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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目前仍是香港比較落後的地方。前不久，香港舉行“全城清潔由深水埗做起”活動，眾明星參與宣傳。CFP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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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在香港舉辦的新書發布會上為讀者簽名。邱立本在深水埗長大，他的成長故事是香 港“ 嬰 兒潮”一代的縮影。CFP圖片
沿著著名的界限街，穿過漂亮的花墟公園後，一路西行，四周越來越安靜了。沒有遊人，隻有偶爾的公交車駛過，小小的製衣配件店，排列在老舊的街道兩邊。路邊的茶餐廳，設施頗為簡陋，裏麵用餐閑聊的，都是些阿伯阿婆。
這就是深水埗。在一片繁華和喧囂的香港，它已經漸漸老去並且邊緣化。但是這裏曾經聚集了無數剛剛踏上香港這塊土地的人們，這裏曾經出生過很多後來成為香港中堅力量的社會精英。
這是全香港最貧窮的地區之一，時至今日，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深水埗的房價隻有1萬餘港幣一平方尺，即使在相隔不遠的內地深圳，這個價格都買不到市區的新房。
有很多新移民家庭、露宿者或是弱勢社群住在這裏。他們背後的故事，正反映了香港草根階層的真實麵貌。
邱立本，香港《亞洲周刊》的總編輯，雖然現在香港工作定居，也已經很多年沒有踏上這塊土地了。但是每在報章和電視上看到深水埗的消息，他都會覺得，在深水埗度過的童年和少年歲月，依然如此清晰。
1898 年以前，深水埗屬中國新安縣，“埗”在廣東話是碼頭的意思，深水埗原本是指昔日的海岸線，即今日桂林街彎向長沙灣成一直角的碼頭。這個碼頭的水很深，故稱為深水埗。1898年，當時的清政府同意將九龍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地域租借於英國，為期99年。深水埗隨著九龍市區的發展而逐步開發。上世紀20年代以後，由於海外華僑的投資，較現代化的工商業從沿海地帶一直伸展至荔枝角，行業包括紡織、製衣、五金及搪瓷。
二戰期間，當時的深水埗軍營成為日軍囚禁戰俘的集中營。1949年以後，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進入香港，深水埗的居民因而急劇增加，政府為安置災民，興建石硤尾邨，成為香港第一個公共屋邨。
深水埗在1986年人口曾達44萬，新來港人士比例亦相當高(11.2%)。現在人口為35萬。
香港“嬰兒潮”一代的誕生
1949 年，廣州一家銀行的中層職員邱寶鴻，帶著母親和四個年幼的女兒投靠親戚，來到香港，住在了深水埗長沙灣道181號。這是一座帶有廣東地方特色的唐樓。高高的木質樓梯，走上去嚓嚓直響，邱家住在三樓。在1000多尺的空間裏，擠住了七八戶人家。都是從各地前來的親戚。邱家七口，住了其中一個小小的房間，其餘人家擠滿了廳和走廊，一到晚上，滿地搭滿了帆布床。睡慣了硬木板床的老祖母，把兩塊木板拚在一起，睡在房間門口。
那個時候的深水埗，遍地都是從內地來的人，街道兩邊搭建著臨時的木房子，以供容身。邱寶鴻畢業於中山大學經濟係，在廣州是一家銀行的中層職員，曾經在中山大學昆明校區做過助教。到香港後，他在一些專科學校教書，妻子也在幼兒園找到了工作。
第二年年初，邱立本，這個家庭的第五個孩子，也是第一個男孩呱呱落地。邱立本和他的同齡人，後來被稱為香港的“嬰兒潮”一代，意為1949年後在香港出生的一代。他們的降生，帶來了香港第一波的生育高峰。
