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他在複旦大學的演講。
主辦方在這個會議籌辦時提出了一個命題，就是希望提倡民眾要“不抱怨”，甚至還想在中國推動一個什麽“不抱怨”的運動。對此，我心中充滿了疑慮。
在我看來，我們今天要特別關注的問題，不是民眾可不可以抱怨的問題，而是為何抱怨的問題。前不久《人民日報》下來的一個非常有影響的刊物，約我寫的一篇文章。當時我在河南的洛陽調查，他們給我打電話，希望我在這篇文章講一講的官員和民眾“都不容易”的問題，而且重點要講我們的人民應體諒政府和官員不容易，讓我們的人民體諒國家領導人“不容易”，並就這樣官員和領導人看了後就會高興，也有利於社會和諧。我當時是這麽回答說的：“官員不容易是事實，如果官員感到幹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從來沒有求著他們來管我們。 ”我們民眾可以理解你們官員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員不應該以此為理由讓我們不抱怨。所以我說，這樣的文章我不寫。他們又跟我談說我們還是希望你寫一篇文章，說現在中國社會發生了這麽多的問題，能否讓我們的人民知道一個和諧的社會是一個相互理解的社會。我說，這一點是不錯的。但是一個國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關心民生，假如一個社會都不關心民生，假如我們的知識分子都不看到民間的疾苦，你要民眾如何理解呢？我們隻要走近真實的中國社會，我們離開上海大都市白領階層的生活，你就會感覺到各種抱怨充滿了中國社會。如果有機會，我建議你們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錄相，你就會感覺到幾萬民眾用磚頭，用憤怒麵對我們武警的時候，我們難道說一說你們不要抱怨，你們要理解政府，你們要克製就行了嗎？不行的。我們不能簡單地指責我們民眾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眾為何憤怒，為何走向街頭，為何敢於與武警對峙。甚至可以說，麵對社會不公和腐敗，抱怨是民眾的一種權利，他們有權抱怨。作為執政者或學者們，沒有權力去指責我們的民眾抱怨，而是要想辦法去改變它，要讓我們的民眾不產生或少產生抱怨。
2004天我——於建嶸——應邀到台灣去訪問。台灣的邀請方給我的條件是在大學做一個演講，然後可以進行15天的旅遊、參觀。當時我向邀請方提出一個要求，我說：“你能不能這樣，我講完後，你給我一張地圖，你派一個司機，在派一個買單的，我說走什麽地方就走什麽地方行不行？”他們說，沒有問題，你隨便走。於是演講完之後我從台北走到台南，我問所有見到的台灣老百姓一個問題。
“假如官員把你的房子拆了，怎麽辦？”99％的人回答說不可能，沒有我的同意他怎麽敢拆我的房子呢？隻要這個房子是合法的房產當官的不敢的。我說假如拆了怎麽辦？他們會告訴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會依靠法律給我判決，而且是判他們賠很多錢。比如是合法並且是我同意拆是10萬塊錢賠償，而不經過同意，法官就會判他賠100萬。
我接著問：“假如法官不依法判決，怎麽辦？”人家又回答我說：“不可能”。我們的法官在很多問題可能腐敗，但是隻有我有明確的產權和證據，他不能也不敢腐敗。
我接著問：“假如法官腐敗了，怎麽辦？”他們會說，我找我的議員去告他。我的議員就會來進行調查，我的議員調查之後會就會開新聞發布會，我的議員就在議會提出建議，這個法官和這個政府官員麻煩就大了，他們呆不下去了，他們就完了。
我接著還問：“假如議員也腐敗了，怎麽辦呢？”我一問到這個假如的時候，人家很討厭我了，說你這個大陸人怎麽那麽多假如？沒完沒了的假如，議員再腐敗，也會特別高興管我這個事情。因為議員就是希望發生這個問題，因為有了這個問題，議員隻要進行了調查，再經媒體一報道，這個議員就會成為英雄，成了英雄不僅可以當縣議員、國會議員，最終還有可能成為阿扁。我說我不相信，議員也會腐敗的，會不管你們的事的。他們說不會的，不信可以試一下。一般台灣的老百姓家裏麵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議員聯係卡。我就要他們給議員打電話，一打電話，議員隻要在不遠的地方馬上就會趕到。台灣的基層議員一來，一般都很興奮，問遇到什麽問題，都表示會為選民主持公道。
我接著還問：“假若議員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麽辦呢？”。台灣的老百姓告訴我，這很簡單，下次選舉時不投他的票，讓他當不了議員就完了。
