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曆史的“北京時間”

改變曆史的“北京時間”
——寫在新中國成立60年之際

任仲平

2009年09月27日06:15 來源：人民網



　　（一）時間在這一刻重新開始。1949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將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所有屈辱和苦痛，封存在曆史深處。一個新的紀元，隨著五星紅旗的升起，隨著“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宣告，開啟了。

　　從那時到現在，歲月的腳步已經走過60個年頭。在中國流傳了近五千年的“天幹地支”計時係統中，60年代表一個輪回。然而，當新中國的曆史即將邁入下一個甲子，俯仰中華大地滄桑巨變，這個行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古老民族，分明已經打破封建王朝“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興衰周期律。時間的指針，不可逆轉地指向現代化，指向世界，指向未來。

　　曆史的細節，時常內有乾坤。2009年春天的倫敦，很多人注意到，二十國集團領導人金融峰會新聞中心的時間顯示牆上，隻懸掛著３個時鍾，依次為“華盛頓時間”、“倫敦時間”和“北京時間”。

　　“北京時間”，“中國道路”。全世界都在適應這個重新走向舞台中央的大國，希望從它的足跡裏，解讀這條迥異於西方的現代化路徑。正如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所說的，“中國在世界中地位更替的作用如此之大，恐怕須三四十年才能找到新的平衡。僅僅將它看成一個加入進來的大國是不行的，它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一個”。

　　從貧窮走向富庶，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落後走向進步……60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走過了其他國家幾百年的現代化發展曆程，演繹了民族史冊上自強不息的傳奇。它將一百多年的苦難和落後、幾代人的迷茫和彷徨，甩到了身後，也將對一個新生國家的封鎖和圍堵、對一種新興製度的質疑和敵視，甩到了身後。

　　60年，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不過是短暫的瞬間，卻如此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命運，改變了全球發展的格局和世界曆史的走向。

　　（二）考量一個國家的發展，可以從兩個角度透視：曆史、地理。曆史的基本要素是時間，地理的基本要素是空間。

　　這句話看似平常，仔細琢磨卻並不簡單。麵對走過60年曆程的新中國，我們該從何處去尋找曆史的時間流變，又向何處確定地理的空間方位？

　　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兩千年的封建王朝、百餘年的屈辱曆史、六十年的滄桑巨變……過去和現在，如何集合那萬千點滴，在百轉千回中匯成一個民族頑強生長的脈絡？

　　古老文明的榮耀、“中央帝國”的迷夢、山河破碎的痛楚、“巨龍騰飛”的輝煌……中國與世界，如何統攬這千年巨變，在跌宕起伏間呈現一個國家波瀾壯闊的轉身？

　　這正是考察中國問題的複雜性。新中國60年，不過是一個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的時間片段，卻承載起中國現代化曆程中開天辟地的“曆史單元”，標注了幾近亡國滅種的中華民族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空間坐標”。從內部說，這60年關乎一個延續幾千年的古老文明的生死；從外部看，這60年涉及一個占世界人口1/5的東方大國的興衰。這兩大課題，恰與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救亡圖存、強國富民的兩大曆史使命相呼應，與中國共產黨人60年不變的治國理想相契合——

　　在前不久閉幕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再次強調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我們黨的偉大事業，再次強調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回首新中國60年曆程，一個主題格外突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為己任；一個路徑相當鮮明：中國人民堅定地把現代化視作走向複興的路徑。

　　現代化是一個過程，中國曾經被拋在這個過程之外。這是1949年之前一個多世紀裏中華民族所遭受的苦難和屈辱的緣由，也是在此之後一個甲子裏神州大地所發生的變遷與進步的動力。盡管直至今日，人們對現代化的具體內涵還有不同認識，但三百餘年世界近代史演進所錘煉的共識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是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共同目標，是社會曆史進程中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如何應對現代化，怎樣實現現代化，已經成為決定一個國家興衰的最終因素、成為決定一個民族命運的關鍵抉擇。

　　就讓我們沿著現代化這條主線，梳理時間和空間的坐標，由此來看新中國改天換地的貢獻，看60年滄桑巨變的意義。

　　（三）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日本明治維新……發端於歐洲的世界近代史，都是以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節點作為時間標誌。在這個時間體係裏，中國是一個落後者。

　　“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黑格爾對“中華帝國”近乎殘酷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卻表達了一種客觀的真實。魯迅先生慨歎，仿佛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

　　循環往複的時間背後，盤桓著止步不前的社會進程。盡管也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但當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風起雲湧，人類向現代化目標大步邁進之時，東方的老大帝國依舊沉浸在封建帝製的落日餘暉裏。鴉片戰爭的隆隆炮響，將沉睡幾百年的中國，逼到現代化的大門口。在列強環伺瓜分豆析的民族生存危機之中，在落後了西歐工業革命一個世紀之後，中國被迫開始了現代化的“象征性”啟動。

