一場比賽的勝負上升到政治的高度，這不可取。我想，若幹年以後，當我們在經濟、科學等方麵有了足夠發展，綜合國力的加強讓我們有了足夠的自信，我們就可以用更加從容的心態來麵對金牌和冠軍。
體育的真諦在於增強人民體質，而作為兼有藝術與競技兩種性質的圍棋，它首要的使命是要給愛好者帶來樂趣，同時提高人們的綜合素質。現在的情況是相反的：為了衝段，那些圍棋少年苦不堪言，失去了童趣，並且最終成了隻會下圍棋而不會別的，反而素質低下了。我期望未來這種現象能盡快得到改變。
從我個人來說，與我小時候相比，生活進步了太多，我已經很滿足了——這是我們國家的進步帶來的。但我們還有很多方麵的不足，最突出的是民生問題，需要政府好好去解決。一個典型案例是住房問題。從整個社會來說，現在住房價格這麽高，不正常。一個年輕大學生，一年的總收入才兩三萬元，就算不吃不喝也隻能買一個平方米，這種現象必須改變。今天光以GDP為追求目標的做法，如同競技體育光為金牌一樣，必須終止。
“文革”時我曾經去工廠，親身感受到了工人、農民的疾苦。他們拚命在為生計而奔波，就如同機器上的一個零件；現在這種現象從本質上來說沒有得到改變：一個人成天絞盡腦汁掙錢，僅僅是為了一套房子！一個真正為老百姓考慮的政府，不應該讓如此兩極分化的現狀繼續存在。
我個人的願望，就是40年之後，我們的老百姓比今天幸福、快樂，不再整天還為養老、醫療、教育、住房等等問題而操心。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也是一個現實的願望。或許，有著“忘憂清樂”之稱的圍棋也能為此做出一部分貢獻。
陳祖德 1944年出生，上海人。圍棋國手，中國棋院第一任院長。
1963年9月27日，陳祖德受先戰勝日本杉內雅男九段，成為第一個在中國擊敗日本九段棋手的中國人，打破“日本九段不可戰勝”的神話。1980年，陳祖德患胃癌，在病中撰寫自傳《超越自我》，成為激勵一代人的名作。
北島
民族文化複興之夢
2007 年春，我住紐約，在林肯中心看了英國劇作家湯姆·斯托帕的話劇《烏托邦彼岸》。它展開了19世紀一批俄國知識分子，包括巴枯寧、赫爾岑、別林斯基、屠格涅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機遇與命運，時間跨度從1833直到1868年；舞台在莫斯科、巴黎、倫敦、日內瓦等歐洲城市之間轉動。正是由於一小撮俄國知識分子（最多一二十個人）的奮鬥與獻身，掀起了一場偉大的文化複興運動，從而徹底改變了俄國文化風貌與精神品質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看完話劇後，我和李陀、劉禾、西川等朋友在紐約有過一係列討論。話題散漫，但焦點集中：中國是否有可能像俄國知識分子那樣，在不遠的將來掀起一場文化複興運動，砥礪激發，交相輝映，以非凡而持久的創造力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此時此地，即2009年10月3日在香港——回首與展望，讓我深感焦慮：中國這一百年的進步（如果可借用這個詞的話）付出多麽巨大的代價，包括生命的代價、資源與環境的代價、教育的代價、公民權的代價，等等，對我來說，最大的還是創造力的代價。縱觀百年，尤其近半個世紀以來，誌士仁人關於民族複興的夢想實現了嗎？我們在文化上、在文學藝術上有多少值得驕傲的成就呢？尤其在中華文明遺產和世界文化高峰的反襯下更加觸目驚心。
更確切地說，中華民族走到今天反而迷失了——失去了自我身份，失去了理想和方向感，失去了反省能力與創造性。
如果說範仲淹在《嶽陽樓記》開篇的“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是一種政治理想的話，其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是一種中國式理想的文化情懷。回首曆史，朝代更迭與經濟興衰如過眼煙雲，最終留下薪火相傳的文化創造力，才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立身之本。
