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繁榮的、物質財富充裕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者和開國者們的理想和追求。透過60年的曆史跨度，中國人民獲得財富、失去財富、恐懼財富、追求財富和擁有財富的曆史，我們看到，任何個人的財富增長和變化，無不跟當時的經濟製度緊密相關。財富積累的效率和合法性，有賴於基本的經濟政治製度安排。 財富對於中國人民是個糾纏著複雜情感的詞匯。
60年來，“姓社、姓資”的討論、個人與集體的矛盾、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分歧，曾長期困擾著中國人的“財富道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國選擇了改革開放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中國人終於可以自由追求財富，享受財富帶來的生活質量的提高。
不久前，國家統計局在最新發布的報告中指出，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2008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為2770美元，中國已經由長期以來的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擁有了他們的父輩難以想象的財富。
現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之際，讓更多的人擁有財富，讓更多的人擁有平等地獲得財富的機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進入下一個財富裏程的奮鬥目標。
黎明村土改記事
新中國的土改運動，令中國農民較為均衡地擁有土地所帶來的財富，生產力也因此獲得極大解放。這種農民對土地產權和收益權的享有狀態，一直持續到人民公社化之前
“共產黨在農村的那些事兒，沒有我沒摻和過的”。貧農出身的楊寶瑞說。 北京市大興區禮賢鎮黎明村的村民楊寶瑞，今年已經82歲。年輕時，楊寶瑞參加過共產黨的地下武裝組織，領導過村裏的土改，後來還擔任過村支書和農信社主任。
如今，他依舊住在生他養他的黎明村——從南五環上京開高速，南行40公裏，在與河北接壤的大興區禮賢鎮出口左轉向東，遠近文明的“甜瓜村”就位於此。回首人生路，楊寶瑞老人說：最快活的時候，還是上世紀50年代初，出身貧農的他，額外分得6畝耕地，等於每年平白多出了1800斤口糧。 吃糠 “又是糠餅子”！記憶裏，楊寶瑞已經數不清是第多少次抱怨母親。
這是20世紀40年代的一個冬天，秋收的喜悅早已淹沒在無窮無盡的對糠餅子的“反胃”當中。母親把小麥殼磨成的糠，混上麩子(小麥磨成麵篩過後剩下的麥皮和碎屑)，再拌上楊寶瑞兄弟3人挖來的野菜，點火蒸成糠餅子，全家7口，一年當中有五分之四的時候靠這個充饑。
楊寶瑞當時精瘦，而肚子卻因為糠餅子脹肚而渾圓。最難受的還不是這個，而是動輒幾天排不出大便。每天晚飯之後，肚子脹得難受的楊寶瑞隻好出門遛彎兒，盼望著走著走著就能“想排一次”，但更多的時候，卻是嗓眼兒裏不住地從胃裏反上來糠餅子的酸氣。
遛彎兒的時候，楊寶瑞有很多時間去“想事情”。十六七歲以後，漸漸懂事的他總是盼望著：什麽時候不再吃糠咽菜就好了。
可殘酷的現實讓他幾乎看不到希望。家裏有12畝薄田，最好的年頭，“一畝地也就是能打上來四五鬥棒子(玉米)(一鬥合30斤)，150斤頂天了”(如今畝產10倍於往昔)。通算下來，一家7口(父親、母親、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奶奶和自己)加起來的口糧也隻有1800斤，均分到每個人頭上，每天隻有7兩糧，“除了吃糠咽菜，還能有什麽路好走”？60餘年之後，楊寶瑞說。即使是糠餅子，也有斷炊的時候。進入5月，舊糧已經吃光，新糧還沒豐收，一年一度的“青黃不接”時節到來，父親就會去找地主韓德善借上兩三百斤糧食。日子再苦，也總有遊手好閑之人，村裏設有賭場，老板正是韓德善。楊寶瑞的父親替韓老板看場子不要錢，楊寶瑞兄弟3人則去給村裏的3戶地主當長工還債。
“我父親和韓德善的關係不錯，利息沒有那麽高，所以我家還算過得去”。楊寶瑞回憶。有些農民則沒有這般幸運，“青黃不接”時去找地主借高利貸，月利三分，利滾利越滾越多，隻好等豐收時拿口糧抵賬。通常情況是：如果你有3畝薄田，每年一半的收成，也就是一畝半的糧食要交到地主手上。
日久天長，村裏還真有兩戶人家因為好賭而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徹底淪為雇農。這些事，楊寶瑞都是聽父親等老人講起，說還有更慘的：家裏實在揭不開鍋，隻好把女兒給地主賣做童養媳，地主付賬的方式是3畝薄田，“等於告訴女孩子，你父母有飯吃了，甭惦著了”！黎明村村支書劉瑞山說。
進入1945 年，撐不住了的日本鬼子終於投降，18歲的楊寶瑞已經成年，終於等到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謀變在第二年，大批共產黨幹部進入楊寶瑞的家鄉，不安分的楊寶瑞加入了地下黨武裝，分到了一把日本人留下的四輪手槍。父親很是擔心，勸他老老實實務農，楊寶瑞不肯回頭，說“你就當家裏沒有我”。
在1946年底，共產黨曾經一度控製了楊寶瑞的家鄉禮賢鎮，以減租減息為主要內容的第一輪土改隨之拉開序幕。楊寶瑞畢竟年輕，甚至沒有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兒”。而國統區與解放區的反複拉鋸也已拉開序幕：國民黨重回禮賢之時，往往又伴隨著地主和富農的反攻倒算。地退了回去，糧食也退了回去，而村裏一起參加共產黨地下武裝的8個年輕人，也被“下了槍”。共產黨地下武裝領導人、一位姓馮的書記秘密把楊寶瑞等幾個年輕人找到一起，勉勵大夥兒別泄氣，“將來還要用你們”！楊寶瑞沒有想到，用得著自己的地方，正是以分地為主要內容的第二輪土改，自己則成了村裏青年隊的隊長。