伴隨著二戰的結束，以及內戰的爆發，大批內地人口為躲避戰爭擁入香港。1945年，香港的人口是50萬，到1953年已達250萬，光1949年增加了近80萬。直至1956年，香港人口達261萬，成了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1973 年，23歲的邱立本在電影《72家房客》裏找到了童年最熟悉的場景。這是一部描寫香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小市民生活的電影，因接近香港人現實生活而勇奪 1973年票房冠軍。幾十口人擁擠在狹小逼仄的空間裏，遍布孩子的哭聲，大人們大聲的斥責聲，夫妻的口角，沒有任何的隱私可言。但即使是這樣讓人並不愉快的環境，邱立本的童年記憶卻依然美好。這個臨時組織起來的大家庭裏的孩子們，卻因此有了很多互動的機會，你追我趕，頗為開心。
小小的空間雖然狹窄，但總算有了遮蔽風雨之處，這已屬幸運。街頭則擁滿來自內地的人，乞丐們躺在那裏，橫七豎八。孩子們一旦犯錯，或者不用功讀書，就會被父親嚴厲苛責，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不好好讀書，就要像街上那些乞丐。”
邱立本上小學的時候，經常在路上看到有人提著菜刀追，來自山東的警察，高高的，“塊頭很大”，在街上巡邏。這些來自威海，英國另一個殖民地的大塊頭警察被稱為“魯警”。直到今天，他們的後代亦有不少人在香港警界服務。
直到今天，深水埗一直是讓香港政府頭痛的地方之一。治安差，黑社會活躍，流鶯雲集，經常出現強奸等案件。
7層大廈裏的香港故事
那時，香港正被源源不斷的移民所困，臨時搭建起來的簡陋木屋，遍布深水埗、石硤尾等移民集中區。如何安置這些突然大量增加的移民，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
1953年，邱家附近的石硤尾木屋區發生一場全港有史以來涉及麵積最廣的大火，5萬多名居民痛失家園。災民照片在短期內成為全球新聞報道的主角，香港的命運因為夾在資本主義的英國與社會主義的中國之間，而備受矚目。
政府此後在石硤尾重建房屋，叫7層大廈，讓那些在二戰後逃至香港的移民不再住危險的、容易發生火災的木屋。這也是香港最早的政府樓宇。7層大廈構造簡陋，一層一層像火柴盒一樣疊加上去，一排排水管道從頂層一直通到一層，使得大樓像是由很多個H組成。每層有若幹間十二平米的房間，共享的衛生間，廚房則由走廊裏一個接一個的火爐組成。這樣的樓房在石硤尾一共有29棟。這是香港公共房屋計劃的開端。
邱立本就讀的聖多馬小學就在石硤尾的隔壁，不少同班同學就住在那裏。有時候下課，就在同學家玩，也發現了另一個香港。那些H形的樓房裏，演繹著一個個真實的香港悲歡故事。
在年幼的邱立本眼中，這些小房間就像一個個的鴿子籠。“但恰恰是這些白鴿籠，成為很多香港精英日後振翅高飛的搖籃。我的一些很有成就的小學同學，當年就在這些房子裏，刻苦用功，爭取一飛衝天的時刻。”
邱家的生活算是相對比較好的，一直在持續改善中。邱立本6歲的時候，邱家在香港有了第一個正式意義的家，是租住了海壇街的一間房子。房子很小，是和另外兩家合租，房間之間用木板隔開，彼此間還是喘息可聞，但是總算有了自己相對獨立的空間。這種房子叫“板間房”。
在邱立本之後，邱家陸續又有兩個女孩和一個男孩出生。父母要工作，家裏隻有祖母一個大人負責照看孩子，大些的孩子們都承擔家務，姐姐們很能幹，不依靠大人就可以煮出美味的飯菜。
因為很多親戚住在附近，大家說的都是粵語，實際上，戰後擁入香港的大多數都是廣東人(另外比較多的是上海人)，所以邱家似乎沒有流亡他鄉的感覺。
但年幼的邱立本還是感受到父母的一種焦慮感。跟著父親去和他的朋友喝茶，邱立本最常聽到的一個話題，就是朝鮮戰爭。雖然1953年朝鮮戰爭就已停火，但它遺留的陰影和關於是否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題，一直在延續，事實上，這種未來的不確定感一直斷斷續續籠罩著整個50年代的香港，揮之不去。香港是否逃亡的最後一站，這是很多新香港移民討論的話題。在這段時間裏，邱家不斷有親戚移民去了東南亞地區，繼續流亡生活。
