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三部曲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自1964年作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15周年誕辰的主打節目隆重推出後，便以幾近完美的藝術形式，氣勢磅礴的恢弘景觀，高亢激昂的流行歌曲，膾炙人口的歌舞場麵，以及洋溢著彤紅大色的時代情懷，成為中國文藝巔峰上一座高聳的裏程碑。如今已度過了40餘年漫長的曆史長河，通過歲月的風霜打磨，曆經光陰的沙海淘金，她絲毫也沒有褪色，《東方紅》不愧是具有中華民族鮮明特色的文藝經典作品。
忽如一夜春風來 1964年，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整已經運作了四個年頭，經過黨中央及時扭轉乾坤，終於“人定勝天”地突破了三年自然災害的重圍，依靠廣大人民艱苦奮鬥，戰天鬥地，齊心協力共闖難關，狂熱的“大躍進”運動所帶來種種負麵的嚴重影響，也漸漸遠離了人們的視線。1964年的國慶節，是新中國建國以來頗感舒暢的一個國慶，因為這一年，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15周年，十年大慶，五年小慶，擺脫了昨夜噩夢般的陰影，15周年的慶祝，就在周恩來總理的事必躬親的提前悉心操作下，將會有一個與眾不同的“非常慶祝”，特別是總理深愛著的文藝界，有了一項暫時秘而不宣的大動作。
1964年年初，周恩來和陳毅外長應邀訪問非洲，非洲人民用熱情奔放、載歌載舞的場麵，作為盛大的歡迎儀式。此時此刻，周恩來的眼前豁然一亮，咦！這不正是我要尋找的一種藝術表演形式嗎？歌與舞的大聯合，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一定的氣勢，受到非洲人民的歌舞相迎，周恩來的心再也不能平靜下來了。 陽春三月，周恩來與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陳毅外長出訪斯裏蘭卡回國後，途經雲南，昆明軍區用文工團演出的歌舞節目表示歡迎，在演出現場，周恩來望著舞台上演員們動人的舞姿，無形中打開了他感情豐富的閘門，不久前置身於非洲歌舞場景當中溢於言表的興奮之情，又一次讓他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周恩來對著陪同觀看演出的隨從領導，直言不諱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我們國家的民族傳統藝術是會演、會跳、會說、會唱的，你們以後不要把歌舞分開，還是又歌又舞優美。”周恩來的胸臆間始終蕩漾著一種歌舞相連、歌舞連天的濃鬱情結。
一個月後的第八天，周恩來抽出身來，興致勃勃地參加了獲獎舞台話劇作品座談會。他對身邊和周圍到會的夏衍及獲獎的《激流勇進》、《一家人》、《豐收之後》等劇的編導胡萬春、黃佐臨、藍澄等人，就有關文藝作品如何很好地反映時代和今後的發展方向等問題，語重心長地提出了個人的見解和意見:“文藝作品的主流，還是要寫工農兵;還是要下去蹲點，而且要長期地深入生活，才能寫得生動、深入。”頓了頓，周總理又接著說:“我們自己的經驗也是這樣，不長期摸索，是說不出內行話的，總是有些隔靴搔癢的。”最後，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對那些不成熟的作品，主要是幫助，不要責備，使它逐步地豐富起來。”座談會無疑收到了實質性的效果。
1964年的6月23日，周總理在接見參加當年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各演出團、觀摩團的負責人、主要演員和創作人員的時候，再次擲地有聲地重點強調:“‘戲劇革命’首先還是要做人的工作;普及與提高，二者不能偏廢，但是，重點在普及，要多注意從普及中提高;要多強調思想性，然後來提高藝術性;要強調生活實踐，深入生活，生活到工農兵中去，然後來提高藝術實踐。”高屋建瓴的指導性話語，進一步把文藝創作的宗旨意義和發展方向表露清楚。
早在一年前的1963年，陳毅外長陪同幾內亞總統塞古爾訪問上海期間，正值上海舉行當年的“上海之春”音樂會。陳毅外長在陪同塞古爾總統觀看名為《亞非拉》文藝晚會的專場時，塞古爾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百感交集的淚水，他深情地對陳老總說:“法國侵略者統治我們這麽多年，他們的樂隊從沒有演奏過我們的音樂，今天中國人做到了，我非常感動……”事後，陳老總鄭重地對具體主管上海宣傳文化工作的領導和“上海之春”的主要籌備者之一的孟波同誌說:“……你們的音樂，幫助了我們的外交工作。”
翌年5月23日，為迎接建國15周年，“上海之春”音樂會舉行盛大的開幕式，上海市的主管領導特意選在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的紀念日舉行，真可謂用心良苦。在上海著名的萬人文化廣場上，由上海和華東數省專業和業餘音樂舞蹈工作者3000多人演出歌舞晚會——大型歌舞《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更是充滿革命激情，氣勢恢弘壯觀，其中專業樂手就有幾百人，還動用了市、區文化宮、館的業餘演員。據當時新聞報道:“這台歌舞，是一年來上海音舞工作者在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方麵取得的輝煌成績的一次大檢閱，也是上海音樂舞蹈界貫徹黨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一次集中表現。”
大型歌舞《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實際上是借鑒1961年空軍總政治部文工團的《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的經驗基礎上，創作、發展、演變而來。這部充滿革命激情的大型歌舞，以綜合藝術的形式，著重表現了中國革命的鬥爭曆史和建國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其進程和時間跨度，一直寫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階段。這樣龐大規模的大型歌舞，在上海、乃至全國也是第一次。在上海著名的文化廣場演出當中，整個歌舞除序幕外，共分八場，由“東方的曙光”、“井岡山上紅旗飄揚”、“走上抗日救國之路”、“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東方紅”、“社會主義好”、“三麵紅旗迎風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組成，音樂全部由各個革命曆史時期以及解放以來的一些優秀革命歌曲串構，其表現形式用合唱、齊唱、獨唱、小組唱、表演唱，並用朗誦或樂隊演奏連接起來，從而構成一首氣派豪邁、鼓舞飛揚的鴻篇巨製。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這部史詩般作品的藝術風格和龐大的氣勢，對以後的中國歌舞表演藝術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
恰巧此時，陳毅外長又在上海。6月18日晚，他陪坦桑尼亞總統卡瓦觀看了大歌舞的演出。在演到第一場“東方的曙光”中的“揚子江碼頭工人”這場戲時，陳老總心想:北京正在醞釀建國15周年的晚會，上海這台晚會不錯，應該可以將方案推薦上去。其後指示道:“歌舞班子不要散，我請總理來看一次。” 盛夏時節，周恩來和陳毅外長結束對鄰國緬甸的友好訪問，同樣，好客熱情的緬甸人民也是以富有地域風情和民族傳統的特點，以群眾大歌舞的盛大場麵來熱烈歡迎中國領導人的來訪，置身於花海、人海之間，周恩來流連忘返，他對各國文化藝術的淵源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同時，也悟出了這些與非洲人民一樣的歌舞，既來自於民間、又能很好地服務於人民的深刻道理。