我在台灣的訪問經曆很短。卻讓我想了很多問題。台灣社會也許存在許多問題，但由於初步建立了民主製度，實現了威權體製向民主體製的轉型，台灣老百姓對整個體製有一個基本的認同。他們也許對某個領導人或某個政黨不滿，有很多抱怨，但不會對整個體製不滿，甚至想推翻它。其實我走過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現代民主國家，民眾對待我的問題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為什麽講台灣，因為我們往往以許多理由，以我們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來否定一個現代的社會製度。台灣跟我們有著一樣的血緣，一樣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為什麽台灣民眾有那麽多“不可能”，而我們卻不是這樣呢？我總結為四個方麵。
第一，要確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特別是財產權利。確權特別是對財產權的確認很重要。現在我們大陸在這方麵存在許多問題。你不要認為什麽是你的，那個房產證是沒有用的，我們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嗎？不知道。我們不在家的時候甚至在睡覺的時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們的農民的土地，說是“集體所有”，可在許多地方已淪為了少數人所有，搞一個什項目就讓農民無地可種，無業可就，可社會保障的三無農民。我們的工人在工廠工作了幾十年，突然說改製了，你就得下崗而且什麽也沒有了。這樣的事，到處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眾不抱怨的上海學者白領們難道不知道嗎？事實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個紀錄片子，其中一個故事是有關一個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訪的。她跪在地上說： “天啊，給我房子，我要一個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們一個宣稱執政為民、以民為本的“社會主義國家”，連我們老百姓最基本的權利都不能保障的話，我們有什麽理由讓我們民眾不抱怨，讓我們的民眾理解我們的政府。我們沒有這個理由。我今天在這裏要告訴你們或我們的當政者，你要讓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讓你的人民對你理解，你要讓你的人民不走上街頭，你首先給明確和保障他們最基本的權利。這個權利不是封建社會給予他們的權利，而是現代社會的公民權利。沒有這一點，請問我們有什麽理由，我們有什麽資格，讓我們的民眾不抱怨？沒有！
第二，要有權威的司法製度，要讓司法成為民眾權利救濟最後的底線。一個現代社會，社會成員之間或民眾與公權機關發生了糾紛，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權利被侵犯了，得不到應有的救濟。假如我們的司法不能保障民眾的法定權利，我們的司法不能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底線，我們有什麽資格和理由要那些權利受到損害的民眾不抱怨呢？事實上，我們今天司法體製存在許多問題，我們的民眾已不那麽相信司法能給社會帶來公平和公正。無論一個什麽樣的判決，當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訴你，“我不服！，因為司法腐敗！”為了這個不服，公民選擇上訪，選擇進京尋找大領導的上訪，他們中有人為“領導批示”在北京堅持數年。而我們的執政者卻對信訪這種典型的人治製度津津樂道，甚至把其當成主要的社會救濟方式。而現實中，民眾則在長期的上訪中因被勞教或送進精神病醫院失去了對國家司法的最後信任。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我們的民眾“不抱怨”就相當於給他們麻醉劑。是不理要求我們的民眾被打左臉，還把右臉給你嗎？這是不行的！我們要抱怨這個不公平的司法製度，而且不僅僅是抱怨，我們還要抗爭。因為有了這個抱怨和抗爭，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公平公正而有權威的司法製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議製度，讓我們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們每一個人不可能直接管理這個國家和社會，我們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現代民主製度中的代議製是人類社會文明的結晶。我們可以通過選票決定誰來代表我們的利益。這種製度，我們有嗎？從行文法來說，我們是有的。