2049年距今還有40年。如果說我還有什麽夢想的話，那就是中華民族早日從物質主義昏夢中醒過來，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掀起偉大的民族文化複興運動，徹底改變我們的文化風貌和精神品質。
而文學藝術是民族文化複興運動的關鍵，包括對漢語現代轉型的推動作用，使之達到古漢語的完美境界。實現這一夢想有幾個基本條件：
一、對中華文明遺產的梳理與重新定位，包括對“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矯正，讓諸神複活，成為民族文化複興運動的新動力。
二、以推動漢語的現代轉型為目的，修訂中小學語文課本，讓漢語基礎寫作成為大學必修課。同時成立非官方的最高權威機構——漢語文學院，重寫文學史，編纂相關辭典及各種文類的推薦選本等。
三、廢除由政府供養作家的體製，創辦多種形式的國家與民間基金會，支持嚴肅文學寫作，並拓展民間文學刊物的生存空間。
四、擴大以民間為主的國際文化交流，為漢語作家提供跨越語言與文化邊界的機會，甚至提供在國外短期居住與創作的可能。
五、為了讓翻譯文學當成漢語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和私人基金會的支持下，建立專業的文學翻譯隊伍，提高翻譯稿酬，並在出版前對翻譯質量嚴格把關。
六、建立獨立的文學藝術批評機製（與民間文學刊物相配合），批評與鼓勵兼收並蓄，劃清嚴肅寫作與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寫作的界限。
以上六點隻是基本條件，所謂“天時地利人和”這三條往往都不可預測。但我相信鍾擺走到頭將反向而行——青年一代最終會厭倦或摒棄以物質主義為代表的時代潮流，集體反抗將為民族文化複興運動帶來新的轉機。
從此時此地到2049年的中國，隔著四十年的不測風雲。談論未來就是夢想，在這個意義上，“烏托邦”正是人類做夢的能力，“彼岸”正是夢的邊界，而因為有了這種能力和邊界，人類才有了方向和目標，才不會迷失在黑暗中。
如果說在紐約的討論是前奏的話，那麽大幕正在拉開，舞台徐徐轉動，那些為民族文化複興做夢的人開始行動。
北島 1949年出生，本名趙振開，祖籍浙江湖州，生於北京。
北島當過建築工人，做過翻譯，並短期在《新觀察》雜誌做過編輯。1970年開始寫作，1978年與芒克等人創辦《今天》雜誌。1989年開始，先後旅居瑞典等多個國家進行創作。
2007年，北島收到香港中文大學的聘書。當年8月，正式搬到香港與其家人團聚，結束其近20年的歐美漂泊。
北島的作品已被譯成20多種文字出版。代表作包括作於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期間的《回答》，其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已經成為中國新詩名句。曾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是當今影響最大、最受國際承認的中國詩人。
陳嘉映
寄自2049的信
親愛的祖輩，回首過去的四十年，變化最大的莫過於教育了。孩子們在幼兒園裏唱歌跳舞畫畫，沒誰擔心輸在起跑線上。小學生無論功課好的差的，都上中學。中學生功課好的差的，隻要願意，都上大學。當然，像你們那時一樣，大學有好的有差的，不過，考學遠不像你們當年那樣競爭激烈了。好研究的、愛鑽書本的，才去報考頂尖的研究性大學。否則，上個省立普通大學，上個高等專業技術學校，或者上個社區大學，都挺好。
親愛的祖輩，兒孫豈敢責怪你們眼界狹窄？是你們的路太窄，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們不再在同一條跑道上競賽，我們生活在互相毗鄰的各自的家園。我從高等專業技術學校畢業，當個電工，掙得不比教授和官員少多少，可比他們省心多了。我心靈手巧，可是對希臘文和古生物毫無興趣，我幹嗎要逼著自己去上北大？