正在為演出緊張布置工作的孟波局長，突然接到陳老總的一個電話:“你準備一下，我和周總理明天就來上海，看《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這台晚會。” 7月12日，周恩來一行轉道上海回國。次日，周恩來和陳毅約見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共上海市委負責人，針對目前台海風雲和整個東南亞形勢的發展演變，進行了戰略性的重要會談。
政治會議進行了一天，周總理明顯地麵露疲倦的神態，“東道主”們會意地交換了一下眼神，為了活躍氣氛，緩解勞累，他們似乎是早已準備充分，亮出了招待貴賓的“底牌”，通過曾經首任新中國上海第一任市長的陳毅外長，特別邀請周恩來前往劇院，觀看上海排練不久、將要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周恩來一聽，頓時來了精神，當即點頭應允。陳毅外長心領神會，表示願意“舍命陪君子”。一行人在爽朗的笑聲中驅車來到演出現場。
7月中旬的上海，正值盛夏，文化廣場屋麵是用厚厚的鐵皮圍成的，不但簡陋，而且悶熱。主辦方一麵組織演員重新排練，一麵進行清掃降溫，消防車分段、分時間不停地往屋頂上灑水，另外還從上海市機關事務局借來了許多電扇，分別對著觀眾和舞台吹風，並采用土辦法，在周圍安放大量的冰塊進行防暑降溫，以確實保證演出的正常進行。
1964年7月13日晚，周恩來被陳毅外長拉著，一起觀看了這台由上海和華東數省文藝工作者3000人發揚協作主義精神創作並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
名為《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的大型歌舞演出，取名點意，不言而喻，這台集音樂、歌曲、舞蹈和詩歌於一體的歌舞，還有一個貫穿始終的大主題，那就是用舞台藝術的嶄新手法，表現了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進程，歌頌了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打碎舊世界，迎來新乾坤的革命奮鬥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創舉。此外，便是在舞台除了總體把握的音詩歌舞畫之外，還在布景設計上獨樹一幟，不僅設置了品種繁多、各式各樣的道具，而且還采用了幻燈投影，作為每一個主題的背景，多樣化的獨特形式，再加上一幕幕激動人心的歌舞場麵，讓周恩來看得簡直是入了迷，渾身的熱血在飛速地奔騰著。善動感情的周恩來心潮起伏，思緒萬千，感慨良久。觀看演出當中，周恩來的心中突發一個大膽的創作設想:隨著國民經濟的好轉和建國15周年的來臨，用綜合藝術的形式，搞一部像樣的大型歌、舞、詩相結合的晚會，來頌揚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曆程，供國慶獻禮演出，該是一件多麽有意義的事啊！大歌舞的演出非常成功，周恩來特別受到鼓舞。 當天晚間11時許，周恩來與陳老總在錦江文藝俱樂部，接見了市文化局局長孟波和擔任大歌舞藝術指導的副局長許平，共進夜宵，每人一碗綠豆湯。席間，周恩來爽朗地說:“晚會總體是好的。但有兩個問題:第一跨度太長，就演到建國時停止為好;第二點，晚會沒有寫遵義會議，這是很大的不足。在黨的曆史上，遵義會議很重要，它確立了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從此帶領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俗話說:客走主人安。但是，在這一夜，作為客人的周恩來卻失眠了。 如果說當年抗美援朝的勝利喜訊傳來，周恩來異常興奮地喝了茅台酒而難以入睡的話，那麽，今天、今晚的一場別開生麵的歌舞演出，雖然並沒有喝酒，但同樣激起了他本不平靜的心房。當時，在觀看演出的時候，平時一直是以沉穩鎮定見長的周恩來，實在是按捺不住激動的心，側身對身旁的陳老總附耳道出自己內心埋藏已久的設想:“你看，這不正是長時間以來咱們想要尋找的一種藝術形式嗎？！這種史詩般的作品，正好能反映出我黨幾十年走過的光輝曆程，你說是嗎？我們親身經曆過的偉大事件，正需要這樣的偉大作品表達出來。”陳老總也同樣是深愛這種有氣勢、有思想內涵的歌舞，他一個勁地點著頭，表示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和設想。
午夜時分，周恩來仍然沉醉在眼前沒有消失的歌舞場麵，盡管演出的節目還有待於進一步推敲和改進，但總體的演出效果和編創水平足可大加推廣，此時，一個宏偉而龐大的演出計劃，在周恩來的胸中運籌帷幄、漸行漸近了！如果說三年前部隊演出的《革命曆史歌曲大演唱》，是重點從開創革命根據地的軍隊發展行程為著眼點，而現今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則是在此基礎之上，有了更深邃的思想內涵，也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再過兩個月，馬上就是建國15周年的慶典了，這樣一部薈萃音樂、歌曲、舞蹈、詩歌於一爐的大型文藝作品，應該搬上首都的舞台，並且還要推廣開來，在更大、更廣的範圍排練演出，從而以宏大、完整和係統的磅礴氣勢，來形象化、藝術化地反映中國共產黨所一路走來的風雨曆程。想著，想著，周恩來的思路越來越清晰，他索性起床，信步來到窗前，推出窗戶，迎著夏夜的風，望著遠處江水滔滔映襯著大上海不夜城的燈火輝煌，轉念又想，要想搞出這樣一部氣勢恢弘的作品，在短短兩個月內，絕對不是那樣簡單，因為整台演出既要體現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全中國人民艱苦奮鬥的光輝曆程的波瀾壯闊，又要是一部集思想性與藝術性相結合的大手筆，不能弄成生硬教條、生搬硬套的教科書，憑借著對藝術知識長期的積累以及對藝術規律的深刻了解，周恩來深知這其中的難度絕非一般，為此，他決定自己身先士卒，親自主抓，以北京的《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為基礎，另起爐灶，組織和調動北京、上海和部隊的相關文藝團體，共同合作，集中最優秀的“兵力”，上演出一台空前絕後的舞台精品大戲。
周恩來成竹在胸，以在京的文藝團體為骨幹，抽調上海的一些創作人員和全國文藝精英，以上海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為基礎，搞一台慶祝建國15周年的大型晚會，向國慶獻禮。這台大型晚會，當然就是後來影響了幾代人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東方欲明，隻待破曉。周恩來的一番見解和道白，立即得到了陳毅外長的肯定和讚賞。 回京後，周恩來首先找來中宣部、國家文化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的有關負責人，暢談設想和總體思路後，得到一致讚同，大家群情激奮，各抒情懷。於是，周恩來當場拍板，此事具體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掛帥，會同召集總政治部文化部的領導人一起組成工作小組，立即開始籌備。
