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不僅成為生活的現實而且成為國人的生活方式ZT

作者：翟羽佳

中國大陸一位官員在新加坡考察時詢問新加坡有沒有腐敗，一位新加坡官員說：“我們不敢說消除了腐敗，但腐敗已不再是製度性的，他不再是官員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被控製在社會能夠容忍的範圍之內。”

同新加坡相比，我們的腐敗不僅成為官場的一種生活方式，而且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深深地影響著我們民族生活的現在和將來。大凡遇到涉及切身利益的事，國人首先想到的是找關係走後門。從生孩子進醫院到入托、上學讀書、找工作、開拓事業、打官司、找醫生、進火葬場，凡是有人類活動的地方腐敗的生活方式不僅存在，而且暢行無阻。什麽同鄉、同學、同事、上司、部下、朋友、熟人、鄰居、師生等，皆成為巧取利益的捷徑。人人恨腐敗，個個搞腐敗，腐敗成了民族生存的文化和方式。

人稱：“腐敗是不道德的生活，不道德的生活乃是不可能的生活。”而在中國，腐敗不僅成為生活的現實，而且堂而皇之成為國人的生活方式。中國的貪汙腐敗是世界公認的，盡管幾年來，經過以防“亡黨亡國”的嚴打，大案不斷，可官場貪汙還是前仆後繼，新秀輩出，貪汙的隊伍不斷壯大，金額之巨，令世人震驚。盡管西方社會也有腐敗，但腐敗被限製在社會所不能容忍的程度。而我們懲治也隻能是按下葫蘆起來瓢，解決不了根本性的問題。

王躍生說：“在經濟領域之外，諸如政府結構的多元化和民主化、官僚階層的逐利和尋租行為、腐敗現象的普遍化，這些問題都會在利益重新分配的改革過程中產生巨大的破壞力。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不受到製約的監督的權力越來越有機會有可能聚斂暴富、貪汙受賄…..近年頗流行的‘東亞模式’ 集權政治同自由經濟的結合，在帶來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大都伴隨著政府和官僚機構的普遍腐敗。這種從高層領導到一般官吏的普遍腐敗，往往要到政治結構民主以後才能被公眾知曉。腐敗當然哪裏都有，但有人說東亞模式特別適於腐敗的生存，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國腐敗走到今天的地步，當然與製度有關，但也離不開中國“走後門，拉關係”的社會和群眾基礎。天涯流浪漢說：腐敗已經成了“臭豆腐”，有人對它趨之若騖、也有人對它咬牙切齒，可這些都無法改變它的客觀存在。法律對它無可奈何，輿論監督似乎也無濟於事，理想中的社會總是離我們很遠。它頑固地存在著、生長著，不管是紀檢委，還是反貪局，都無法改變“腐敗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民情。

先有腐敗的政治，而後才有腐敗的上層，然後才是社會的腐敗。腐敗一旦成為老百姓的一種生產、生活方式，它必然會反過來加劇政治腐敗和社會的動蕩。社會自身一旦不能根除腐敗毒瘤，社會大換血必然成為根除腐敗的唯一選擇。方兢著文說：“賄賂這種行為方式已經成為中國國民族性格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且深深地影響和塑造了中國民族性格的幾個消極方麵：個人利己主義、不願鬥爭、缺乏光明磊落的人格、缺乏是非觀念和正義感、缺乏自尊和獨立人格。”

《賄賂——華人的商業模式》一文指出：在亞洲從事商業活動最難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必須學會賄賂，因為賄賂是亞洲的生活方式之一。Lisa Bergson女士文章說，她最近第四次前往亞洲，她的此次亞洲之行成為了接受學會如何在亞洲以賄賂作經商手段的教育之行。新加坡的一位商業界人士說，新加坡人太誠實，他們在中國吃不開。台灣商業界一些人士將亞洲的商業行為這種無所不在的腐敗——賄賂委婉地稱為“華人的商業模式”。盡管美國的《外國腐敗行為法》嚴厲禁止商業中從事腐敗活動，但是，在巨大利益麵前，美國也必須支持和認可亞洲國家的腐敗生活方式，因為要想真正地跟這些人打交道，就必須入鄉隨俗。

儲安平說：“中國人不以理性而以情感駕禦一切的另一個現象即為好講私情……中國實在是一個人情國家，無論大事小事，若有人的關係，總能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所以即便是一封八行或一張名片，在中國社會上無不有它的效用。在中國即無事不講關係，能鑽營的人總要比不能鑽營的人多占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際、請客、接納、趨奉上下工夫，大部分時間耗費於應付人事，而份內的事反無充分的精力去照顧。一般說來，顧私總不免損公，所以我們的社會遂到處充滿著不合理不合法和不公正；一個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社會，自然是一個不健全的病態的社會。”

如此社會的病態，我們為何樂此不彼？！原因就在於我們入鮑魚之肆，時間長了也就不聞其臭了，反道聞出香味來。在這個不幸的世界裏，沒有一樣東西不是不幸的，民風也不例外，至於社會腐敗出到底壞在哪個環節已經沒有論證的必要了。因此，製度反腐是必要的，文化反腐一樣重要。兩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

對腐敗保持沉默是可怕的，漠視更可怕。對腐敗保持沉沒，是對法律製度的不忠；對腐敗的漠視則是對子孫的極大的不負責。最大的腐敗不是貪汙腐敗，而是人民對腐敗的漠視。沉默和漠視是腐敗生長的沃土和肥料。巴爾紮克說得好：“傻瓜旁邊必有騙子。”腐敗的坐大，是中華民族群體不爭的必然。造成這個必然的根源，就在於毛澤東對民間組織和民主黨派的清洗。網友山風賽隆老弟回帖說：“美國一位猶太籍心理學家，把社會性格分為非生產型和生產型兩種，認為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是通過‘社會性格’起作用，實際上也可以說是文化。他的理論也許對您的研究很有幫助。在人格心理學理論中可以找到的。中國這種社會性格可以歸類於 ‘受虐型民族性格’。”

在全麵腐敗的社會，腐敗已經成為了一種無形製度，一種人人都要遵循的規則；在毫無是非的群體，腐敗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人都要適應的生活模式。它不僅影響著我們的製度，而且是影響著我們群體和社會的品質。腐敗影響著任何一個團體、任何一個單位以及社會的任何一個細胞。腐敗浸潤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麵麵，每一個人都難以置身其外。我們已習慣了用腐敗的觀點看問題、看是非，用腐敗的觀點指導生活和行動；我們已經學會了嘲弄清廉的正直，學會了壓製純潔的善良，我們成了正直道德和良好品德的扼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