但現實中，我們現在還沒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參加過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你們投了誰的票？我不知道誰是我的代表？我們隻知道有三個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個代表在什麽地方？我們需要改變，假如這一點也不能改變，你怎麽叫我們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國人民不抱怨，你在複旦大學告訴大家不要抱怨，還開展不抱怨運動。我告訴你們，不改變這種製度性的缺失，民眾就會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麽不抱怨的運動。
第四，要有一個開放的媒體，讓民眾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們所有人都不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不滿，他們隻能在家裏抱怨，可能最後走向街頭，用大磚頭表示他的抱怨。為了讓我們的民眾不抱怨和不走向街頭，我們就需要給他們抱怨的機會，讓他們有正常的渠道發泄他們心中的不滿，而不是給他們一個類似鴉片的“不抱怨運動”。
我說的這些觀點，主辦方也許不高興，沒有關係，下次不請我。而且，我認為主辦方也不會不高興，因為你們主張不抱怨。那麽請首先不抱怨我，假若這一點也做不到，那就很難說得過去了。而且，我也並不是為了與主辦方作對。我講這些，實際上就是在表達我們這個社會應如何對待弱者的情緒，特別是製度建設方麵的內容。這實際上也一個大國應的。今天上午幾位演講人都提到了中國已成為了大國，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則認為，如果我們沒有進行必要的製度建設，何來的大的國呢。中國社會的軟實力在什麽地方？首先在於我們的製度建設，在於我們人民對我們製度的認同。假若我們的民眾有一天告訴你，無理拆遷、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為不可能時，我們才有資格說中國已有成為一個大國的可能。這就是我們的實力，這就是中國走向社會、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實力。
謝謝各位。
主辦方在這個會議籌辦時提出了一個命題，就是希望提倡民眾要“不抱怨”，甚至還想在中國推動一個什麽“不抱怨”的運動。對此，我心中充滿了疑慮。
在我看來，我們今天要特別關注的問題，不是民眾可不可以抱怨的問題，而是為何抱怨的問題。前不久《人民日報》下來的一個非常有影響的刊物，約我寫的一篇文章。當時我在河南的洛陽調查，他們給我打電話，希望我在這篇文章講一講的官員和民眾“都不容易”的問題，而且重點要講我們的人民應體諒政府和官員不容易，讓我們的人民體諒國家領導人“不容易”，並就這樣官員和領導人看了後就會高興，也有利於社會和諧。我當時是這麽回答說的：“官員不容易是事實，如果官員感到幹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從來沒有求著他們來管我們。 ”我們民眾可以理解你們官員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員不應該以此為理由讓我們不抱怨。所以我說，這樣的文章我不寫。他們又跟我談說我們還是希望你寫一篇文章，說現在中國社會發生了這麽多的問題，能否讓我們的人民知道一個和諧的社會是一個相互理解的社會。我說，這一點是不錯的。但是一個國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關心民生，假如一個社會都不關心民生，假如我們的知識分子都不看到民間的疾苦，你要民眾如何理解呢？我們隻要走近真實的中國社會，我們離開上海大都市白領階層的生活，你就會感覺到各種抱怨充滿了中國社會。如果有機會，我建議你們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錄相，你就會感覺到幾萬民眾用磚頭，用憤怒麵對我們武警的時候，我們難道說一說你們不要抱怨，你們要理解政府，你們要克製就行了嗎？不行的。我們不能簡單地指責我們民眾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眾為何憤怒，為何走向街頭，為何敢於與武警對峙。甚至可以說，麵對社會不公和腐敗，抱怨是民眾的一種權利，他們有權抱怨。作為執政者或學者們，沒有權力去指責我們的民眾抱怨，而是要想辦法去改變它，要讓我們的民眾不產生或少產生抱怨。
2004天我——於建嶸——應邀到台灣去訪問。台灣的邀請方給我的條件是在大學做一個演講，然後可以進行15天的旅遊、參觀。當時我向邀請方提出一個要求，我說：“你能不能這樣，我講完後，你給我一張地圖，你派一個司機，在派一個買單的，我說走什麽地方就走什麽地方行不行？”他們說，沒有問題，你隨便走。於是演講完之後我從台北走到台南，我問所有見到的台灣老百姓一個問題。
