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資料圖）
在本世紀下半段，印度肯定要超過中國。很多人認為印度趕超中國是因為它的製度，我不認為如此
在過去一年裏，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我們聽到很多關於中國和世界脫鉤的問題，我想告訴大家的是，中國是國際分工的一部分，中國從國際分工裏實際上是得到好處的，分工不僅僅是對美國有利，對中國也有利。當然這其中會產生很多問題，也就是所謂全球失衡的問題，那我們怎麽來應對這個問題呢？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負麵作用到底是什麽，如何去矯正呢？
聽到最多的矯正方法是，增加國內消費，減少出口，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我覺得這樣一個政策建議，首先是沒有理解我們為什麽會有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其次是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所以才不可能見效。這裏我談一下自己的看法，我們如何來降低經濟增長模式的負麵作用。
中國經濟模式的兩大特點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有兩個特點，第一個是出口導向。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確立的，有兩個理論支持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一個是所謂的“梯度理論”，也就是說把全國分成梯度：沿海地區、中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我們應該先發展沿海地區，然後根據梯度慢慢發展中東部地區，再發展西部地區，這是為出口導向政策奠定了一個基礎；第二個理論支持是所謂的“大進大出”理論，其實就是搞出口加工業，進口原材料，在中國組裝生產，然後再出口。這兩個理論奠定了我們出口導向政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周邊的國家和地區通過采納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經濟都增長非常快，比如說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還有稍後崛起的所謂新興化國家，他們的增長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
再有一個原因，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和美國的結盟，這點非常重要。鄧小平主政之後第一個正式訪問的國家就是美國，訪美時記者問他，你當了副總理第一個訪問的國家為什麽選擇美國？鄧小平說了意味深長的兩句話，他說，你們看戰後凡是跟著美國走的都富裕起來了，戰後凡是跟美國作對的都還很窮。
這些都奠定了我們在80年代的基調。美國也是投桃報李，幫中國進入反蘇聯盟，然後給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待遇——最惠國待遇。最惠國待遇意味著什麽呢？我們對美出口可以享受美國給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優惠條件，比如說它對法國的關稅率隻有5%，那麽中國的關稅率也必須是5%，這對中國出口的快速增長起了關鍵性作用。
實際上如果我們說16、17世紀西方世界的崛起是搭上了亞洲，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經濟增長的快車的話，那麽現在則是中國搭上了美國所構造的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快車，全球範圍內認識到這點非常重要，就是說中國是現存世界體製的受益者。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2001年入世之後中國的出口加速。90年代或更早的時候，貿易的增長速度每年隻有百分之十幾，2001年之後增長速度突然加倍，完全融入世界體係，給中國帶來的好處是無與倫比的。
第二個特點是高投資低消費。我們的投資率一直是在30%~40%，儲蓄率當然更高了，過去這幾年總儲蓄率高達52%，也即是說我們創造的GDP的一半以上都給存起來了。但是投資率隻有42%，這意味著還有將近10%的儲蓄沒有用起來，沒用起來的部分就變成了國家的外匯儲備，給外國人花了。這就是我要說的，我們有浪費性的儲蓄。當然，如果投資率很高，反過來消費占的比重就低。在過去的30年間，我們的消費從占整個GDP的70%下降到現在的48%。這其中居民的消費量隻有32%左右，其他16%實際上是政府消費貢獻的，也就是說相對而言老百姓還是很窮的。這就是我們國家經濟增長模式的兩大特點。
為什麽會選擇這樣的經濟模式
我們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增長模式呢？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們的增長模式是跟人口結構、勞動力結構息息相關的，也就是說這樣一個增長模式是有經濟學道理的。
那我國的人口特點是什麽呢？第一是巨大的農村人口。第二是城市化水平很低。低是和世界平均水平來比較的。舉個例子，菲律賓的人均收入是2200美元，我們的人均收入是3400美元，但菲律賓的城市化率是55%，而我國的城市化率隻有45%；第三是較低的人口撫養比。什麽是人口撫養比？就是不勞動的人口除以勞動人口，不勞動人口是指16歲以下和60歲以上的。中國的人口撫養比是0.4，也就說一個勞動力隻負擔0.4個非勞動力，是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美國、印度都是0.6。
