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大業的真實故事:毛澤東宣布新中國成立始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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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五一口號”到開國大典 驚心動魄的一年半

　　由眾多明星出演的電影《建國大業》，將於9月中旬隆重上映。

　　這部紀念建國60周年的獻禮片，以毛澤東等開國元勳們聯合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等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新政協)和組建新政府為故事主線，向人們講述了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段震驚世界的曆史。

　　然而，電影畢竟是電影。《建國大業》背後，在那個壯懷激烈、風雲滌蕩的年代裏，一代共和國元勳們開拓建國大業的真實故事，更能震撼我們。

　　　　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

　　1948年，人民解放軍在戰場上取得節節勝利，中國革命進入新的高潮，人民政權組建在即。全中國、全世界，都在猜測：中國共產黨將組建一個怎樣的政權？

　　對於新政權該怎麽組建，中國共產黨早有準備。在1945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就在報告中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他還為實現民主聯合政府設計了兩個步驟：一是“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二是“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國民黨在表麵上作出妥協。1946年，有多個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商討組建聯合政府事宜。

　　然而，大權獨攬的蔣介石很快就撕毀了契約，挑起全國內戰。1948年5月1日，南京國民大會閉幕，蔣介石“高票”當選總統。同日，《晉察冀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又稱“五一號召”)。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口號鄭重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迅速得到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5天後，民主人士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蔡廷鍇以及無黨派人士郭沫若等，聯名致電毛澤東，認為中共中央的號召是“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他們同時發表通電，號召國內同仁暨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

　　　　“天書”送交毛澤東

　　為了同各民主黨派人士一起商討召開新政協的各項事宜，周恩來煞費苦心，仔細考慮如何把各地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區來。

　　隨後幾個月，在中共中央的周密安排下，沈鈞儒、章伯鈞、蔡廷鍇、馬敘倫、郭沫若等大批民主人士，克服重重險阻，分3批由香港北上，到達解放區。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批準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不久，隨著國共北平和談的破裂和南京、上海的相繼解放，新政協的籌備工作被迅速提上日程。

　　1949年6月11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預備會在香山毛澤東的住所舉行。會議大體議定了新政協籌備會的參加單位、人數和人選，以及新政協大會參加單位和人數等。15日晚，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開幕。出席會議的有23個單位的134位代表，其中“黨員43人，進步人士48人，中間人士43人，其中中間偏右者隻有16人，在進步人士中有15個秘密黨員。共產黨對政協籌備會可保障絕對的領導”。第二天，籌備會協商通過了由21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推選毛澤東為常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任。

　　隨後，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開始確定參加新政協的人選，經過近3個月的艱苦研究、協商，最終確定了662位代表的名單。其中，共產黨員約占44%，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占26%，各民主黨派的代表約占30%。在黨外人士中，進步人士約占1/3，共產黨員加黨外進步人士約達總數的2/3。這樣，既保證了共產黨的領導，又廣泛團結了黨外人士。當時，中央統戰部把參加新政協的人選和各項統計，印製成一本很厚的表冊，毛澤東看後曾風趣地說這是一本“天書”。

　　在662人的宏大陣容中，“包括了各民主黨派，軍隊和各人民團體，各區域、各民族的代表。從階級的成分來說，它有工人，農民，民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從中國革命的曆史來說，它有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1924年大革命以來的參加人物和領導人物；從代表的年齡來說，它有92歲的老翁，也有21歲的青年；從信仰來說，它有唯物主義的哲學家、科學家、文藝家、政治家，也有篤信宗教的基督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從居住的地域來說，有遠在天涯、冒險歸來的海外僑領，也有僻處內地的苗、彝、黎、藏同胞……他們都抱著揚棄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同一心情……空前未有地團結起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

　　　　“我們已經站起來了”

　　隨著各項工作逐一得到落實，新政協會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進入倒計時。

　　1949年9月21日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出席開幕式的包括各黨派、團體代表634人和來賓300人。當毛澤東以沉穩、緩慢的語調莊嚴宣告“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曆史上……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時，會場裏，所有人的眼裏都閃爍著淚花。

　　9月25日晚8點，毛澤東、周恩來約請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田漢、梁思成等18人，在中南海豐澤園開會，協商確定國旗、國歌、國都、紀年等問題。就在大家陷入沉思時，一位身材高大、麵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來，打破了沉默：“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怎麽樣？”此人就是著名畫家徐悲鴻。周恩來聞言，立即表示支持。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也站起來發言：“徐悲鴻先生的這個建議我讚成。”接著，大家紛紛發言，提出自己的看法。經商議，大多數人傾向於在國歌未定以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最後，毛澤東說：“大家都認為《義勇軍進行曲》做國歌最好，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他的話音剛落，屋內就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周恩來建議大家合唱《義勇軍進行曲》。豐澤園裏隨即傳出洪亮而激昂的歌聲。

