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 抓住劉曉波的黑手

來源: 神7 於 2009-10-05 07:30:21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8836 bytes)

抓住劉曉波的黑手

王昭 1989年6月24日　




　　人們都還記得，在首都部分地區宣布戒嚴12天之後，經過大量的宣傳解釋工作，戒嚴日益取得人們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則日漸減少，難以為繼的時候，6月2日，天安門廣場卻又演出了一出4人絕食48—72小時的鬧劇。這次絕食的發起人，就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講師、動亂之初特意從美國匆忙趕回來的劉曉波。


　　6月1日晚，劉曉波其人在北師大校門通過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講。他直言不諱地說：“我從回國後，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全民民主運動，我在天安門廣場同大學生度過了十幾個非常難忘的日日夜夜。現在政府一再強調極少數、極少數人，所謂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來就是指類似我這樣不是學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說……我不怕當黑手，我反而以當黑手為自豪，為驕傲，為榮光!”


　　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現在，讓我們通過劉曉波在這場學潮後以及動亂和暴亂中的所作所為，看看這隻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內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中，伸向首都學潮，並極力煽動動亂的。


　　劉曉波向來有“狂人”、瘋狗”、黑馬”之稱，1986年以來，他以否定中國的一切很出了些風頭。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後，8月24日去到挪威講學。3個月期滿，轉到了美國。還在出國之前，他就想拋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謂“重磅炸彈”，但是考慮到出國在即，害怕因此“泡湯”，暫時隱藏起來。到了國外，他無所顧忌了，便把它們連續地拋了出來。在這些“炸彈”劇烈的爆炸衝擊震蕩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實麵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報》上著文宣稱：“馬列主義在中國，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是專製權力的組成部分。馬列主義不是信仰，而是統治者進行思想獨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終把攻擊的矛頭指向馬列主義。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報》上，他著文說：“批判馬列克思主義將直接轉化為對東方專製主義的批判。”1988年11月，他從挪威赴美、途經香港，在接受《解放月報》記者專訪時，更加放肆地為殖民主義大唱讚歌。當記者問到在什麽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曆史變革時，劉曉波恬不知恥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樣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對此，連香港《解放月報》的記者都忍不住說：“十足的賣國主義啦。”劉曉波回答說：“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而作為綱領性的主張，則是刊於1988年11月《解放月報》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個“代替”。他說：“隻能從多黨並存的民主製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製、市場經濟代替公有製、計劃經濟；用多元化的言論、思想的自由來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現代文化來代替中國的傳統文化。”這裏，劉曉波提出了以資產階級共和國來推翻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係統的全麵的主張。


　　1988年底，劉曉波到了美國。同總部設在紐約的以“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四個堅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現行的專製製度”為綱領的反動組織“中國民主聯盟”(簡稱中國民聯”)，一拍即合。他們勾結起來，沆瀣一氣，不斷尋找機會，伺機而動。今年以來，從方勵之等人的簽名上書為魏京生請命，到打著悼念胡耀邦同誌旗號煽動的學潮，他們都密切注視，潛心研究，協作行動。首都學潮剛剛發動，劉曉波自以為時機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掛上陣了。


　　這個一向宣稱“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現在竟以“民主鬥士”的麵目出現。1989年3月，他在紐約參加了所謂“維護人權”、支持方勵之等人要求釋放魏京生的公開信的簽名。4月，首都學潮出現之後，香港《明報》在4月20日發表了一則消息，披露劉曉波夥同反動組織“中國民聯”的頭頭胡平、骨幹分子陳軍聯名發出了所謂“改革建言”，“對大陸目前的學運表示關注”。他們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審查”“1983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和“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有關問題”，鼓吹“修改憲法”，把四項基本原則“從憲法中取消”。4月22日，劉曉波在《世界日報》上拋出了《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擊中國社會主義製度是“專製政體”，鼓動學潮要“拋棄尋找開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嚐試著走一條從製度上改造中國的道路”。這條路怎麽走呢?劉曉波公然叫囂要同國外的反動勢力相勾結。他說：“如果大陸的大學生們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識分子們，能在公開支持黨內開明派的同時，也公開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國之春》，肯定會加快中國民主化的進程。”這裏所說的《中國之春》，就是受台灣國民黨豢養的“中國民聯”所主辦的反動刊物。很顯然，劉曉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學潮納入內外勾結的軌道，進而將其進攻矛頭引向反對所謂國內的“暴政”上。他煽動說：“暴政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讚美”。(見1989年4月號香港《解放月報》)我們看到，首都學潮很快提出了要求為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口號，學生遊行隊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動標語，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人們記得，4月26日，在北京學潮麵臨下一步怎樣走的緊急當口，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了一張題為《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的大字報。信中為學潮打氣說，部分大學生的鬧事活動，“已經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並必將在更大的程度上影響中國的未來”。並給學潮的組織者出了“鞏固已經建立起來的組織聯係”，“出版自己的通訊或其他出版物”，“加強與其他社會各界的聯係(包括工人、農民、市民和知識分子)”，“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參與”，以及“努力落實校園內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種社團”，“鞏固校園內的表達自由(校內民主牆、大字報、學術講座上的各種辯論會等)”，“隨時準備采取從貼大字報到遊行、罷課等方式”等七條主意。這些主意的絕大部分都在其後的學潮乃至動亂中被采納運用了。這封公開信，就是由劉曉波4月22日在紐約起草並夥同“中國民聯”頭頭胡平、陳軍等10人簽名，在美國報紙發表後迅速傳回北京的。