以上的三個條件加起來就會造成三個後果。第一勞動力供給非常充裕；第二勞動力工資上漲比較慢；第三勞動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可能上漲，甚至可能下降，這就意味著國內市場比較小。這三個結果要求我們必須依靠出口。工廠需要一定的規模經濟，中國造的鞋占全球70%~80%，也就是說中國造的鞋供全世界消費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有個規模經濟在其中。中國由於狹小的市場我們必須出口，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選擇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不得已在經濟學上來說就是合理的，而且是最佳的選擇。
剛才所講到的是國民收入支出的部分，下麵要講的是收入部分。從收入部分看，勞動者收入在進入21世紀之後就一直在下降，下降12%。而資本的收入在上升，利潤率在上升。另外政府的稅收所占的比重在上升。這是我們國家很重要的特點。這意味著什麽？意味著老百姓相對變窮了。老百姓收入的絕對數字是在增加，人均收入每年是以6%、7%的速度在增長，但是增長速度卻低於GDP的增長速度，GDP的增長速度每年達到9%以上。
勞動收入比重下降的後果是什麽？就是消費少了。我們知道資本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又重新投回生產中，或者被企業家分紅，但企業家都是較富裕的一群人，我們知道越富有的人，他的平均消費占的比重就越低。比如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比爾·蓋茨，他的年收入應該有四五億美元，而他每年的消費有多少呢？滿打滿算有 5000萬，可以看出消費占他收入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一個窮人他的消費占他收入的多少呢？90%，甚至更高，有些人是負債生活。所以說窮人更多的收入會被消費掉，富人有更多的收入儲蓄起來。
工薪階層收入占的比重相對在下降，結果造成消費占GDP的比重在下降。我們國家的國內市場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儲蓄率就會上升。要知道中國多數的儲蓄不是老百姓增加的，特別是這幾年，存量是老百姓占的最多，增量部分主要是企業和政府帶來的，而不是老百姓帶來的。還要糾正大家的一個看法，中國的老百姓特別願意存錢，事實上不是這樣的。我國老百姓的儲蓄率與印度差別不大，居民儲蓄約占GDP的20%。主要是政府和企業儲蓄高。這些年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增長非常快。2007年，北京市稅收的增長是45%，一年增長了將近一半，到12月份稅收就不收了，收了的話增長可能更多。這種狀況對我國經濟結構的兩個特點影響非常大。
印度和中國采用了不同的發展模式，我們聽到的說法是，印度是世界的辦公室，中國是世界的工廠。印度人聽了特別高興，因為他們比中國高級，中國是給世界打工的，我們是給世界服務的。這都是胡說。印度所謂的高科技產業占GDP的比重不足5%，雇用的人數不超過5%，倒是服務業占GDP的55%左右。印度 40%的人不識字，而中國識字率達到92%。實際上印度沒有搞製造業不是因為他不想搞，而是想搞而搞不了。因為印度沒有我們國家這麽好的勞動大軍。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印度和中國隻不過是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而已，從收入、人口結構都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雖然在同一條發展的曲線上，但卻在不同的階段上。印度最終還是會跟隨中國走，特別是它想經濟高速發展的話，最後必定會走上中國這條路。這是我的一個判斷。
1979年中國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急刹車，使得我們人口紅利的窗口變得非常窄小，這項政策到現在已經有30年了，通常估計還有15年左右的時間，也就是到2035年我國的人口是要下降的。如果真的發生的話，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是空前絕後的。日本人口在下降，現在的人口是1.2億，如果不做改變的話，到2050年日本人口隻有8000萬。我們總說日本的挑戰，我覺得日本對中國絕對構不成挑戰，它是個衰落的國家。為什麽美國還能保持世界霸主地位？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是發達國家裏唯一一個人口正增長的國家。看人口的增長，主要指標是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也就是一個婦女一生生幾個孩子。
現在中國一個婦女一生隻生1.8個孩子，而很多人口學家說隻有1.6個，這是非常危險的。美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是2.2，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保持活力保持人口增長非常重要。看英國，國力增長的時候都是人口在增長的時候，而衰落的階段也都是人口下降的階段。英國是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經曆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所有階段，英國所謂人口紅利階段，即人口轉型的第二階段，較高的出生率和較低的死亡率持續了150年。估計印度也會持續100年，在這個意義上印度會超過中國，就因為它的人口。
在本世紀下半段，印度肯定要超過中國。很多人認為印度趕超中國是因為他的製度，我不認為如此，因為製度在長時間段裏是中性的，中性的意思是大家都會學，中國在過去30年裏學了多少製度，隻要肯變就能學，但人口是學不來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一直在鼓吹中國要改變現在的計劃生育政策，要從現在開始，不能等再過10年人口快下降的時候再改，那來不及了，到那個時候大家都不生了。現在如果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話可以生兩個孩子，但是問問周圍有幾個人想生兩個的。哈爾濱做過一個調查，調查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有多少人願意生兩個孩子，結果是幾乎沒有。因此現在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對我們整個國家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策。