在尖沙咀漢口道一個親戚的家裏，邱立本第一次體驗到了不同於自己和同學們的生活。這位邱立本稱之為姑媽的親戚，已經在香港生活了幾代，家裏養了狗，吃著精致的點心，大人們打著牌，孩子們跑來跑去。很多年後，邱立本看到了張愛玲寫滬上的生活，他一下子聯想到了當年，在這位親戚家看到的似曾相識的場景。
這是來自深水埗一個中下階層家庭的孩子，眼中的香港上層家庭的生活。實際上，從香港深水埗的舊唐樓搬到尖沙咀附近比較好的房子，再搬到太平山頂的別墅，是整整這一代嬰兒潮的願望。
上世紀60年代，金庸的年代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邱立本可以不用姊姊帶著，自己一個人去上學。每天母親給他一毛錢，囑咐他買一個麵包帶到學校去吃。從海壇街出發，沿著南昌街走，中間會經過鴨寮街、福華街。那邊布滿了各式各樣的大排檔，一字排開，煙霧彌漫，人聲鼎沸，那些大排檔前麵有一張長椅子，上麵擺了三四張小板凳。“我爬上去，往往會叫一碗明火白粥，才五分錢，又叫一客油炸鬼(亦即油條)，也是五分錢，合起來剛好一毛。我坐在那張小板凳上，吃得很香，感覺自己已經是一個大人。我往往在白粥裏加上了鹽和胡椒粉，香味四溢，咬著那條油炸鬼，一半脆脆地吃，一半浸在白粥裏吃，也別有風味。”
也是從小學四年級開始，邱立本開始接觸報紙連載的金庸小說。當時金庸、梁羽生的小說風靡香港，伴隨著邱立本從小學到中學的成長，影響了他們這整整一代香港人。無數個夜晚，邱家的孩子們發狂地追看武俠小說，好像後來追看電視連續劇。他們沉醉在金庸的想象世界，也沉醉在中華文化的俠義世界。在深水埗的唐樓裏，孩子們第一次和郭靖握手，和黃蓉談心。就連去理發店理發，邱立本手裏也拿著報紙連載的梁羽生《萍蹤俠影錄》，甚至還和理發師傅一起討論書裏的功夫。
一份小冊子，父親看，母親看，每個姐姐都看。全家人都搶著看，這是孩子們最好的娛樂。武俠小說裏濃厚的中國文化元素，還有很強的曆史感，這就是中國文化對邱立本最初的啟蒙。從一個新移民聚居的低下層小區，孩子們走進了塞外大漠的蒼茫歲月，也走進江南風光如畫的柔情中。
事實上，在邱家孩子們的眼中，大陸是個帶點神秘的陌生鄰區。上世紀60年代初，因為大陸三年自然災害，嚴重缺糧，邱立本清晰地記得，阿媽(祖母)帶著很多食物回鄉。裝餅幹的鐵盒子裏，裝滿了一塊塊用豆豉醃漬好的豬肉。當時街上的藥房，都有一種業務叫代寄包裹回中國大陸，郵寄的都是食物和藥品。
實際上，香港從來沒有被中國曆史所孤立。除卻興起的新派武俠小說，各種文化也在這個小島上蓬勃繁育。
海壇街的轉角是桂林街，離開邱家才數十步之遙，就是當年的新亞書院。它坐落在一棟唐樓，毫不起眼，是邱立本每天上學的必經之地。父親對孩子們說，這裏住了一些大學問家。
新亞書院是上世紀50年代初，由一批大陸南來的知識分子所創立。“新亞”取亞洲新生之義。包括錢穆、唐君毅等人，都是名震一時的學者，在這個英國殖民地的小島，他們的文憑不被承認，他們說的中華文化與哲學被視為“浮淡無根”是“無用之學”。但恰恰是在這種艱困環境中，他們毀家興學，培育了一批傑出的新一代，包括餘英時等人，也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為香港的高等教育奠下重要的基礎。由於得到美國雅禮協會的資助，1956年，新亞書院搬離桂林街，遷入農圃道的新校舍。
2009年3月，從改造過的石硤尾邨公屋大樓俯瞰不遠處的“7層大廈”。7層大廈構造簡陋，一層一層像火柴盒一樣疊加上去，一排排水管道從頂層 一 直 通 到 一層，使得大樓像是由很多個H組成。 本報記者趙炎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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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一聲聲巨響，殘破的一座座7層大廈被炸掉。石硤尾的曆史被漸漸湮沒在鱗次櫛比興建起的高樓裏。 本報記者趙炎雄攝