7月18日，周恩來在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各部黨組成員會議上，在以縱論國際形勢為主題的談話中，周恩來再次情不自禁地把話題轉向關於大歌舞演出的方麵，他心情振奮地在會上把自己的想法一語道來:“我們這次國慶要大慶祝一下。這回我到上海，陳老總把我拉去看了一個上海3000多人的歌舞，很動心，我看還不錯。有這麽一個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國慶中，把我們革命的發展，從黨的誕生起，通過藝術表演，逐步地表現出來……請周揚、徐冰同誌及有關方麵的同誌幫助搞一下。現在離國慶隻有兩個月了。總之，要有人寫，要寫幾首壯烈的史詩。請周揚同誌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個歌舞，它是一個國際歌一唱，下一幕馬上就到了井岡山，這個也太突然了……”周恩來侃侃而談，上下縱橫，揚長避短，躊躇滿誌地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大歌舞演出抓好。
兩天後，周恩來在約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對外文委和文化部負責人談話當中，除了批評有關人員對在北京舉辦音樂會演和亞洲文化藝術國際文化藝術活動所存在明顯的官僚主義作風外，再次重點部署了有關大歌舞的具體工作:“在國慶15周年之際，以這樣一部大歌舞來反映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曆史，是非常需要的，它表現革命的精神和新的氣象，這個大歌舞非搞不可。時間雖然緊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有總政文工團的‘革命歌曲大聯唱’，還有‘飛奪瀘定橋’等表現革命曆史題材的舞蹈，以這些為基礎進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來的。” 7月24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周揚，召集國務院外辦、對外文委、文化部等方麵負責人，對搞大歌舞問題進行了仔細研究、論證，做出決定，並以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向中央寫出請示報告，提出用綜合藝術的形式，搞出一台高度概括性的表現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進程的大歌舞，以供國慶演出。
會議之後，周揚馬不停蹄地會同國務院文化部、總政治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宣傳部等方麵的負責人，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地開始進入真槍實彈的操作倒計時階段。參與大歌舞籌備工作的每一個人心中都深深地明白，這是一場重大政治任務的攻堅戰，也是以藝術創作的形式向共和國15周年大慶獻上的一份厚禮。有關人事組織、人員調動涉及到北京、上海兩地，牽扯到國家級、地方和軍隊各文藝團體，線索繁雜，陣容龐大，必須按照一個排練大歌舞的總計劃報告，方可由中央來統一協調。
首先，項目組負責人員對大歌舞的名稱就進行過不止一次的爭論和探討，最後，當然是舍棄了《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這兩個大型歌舞的既冗長、又口號式的名稱，最後經過群策群力的費心思考，初步將之定名為《燈塔頌》，最後又由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李偉積極提出建議，終於確定下以陝北民歌《東方紅》為其演出總名稱。
時隔三個夜與晝，周恩來結束對朝鮮的訪問，如期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周揚就以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向陸定一、康生、周恩來、彭真遞交上一份名為《關於國慶期間演出大型歌舞“東方紅”問題的請示》。報告中除強調了排演以表現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曆程的重要性之外，還完整地分類注釋說明了這個大歌舞的規模、內容、藝術表現形式以及組織領導工作的分工明細。周恩來接過報告，逐字逐句進行細致審看，仔細審閱和修改。
7月30日，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的寓所裏，召集有關方麵負責人會議，對大歌舞的問題做最後拍板。就周揚報告中所提出的一係列問題，召集中央宣傳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國務院文化部等方麵負責人開會，一方麵聽取他們匯報這一段時間的工作進展，另一方麵著手解決開展工作中遇到的實際難題。在聽完匯報後，周恩來站起身來，發表自己的意見:“這部大型歌舞的名字就定為《東方紅》;我們要爭取按計劃在國慶15周年之際完成，但考慮到創作上的困難，萬一10月1日趕不出來，也不要緊，等於對我們大家進行了一次革命傳統教育，一次黨史教育;在組織和排演過程中，大家要敢於創造……《東方紅》這部大型歌舞我要親自抓，有問題解決不了，你們直接找我。為了工作方便，由中宣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國務院文化部等方麵的有關同誌組成領導小組，作為具體抓創作、排練的‘總指揮部’”。
8月1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37周年紀念日這一天，周恩來欣然在修改後再次呈報的專題演出報告上，鄭重地寫下“同意”兩字，並隨手簽下自己剛勁飛灑的名字，正式通過了周揚的報告，決定大歌舞立即上馬，爭取在國慶節上演。隨即，雷厲風行，周恩來親自“點將”，起草和初步擬定了一個13人組成的領導小組名單和組織指揮小組名單。領導小組組長:周揚;副組長:梁必業、林默涵……組員:齊燕銘、張致祥、陳亞丁、周巍峙、許平、呂驥……組織指揮小組（後又稱大歌舞“總指揮部”）主任:陳亞丁（時任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副部長）;副主任周巍峙（時任文化部代理副部長、文化部藝術局局長）、許平、李偉、時樂蒙、胡國光6人。“總指揮部”下設各分級機構，各司其責。
為了充分確保報告中的各條款均能得以貫徹落實，周恩來還事無巨細地審批了與有關同誌當麵談定的下列原則內容: （1）全力爭取搞好，並在國慶上演，若屆時還搞不好，或編排時有大缺點來不及改正，就推遲上演，用京劇現代戲代替; （2）參演隊伍主要以部隊各文工團（總政文工團是主力）為主，政府所屬文藝單位的地方演出團體為輔（中央歌舞團、中央樂團、東方歌舞團都參加），並與上海一部分編、導、演人員合作; （3）領導小組13人和組織指揮6人名單附後; （4）這一工作另行成立組織，不要影響文化部和各協會領導人員的整風; （5）朗誦詞和歌詞在確定後，須送彭真、陳毅、定一、康生同誌四人最後審定。 至此，大歌舞《東方紅》的籌備、創作及排練準備工作，正式全麵拉開帷幕……
兩個月後，奇跡出現了！1964年10月，在新中國的文藝舞台上，誕生出一部影響國內外、盡人皆知、意義深遠的經典文藝作品——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東方紅》通過音樂、舞蹈、歌曲、詩詞、朗誦等多種藝術形式，高度概括地展現了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進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的曆史畫卷，是一部集新中國文學、曆史、音樂、舞蹈等於一體的經典作品。它的出現，既是曆史的一次凝練總結，也是文化藝術的一次輝煌檢閱。整台演出由首都及全國3700多名部隊和地方專業、業餘的文藝工作者聯合演出，演出陣容強大，製作嚴謹認真，音樂、舞蹈、歌曲及各種藝術門類的表現達到同時代最高的藝術境界，正式公開演出之後，立即造成空前巨大的轟動效應，引起群眾的極大凡響。後來，在同一世紀的1995年，該劇被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授予“二十世紀華人音樂舞蹈經典”。