今天的電工比你們當年的電工過得滋潤，另一邊，今天的官員又遠不如你們那時神氣。你敢上瞞下欺，瞞不過報紙記者眼尖，我們老百姓指指點點，也不會擔心你異地抓捕。公款賭博買春，更是想都別想。當然，還是有人愛當官，他喜歡發號施令，他有管理的愛好和才能，他比咱們老百姓更愛考慮大事情，更不怕擔大責任。人各有誌，有人好做電工活兒，有人好教書，有人好當領導。
領導得好，一路做到國家領導。我們的國家領導，像美國的founding fathers，不像日本的明治官僚。明治官僚的確了不起，幾十年間把個蝦夷島國變成世界一強，生生把沙俄帝國打得落花流水，咱們的顢頇老古國更不在話下。不過，為了這份強大，他們不僅把國家統一到天皇名下，他們還統一思想。統一的思想就是沒思想，沒有思想的國家是台機器，由號稱國民的螺絲釘螺絲帽組成。我們今天的政治理想異於是，首先不是國家強大，而是國民自由、幸福。
飯店裏客人握手言別，桌上還剩著大半桌魚肉；嬰兒出生，五十輛奧迪車遊街慶賀；大別墅裏單辟一室，存放從來沒穿過的各式皮鞋；成千上萬人在景區門口排隊烤太陽；這不是我們眼中的幸福。何必名勝古跡？何必人造景觀？山間明月，石上清溪，目遇之而成色，耳得之而成聲。少一點兒貪欲，多一點兒自然，在受過教育的眼睛裏，小石潭就是名勝，村頭老房子就是古跡。走得遠走得近，我們的步履都更加從容。我們把不得不從事的活計降到最少，大半時間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遊泳、製陶、植樹，有些人好強，要遊得更快，要把陶器燒得更漂亮。對，把自己愛做的事情做得更漂亮，每個人發揮自己的潛能，健康上進，何必第一？
在生活中創造，在創造中生活。有了自由、幸福、富於創造的中國國民，自有強大的中國。我們在沉靜中強大；我們隻在危難來臨之際才展示強大。親愛的祖輩，兒孫豈敢責怪你們動輒叫喊強大？你們那時，中國積弱太久，太渴望強大了。幸而你們重溫古訓：勝人者力，自勝者強；幸而你們從太平盛世的自滿中醒悟，趁政治經濟尚有轉圜餘地時勇於自勝，火齊腸胃之疾。
親愛的祖輩，我們要為這片自由而繁榮的土地感謝你們。中國在你們幾代人手裏，翻天覆地，由弱變強。你們經曆過太多的苦難，但都沒有被苦難壓倒；在並不盡如人意的環境中，你們逐漸悟出自由的可貴；仍有那麽多官員和公務員奉公勤政；仍有那麽多讀書人為往聖繼絕學。尤其是千千萬萬珍視“中國人”這三個字的一代代炎黃子孫，一點點勞作，一點點良知，積成吾土，遂成吾民。
陳嘉映 1952年生於上海，後遷居北京。著名哲學家，現任首都師範大學外國哲學學科負責人。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係德語專業，1980年代開始，先後在美國、歐洲留學或工作。1993年回國任教。被譽為目前中國國內少有的“能把哲學講解得尋常百姓都能聽懂”的哲學家。著有學術專著《海德格爾哲學概論》《語言哲學》等。
胡舒立
無法確定的“願景”
我算是出生在新聞世家，進入新聞行業看似順理成章，其實是陰差陽錯。當年本來想考北大中文係，卻被人民大學新聞係錄取了。
“文革”期間，中國新聞業受到嚴重摧殘，“兩報一刊”事實上成了“政治娼妓”（列寧語）。“文革”結束後上大學，我最初不太想上新聞係，分配到新聞係，隻有上，係無奈。不過我的大學生涯正與中國改革的啟幕同步。4年學業完成後，我想，既然做新聞這一行，隻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隻能做一件事。
改革是艱難的，經濟改革既如此，中國新聞業的變遷隻有更難。但改革以及由改革驅動的中國進步，是時代的大趨勢。我做職業新聞人27年，有過許多興奮與沮喪，信心與失望。中間猶豫過，要不要這樣做下去,可總覺得沒有什麽理由放棄追求，因為希望總在，雖然通向希望的路並不是筆直寬闊的。這些年，興奮與信心越來越多了。我想我的路是選對了，覺得自己是幸運者。