　　也許劉曉波感到，遠隔重洋操縱國內的學潮不夠得心應手，於是便接受“中國民聯”的派遣，於4月27日匆忙由紐約趕回北京。本來劉曉波向北京師大中文係寫信，講他應哥倫比亞大學邀請去講學，到1990年才回國。可是5月初信到北師大時，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門廣場了。善良的人們也許會問，他是不是匆匆趕回來參加悼念胡耀邦同誌的活動呢?絕對不是的。這一點他在《世界日報》一篇文章中說得明明白白：“聽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沒有其他感覺。”他的突然提前回國，完全是為了直接插手學潮。據悉劉曉波在回國前，曾與胡平等就北京學潮事做過多次商談。劉在臨行前，陳軍特地給北京四通公司打電話告知了劉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車去機場接劉。並說，倘若劉在機場被捕(可見其作賊心虛)，一定要把消息及時告知“中國民聯”。從這裏，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民聯”對於劉曉波的回國插手學潮何等關心備至並且寄予厚望。


　　另據有關人士透露，劉曉波回京後，立即與“高自聯”的頭頭、劉的好友吾爾開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頭，並向他們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轉交了他與王炳章(原反動組織“中國民聯”頭頭、新組建的“中國民主黨”黨魁)等人所“捐贈”的數千元美鈔和萬餘元人民幣，作為學潮活動經費。其後，劉曉波在天安門廣場積極參與了“高自聯”指揮部宣傳、撰稿、講演、募捐等活動。他除負責“廣場之聲”的組稿、編輯，多次發表對學潮形勢的演講以外，還負責非法組織“首都各界聯合會”的籌建工作。當廣場絕食學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絕食時，劉曉波還惡狠狠威脅說：“你現在一走就是叛徒，我們現在沒有別的後路可走!”


　　在這段時間裏，劉曉波十分忙碌。他起草並散發了《致北師大黨委的公開信》、《告海外華人以及一切關心中國問題的外國人士書》等等，繼續擾亂視聽，極盡蠱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以後，劉曉波更加緊了他的罪惡活動。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動亂中心天安門廣場，出現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建議》的反動傳單。這份傳單一時甚囂塵上，被某些人奉為“指導學潮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傳單把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合法政府誣蔑為“偽政府”，發出了“偽政府必須辭職，李鵬必須下台”的叫囂；把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歪曲為“軍管”，煽動“全社會的總動員”，以求“瓦解軍管”，鼓動“國營企業的工人們”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會”；煽惑“民辦企業”要公開提出“企業的完全私有化”，以使“產權明確為私人所有”；他還肆意挑撥國內“八個民主黨派”同中國共產黨的多黨合作關係，妄圖煽動它們脫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計劃地公開地明確地向政府提出獨立的參政要求，進一步成為真正的具有獨立權利的民主黨派”。現已查明，這份以非法組織“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的名義拋出來的旨在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反革命宣言書，根本不是師大學生寫的，而是出自劉曉波的手筆。由此可見劉曉波這隻黑手同北京這次學潮及動亂的關係是何等的密切。


　　隨著事情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動亂的實質，許多大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退出來，大量外地學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和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關係日益融洽，形勢在向好的方麵發展。但是一小撮幕後策劃和操縱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會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動勢力也不願事態就此平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製度反人民之心不死，還要進行拚死的較量。在這樣的形勢下，劉曉波氣急敗壞地從後麵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動大學生繼續絕食和組織1000至5000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絕食之舉流產以後，便親自出馬糾合了四通公司的兩名職工，找上一位詞曲作家，大喊大叫地來到天安門廣場，搞所謂48—72小時的有限度絕食。他們不僅用這樣的實際行動來煽動一部分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廣場長期鬧下去，擴大事態，為這場動亂打強心針。而且借機發出了暴亂的呼喊。在6月1日的演講中，劉曉波就別有用心地說什麽：“我希望通過我們的這次行動，結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的隻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要他的信徒們丟掉“軟骨症”8226;放棄“隻動口不動手”的積習。他們到底要幹什麽，劉曉波自己的話說清清楚楚。在這篇演說的最後，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們之所以站出來，是重新喚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們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國!”怎樣“動手”以“主宰中國”呢?據香港某報發表的、他在6月2日與“一位大陸民運領袖”的對談中說，我們就“必須在人民之中組織武裝部隊”。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對他們要組織反革命暴亂的陰謀還有懷疑的話，那就請聽一聽劉曉波這段“對談”吧。


　　曆史是不以反動派的意誌為轉移的。劉曉波之流“主宰中國”的呼嚎，不過是一場空想。人民，隻有人民，才是中國這片土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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