在舉國上下歡慶建國15周年之時，首都北京的文藝舞台上所隆重推出的文藝盛典作品——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自10月2日在人民大會堂首演，即刻受到當時前來中國參加國慶慶典和觀禮的國際友人和廣大觀眾的一致盛讚。可以這樣說，《東方紅》的創作成功，絕不是偶然得來的，周恩來早就曾經不止一次地公開說道:“《東方紅》是在1961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集體創作並演出的《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和由此而衍生的1964年由上海和華東數省文藝工作者創作並演出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這兩個大型歌舞的基礎上，創作排演出來的。”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創作，從1964年7月中旬開始創意籌備，軍隊係統各抽調文工團即刻緊鑼密鼓、加班加點地按照“一級戰鬥任務”進行突擊趕排。 8月5日，周恩來審看初排場景後，提示和叮囑大家，一定要將政治性和藝術性、形式和內容緊密地結合起來; 8月12日，該項節目的創作與排練活動全麵展開，北京、上海各路人馬齊集首都，解放軍和政府部門各方麵的藝術人才和業餘文藝骨幹也加盟其中，全體演員在最短時間內報到後，集中和分頭開始夜以繼日地緊張排練; 9月16日、1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在1964年國慶前的第9次中央專門委員會工作會議，然後，就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東方紅》的排練上。
從9月中旬至下旬，他曾經多次審查排演的節目和朗誦詞，排除排練過程中存在和出現的新問題，還經常召集有關人員就各個情節和細節進行仔細研究，親自斟酌，反複推敲，並將由他親自審改後的方案和朗誦詞，在交給周揚、周巍峙、陳亞丁等人手裏時，鄭重其事地說道:“《東方紅》中要突出表現毛澤東思想，要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努力做到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要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要采用史詩的寫法，既是粗線條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動人，在創作上要敢於打破框框，標新立異，要注意藝術風格、藝術手法的多樣化。平板、單調、貧乏的東西，不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藝術享受，不僅不能傳播毛澤東思想，反而違反了毛澤東思想;在創作中要把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結合起來。” 9月25日，進行整體節目的全麵審查;
10月2日，正式在人民大會堂首場公演。 3700多名文藝工作者在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完成了總體籌劃，文學創作、音樂創作、舞蹈編排、舞台美術設計、演員合演等一係列高難度、高強度的步驟，這一文藝作品創作成功的模式，堪稱世界奇跡，同時也充分展現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文藝創作一盤棋的成功範例。 然而，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產生、創作和獲得的效果，並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形成的，正如周恩來所言，是結合了在1961年8月1日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集體創作並首演的《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由上海和華東數省文藝工作者創作並演出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這兩個大型歌舞的基礎上，創作排演出來的。
排演《東方紅》這樣的大歌舞，其難度主要來自於政治方麵的壓力。當時，文藝戰線與全國各條戰線一樣，依然處在調整的主線和階級鬥爭的副線相互交織之中。早在1963年的12月12日，毛澤東主席就曾在一份《文藝情況匯報》上做了這樣的批示:“各種藝術形式，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在中宣部寫的《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的未定稿上又作以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1964年8月15日，文化部黨組織根據毛主席對文藝界的批評，整理出《檢查工作簡報》，周恩來在過目之後，除了也在文件上作以批示之外，對自己親自主抓的《東方紅》一事，更加慎重，同時，也堅定了排演成功的決心。在排練現場，他堅決不同意有表現“南昌起義”的演出場麵，而是要求一定要重點地突出毛澤東領導和發動的“秋收起義”，但對於此處有悖於曆史的真實性，最後方才勉強同意解說的朗誦詞上加上一句:“南昌起義的槍聲，響起了第一聲春雷……”後麵伴隨著述說“秋收起義”的朗誦，拉開了表現該劇情的舞蹈場景。
長期對文藝進行基層調查、並了如指掌的周恩來，心裏非常清楚，目前的文藝界盡管出現一些需要整改的問題，但並沒有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嚴重，更沒有都已經“爛掉”，本著“寧可少些好些”的原則，所以，他力圖以《東方紅》的如期推出和演出成功，用事實來有力地證明這一點。同時，周恩來也時刻提防特殊人物江青的無理糾纏和多方幹擾，把江青曾打入“另冊”的許多著名藝術家和文藝界知名演員，重新公開地請到舞台上來;對於演出的整體質量，他再三強調交代“總指揮部”，要從部隊文工團、中央歌劇團、中央樂團、東方歌舞團、民族歌舞團等文藝團體抽調最優秀的藝術人才，尤其是毛主席的詩詞，要譜寫出最好的曲調，用最好的演員來演唱或朗誦;此外，在歌曲挑選上，周恩來同意啟用一些早已經在民間流傳、在大眾中傳唱的一些民主革命時期的著名曲目，針對江青否定的由賀綠汀作詞譜曲的《遊擊隊之歌》和由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周恩來堅決不同意，盡管創作者當時已經受到錯誤的批判而“靠邊站”，但是，由他們在那個非凡年代裏充滿革命激情所創作、且為廣大人民所接受、並引起強烈共鳴的時代最強音，真實地、充分地反映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既有強烈的時代感，也是政治性和藝術性完美統一的文藝精品。故此，麵對江青的淫威，周恩來把手一揮，果斷而堅定地說:“這是人民群眾批準了的東西，我們沒有理由不采用。” 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幾經反複的回合，《東方紅》在排除江青的種種刁難和許多並非藝術本身所帶來的難題，終於按照周恩來用心良苦的總體構思、全程策劃和具體指導，“要迎著困難上，不要怕一波三折”，正像篇名所言，《東方紅》一劇，猶如東方紅日，黎明晨曦中，終於在雲蒸霞蔚中，噴薄而出，放射出萬道金色的霞光。
