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焰·
６０年前，一場天翻地覆的社會變革在中國大地轟轟烈烈地進行。６０年後，大陸作家張正隆和台灣作家龍應台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１９４９年，繪聲繪色地將你死我活的酸甜苦辣呈現給讀者。出於不同的曆史背景，他們的故事是沿著勝利者和失敗者的兩條走向；出於共同的文化責任，他們的述說激勵著中國人追求理性，追求平和。
張正隆的《槍杆子１９４９》（２００８）講述了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在１９４９年前後的征戰曆程：先是決戰東北，取勝遼沈戰役，接著揮師南下，獲勝平津，後來打過長江，追到海南。這本書可以說是作者當年享譽文壇《雪白血紅》（１９８７）的繼篇，讓讀者知道新生政權是在戰火中獲得，勝利來之不易。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２００９）講述了被幾個野戰軍擊潰而敗走台灣的國軍，以及他們這一代人的“隱忍不言的傷”和尊嚴。如同她一係列的暢銷書如《野火集》和《麵對大海的時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犀利的筆鋒，再次將人們的目光凝聚在人的謙卑價值。盡管失敗，雖敗猶榮。
《槍杆子１９４９》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相互對立，相互補充，各有其用。站在勝利者立場，張正隆當仁不讓地把國民黨的失敗歸於失去民心，又把失去民心歸於無可救藥的腐敗。他是這樣說的：貪汙腐化已成風氣，上下左右，前後裏外，無孔不入，大官大貪，小官小貪，有機會就貪，不貪白不貪，能貪是本事。老實正直的人感到不適，被視為傻瓜。腐敗如此，國民黨能維持到１９４９年已屬不易了。古今中外，又有誰願為一個腐敗政權賣命？與這個政權唇亡齒寒的絕對是這些貪官汙吏。可是他們若是熱愛這個政權，會那樣拚命往自己腰包裏劃拉，挖這個政權的牆基嗎？在《中國內戰》（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７８）一書，美國學者Ｓｕｚａｎｎｅ Ｐｅｐｐｅｒ指出國民黨錯失１９４５年抗戰後改革機製、整頓隊伍、重建家園的良機，反而重複舊習、失去民心，最後分崩離析。國民黨的失敗不僅僅是龍應台所說的軍事失敗，它還是政治、道義上的失敗。
這裏絕不是用勝利或者失敗來貶低龍應台，而是想說明《槍杆子１９４９》所列出的國民黨腐敗是各個朝政的通病，因此該書具有超越１９４９的普世和警世意義。中國曆史的特征之一是“朝代循環”，即一個舊王朝被推翻之後，新王朝開始能夠迎合人心，但是不求社會製度上的改革與進步，而是重複舊禮舊治，換湯不換藥，直至後來再被推翻。梁漱溟稱這樣的惡性反複為“循環於一治一亂而無革命。”反求諸己，冷觀中國現政，今天全景式的腐敗不論程度還是形式，都與張正隆所形容的彼時有同無異。人心向背決定著政黨的成敗，而腐敗正是這人心的最大腐蝕。
失敗給予失敗者痛定思痛的機會。根據張正隆，蔣介石敗退台灣後，心情平定了些，開始閱讀了些毛澤東的著作，並有了這樣的讀書心得：“我們此次失敗，並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他總結國民黨有兩個“六無”，軍隊是“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軍人是“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的軍人。”蔣介石還說，統一兩廣和北伐時期，官兵“不貪財”、“不怕死”；抗戰中也能保持這種精神。抗戰勝利後就喪失了這種精神，尤以中上級軍官利用到各大城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產，貪女色，驕奢淫逸，腐化墮落。