如何矯正
那麽，怎麽降低我們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負麵作用呢？
我具體地評論一下我們聽到的一些建議。首先是匯率，有人說我們應該讓人民幣升值，但作用非常有限。長期而言隻能解釋中國對美貿易盈餘的2%，所以匯率的作用不大，不用去看經濟學分析，單看2005年匯改之後到2008年，人民幣升值了20%，可是外貿出口每年仍然以29%的速度在增長，說明匯率基本上沒起什麽作用。再者調匯率有分配功能，調了匯率之後，人民幣升值5%，我們的企業就要損失5%的利潤。另一點會打擊出口和就業，還會造成不平衡，對有錢人有好處，對收入低的人沒有好處。我自己必須承認我會得意，人民幣升值對我的益處太大了，因為我兒子在國外讀書，人民幣升值10%，我就省了10%的學費。但對國家而言不會有好的影響。而且一旦讓人民幣浮動起來，一下升到5塊人民幣對1美元，這意味著多數企業都要死掉，沒辦法跟顧客去談了，價格要漲是不可能的，那出口一下就要下來，出口一旦下來，人民幣必定要貶值，可能一下會貶回到8，那人民幣就在5和8之間動蕩，這樣的動蕩對其他發達國家來說沒關係，但對發展中國家卻經受不起。
我們的目標是在今後20年或者30年之內，把人民幣變成國際貨幣。國際貨幣一定是個堅挺的貨幣，一個高度浮動的貨幣永遠不可能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為什麽這些年來周邊的國家都願意持有人民幣，就是因為持有人民幣有升值的預期。
第二，提高國內消費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困難。我們的收入增長非常慢，老百姓的收入在國民收入的比重還在下降，在這個時候還要談增加消費有點天方夜譚。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來的時候，當時國家就在談要增加國內消費，特別是要啟動農村消費。就在那個情況下，林毅夫教授提出新農村運動，我們還為國家做了一個項目：如何啟動農村消費。但做了之後根本沒用。過去10年之間農村消費根本沒有起來。如果要提高國內消費就必須要有大的結構性的改變。沒有大的結構性的改變，提高國內消費是紙上談兵。
第三，既然老百姓不消費，那就讓政府消費。48%的消費中政府消費占16%，已經很高了。還要去增加政府消費麽？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長遠之計。現在在金融危機的時候，政府增加投資是有利的，因為政府投資直接而且快。但長期而言不應該這麽做。政府投資效率不是很高，而且過於集中，對增加就業影響很小。
第四，很多人說要降低出口依賴。這本身就不是一個好主意。因為出口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對我們有好處，而且出口多並不是錯，出口多增加儲蓄。錯就錯在沒有把出口帶來的儲蓄用起來，而不是出口本身錯了。
我的建議有幾個。第一個是改善國家的金融體係，更有效地利用出口形成的儲蓄。為什麽有這麽多的儲蓄沒有被利用起來？就是因為金融體係太落後了。首先我們的服務質量就很差，我最怕去銀行，每次去都把你弄得焦頭爛額，我想象的是20分鍾半個小時就可以，但實際上你不在裏麵待兩個小時根本出不來；其次是產品非常單一。
更主要的是金融結構就不對，金融業是向國外開放的，但不向民間資本開放，中小銀行非常少，中國的銀行數是多少？大概不超過160家，還有幾千家農信社，但農信社基本上是維持經營，甚至是虧本經營。相比之下，美國有7000多家銀行，9000多家信用社，還有幾百家存貸款協會之類的機構。但是美國的人口是我們的1/4，說明我們的金融結構是很不合理的。美國有很多小銀行，但我們幾乎沒有，而這種銀行才會給中小企業去貸款。
為什麽中小企業貸款有好處呢？中小企業吸納就業。投10萬元到一個大企業，可能就業的人數隻有1個，但投10萬元到中小企業，就業人數可能就有五六個。製造就業有什麽好處？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而且是增加窮人的收入。窮人有了收入他才會消費。這就是一個結構調整，這樣才能從結構上把消費抬上去。這些年有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企業越來越資本密集化，勞動就業彈性越來越低，這對國家收入分配的影響是很大的。
第二，沒有資本市場。我國的任何一個省份拿出來都相當於世界上一個中型國家到大型國家的規模。浙江是4000萬人口，相當於韓國的人口，韓國是世界上前10大經濟體之一。但是我們沒有地區性的資本市場。上個世紀90年代出現過地方性的資本市場，浙江非常多，農村叫信用協會，但是沒有監管。後來政府開始管了，說這是非法集資。因為政府沒有允許正規的地方性資本存在，所以才會出現所謂的非法集資。地方性資本市場有一個好處就是讓所有的人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我們現在的金融體係是沒辦法讓大家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因此金融業要對民間資本開放。
我也不明白為什麽政府這麽擔心民間資本進入？當然有安全性的考慮。比如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印度尼西亞民間銀行出了很多事。小銀行多數都是民營資本，自己有工廠，攢了很多錢，然後開銀行，把儲蓄通過關聯交易發放貸款，把貸款都發放到自己的企業裏麵去了，其實整個銀行就成了他的錢口袋。危機不來不知道，危機一來發現他的銀行早就資不抵債了，但錢卻追不回來。
但我覺得關聯交易是可以通過監管解決的，不能因噎廢食。的確，國有銀行在過去十幾年裏效率是在提高，因為剝離了很多壞賬，壞賬的成本由老百姓承擔，通過繳稅、購買國債最後把它給消化掉。這是銀行效率改進的原因。
（作者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其近期在浙江長興縣的一次講座，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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