《財經》的創刊號，就發表了很有影響的報道：誰為“瓊民源”負責？是大家所說的批評性報道。接下來，《財經》揭露了很多股市操縱的案例，以及其他經濟領域的問題，比如《君安震蕩》《基金黑幕》《銀廣夏陷阱》《誰的魯能》等等，當然，壓力也非常大，包括利益集團的非議。我覺得媒體的批評權、公眾的知情權遠遠大於利益集團自賦的或他賦的曆史使命。
對於未來，我當然希望經濟體製與政治體製的矛盾逐漸理順，市場規則得到真正的尊重，公開、公正、公平得到進一步的保障，記者沒有那麽多的“黑幕”可揭露。另一方麵，我又希望媒體有更大的空間，不承擔那麽多的壓力，媒體人可以安心而盡職地履行媒體責任。
我覺得，我和《財經》見證著中國轉型期的整個社會經濟現象，對它的複雜性的理解，是很多時候回過頭才能看到的。我覺得中國的記者需要獨立的認識能力，需要理解轉型中國的成熟的、有理論支撐的複雜認識框架。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能需要比我們傑出的外國同行更多的努力，才能做好我們的事情，不負記者的使命。但機會肯定是有的。
對中國的事情，我最不會做的就是預測。我經曆過“文革”十年，從 1966年的中學生停課到1976年的“四人幫”倒台。我願意承認，在當時的每一次跌宕之中，我都從未預測過將來如何。何況此後我們又經曆了改革開放艱難挺進的30年。甚至11年前創辦《財經》，我自己對《財經》也無甚預測，更談不上長期預測,就是在一直努力做著，就到了今天。
現在年長了，見得多也想得多。我已經深刻地意識到，對今後進行長期預測，非我的能力可及，甚至也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我就在想，我們期望的中國應當是什麽樣，每人心裏有個夢，英文叫vision，中文有譯作“願景”。然後就是紮實地努力，向這個願景靠近。願景可能總是很遠很遠，我作為樂觀主義者，也得不斷調整，然後努力地靠近著。或許，通過今天這種努力，外人可以窺知我對未來的“預測”。所以，我隻想回答：想知道我對40年後的中國有何遙想嗎？請檢索我今天的腳印吧。
我隻想，應當無愧於未來，其餘的隻有後人來說、來做了。
胡舒立 1953年出生，現任《財經》雜誌主編。
自1998年創刊之日起，《財經》就帶有鮮明的胡舒立的烙印，其影響力已遠遠超過一份普通的財經類媒體的範疇。胡舒立帶領下的《財經》一直是新聞理想的踐行者，它既秉持媒體的良知與勇氣，又以新聞專業主義為追求，成為中國當代新聞界的一種職業標準。
胡舒立還設立《財經》獎學金，資助國內優秀的財經新聞記者、編輯及財經新聞專業研究生進修。
蔡國強
“那時候……”
建國100周年時，已經不需要閱兵來表現自己的強大；即使閱兵，海陸空三軍的展示將更像藝術表演。
可能還會有焰火表演，但已經不是我在設計了。
類似奧運會、建國100周年的慶典，已不需要舉國動員，那樣，這個國家才真正健康了，像有的國家搞奧運，基本上就是那個城市自己在籌備。
那時候，整個社會會更寬容、更理性地對待各種不同聲音。
那時候，手上的這本中國護照，走遍天下，將會被尊重了，這是我的期待。因為我搞現代藝術，總是在全世界飛來飛去，發現這是一本在全世界最不受尊重的護照之一，你把它往海關一放，他們就說：中國護照，怎麽沒有簽證？好像你犯罪一樣。
1992 年我去新加坡，帶了20多個日本人，有助手、翻譯、隨行記者，一到那兒，還剩5個小時的轉機時間，新加坡很小，大家都想出去玩，我就對他們說，你們走前麵，我走後麵。前麵的日本人走過去蓋章都是“砰砰”的，很順利，他們通過之後都在那兒等我，我剛走過去，就被海關攔下：你是中國護照，沒簽證怎麽可以進去？
當海關工作人員知道我是藝術家，那些日本人都是我的隨從，不免有些驚訝，隨即打電話給新加坡航空公司，讓他們寫一個保證書，押在海關，才讓我出去。這讓我很不舒服。
我的女兒已經20多歲了，從小和我一起生活，她現在還是中國護照，我們經常四處碰壁。比如我們要去羅馬展覽，阿姆斯特丹轉機，隻需要從第3號登機口到第5號登機口，很近，可他們就是不讓我們過去，因為沒有進荷蘭的簽證。航空公司隻好把我們轉到瑞士，再轉飛機過去。如果是坐國際列車，那更慘，通常會被要求立即下車。