《東方紅》成功了，參加演出的所有演職員們疲憊的臉上，露出了欣喜若狂的神情，泛起了雖苦猶甜的由衷感受，聯想3年前那台最初形成的歌舞《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自然會讓參與者形成對比，感觸良久，感想頗深。
1960年，空軍司令劉亞樓上將隨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組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代表團出訪朝鮮。 出訪期間，朝方因地製宜，“別出心裁”地在一個大機庫裏，盛情招待中國外交軍事最高長官，並演出了一場大型歌舞劇《三千裏江山》。整台大歌舞由朝鮮戰爭年代的歌曲和舞蹈加工而成。全體專業演員再加上朝鮮人民軍將士共計3000多人，氣勢磅礴，雄偉壯觀，令酷愛文藝、在軍中享有“能歌善舞文司令”之美譽的劉亞樓，情不自禁，喜上眉梢。
劉亞樓在歸國途中，路過沈陽，又觀看了沈陽軍區招待他的一場文藝晚會，側耳聆聽著晚會上演唱的4首革命曆史歌曲。不知道是觀看當中觸發了他對革命戰爭年代的往事追懷，還是讓他在感覺上與朝鮮的大歌舞相互串聯在一塊，劉亞樓不禁若有所思，浮想聯翩，是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鬥爭20多年，在此期間，根據地和解放區的人民在長期的戰鬥當中，曾創作出了一大批深受軍民喜愛的革命曆史鬥爭歌曲，並且在民間也很流傳。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黨中央和解放軍總政治部曾多次發出號召:在全國範圍內大力進行革命傳統教育，鼓勵廣大文藝工作者多多創作出充滿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昂揚革命精神的文藝作品，去鼓舞全國人民和全軍指戰員的鬥誌，去爭取和改變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劉亞樓想，用大歌舞的藝術形式正是宣傳和落實中央政策以上的最佳詮釋。
當年的下半年，劉亞樓在杭州開會的時候，特意把自己醞釀已久的設想，當作布置的一項工作任務，將演唱革命曆史歌曲的這一特殊使命，交給了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總團副團長張雙虎。張團長回到團裏，迅速召集會議，提到演唱革命曆史歌曲，總團黨委負責人員當然清楚事情的背後還有一段這樣的插曲，那是在1959年6月1日第二屆全軍文藝匯演的當中，開幕式上的第一個節目，就是讓全軍百名老將軍合唱團演唱革命曆史歌曲大合唱，一時間，在全國和全軍都傳為佳話。然而，也就在這次全軍文藝匯演上，空軍的獲獎作品最少。劉亞樓司令因此對空政文工團黨委提出了嚴厲批評，並指出:“帥有問題。”這次領命後，總團黨委負責人員自然是不感絲毫怠慢，並以總團黨委的決定下發紅頭文件，具體指定由總團副團長牛暢來負責，讓文工團先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集中力量演唱好革命曆史歌曲。全團上下鉚足了勁兒，要打一場漂亮的翻身仗。
首先，團裏製定規劃，依據線索，摸清事情的原委，他們得知隨羅總長、劉司令同去朝鮮的還有總政歌舞團，就馬上派人去“總政”要來當年朝鮮演出的節目單，一看上麵寫著:大型音樂舞蹈史詩《三千裏江山》。這樣以來，來龍去脈，一清二楚，大家統一思想，下決心創作出一台與之相同的以演唱革命曆史歌曲為主的大歌舞來。
然後，領導班子成立，編劇組有牛暢、佟承傑、朱正本、張士燮、姚學誠、胡大德、穀娣、孟兆祥等人聯合組成。整體演出方案確定後，1960年年底，團裏迅速就派出以詞曲作家張士燮、朱正本、姚學誠、陳傑等為主的采風創作小組，奔赴江西等革命老區，係統搜集整理革命曆史歌曲。
張士燮等一行風塵仆仆先後深入井岡山、吉安、永新、安福和南昌等地，搜集到許多民風淳厚的革命曆史歌曲，在茨坪敬老院，老紅軍戰士李新珠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工農兵聯合起來》，井岡山革命老人賴發秀，也能夠十分準確地唱出《送郎當紅軍》。1961年的2月，張士燮等人恰好在九江市趕上觀看了江西省民間文藝匯演，吉安地區的業餘演員所演唱的一首送別紅軍的歌曲，給張士燮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歌曲的曲調非常口語化，唱詞中夾雜不少俚語和方言，極富地方特色和區域風情，旋律婉轉優美，琅琅上口，容易學唱，歌詞充分表達了當年老區人民送別親人當紅軍的真摯情懷。在演唱現場，張士燮、朱正本等人有感而發，當即把歌詞和曲調的大意抄寫下來，並且如獲至寶般地連夜整理筆錄和曲調，並將之收入到《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當中，名為贛南民歌——《十送紅軍》。
作為有功之臣的張士燮等人，除了搜集整理革命曆史歌曲之外，他們還把1959年第二屆全軍文藝匯演中空軍文工團創作的舞蹈《葵花舞》、成都軍區根據油畫創作的群舞《飛奪瀘定橋》(即《英雄戰勝大渡河》）、1961年廣州軍區戰士歌舞團根據著名軍旅雕塑作品創作的雙人舞《艱苦歲月》等，都進行了有機的加工再創作。後來這些歌曲和舞蹈有13處之多，再經過修改、提煉和加工，最後都放進了1964年創作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裏麵。
所以，後來文藝界知曉《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創作由來的專家們，一致地認為，1961年創作的《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是1964年建國15周年演出《東方紅》的“前創篇”;1984年為建國35周年創作的《中國革命之歌》，可謂是《東方紅》的“後續篇”。而1964年由上海和華東數省文藝工作者創作並演出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實為《東方紅》的“過渡篇”，四者的題材、體裁和類型同為“大型音樂舞蹈史詩”，鑒於時隔20年後出現的《中國革命之歌》是《東方紅》整體內容的重疊和演變，故此，稱之為《東方紅》的“延伸篇”更為恰當。《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與《東方紅》三者之間，在四年當中的層層遞近，相互關聯，名副其實地共同構成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高潮迭起、激情交響、遙相呼應的“三部曲”。
當初，演出單位的空政文工團對於《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這個大歌舞的名字，曾經提出過疑義，因為總感到名字太過於直白，沒有文學和藝術化的色彩，在這之前，有關主創人員挖空心思地另給起了一個名字，名叫《狂飆曲》，其中的“狂飆”二字，出自於毛澤東1930年創作的詞《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中的最後兩句:“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可是，在報送定奪的時候，當即被劉亞樓以“太抽象”給一言否定了。臨近公演之際，主創人員仍不死心，本著為藝術負責的態度，又欲提出大歌舞《光輝的曆程》的名字，劉亞樓得知情況後，頗感納悶，便質問總團黨委負責人員:“我讓你們唱的是革命曆史歌曲，什麽時候叫你們改成大歌舞了？”在此之前，總參謀長羅瑞卿曾得知空政在趕排一個由300人組合的大歌舞，就直截了當地說道:“什麽大歌舞？人家朝鮮一台大歌舞弄了3000人，你們有多少？出什麽風頭！回去告訴你們劉司令，叫他不要搞了！”所以，劉亞樓發火了:“誰叫你們搞的，你們懂得什麽光輝的曆程？”同去的空軍政治部主任王靜敏、總團副團長牛暢、董琚、歌舞團團長汪洋麵麵相覷，沉默寡言。半晌，還是牛暢打破寂靜:“王主任，你看怎麽辦？我們實際上是個表演唱，也叫大活報劇，我看不如改個名，幹脆就叫《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吧。”當時，團裏四處派人，聞風而動，分頭行動，總算將報紙上的海報和已定演出的節目單，全部都給改為統一的名稱——《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