上麵引用至少說明台灣作為失敗者有反省意識，也的確反思了。這與龍應台的“失敗者”論正好吻合。龍應台小心地繞過了國民黨何以失敗的問題，而把焦點放在失敗的後果。龍應台是這樣說的，他們到了島上，因為軍事徹底失敗，使得後來六十年，台灣發展另一套價值，這不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是一套溫柔人文價值。如果不是因為軍事失敗，也許我們島上還發展不出以個人幸福為核心的文明價值。我以他們為榮，感謝他們失敗。不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寫的是失敗者的故事。但是，麵壁幾十年的失敗者已經成了政治民主改革的勝利者，人民從此過上了有法律保障的自由生活。究其原因，台灣接受了新思想，開辟了新路子，跳出了中國“朝代循環”的圈子，而大陸反而在國民黨當初所經曆的腐敗漩渦中沉浮、掙紮。早在１９４６年，美國駐中國記者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Ｗｈｉｔｅ在《中國驚雷》（Ｔｈｕｎｄｅｒ ｏｕ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裏說，抗戰後的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民主，但共產黨必須證明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６０年過去，假若Ｗｈｉｔｅ仍在，他會失望。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勝利者與失敗者是轉變互換的，關鍵看誰更好學近於知，更力行近於仁，更知恥近於勇，更臨危敢於變。
張與龍兩位作家從正反左右提出的借簽，有助於打破中國特有的朝代循環和勝王敗寇規律。中國曆史總是忽左忽右地一邊倒。我們講中庸，可我們的中庸裏麵沒有妥協，隻有圓滑。是時候了，給失敗者留有餘地，而不是痛打落水；給弱者留有尊嚴，而不是以強淩弱。另外，兩位作家都不認為他們的書是曆史書，而是文學作品。由於內戰曆史書的稀少，他們的紀實部分充當著曆史注解，他們的文學部分又為曆史骨架增添血與肉，使其更加豐滿。不過也要看到，由於兩岸寬容程度的不同，龍應台可以暢所欲言，其《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瀟瀟灑灑１５萬字，但又不能在大陸發行。張正隆嘔心瀝血的《槍杆子１９４９》被出版方刪掉了１０多萬字。張正隆自己說，刪得太狠了，我很心疼，可是沒辦法。可見，即便勝利了６０年，勝利者也不允許自己的作家有任何“敗筆”、或者“泄密”、或者抹黑。至於輸方的作家，隻得俯首稱臣罷了。要是在民主國家，文件檔案已經解密，任憑世人解釋評說。
張正隆強調的不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政治道理，他是想為扛槍杆子的人說些同情和理解的話。相隔《雪白血紅》２０年，讀者仍然可以看到張正隆還原戰爭血腥真相的勇氣，正本清源的文筆，以及對小人物的憐憫。同樣，龍應台希望重新梳理６０年前的這段曆史，引領讀者誠實地麵對戰後的幸存者，即他們的父老前輩。兩位作家以共同的筆觸描寫了放下鋤頭拿起槍的農民兄弟。不管打海南還是接收台灣，他們渡海時都一樣暈船、水土不服；不管參加共軍還是國軍，他們都是為了生存，為了保田保家。對於戰後，他們的本能意識和選擇是解甲歸田。中國的清一色是農民本色。誰想到，１９４９年把他們分為勝王敗寇，海峽兩岸，天各一方。
６０年過去，經曆那段曆史的老人們日趨稀少，而且離世的速度在加快。張正隆說，有的人上禮拜還打過電話，回頭再想問點什麽，再打電話時人就已經不在了。龍應台同樣說，在寫書過程裏，她常常去找某一位老人家，打電話過去，他的家人，他媳婦、孫子告訴你說，他走了。正因為如此，張正隆和龍應台對曆史的高度負責，對挽回曆史記憶的迫切及搶救式的挖掘，值得多少從事曆史工作的人學習和效仿。如果說讓曆史重演是極大的犯罪，讓記憶流失也是極大的犯罪。
再過６０年該會怎樣？希望未來的中國人不再分為勝利者和失敗者，而是作為中國人走在同一條路上。