我和我女兒講，要解決這件事，有兩種辦法，一是換護照，使我們變得方便，還有一種就是每次挫折都提醒自己要努力，讓這護照受人尊重。現在我到一些國家，他們看到我來，常會讓領事來接見我，和我合影。其實我還是中國護照，但因為我的努力，贏得了尊重。我希望以後我們每個人的護照都能受人尊重。
我說的都是“正常”和普通的要求。我們國家也在一步步“正常”起來，就比如我現在做國慶60周年慶典相比較奧運就難做一點了，這個難做，是藝術家難做，政府難做——從中央到北京市一級政府，拍板決策時，都要考慮到民眾的反應和法律法規。50周年大慶，焰火可以打12寸，現在警方要求隻能打6寸，因為這是安全距離。為了藝術效果，我堅持要求再打大一點，最多他們給我升到8寸，而且還要經過很多論證，拿出很多方法去解決法規的問題。我雖然增加了麻煩，但知道這是一個好事——政府開始不能隨心所欲了。
那時候，建國100周年，穩定已經不是國家最大利益所在。人們可以自由地呼吸空氣，放心地喝水，放心吃東西，這其實應該是一個簡單的事情，但現在卻常常變得不那麽簡單。
到了那時候，取而代之的是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全人類的生態問題等等。
不透明就使人感到擔心。現在，外界對我們的擔心並沒有完全消除，就是透明度還不夠。這一次閱兵，我們基本上展示了最好的裝備，我感到，有這樣的軍事實力做後盾，在國際上反倒要放下“架子”，就譬如你三拳兩拳能把別人打倒，就更不該輕易動手了。不要聲音很響，應該更加平和一點。
那時候，世界會覺得中國人好玩兒，幽默、浪漫而輕鬆，那時候世界才真正感到中國人多，為什麽呢？因為那時候中國人個性會更加解放。現在中國人雖然數量很多，但在世界上能發出聲音的人卻很少，我們在做奧運會開幕式的時候，列出一個表，想把“中國臉”展示給世界，列來列去，隻有姚明、成龍、郎朗、劉翔、章子怡、李連傑，再往下找：×××，沒有人認識。那個×××，也沒人認識，這麽大的國家，人“少”啊！
現在說中國人在世界上多麽有影響力，都是假的，隻有一個姚明或者成龍，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你看美國，好萊塢、NBA明星層出不窮，在世界上各個人群中都有各自影響力，那才是一個良好的狀態，所以我期望，建國100周年，國家的形象會因為個人形象的彰顯而凸顯出來。
那時候，中國人即使得到諾貝爾獎，也不會特別的欣喜若狂，舉國歡騰。一些事情的意義，不再會被無限放大。一定程度上，就像現在的美國，學者得了諾貝爾獎，學校也不會去刻意宣傳，獲獎者會得到適當的讚譽，比如一個免費的永久性車位，這是很了不起的榮譽。
那時候，中國會有更多的慈善機構，我相信，會有更多的個人、財團、企業集團參與到慈善事業中來，國外的藝術家能很方便地在中國申請到基金讚助，就像我，在國外一直接受各種慈善機構的基金讚助。
那時候，中國的傳統文化會真正影響到世界，哲學態度能夠更多、更深地介入到國際事務的處理過程中。那時候就會感到，其實普世價值也包含中國的。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一些優秀的哲學內核都會成為人類社會普世價值的一部分。比方西方的哲學思想，認為矛盾非解決不可，在價值觀、製度、文化中都要分出對與錯，而在中國的哲學中，世界本身就是矛盾的，很多問題其實就是無解的，但是我們要尋求一種平衡的狀態。使得矛盾不激化到不可控製。
那時候，領導人開會的鏡頭將會成為真正的新聞，現在，主流新聞中領導人開會的鏡頭太多，那其實不會成為新聞，而在建國100年的時候，人們再看到領導人開會的鏡頭，第一反應就是：出什麽大事了？
那時候，中國人在世界說話，真正能夠被聽到，世界也才真正能夠理解中國人，理解中國的情況。
蔡國強 1957年出生，福建泉州人，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舞台美術係，蜚聲海內外的當代藝術家。