1961年8月1日，《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隆重首演，後移至民族文化宮演出，在京演出8天，觀眾達22000多人，好評如潮，後又招待演出多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反複播放，電台還組織歌曲教唱。該劇選取了土地革命、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的46首革命歌曲，並配上舞蹈表演，形象生動地概述了中國革命的光輝曆程，描繪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武裝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經過鬥爭、失敗、再鬥爭，直至取得最後勝利的全景圖畫。
《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共為9場16景，分為“序幕”、“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萬裏長征”、“長征途經婁山關/途經彝族民區”、“勇奪瀘定橋/爬越雪山/三大主力會合”、“過草地”、“勝利到達臘子口/渡黃河北上抗日”、“日寇侵占東北三省/共產黨發動抗日救亡”、“歌頌革命聖地延安”、“歡慶抗日戰爭勝利/革命隊伍成熟壯大”，從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開始，到慶祝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整台共演唱了約46首歌曲，其中很多是廣為傳唱的經典之作，如:“國際歌”、“送郎當紅軍”、“(西江月）井岡山”、“八月桂花遍地開”、“十送紅軍”、“(憶秦娥）婁山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七律）長征”(即“紅軍不怕遠征難”）、“鬆花江上”、“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義勇軍進行曲”、“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到敵人後方去”、“遊擊隊之歌”、“新四軍軍歌”、“太行山上”、“延安頌”、“咱們的領袖毛澤東”、“南泥灣”、“東方紅”等等。主要演員秦萬檀、孟兆祥、羅棠因、羅棣因、魯藝顯、宋世珍、蘇海玲、辛佩文、王金山、劉治普、張毅、高國棟、李光、陳小曼等演員均來自於空政文工團，獨唱秦萬檀、馬玉濤、潘天惠，解說白景晟。在演出形式的表現處理上，並不是簡單的大合唱，而是有詩、有舞、有人物、有情節、有舞蹈、有演唱;在舞美設計上，采用了當時最新的舞美技術——翻拍機製作舞台幻燈投影技術，後來廣泛應用於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和“樣板戲”舞台以及眾多電影的創作當中。
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林彪、羅榮桓、羅瑞卿、劉亞樓、彭真等黨和國家及軍隊領導人先後觀看了演出。羅瑞卿看完演出後登上舞台，一反常態地對演員們說道:“什麽大歌舞，明明是歌劇嘛！”成績麵前，劉亞樓也自然是感到臉上有光，他笑口常開，高興地說:“你們改得挺好的，我叫你們唱歌，你們舉一反三，做對了！……我們空軍常委請大家吃飯，祝賀演出成功！” 一曲《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形象生動地再現了中國革命的光輝曆程，熱情讚頌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鬥誌。為了普及對廣大軍民的傳統宣傳和思想教育，讓更多的人們看到《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1962年5月26日，時任國防部長的林彪親自批示，命令中國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將其拍攝成彩色舞台藝術片。林彪的這項“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式的指示，卻讓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廠長陳播一時犯了難，因為當時按配額比例，八一廠每年隻有一部進口“伊斯曼”的彩色膠片供應，而當年八一廠的這一彩色膠片，早就配給了李俊導演的重點影片——新中國第一部反映西藏人民翻身解放的故事片《農奴》。無奈，林彪的批示下來後，隻得臨時將彩色膠片用於《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的拍攝，而《農奴》則改由黑白膠片代替。
八一廠以拍攝軍事題材故事片見長的華純，他所導演的這部《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除了保留全劇的歌舞精華，而且還利用電影藝術的視覺效果，把整個演出貫穿的大量音樂舞蹈，以非常簡潔、明快、緊湊的鏡頭和畫麵，進行洗練的情節處理，以原劇已經設置男主角聲情並茂的演唱統領全片，還適當以雙胞胎當兵和戰地重逢的細節，進行恰當的點綴，從而使全劇更顯得生動。更為可喜和勇於探索的是，影片的拍攝跳出有限的舞台，在攝影棚和實景當中進行遊刃有餘的穿梭、鋪延，還適當地穿插了一些大海汪洋、波濤翻卷、雲山霧罩、霞光萬道等絕佳秀美景色的空鏡頭，作為背景，以顯示出影片的宏偉氣魄和壯麗圖畫，這樣一來，虛實相互結合，從而形象生動地再現了中國革命的光輝曆程，讚頌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鬥誌。影片於1963年12月拍攝完成，並在全國正式公映。
其實，在觀看空政集體創作演出的《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的一段時期內，周恩來就存在著一些想法: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步好轉和建國15周年的慶祝，需要有一台規模更大的文藝節目來迎接1964年的國慶盛典，來鼓舞人民和增強人民的鬥誌，因此，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創作動機，便提上了周恩來的案頭。 60年代初以來，周恩來在多種場合提到:“在歌舞方麵，我們還沒有搞出一個稱心的東西來。建國初期，看大秧歌還可以接受，現在還保持那樣的水平，就不行！”陳老總力主推薦周恩來到上海觀看大歌舞《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以此促成了周恩來下定決心，為組織創作大型歌舞《東方紅》，提供了客觀的前提條件。擔任“總策劃”、“總指揮”、“總導演”的周恩來，的確為了《東方紅》的創作，耗費了他許多心血，這其中，同樣也包含著他的良苦用心。