６０年前，一場天翻地覆的社會變革在中國大地轟轟烈烈地進行。６０年後，大陸作家張正隆和台灣作家龍應台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１９４９年，繪聲繪色地將你死我活的酸甜苦辣呈現給讀者。出於不同的曆史背景，他們的故事是沿著勝利者和失敗者的兩條走向；出於共同的文化責任，他們的述說激勵著中國人追求理性，追求平和。
張正隆的《槍杆子１９４９》（２００８）講述了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在１９４９年前後的征戰曆程：先是決戰東北，取勝遼沈戰役，接著揮師南下，獲勝平津，後來打過長江，追到海南。這本書可以說是作者當年享譽文壇《雪白血紅》（１９８７）的繼篇，讓讀者知道新生政權是在戰火中獲得，勝利來之不易。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２００９）講述了被幾個野戰軍擊潰而敗走台灣的國軍，以及他們這一代人的“隱忍不言的傷”和尊嚴。如同她一係列的暢銷書如《野火集》和《麵對大海的時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犀利的筆鋒，再次將人們的目光凝聚在人的謙卑價值。盡管失敗，雖敗猶榮。
《槍杆子１９４９》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相互對立，相互補充，各有其用。站在勝利者立場，張正隆當仁不讓地把國民黨的失敗歸於失去民心，又把失去民心歸於無可救藥的腐敗。他是這樣說的：貪汙腐化已成風氣，上下左右，前後裏外，無孔不入，大官大貪，小官小貪，有機會就貪，不貪白不貪，能貪是本事。老實正直的人感到不適，被視為傻瓜。腐敗如此，國民黨能維持到１９４９年已屬不易了。古今中外，又有誰願為一個腐敗政權賣命？與這個政權唇亡齒寒的絕對是這些貪官汙吏。可是他們若是熱愛這個政權，會那樣拚命往自己腰包裏劃拉，挖這個政權的牆基嗎？在《中國內戰》（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７８）一書，美國學者Ｓｕｚａｎｎｅ Ｐｅｐｐｅｒ指出國民黨錯失１９４５年抗戰後改革機製、整頓隊伍、重建家園的良機，反而重複舊習、失去民心，最後分崩離析。國民黨的失敗不僅僅是龍應台所說的軍事失敗，它還是政治、道義上的失敗。
這裏絕不是用勝利或者失敗來貶低龍應台，而是想說明《槍杆子１９４９》所列出的國民黨腐敗是各個朝政的通病，因此該書具有超越１９４９的普世和警世意義。中國曆史的特征之一是“朝代循環”，即一個舊王朝被推翻之後，新王朝開始能夠迎合人心，但是不求社會製度上的改革與進步，而是重複舊禮舊治，換湯不換藥，直至後來再被推翻。梁漱溟稱這樣的惡性反複為“循環於一治一亂而無革命。”反求諸己，冷觀中國現政，今天全景式的腐敗不論程度還是形式，都與張正隆所形容的彼時有同無異。人心向背決定著政黨的成敗，而腐敗正是這人心的最大腐蝕。
失敗給予失敗者痛定思痛的機會。根據張正隆，蔣介石敗退台灣後，心情平定了些，開始閱讀了些毛澤東的著作，並有了這樣的讀書心得：“我們此次失敗，並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他總結國民黨有兩個“六無”，軍隊是“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軍人是“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的軍人。”蔣介石還說，統一兩廣和北伐時期，官兵“不貪財”、“不怕死”；抗戰中也能保持這種精神。抗戰勝利後就喪失了這種精神，尤以中上級軍官利用到各大城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產，貪女色，驕奢淫逸，腐化墮落。