　　9月27日，政協一屆全體會議一致表決通過：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為北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采用公元，今年為 1949年。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製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9月30日下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張瀾、李濟深等180人當選；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全體委員：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6人為副主席，周恩來、陳毅等63人為政府委員；討論和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和給中國人民解放軍致敬電。

　　10月1日下午3點，剛剛就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和副主席朱德，一前一後，沿著城樓西側的古磚梯道，最先登上天安門城樓。在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樂曲聲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就位。毛澤東隨後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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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部分委員合影。前排左起：林伯渠、司徒美堂、李濟深、朱德、毛澤東、張瀾、劉少奇、何香凝、高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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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朱德等率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入北平。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到西苑機場迎接。自左至右依次為沈鈞儒、朱德、董必武、李濟深、陳其瑗、郭沫若、黃炎培、毛澤東、林伯渠、馬敘倫。

　　到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在1年的時間裏，共殲敵112萬人，使國民黨軍的總兵力，由解放戰爭開始時的430萬人，銳減為370萬人，正規軍由 200萬人減為150萬人；而人民解放軍的兵力，則由解放戰爭開始時的112萬人發展到195萬人，實現了毛澤東“奪取戰略上的主動，由防禦轉入進攻”的戰略目標。

　　此時，對中共來說，建立人民政權已變得越來越現實。

　　　　城南莊驚險一刻

　　1948年3月21日，毛澤東率部從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出發，東渡黃河，經山西進入河北。4月11日傍晚，他和周恩來、任弼時等到達河北阜平縣城南莊，住進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大院。

　　4 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城南莊召開。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和任弼時都出席了會議。這是撤離延安後，“五大書記”第一次在一起參加中央的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會議討論了進一步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和如何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等問題。毛澤東特別提出，中共中央應邀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社會著名人士來解放區，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建國大業。正是毛澤東的這個動議，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參政運動。

　　會議結束沒幾天，一日拂曉，又熬了一個通宵的毛澤東，放下手中的筆，吃過安眠藥，上床休息。

　　正當大家吃早飯時， 城南莊上空突然傳來飛機的轟鳴聲。防空警報隨即響起。毛澤東的警衛員李銀橋聽到警報，心裏非常焦急，徘徊在屋前，不知該不該叫醒主席。

　　這時，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快步趕來：“主席呢？”

　　李銀橋：“主席吃了安眠藥，剛睡著。”

　　聶榮臻：“快叫醒，敵人的轟炸機馬上就到，趕快去防空洞。參謀長，快去拿擔架！”

　　李銀橋衝進裏屋：“主席，醒一醒！敵機！”

　　毛澤東睜開眼，慢慢坐起來，向李銀橋伸出兩個手指示意要煙。

　　李銀橋邊遞煙邊勸：“主席，先別抽了，快走吧。”

　　毛澤東點燃了煙，不慌不忙地說：“投炸彈了？”

　　這時，警衛排長閻長林也進來了：“炸彈下來就晚了！”

　　毛澤東又道：“慌麽子，就是丟下炸彈，也不見得就專找毛澤東嘛。”說著不緊不慢地穿衣服，仍沒有走的意思。

　　李銀橋衝出屋子，向聶榮臻求助：“聶司令，主席他……”

　　聶榮臻帶著擔架闖進了屋子：“主席，快上擔架，去防空洞！”

　　此時，敵機的轟鳴聲再次隱隱約約地傳來。

　　“快！把毛主席抬上擔架，去防空洞。”聶榮臻嚴肅地命令道。幾個人趕緊把毛澤東扶上擔架，抬起來就跑，剛跑進防空洞，就聽見幾聲轟響，隨後便見小院周圍升起了一團團濃煙。

　　敵機共投下5枚炸彈，其中一枚在小院裏爆炸！

　　5個月後，從繳獲的國民黨檔案裏，人們才知道：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小夥房的司務長劉從文，是潛藏的特務，他向敵機報告了毛澤東的準確位置。

　　當晚，毛澤東撤離城南莊。5月27日，他到達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西柏坡，與先期來到的周恩來、任弼時等會合。

　　　　小山村指揮大決戰

　　在西柏坡，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五大書記”進行了分工，其中，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協助下負責全國的軍事指揮。但毛澤東說：“現在到了決戰階段，仗要越打越大，都是關係全國大局的大仗，不要我一個人說了算，重大決策都要集體研究決定。”