自 1980年代中期開始，蔡國強使用中國發明的火藥創作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功，近年來成為國際上最受矚目的中國藝術家之一，其藝術創作對西方藝術界產生了巨大衝擊力，西方媒體稱之為“蔡國強旋風”。作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殘奧會和2009年國慶焰火總設計師，他的作品見證、輝映了這些偉大的曆史時刻。
饒毅
從“美國夢”到“中國夢”
饒毅 1962年出生，江西人，著名生物學家，現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
饒毅2007年從美國全職回國，被看成是新時期歸國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美國有個典型的說法，叫“美國夢”：一個赤手空拳的移民，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美國的環境中，獲得某個方麵的成功。
這個美國夢，不僅用來激勵移民和普通人，也用來說明美國體製對於個人發展的優越性。
我希望，本世紀的華人能創造一個“中國夢”：全體華人，不分地域、國籍，集體努力建設一個群體幸福的中國，以中國的實踐為世界提供新的模式。
在這個前提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回國：失去的是以個人成功為標準的“美國夢”，獲得的是以個人與群體共同幸福為自豪的“中國夢”。
在這個前提下，我也希望歸國者和國內的人成為同誌：摒棄以關係為導向的舊習性，建立以事業為導向的新文化，攜手並肩共同探索新道路。
如果大家攜手並肩，有可能以中國為基點推動人類進步。
我記得，文革末期，我生活的江西南昌連蔬菜都要定量，肉類已經極其缺乏多年，中秋月餅也要定量，每年春節才有按家庭人口供應的所謂“年貨”，不過是目前的常見食品腐竹、香菇、木耳、冰糖等。通過中國人民30多年的努力，中國不僅遠離經濟崩潰的邊緣，而且能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起飛。我相信，中國還能在其他方麵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中國的進步並非無可挑剔，應該歡迎繼續批評。中國有時還有退步。比如，我回國後才知道現在有的大學的政治課所要求的科目比文革時期還多，十分令人不解。顯然，中國大學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培養從政者，政治課更不能比文革時期還多。中國的缺點當然不止這一點。但是，正因為中國的進步有限、不如意處還很多，所以才需要吸引更多的人、需要支持和鼓勵更多的人做好各方麵工作。
毋庸諱言，許多人出國的一個原因是以為美國代表人類發展的理想。這樣的想法，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出國的華人中大概不是少數。而如果縱觀世界曆史、依據客觀事實進行深刻的思考，我們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可能：中國諸子百家的文化基礎、包容傳統，結合中西的理性思維，為人類發展提供了一個可能不同於受宗教極大影響的西方模式，也許優於西方的模式。
中國的缺點眾目睽睽，好像從來不乏國內外的批評。中國的優點，有些卻沒有得到冷靜的挖掘。有位尚未回國的學者說：如果中國可以自由買賣槍支，將比美國亂很多。我想說：如果美國沒有宗教，腐敗和道德問題可能比目前中國還多。一個不依賴宗教而建立了道德體係的文化，是世界上非常突出的成就。
很多海外華人批評中國的問題，有些非常中肯。但是，與其在國外批評、抱怨，不如在國內批評、在國內紮紮實實做工作。在國外批評勇氣不需要很多，而且起的作用不大。在國內，目前還沒有人能像梁漱溟、馬寅初那樣有脊梁。在國外不是不能為中國做事，但不如在國內做的多。目前，還沒有人能趕上“兩彈一星”時期科學家，在那樣艱難的環境下卻為中國做出很重要的貢獻。