上麵引用至少說明台灣作為失敗者有反省意識，也的確反思了。這與龍應台的“失敗者”論正好吻合。龍應台小心地繞過了國民黨何以失敗的問題，而把焦點放在失敗的後果。龍應台是這樣說的，他們到了島上，因為軍事徹底失敗，使得後來六十年，台灣發展另一套價值，這不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是一套溫柔人文價值。如果不是因為軍事失敗，也許我們島上還發展不出以個人幸福為核心的文明價值。我以他們為榮，感謝他們失敗。不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寫的是失敗者的故事。但是，麵壁幾十年的失敗者已經成了政治民主改革的勝利者，人民從此過上了有法律保障的自由生活。究其原因，台灣接受了新思想，開辟了新路子，跳出了中國“朝代循環”的圈子，而大陸反而在國民黨當初所經曆的腐敗漩渦中沉浮、掙紮。早在１９４６年，美國駐中國記者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Ｗｈｉｔｅ在《中國驚雷》（Ｔｈｕｎｄｅｒ ｏｕ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裏說，抗戰後的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民主，但共產黨必須證明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６０年過去，假若Ｗｈｉｔｅ仍在，他會失望。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勝利者與失敗者是轉變互換的，關鍵看誰更好學近於知，更力行近於仁，更知恥近於勇，更臨危敢於變。
張與龍兩位作家從正反左右提出的借簽，有助於打破中國特有的朝代循環和勝王敗寇規律。中國曆史總是忽左忽右地一邊倒。我們講中庸，可我們的中庸裏麵沒有妥協，隻有圓滑。是時候了，給失敗者留有餘地，而不是痛打落水；給弱者留有尊嚴，而不是以強淩弱。另外，兩位作家都不認為他們的書是曆史書，而是文學作品。由於內戰曆史書的稀少，他們的紀實部分充當著曆史注解，他們的文學部分又為曆史骨架增添血與肉，使其更加豐滿。不過也要看到，由於兩岸寬容程度的不同，龍應台可以暢所欲言，其《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瀟瀟灑灑１５萬字，但又不能在大陸發行。張正隆嘔心瀝血的《槍杆子１９４９》被出版方刪掉了１０多萬字。張正隆自己說，刪得太狠了，我很心疼，可是沒辦法。可見，即便勝利了６０年，勝利者也不允許自己的作家有任何“敗筆”、或者“泄密”、或者抹黑。至於輸方的作家，隻得俯首稱臣罷了。要是在民主國家，文件檔案已經解密，任憑世人解釋評說。
張正隆強調的不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政治道理，他是想為扛槍杆子的人說些同情和理解的話。相隔《雪白血紅》２０年，讀者仍然可以看到張正隆還原戰爭血腥真相的勇氣，正本清源的文筆，以及對小人物的憐憫。同樣，龍應台希望重新梳理６０年前的這段曆史，引領讀者誠實地麵對戰後的幸存者，即他們的父老前輩。兩位作家以共同的筆觸描寫了放下鋤頭拿起槍的農民兄弟。不管打海南還是接收台灣，他們渡海時都一樣暈船、水土不服；不管參加共軍還是國軍，他們都是為了生存，為了保田保家。對於戰後，他們的本能意識和選擇是解甲歸田。中國的清一色是農民本色。誰想到，１９４９年把他們分為勝王敗寇，海峽兩岸，天各一方。
６０年過去，經曆那段曆史的老人們日趨稀少，而且離世的速度在加快。張正隆說，有的人上禮拜還打過電話，回頭再想問點什麽，再打電話時人就已經不在了。龍應台同樣說，在寫書過程裏，她常常去找某一位老人家，打電話過去，他的家人，他媳婦、孫子告訴你說，他走了。正因為如此，張正隆和龍應台對曆史的高度負責，對挽回曆史記憶的迫切及搶救式的挖掘，值得多少從事曆史工作的人學習和效仿。如果說讓曆史重演是極大的犯罪，讓記憶流失也是極大的犯罪。
再過６０年該會怎樣？希望未來的中國人不再分為勝利者和失敗者，而是作為中國人走在同一條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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