輾轉香港台灣和美國之間
1967年，17歲的邱立本坐著一艘輪船，從西環碼頭出發，前往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經濟係讀書。這艘船是客貨兩用，裏麵坐滿了去台灣求學的“僑生”。
出行的那一天，碼頭上香港無線電視台正在搞試播，很多人在表演，一片熱鬧。
這艘船剛走了一半，碰到了大台風，被吹到了汕頭外海附近，本來應該36小時的航程，最終行駛了100多個小時才到達台灣基隆港。第一次離開香港的邱立本似乎並無離鄉之愁，從小就讀了很多關於台灣文化書籍的他，對台灣的生活充滿了向往。而當時的邱立本並不知道，這艘船上還有一位後來成為他的好朋友的學友，就是薛古山。他們多年後相識，談起當年，才知道兩人多年前在同一艘去台灣的船上就曾經相遇，卻未相識，不禁慨歎命運的神奇巧合。
與嬰兒潮的很多人一樣，薛古山和邱立本的成長經曆有著頗多相似之處。1949年，薛古山出生在調景嶺，父親是上海人，母親是中山人。
調景嶺原名吊頸嶺，1950年後成為大批國民黨官兵和家屬的臨時住所。1996年，調景嶺平房區被清拆，現建有健明村、彩明苑，原來的調景嶺灣和海岸被平整成為調景嶺地鐵站。在童年時代，薛古山最大的記憶就是每年10月10日，滿街飄舞的旗幟。
與邱立本相比，薛古山的童年更為艱難。父親在來港之後不久就已去世，薛古山和姐姐都是靠母親一人撫育長大。因為台灣的大學免學費，還有生活費，薛古山選擇到台灣大學讀書。
與滿腹豪情的邱立本相比，薛古山離開香港似乎帶著幾分悲壯。他和幾個同學一起在船上大喊：“今年念台大，明年念燕京大學(北京大學)！”
1971 年，邱立本畢業，在台灣報館工作了兩年後，1973年赴美國讀書並工作。在此後長達17年的歲月裏，他沒有回過香港。他的姐妹們，有的在加拿大，有的在英國，有的在美國，有的留在香港教書。他的家庭，亦是很多香港家庭的一個代表性縮影，子女遍布全球，具有鮮明的國際化色彩。
薛古山也選擇留在了台灣工作，成家，生子。從小，薛從來沒有認為香港是自己的家，他覺得自己的家在內地，雖然他甚至不清楚內地的哪裏才是他的故鄉，但香港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始終烙刻在心裏。
1984 年，在台灣《聯合報》香港記者站做編輯的薛古山親身采訪經曆了《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會議。當獲悉1997年香港將回歸，整個香港歡聲雷動。雖然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是大多數香港人表示歡呼和認同。薛古山如實把調查結果刊載在《聯合報》上，引起了當時台灣政壇某些要人的不滿。
在美國的邱立本通過報紙，看到了香港回歸的消息。對兩岸三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已經有了長期關注和了解的邱感到欣喜。但邱立本的一些姐妹，在退休後，隨著當時的中產階級離港移民潮，選擇去了加拿大定居。
“嬰兒潮”一代成社會精英
1990 年，邱立本選擇回到香港工作，在啟德機場的電子顯示牌上，當看到香港有往來上海、北京、西安的航班信息時，一刹那間，這似乎給了他一個巨大的震動，原來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可以如此密切，終於衝破了冷戰的壁壘。在成長的歲月裏，似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卻真切出現在眼前。其實，香港和內陸的通航，已經在上世紀 80年代初即已實現。隻是因為他不在香港，而錯過了這段曆史。