　　從1840到1949，這百餘年的抗爭中，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太平天國”、辛亥革命……無數仁人誌士的各種抗爭與探索，都是希望尋找中國現代化的捷徑，獲得走向現代世界的“入場券”。然而，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舊式的農民戰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雖然慷慨激烈，卻都沒能完成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任務。一個使馬可·波羅驚歎不已的東方大國，一頭拿破侖也不敢驚醒的睡獅，墜入危若累卵任人宰割的境地。

　　這是我們認識“新中國”最為清晰的時空坐標。為什麽1949年會成為中華民族的曆史新紀元？因為，以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用28年的時間，完成了自近代以來無數仁人誌士為之獻身的救亡圖存的曆史使命，徹底改變了1840年以來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華民族的命運，掃清了走向現代化的製度障礙；用60年的時間，推進了兩百年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現代化航程，讓年輕的人民共和國佇立於世界文明的潮頭。

　　以1949年為節點，這個新紀元把一個四分五裂、滿目瘡痍的舊中國,變成了一個團結統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國，進而把一個積貧積弱、一窮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變成一個初步繁榮昌盛、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主義國家。

　　（四）時間開始了！

　　“一切願意新生的/到這裏來吧/最美好最純潔的希望/在等待著你”——麵對年輕的共和國，詩人這樣書寫新生的感受。新生的希望，美好的希望，凝聚著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期望，表達著人民群眾對人民政權的信心。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既創造了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也承受著百餘年山河破碎、喪權辱國的巨大痛楚。也沒有哪一個民族，有著如此強烈的複興意誌。這種隻爭朝夕的複興理想，成為中國現代化道路上最強大的凝聚力。

　　複興，複興。背負著這樣的理想，年輕的人民共和國麵對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現代化更為嚴峻的挑戰。

　　一個西方世界眼中輕輕一推就會倒下的“泥足巨人”，一個剛剛從百餘年受壓迫、受奴役、受欺淩的黑暗中走出的國家，一個擁有世界1/4人口的貧窮落後的農業大國——這是1949年新中國麵臨的國內境況。

　　開國大典的禮炮聲還沒有遠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成立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禁運”的組織“巴黎統籌委員會”。封鎖者宣稱，“共產黨政府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這是新中國誕生時嚴酷的國際環境。

　　國民生產總值不到美國的7%，重工業幾乎為零，輕工業隻是少數的紡織業；80%的人是文盲。960萬平方公裏土地上，許多地方仍處於封建農奴製階段或奴隸製階段，不少地方還是“刀耕火種”。毛澤東感歎：“我們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連一輛汽車、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這是共和國起步時麵臨的貧寒“家底”。

　　作為一個後發追趕型現代化國家，中國發展的困境典型地反映出人類現代化的困境。發展中國家麵臨的現代化運動出現以後所拉開的巨大“曆史鴻溝”，更深刻地包含著兩個重要的邏輯——

　　一是先發國家的現代化運動不會像聖火一樣自然地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傳遞，相反，早期現代化國家的進步還往往以犧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利益為代價。二是後發型國家通往現代化的路途，已經沒有了早期先發國家的各種資源和條件，隻有通過時間的加速度實現跨越性發展，才能追趕上現代化的時代潮流。

　　新中國必須用改天換地的雙手，撥快走向現代化的“北京時間”。

　　（五）趕超，跨越。新中國這個現代化的後來者，既要在短期內完成西方國家幾百年才完成的現代化任務，又要避免落入“現代化陷阱”；既要考慮同世界現代化接軌，又要考慮中國的社會基礎和現實可行性；既要有統一的總體目標，又要與現代化的動態過程相適應。

　　60年之間，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新中國交出的現代化答卷，令所有了解曆史的人驚歎——1949年，我們連鐵釘、火柴、煤油都是“洋玩意兒”，現在，我們每五天創造的經濟總量，就相當於1952年一年的經濟總量。“兩彈一星”發射、太空漫步、“嫦娥”飛天，我們已經躋身於世界上少數幾個掌握這些高端技術的國家行列，成為“亞洲的新領頭羊”、“世界經濟的新引擎”。

　　在這塊曾被稱為“停滯的帝國”的土地上，奔馳的時間劃出一道人類發展的炫目曲線——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達到10.9％；六七十年代，韓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達到8％以上，新加坡1968—1973年年均增長率為10.1％。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卻以幾乎同樣的速度飛翔了整整30年。

　　當速度變快時，時間仿佛停止了流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許能夠解釋這樣的觀感：“西方國家在午餐後小憩的瞬間，中國就變成了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並“順便讓一半中國人擺脫了貧困”。

　　60年間，中國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新社會的曆史性轉變，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曆史性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曆史性轉變。