“假如官員把你的房子拆了，怎麽辦？”99％的人回答說不可能，沒有我的同意他怎麽敢拆我的房子呢？隻要這個房子是合法的房產當官的不敢的。我說假如拆了怎麽辦？他們會告訴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會依靠法律給我判決，而且是判他們賠很多錢。比如是合法並且是我同意拆是10萬塊錢賠償，而不經過同意，法官就會判他賠100萬。
我接著問：“假如法官不依法判決，怎麽辦？”人家又回答我說：“不可能”。我們的法官在很多問題可能腐敗，但是隻有我有明確的產權和證據，他不能也不敢腐敗。
我接著問：“假如法官腐敗了，怎麽辦？”他們會說，我找我的議員去告他。我的議員就會來進行調查，我的議員調查之後會就會開新聞發布會，我的議員就在議會提出建議，這個法官和這個政府官員麻煩就大了，他們呆不下去了，他們就完了。
我接著還問：“假如議員也腐敗了，怎麽辦呢？”我一問到這個假如的時候，人家很討厭我了，說你這個大陸人怎麽那麽多假如？沒完沒了的假如，議員再腐敗，也會特別高興管我這個事情。因為議員就是希望發生這個問題，因為有了這個問題，議員隻要進行了調查，再經媒體一報道，這個議員就會成為英雄，成了英雄不僅可以當縣議員、國會議員，最終還有可能成為阿扁。我說我不相信，議員也會腐敗的，會不管你們的事的。他們說不會的，不信可以試一下。一般台灣的老百姓家裏麵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議員聯係卡。我就要他們給議員打電話，一打電話，議員隻要在不遠的地方馬上就會趕到。台灣的基層議員一來，一般都很興奮，問遇到什麽問題，都表示會為選民主持公道。
我接著還問：“假若議員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麽辦呢？”。台灣的老百姓告訴我，這很簡單，下次選舉時不投他的票，讓他當不了議員就完了。
我在台灣的訪問經曆很短。卻讓我想了很多問題。台灣社會也許存在許多問題，但由於初步建立了民主製度，實現了威權體製向民主體製的轉型，台灣老百姓對整個體製有一個基本的認同。他們也許對某個領導人或某個政黨不滿，有很多抱怨，但不會對整個體製不滿，甚至想推翻它。其實我走過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現代民主國家，民眾對待我的問題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為什麽講台灣，因為我們往往以許多理由，以我們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來否定一個現代的社會製度。台灣跟我們有著一樣的血緣，一樣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為什麽台灣民眾有那麽多“不可能”，而我們卻不是這樣呢？我總結為四個方麵。
第一，要確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特別是財產權利。確權特別是對財產權的確認很重要。現在我們大陸在這方麵存在許多問題。你不要認為什麽是你的，那個房產證是沒有用的，我們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嗎？不知道。我們不在家的時候甚至在睡覺的時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們的農民的土地，說是“集體所有”，可在許多地方已淪為了少數人所有，搞一個什項目就讓農民無地可種，無業可就，可社會保障的三無農民。我們的工人在工廠工作了幾十年，突然說改製了，你就得下崗而且什麽也沒有了。這樣的事，到處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眾不抱怨的上海學者白領們難道不知道嗎？事實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個紀錄片子，其中一個故事是有關一個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訪的。她跪在地上說： “天啊，給我房子，我要一個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們一個宣稱執政為民、以民為本的“社會主義國家”，連我們老百姓最基本的權利都不能保障的話，我們有什麽理由讓我們民眾不抱怨，讓我們的民眾理解我們的政府。我們沒有這個理由。我今天在這裏要告訴你們或我們的當政者，你要讓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讓你的人民對你理解，你要讓你的人民不走上街頭，你首先給明確和保障他們最基本的權利。這個權利不是封建社會給予他們的權利，而是現代社會的公民權利。沒有這一點，請問我們有什麽理由，我們有什麽資格，讓我們的民眾不抱怨？沒有！