邱立本的很多同學也已經成為香港社會的精英。作為香港土生土長的第一代香港人，他們的人生經驗在香港形塑，見證了香港上個世紀80年代的經濟起飛，是香港繁華時代的受益者。
在一次次的填海運動中，大海在漸漸退後，一幢幢的新屋被蓋起來。
在長達75年的曆史裏，位於通州街與北河街交界的深水埗碼頭曾經非常繁忙。除了有往返中環和上環的渡輪外，更開設渡輪來往澳門。1978年6月25日，位於欽州街的新碼頭開航，可容納兩艘三層船停泊，更是全港首個安裝電動閘出口的碼頭。
1982 年，地鐵呼嘯而來，荃灣線開進了深水埗。通過地鐵，可以從深水埗直達中環，水路交通的重要性大大減低。隨著尖沙咀的中港碼頭於1988年啟用，來往深水埗與澳門的航線於1989年11月1日停航；1992年，油麻地小輪公司決定停辦中環至深水埗線。深水埗碼頭日漸冷落。一年後，西九龍填海工程開始，深水端口碼頭從此消失。
隨著內地經濟改革開放和發展，香港大量的工廠北移，深水埗區的工廠亦由過去的數千暴跌至數百間。
1986 年，深水埗地區的人口達到了曆史最高，達44萬。隨著大量年輕人的離去，本區的老人人口特多，1996年，60歲以上的長者，人數占全區總人口的五分之一，明顯高於全港的平均數，而老年撫養比率更是全港最高；在每年55000名由國內新來港的人士中，約有一成多會在本區定居，人數約為6000人，為各區之冠。
深水埗重建“7層大廈”消失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香港依舊蓬勃，越來越多的移民，又選擇返回香港工作生活。邱立本的六妹一家移民去了加拿大，又返回香港，做工程師的丈夫參與了香港新機場的興建工作。生命中千回百轉，香港才是他們的安身立命之地。
不管身在哪裏，曾經彌漫在他們身上的焦慮感已經慢慢散去，他們還是覺得香港是他們成長的地方，香港是他們可以真正稱為家的地方。
2009年9月3日，記者走到桂林街詢問新亞書院舊址，兩位警察茫然地朝我搖搖頭。來到桂林街61號，看到的是已經拆遷掉的殘破身影。
這一天的下午，薛古山一個人坐在土瓜灣聯合報大廈的二層。
偶爾有電話打進來。在空蕩蕩的辦公室裏，顯得頗為刺耳。“聯合報”，薛古山習慣性地，用粵語應答：“聯合報，我是薛古山。”
這個曾經繁盛時達到數百人的辦公室裏，已經空空蕩蕩，隻有一摞摞的書籍堆在桌子上，角落裏。薛古山已經接到通知，聯合報香港記者站於本月底將被裁撤，辦公場地亦已轉賣他人。同事們已經相繼離去，薛古山，與他服務多年的報館，即將告別。
薪水變成原來的幾分之一，養老金標準問題尚未談妥，未來顯得格外迷茫。他在考慮和妻子搬到內地深圳去定居。妻子的幾個好朋友已經相繼搬到深圳，深圳的消費和生活空間，讓她感到向往。她也想和她們一樣，在深圳購入一套寬敞的房子。
“其實我覺得租房比較好。畢竟這個年紀了，再貸款買房，壓力會很大。”薛古山說。“內地的房價也越來越貴了。”我推開陽台門，看到一望無際的土瓜灣，鹹濕的海風灌進來，撩起滿地的書稿紙片，嘩啦啦直響。
他們已經漸漸邁入老年。薛古山的迷茫，也是這一代嬰兒潮中不少人的迷茫。有些人擠入了中上層，更多的人，還在跟生活掙紮。
2006年2月17日，香港政府啟動深水埗重建計劃。市區重建局宣布啟動三個總值25.3億元的重建項目，以改善深水埗區家庭的居住環境。
2007年，隨著一聲聲巨響，殘破的一座座7層大廈被炸掉。石硤尾的曆史被漸漸湮沒在鱗次櫛比興建起的高樓裏。
2009年4月份，香港統計處發表的《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報告書》顯示，深水埗仍是香港最窮的地方。不停地有人搬離，不停又有新落腳香港的人搬進來。就在這輾輾轉轉中，深水埗也漸漸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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