　　中國，在“北京時間”跳躍的數字中邁開奮進的腳步。世界，從“北京時間”鏗鏘的報時聲中，感受青春中國的輝煌奇跡。

　　（六）奇跡是什麽？

　　當今天的人們探詢中國現代化動力，尋找“中國奇跡”發展秘笈時，往往會陷入矛盾和糾結之中。

　　有人分析，“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是決定性因素”，但選擇市場體製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少見，為什麽中國能取得與眾不同的成就？有人解釋，是“中國人民比其他國家的人們更吃苦耐勞”，但曆史上中國人民從來勤勞，為什麽隻有在這新中國的60年造就了奇跡？有人認為，是“變革推動了發展”，但從拉美到前蘇聯，選擇變革的國家不為少數，結局卻是政治動蕩甚至國家解體，為什麽獨有中國能在平穩中推動現代化巨輪破浪前行？

　　各種觀點，對詮釋中國的成功都有一定的適用性，卻都不是決定乾坤的根本因素。布萊克在《現代化的動力》一書中曾如此論證，“現代化的核心問題，是一個社會將固守於傳統係統的政治領導轉變為熱心於徹底現代化的政治領導的過程。”對於新中國而言，“政治領導的決定性作用”，才是“中國奇跡”的核心因素。

　　發展政治學有關研究已經表明，一個強大的政黨對於後發現代化國家的穩定和發展至關重要。這是新中國得天獨厚的條件——我們有以人民利益為宗旨，以民族複興為己任，有著廣泛社會基礎、組織紀律嚴整、思想高度統一、社會動員能力強大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以及它所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體係，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性質和方向，是現代化建設得以順利實施的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

　　回首鴉片戰爭後百餘年曆史，中國的現代化探索之所以充滿迷茫和挫敗，其根源就在於，它們都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領導，都未能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完整，建立集中統一、現代化導向的中央政權；都未能通過有效的社會製度變革，建立起一個支撐社會現代化變遷的製度框架。

　　新中國的成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和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不僅結束了“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的局麵，讓中國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也第一次讓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追求現代化，以強有力的國家機器保障現代化進程，這才開啟了古老中國現代化的新紀元。

　　而改革開放之所以開辟了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也正源於中國共產黨人能把億萬人民的迫切願望、以及對社會主義現代化規律的創新認識，凝聚為國家意誌。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前無古人的偉大創造，到科學發展觀這一指導現代化實踐的先進理論，30年來，執政黨永不停滯的開拓創新，啟動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帶動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領域相應的變革，最後各種因素形成合力，共同塑造了我國現代化波瀾壯闊的畫卷。這是“中國奇跡”的第一推動力。

　　奇跡是什麽？歌德說，奇跡是信仰最寵愛的孩子。

　　（七）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把中國帶入一個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國家。對於中國而言，這既是人民的選擇，也是現代化進程規律的選擇。

　　新中國所創造的現代化“奇跡”，靜態地講，有一個因素至關重要——中國共產黨領導。動態地看，有一條道路貫穿始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60年來，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這是舊中國巨變的根源，新中國騰飛的動力。

　　正是這條由“信仰”鑄就的道路，讓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開啟了改變曆史的“北京時間”，並在60年的歲月、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的進程中，不斷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表”，與中國國情和社會實踐“對表”，與時代要求和世界潮流“對表”，最終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新型社會製度的發展模式。

　　這是一條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代化道路。自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以來，現代化浪潮讓人類文明步入新的時空隧道。其後的二三百年間，世界曆史的大舞台上演繹的恢弘長劇中，現代化先發國家長期處於主導地位，並試圖為世界曆史定位。在這種格局下，現代化似乎是一元化的單向演進，後發國家隻能做追隨者。歐洲中心論、歐美模式是現代化的唯一歸宿嗎？這是人類文明必須麵對的重大命題。

　　馬克思說過，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曆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結果。在人類現代化的這幕長劇中，中國改變了的“劇情”，改變了現代化的“單向趨同”，它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豐富了人類對於社會發展規律和道路的認識，促進了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開辟出的這條現代化道路向世界證明，中國不僅是現代化的追趕者，也可以成為現代化的引領者——

　　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八）1601年，明朝萬曆年間，一台龐大的機械鍾表出現在京城街頭。這是羅馬天主教教士利瑪竇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皇都北京，回蕩起現代工業清脆的聲音。

　　但在一個習慣用暮鼓晨鍾計時的王朝，那是一個與世界無關的“北京時間”。遠離世界的中央帝國，即使偶有現代化的聲響擾亂清夢，卻依然在沉睡中渾然不覺。中國遠離著世界，世界卻在現代化進程中突變。

　　短短60年，新中國將一個幾百年來被世界漠視的時區，標注為舉世矚目的“北京時間”。今日世界，“北京時間”已經不可或缺，“中國因素”日益舉足輕重。它讓人們想起十多年前，幾十名前美國政要聯合署名致國會的一封信：“中國注定要在21世紀中成為一個偉大的經濟和政治強國。”他們預測，中國不僅強大，而且偉大。

　　而一個偉大的中國，源於60年前那個開天辟地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