眾所周知，1964年的中國文化藝術領域，從轟轟烈烈的前台背後，出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候，文藝界的形勢已經相當緊張，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主席對文藝政策的兩個批示的發表，使文化藝術界開展的整風愈演愈烈;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舉行的首屆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上，康生、江青之流又對建國後“十七年”的文藝進行蠻橫的批判和無理的責難，無疑對建國後文藝界的人員來說是心存芥蒂。為此憂心忡忡的周恩來，在這樣一種令人壓抑的氛圍下，刻意籌劃和批準了一個有3700多人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證明建國以來的文藝成就之外，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想通過一批國內優秀的藝術家和權威人士，參加到《東方紅》當中來，為其藝術生命塗上一層“保護色”，因為以紅色為主基調的《東方紅》，是熱情歌頌共產黨、努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為主題的，這無疑是向內部敵對勢力的巨大挑戰。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是集音、舞、詩、畫等多元化文學藝術形式為一體的世紀舞台經典，其創作是建國以來中國歌舞藝術的一次巡禮，同時，也是對廣大文藝隊伍的一次重要檢閱，演出效果達到了當時最高的藝術境界。 在大歌舞籌備創作之初，就調集了全國各文學藝術等門類的創作精英，搭建最強大豪華的藝術班底。大歌舞指揮部另下設各專業大組，即:導演組，組長:丁裏，《東方紅》舞台總導演;文學創作組，組長:魏風;音樂編導組，組長:時樂蒙;舞蹈編導組，組長:查列;舞美設計組，組長:張敦仁;文學創作組成員另有喬羽、徐懷中、張士燮、章明、賀敬之、郭小川、陳光銳等人組成;舞蹈編導組則包括了以著名舞蹈家查列、胡果剛、金明、李仲林、李群、黃素嘉、孟兆祥等為首的30人，僅空政文工團的舞蹈隊就來了60多人，空軍司令劉亞樓明確表態:“排《東方紅》，我們空軍全力以赴，要人給人，要槍給槍。” 1964年8月12日，全體演員在北京西苑賓館報到，隨後，全麵鋪開，分場次、段落幾十個團，責任“包幹”。北京地區所有文藝團體的訓練場館，以及各戲院、體育館、博物館，甚至旅館大廳都用作訓練用地，以供應演員分場次的同時訓練，日以繼夜，加班運作。
9月25日，合成排練節目統一審查;淩晨，離當天晚上節目審查隻有十幾個小時。在中南海西花廳，當周恩來把《東方紅》朗誦詞逐字逐句精心修訂後，東方初露魚肚白。周恩來提筆在朗誦詞空白處批道:“特急，即送周揚同誌，請予閱正。如改稿可用，請即轉陳亞丁、周巍峙兩同誌，如無困難，可於今晚照此朗誦……” 9月27日，周恩來最後一次審查，他對文藝界的辛勤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為了在廣大人民群眾麵前完整地展現這一恢弘的革命鬥爭的曆史畫卷，周恩來親自批準，同意《東方紅》作為向國慶15周年慶典的重要節目之一，於國慶節期間，對外公演。
經過國慶活動組委會慎重商定，特別將《東方紅》定於10月2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公演。因為9月30日有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舉行的國慶招待會;10月1日的白天首都天安門有70萬人的大遊行，晚上天安門廣場還有重要的觀禮活動。而演出定在素有“萬人大禮堂”之稱的人民大會堂，也是幾經深思熟慮，因為隻有在這個地方，才能夠全方位、多視角、廣焦距地以最佳效果，來欣賞到這樣一部全麵反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進行氣壯山河、翻天覆地的革命鬥爭的史詩性巨作。
《東方紅》從初創到形成，70多個文藝單位，3700多名專業和業餘的演員，前後排練過程，實際上隻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區區45天，短短的1080個小時，《東方紅》不但在藝術上創造了一個時代的神話，樹立起一座形象化的革命豐碑，而且在演出作風上也創造了一次突出的奇跡。這在絕大程度上主要得益於已經“前創”問世的《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和“過渡”成型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作為其堅實厚重的基礎。全劇的歌曲和部分舞蹈均取自於《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個別幾首來自《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因此，則直接加快了排練演出的速度和進展。參加演出的樂隊、合唱隊、舞蹈隊等約3700多人的演出隊伍，整個演出大大小小、中外形式的服裝共有4000多套，有的演員整場要換五六次服裝，全部人員都以嚴肅認真的政治熱情，完全軍事化管理，在後台分一、二、三梯隊上下場，從頭到尾，井然有序，無一點聲息，絲毫不見忙亂的跡象。晚會結束5分鍾後，外國記者到後台參觀時，演出人員已全部離開劇場，這種嚴謹的舞台作風令外國記者豎起了大拇指。
那時，無論前台或後台、分內或分外、直接或間接，在大歌舞背後辛勤工作、忙碌和服務的相關工作人員就有近一萬人。 1964年10月2日晚，夜幕降臨，華燈初放，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慶祝晚會，首演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萬名中外觀眾從四麵八方，身披節日的盛裝，喜氣洋洋地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來到被譽為祖國心髒的天安門廣場，走進雄偉壯觀的人民大會堂，在這萬名觀眾當中，人們欣喜地發現和看到，紅光滿麵的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朱德、陳毅、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盛情陪同特邀前來中國參加慶祝活動的各國貴賓，也信步走進演出劇場。出席晚會的還有工農業戰線的勞動模範、陸海空三軍戰鬥英雄、少數民族代表、歸國華僑、港澳同胞、來自各地的觀摩人員以及首都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幹部、學生、少先隊員及各界著名人士等共一萬多人，晚上8時正，演出準時拉開彤紅色的大帷幕……
1964年10月2日正式公開演出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共分為序目“東方紅”和8幕，分別定為“東方的曙光”、“星火燎原”、“萬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蔣家王朝”、“中國人民站起來”、“祖國在前進”、“世界在前進”。全部演出由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歌曲“東方紅”、“北方吹來十月的風”、“農友歌”、“工農兵聯合起來向前進”、“秋收起義歌”、“雙雙草鞋送紅軍”、“（西江月）井岡山”、“八月桂花遍地開”、“紅軍戰士想念毛主席”、“會師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七律）長征”（即“紅軍不怕遠征難”）、“鬆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到敵人後方去”、“遊擊隊歌”、“解放區大生產”、“南泥灣”、“保衛黃河”、“團結就是力量”、“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解放區的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唱祖國”、“國際歌”等30多首和20多個舞蹈組成，90%的歌曲都是從《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中拿來統一使用，此外，還新創作了“戴鐐銬長街行”、“遵義會議放光芒”、“飛越大渡河”、“情深誼長”、“過雪山草地”、“坐牢算什麽”、“（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讚歌”、“毛主席祝您萬壽無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等10首歌曲，其中包括舞蹈、歌舞、表演唱和大合唱35首，革命歌曲39首，還穿插了18段朗誦，不同的場景表現和變換33處。王昆、寇家倫、鄧玉華、賈世駿、郭蘭英、胡鬆華、才旦卓瑪等著名演員擔任獨唱、重唱和領唱，林中華、白慧雯出任全劇朗誦。