中國肯定應該改進缺點。但是，批評中國的華人，也不妨想想西方是否有些根本性質的問題沒有解決。宗教問題就是一個例子。宗教對美國的影響，遠大於一般華人能理解和接受的程度。迄今為止、以及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沒有一個美國總統是不信基督教的(而且除了一個天主教徒外，其他都是新教徒)。華人批評中國有些事情過分政治化，不無道理。但是，同樣的華人，有幾個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屈服於公眾壓力而拒絕在中小學經常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拒絕用帶有“上帝以下的國度”(one nation, under God)的誓詞？
這樣的說法有些華人為美國開脫成不重要的表麵文章，其實是表明宗教勢力強大。我曾在芝加哥參加過一個上千人的中學生科學競賽，開場竟然也要用同樣的宣誓，我坐下來拒絕宣誓，成為全場的異數，而其他人無論是否信上帝，都沒坐下。這樣的宗教影響，對個人還有很多潛移默化的作用，對國家長期的副作用，也常常有例子。美國宗教勢力不懈地壓製生物課講進化論，不斷創造名目不同的神創論名詞塞進正規教育體係。美國對非猶太基督教國家的態度，沒有脫離宗教的潛台詞。
毋庸贅言，如果和西方相比，中國在許多方麵還落後、甚至很落後。但是，如果我們努力，中國不僅可以解決很多問題，而且也可能在多方麵超越西方，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道德諸方麵。在科學技術和教育方麵，中國也將在學習、吸收的基礎上，探索超出西方的模式。
中國還有很大的問題沒有解決。尚未通過艱難的坎，既有勇氣問題，也有具體怎麽過的問題，但是，中國已經從近代最嚴重的外憂內患（日本入侵、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中國還有人權問題，但是中國近年隻有進步沒有退步。而布什當任總統期間美國的人權退步到踐踏幾十年前簽訂的《日內瓦公約》。奧巴馬也懾於國內壓力，並沒有向伊拉克人民、向世界道歉當年美國國家對聯合國撒謊、對國際公約的肆意曲解。
我認為，中國諸子百家的文化根本是優點。中國不熱心侵略是優點。中國不依賴宗教來約束人民是優點。中國的文化傳統在根本上優於西方經宗教深刻改變後的傳統。中國的諸子百家，是民主、平等、和平、理性的探討。沒有宗教的嚇唬人，沒有強求他人信自己才能得救，沒有故意以謊言、欺騙為基礎。在美國的生活告訴我，宗教在西方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影響，消失將相當緩慢。宗教的負麵影響去除的過程，會慢於中國現有的主要問題和各種大毛病改變，而且會慢很多。海外華人並不能影響美國宗教副作用是否消失、多快消失，而回國來參與工作，卻可以推動中國社會進步。
美國前總統肯尼迪曾說：“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麽，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麽”（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but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我們今天可以說：“不僅要問中國還有什麽問題，而且要問你可以為中國解決什麽問題” (ask not only what problems China has, but also what problems you can solve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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