第二，要有權威的司法製度，要讓司法成為民眾權利救濟最後的底線。一個現代社會，社會成員之間或民眾與公權機關發生了糾紛，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權利被侵犯了，得不到應有的救濟。假如我們的司法不能保障民眾的法定權利，我們的司法不能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底線，我們有什麽資格和理由要那些權利受到損害的民眾不抱怨呢？事實上，我們今天司法體製存在許多問題，我們的民眾已不那麽相信司法能給社會帶來公平和公正。無論一個什麽樣的判決，當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訴你，“我不服！，因為司法腐敗！”為了這個不服，公民選擇上訪，選擇進京尋找大領導的上訪，他們中有人為“領導批示”在北京堅持數年。而我們的執政者卻對信訪這種典型的人治製度津津樂道，甚至把其當成主要的社會救濟方式。而現實中，民眾則在長期的上訪中因被勞教或送進精神病醫院失去了對國家司法的最後信任。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我們的民眾“不抱怨”就相當於給他們麻醉劑。是不理要求我們的民眾被打左臉，還把右臉給你嗎？這是不行的！我們要抱怨這個不公平的司法製度，而且不僅僅是抱怨，我們還要抗爭。因為有了這個抱怨和抗爭，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公平公正而有權威的司法製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議製度，讓我們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們每一個人不可能直接管理這個國家和社會，我們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現代民主製度中的代議製是人類社會文明的結晶。我們可以通過選票決定誰來代表我們的利益。這種製度，我們有嗎？從行文法來說，我們是有的。但現實中，我們現在還沒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參加過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你們投了誰的票？我不知道誰是我的代表？我們隻知道有三個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個代表在什麽地方？我們需要改變，假如這一點也不能改變，你怎麽叫我們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國人民不抱怨，你在複旦大學告訴大家不要抱怨，還開展不抱怨運動。我告訴你們，不改變這種製度性的缺失，民眾就會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麽不抱怨的運動。
第四，要有一個開放的媒體，讓民眾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們所有人都不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不滿，他們隻能在家裏抱怨，可能最後走向街頭，用大磚頭表示他的抱怨。為了讓我們的民眾不抱怨和不走向街頭，我們就需要給他們抱怨的機會，讓他們有正常的渠道發泄他們心中的不滿，而不是給他們一個類似鴉片的“不抱怨運動”。
我說的這些觀點，主辦方也許不高興，沒有關係，下次不請我。而且，我認為主辦方也不會不高興，因為你們主張不抱怨。那麽請首先不抱怨我，假若這一點也做不到，那就很難說得過去了。而且，我也並不是為了與主辦方作對。我講這些，實際上就是在表達我們這個社會應如何對待弱者的情緒，特別是製度建設方麵的內容。這實際上也一個大國應的。今天上午幾位演講人都提到了中國已成為了大國，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則認為，如果我們沒有進行必要的製度建設，何來的大的國呢。中國社會的軟實力在什麽地方？首先在於我們的製度建設，在於我們人民對我們製度的認同。假若我們的民眾有一天告訴你，無理拆遷、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為不可能時，我們才有資格說中國已有成為一個大國的可能。這就是我們的實力，這就是中國走向社會、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實力。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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