兩個多小時的演出，全場群情激昂，自始至終地沉浸在特定的演出氛圍當中，觀眾席上一陣又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經久不息，激動的淚水和辛勤的汗水，在每一個演員的臉上縱橫流淌著。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朱德、陳毅、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觀看演出後昂首挺胸地健步走上舞台，與演員們一一握手，合影留念，祝賀首場演出取得成功。
10月6日晚，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以舉辦國慶晚會的方式，再次上演《東方紅》，周恩來特別邀請毛澤東主席前往觀看。毛主席在周恩來、彭真、賀龍、柯慶施等人的親自陪同下，與駐京部隊官兵的解放軍指戰員們8000人一道觀看。毛主席知道，這台大型音樂歌舞，是周恩來親自主抓的，雖然全劇以表現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豐功偉績為主，有許多地方明顯地突出毛澤東個人的作用，但由於基本上符合曆史的事實，再加上又是一部藝術化的作品，因此，毛主席看完之後，表示非常滿意，並充分肯定了這部劃時代的音樂舞蹈史詩對當代人民群眾的形象化的教育作用和由此產生出來的積極影響以及深遠的社會意義。還對第一場《東方的曙光》中的“苦難的年代”中舞蹈場景的公園一角布景，提出加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典型牌子，以更好地突出當時的時代氛圍。最後毛主席的意見是:“長了，寫到1949年民主革命勝利就可結束，將來再說社會主義的事。”演出同樣是在熱烈轟鳴、持續不斷的掌聲中欲罷不能。
10月15日晚，周恩來陪同日本芭蕾舞團第三次觀看《東方紅》。當時，以團長清水正夫和副團長兼主要演員的鬆山樹子率領的日本芭蕾舞團，正在北京進行訪華演出，4天前，周恩來禮節性地觀看了由他們演出的《祗園祭》，此番他特意想讓日本藝術家們了解中國的藝術精品，並通過這一經典藝術形式，向外賓展示中國共產黨的曆史行程。演出結束後，好奇的日本客人對這部史詩作品表示出極大的興趣，意猶未盡，請求到後台去看一看，試圖尋找到一個什麽樣的驚奇答案。演職員們夾道歡迎。日本客人對這場大型演出的每一個細節都倍覺新鮮，周恩來便當上了“義務解說員”，對他們你一言、我一語所提出的問題，一一作答。其中，周恩來所回答的問題，不僅包括主題、內容、場景，而且還包括布景、道具，甚至燈光設置、音響處理、舞台調度等專業技術方麵的問題，清水正夫和鬆山樹子聽得都驚呆了，急忙詢問一旁的工作人員和演職員們，大家興奮又感到自豪，並異口同聲地回答:“周總理是我們的總導演啊！” 清水正夫和鬆山樹子頓時明白了，他們倆激動地淚流滿麵，眼睛裏噙著滾燙的淚花，聲音哽咽、無比激動地說道: “你們是幸福的，隻有你們中國有這樣的好總理！”
同時，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還受到許多國際友人的盛讚，認為這是以歌舞藝術反映革命鬥爭和現實生活的一個新範例，紛紛向周恩來等人建議，拍成彩色電影公映。 一曲相思情未了（3）
10月16日下午5點，毛澤東主席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專門親自接見了參加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劇組創作的全體人員，並合影留念。周總理一一將近300人的主創人員介紹給毛主席，毛主席對周總理驚人的記憶力大加讚歎: “總理，你真是好記性啊！”《東方紅》成功的喜悅和領袖的褒獎，讓全體創作人員欣喜若狂。
也就是在10月16日的當天下午，周恩來向大家宣布一個好消息，隻見他走近話筒，激動地說:“在我們中國西部地區，廣大科技工作者和解放軍指戰員協力配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在剛才，我們中國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一時間，全場頃刻像是炸開了鍋，人們歡呼跳躍起來。周恩來揮手示意大家安靜下來，好不容易歡呼聲才稍微小了一點兒，周恩來笑了笑，以詼諧的語氣說:“大家高興可以，可不要把地板給震塌了呀！”頓了頓，周恩來又告訴大家另外一個同樣是令人震驚的消息:“蘇聯的赫魯曉夫下台了！”全場寂靜無聲，空氣仿佛像是凝結了一般，稍停片刻，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再次響起。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自1964年10月2日在北京首次公演以後，連演14場，正式公演前已經預演了8場。當時，場場爆滿，觀眾多達十幾萬人，所造成的空前盛大的轟動效應，是其他任何一台晚會所無法比擬的。 同時，北京電視台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還進行了多場實況轉播;中國唱片社也先後發行了《東方紅》全劇實況錄音和選曲兩種唱片;中國音樂出版社在1965年迅速出版了《東方紅歌曲集》等相關圖書;《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北京和各地報紙紛紛發表演出台本和全劇劇照，並且以顯著標題和大量版麵，刊載評價這部音樂舞蹈史詩的文章、圖片、速寫和觀感等文字資料。一時間，《東方紅》中的每一首歌，都成為人們嘴邊上傳唱最流行的歌曲;其各開場的朗誦詞，都成為許多文藝演出節目中爭相朗誦的串聯詞範本;劇中舞蹈也成了基層文工團和各單位爭先仿效、反複排練演出的保留節目;《東方紅》中的許多歌曲，都以最流行的歌曲，通過廣播、收音機和高音喇叭，時常傳出人們所熟悉和親切的歌聲。
後來，上海、廣州、漢口等地的文藝團體也排演了《東方紅》，仍不能滿足全國各地觀眾迫切要求觀看的需要。
正是由於《東方紅》所造成旋風般的極大聲勢和空前影響，後來又產生了《椰林怒火》、《剛果河在怒吼》、《風雷頌》、《翻身農奴向太陽》等大型歌舞節目。八一電影製片廠還把1965年4月至5月舉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屆文藝匯演中的部分舞蹈節目，以舞台紀錄片的樣式，拍攝成了兩部彩色藝術影片，名為《旭日東升》和《東風萬裏》。前者包括了“旭日東升”、“洗衣歌”、“歡送會”、“比武”、“舂米舞”、“戰三九”、“三千裏江山”、“海上子弟兵”、“一網打盡”、“豐收歌”、“怒火在燃燒”等11個在當時流行一時的音樂、歌舞和舞劇節目，都在部隊文藝團體風靡一時。1976年，又有為紀念長征勝利40周年而排練演出類似《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的《紅軍不怕遠征難——長征組歌》，而意外地出現在幾乎荒蕪10年的中國文藝舞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