　　1948年9月，許世友指揮部隊拿下濟南城之後，毛澤東立刻意識到，人民解放軍已具備攻打大城市的能力。於是，他迅速組織製定了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命令東北野戰軍先南下攻打錦州，造成“關門打狗”的態勢。當時，林彪對這一作戰意圖顧慮重重，怕受到錦西和沈陽之敵的合圍攻擊。為此，毛澤東先後20餘次發電報說服林彪。1948年9月12日，根據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東北野戰軍發起遼沈戰役。到11月2日戰役結束，人民解放軍共殲滅國民黨軍隊47 萬餘人。緊接著，在黃河以南，毛澤東指揮陳毅、粟裕和劉伯承、鄧小平所率的兩支野戰軍，硬生生“吃”掉了國民黨軍隊55萬餘人，實現了淮海戰役的重大勝利。就在淮海戰役鏖戰期間，毛澤東又看準了華北平津一帶的戰場，指揮剛取得遼沈戰役勝利不久的東北野戰軍秘密入關，發起平津戰役。為了防止傅作義軍團南逃，毛澤東命令即將取得淮海戰役勝利的大軍“做出阻擊之勢”。最終，傅作義被迫放棄幻想，率軍起義，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自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4個多月的時間裏，毛澤東通過數百件電報，指揮人民解放軍在三大戰役中取得震驚世界的勝利，殲滅國民黨軍隊150多萬人。至此，中國共產黨控製了長江以北的大半個中國。

　　毛澤東接下來要考慮的問題是：打過長江去，奪取全國性勝利。

　　為了防止人民解放軍南進，蔣介石在長江沿線構築起堅固的防禦工事，號稱“固若金湯”。他自恃有美國的支持，料想解放軍不敢再往南進攻。

　　當時，確有一些國際友人勸毛澤東適可而止，不要引發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幹涉。但毛澤東等對此並不擔心。1964年，他在會見外賓時曾說到這段曆史：“我們同蔣介石打仗，勝利之前，美國有十幾萬海軍陸戰隊駐紮在上海、青島、天津、唐山、北京，或者以此作為根據地，或是臨時駐紮過。但我們一打這些地方，他們就跑，連接觸都不敢接觸……”

　　1949年4月，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與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在北平進行和平談判。4月下旬，由於蔣介石拒絕在和平協議上簽字，毛澤東毫不猶豫地立刻下達命令：“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他已經下定決心——即使帝國主義幹涉，也要打過去，決不實行南北分治。

　　　　北平禮遇民主人士

　　1949年，毛澤東的工作重心已轉移到籌建新中國上。這項工作主要有兩個內容，一是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二是通過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

　　籌備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工作，雖然主要由周恩來負責，但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的一把手，在很多事情上仍然親自出麵。

　　83歲高齡的中國致公黨創始人司徒美堂，要到位於香山南麓半山腰的雙清別墅，和毛澤東談事。毛澤東怕體弱的司徒美堂經不住吉普車的顛簸，就讓工作人員準備好擔架，到坡底去接。警衛人員找不到擔架，毛澤東就讓他們用自己的藤椅做成一個簡易的轎子。司徒美堂被抬上來後，毛澤東雙手挽扶他“下轎”，把司徒美堂感動得連連拱手致謝。

　　新政府應該實行怎樣的經濟政策、外交、民族政策，新中國將用怎樣的國號……對於這些問題，毛澤東虛心聽取其他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意見，並進行充分的討論。比如，關於國號問題，毛澤東在他的講話和文章中，有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時用“中華民主共和國”；黨中央的文件則有時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在新政協的一次籌備會上，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黃炎培(簡稱民建)等人主張用“中華人民民主國”，而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等則主張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毛澤東當時卻支持沿用“中華民國”國號，理由是：共產黨救中國，而不是亡中國，新中國取代舊中國是新政府取代舊政府，不是新國家取代舊國家，共產黨反蔣介石不反孫中山。後來，何香凝解釋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麵包涵了“中華民國”這4個字，其實質是一樣的；“民國”的“民”就是“人民”；孫中山先生一生為共和而奮鬥，“國”自然就是“共和國”。毛澤東聽後覺得有理，就不再堅持。

　　關於這段曆史，曾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後來總結說：“召開政協和擬定建國綱領的過程，突出體現了共產黨領導下的黨派協商精神。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大智大勇、胸懷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確的立國方案，又能虛心聽取其他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意見，平等協商國家大事；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亦能本著共同負責的精神，竭智盡慮，為國獻策，大膽發表意見，敢於進行爭論。這種精神，為我國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種寶貴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