此時已經是1950年元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已經3月有餘。5個身著軍裝的幹部進入黎明村時，村裏人也接到了信兒，這就是土改工作隊。動員工作拉開了序幕。對於這一輪土改，中老年村民積極性並不高。一來，他們的消息閉塞，擔心國民黨去而複來；二來，上了年紀的人普遍安分守己，對分別人的地、拿別人的東西並不認同——甚至土改之後，韓德善等地主的家門口，還時常放著收割後的棒子-一些農民認為，這些地還是你的，我隻是幫你收割了而已。但年輕人不信邪，也沒有那麽多條條框框。很快，楊寶瑞奉命召集了20餘名與自己年齡相仿的青年。土改工作隊選中了韓德善家中的四合院，開始在數九寒冬裏每日上課，聽眾是自帶板凳的20餘名青年，授課內容則是《土地改革法大綱》。這是楊寶瑞一生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雖然年代久遠，他卻還記得授課的大概內容：(我看毛選、薄一波回憶錄等書，中間不動兩頭平中間一直沒有逗號)中間不動兩頭平(不動中農，把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分給貧雇農)。那時候的村民普遍不識字，所以院子裏也沒有支上小黑板，全靠土改工作隊口傳身教，一教就是一個月。反複講解的難點是階級的劃分。雇農和貧農好理解，可中農、上中農和富農的界限在哪裏？富農和地主的界限又在哪裏？是否牽扯到曆史上的恩怨？土改工作隊的5名軍隊幹部為此快“磨破了嘴皮子”。
楊寶瑞還記得，土改工作隊告訴青年隊的成員們：富農的出租地，不要動。 分地此時，中國共產黨高層也正在為此展開爭論。從1950年2月到1950年6月七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段時間，中共中央總結了曆史經驗，提出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路線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製度，發展農業生產。但從5個中央局(缺西南局)和一些分局、省委、區黨委給中央的複電看，華東局、西北局、華北局認為，不動富農的土地財產，應當包括舊式富農的出租地；中南局和東北局則認為，舊式富農的出租地還是要動(因為有出租即有剝削)。
在省委、區黨委中，也普遍持有這兩種意見。據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回憶，在七屆三中全會劉少奇所作的《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我們所采取的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是一種長期的政策。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都是要保留富農經濟的。” 但在這份報告中，毛澤東又特意加了下述一段文字，為富農出租土地的爭論作了注腳：“在兩年前(指新中國成立前的1947、1948年)，在戰爭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解決，富農還傾向於地主、國民黨一邊，而戰爭勝利又要充分滿足貧雇農的土地要求時，征收富農多餘的土地和其他財產是正確的”。
這說明，對待富農出租土地的態度和原則，在新中國成立前後有一個基本的變化。 1950年春節之後開始的黎明村土改，因為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富農的出租土地因而得以保全。楊寶瑞領導的青年隊一家一戶地核查土地，與農會領導成員、土改工作隊的軍隊幹部反複磋商，最終貼榜公布的分地方案，頗有些現代的行政決議與複議味道，因為“第一次張榜之後，大家是可以提意見的”。
土改工作隊的幹部反複告誡青年隊，土改中不要使用武力。這一條在黎明村的楊寶瑞們身上被執行得很徹底。村裏的3戶地主和其他富農，“並沒有什麽抵抗”。楊寶瑞說。村裏一位叫做劉瑞山的老人回憶，其實，一些富農在土改開展之前，已經把部分土地轉手，一些富農也變為“自給自足的中農”。無形之中為土改減少了許多矛盾和衝突。這一輪的土改和分地很快結束。楊寶瑞全家多出了6畝地，一年多出了1800斤棒子的收成。楊寶瑞每天下地幹活都哼著小調，“美得不行”，“走在路上，你會發現大夥兒都有小調哼著”。
土地改革兩年之後，全國糧食總產量達3278億斤，比上年增長10.6%，比1949年增長44.8%！超過戰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3000億斤)。楊寶瑞至今還記得1952年的春節，自己興致勃勃地去組織高蹺隊、親自上去踩、幾乎閃了腰的往事，“真是從心底裏樂開了花”。
即使是30年後同樣引起生產力大解放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帶給楊寶瑞那種歸屬感的快意，仍然比不上土改，“因為它完全為我所有”。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52年底。之後的互助組和人民公社化，使得楊寶瑞再也沒有找到土改之初從土地上得到的強烈歸屬感
上海永安公司的公私合營史
像大多數留在大陸的民族資本家一樣，郭琳爽那時並沒有想到未來會發生什麽
“我是姓郭的，郭家門第二代的老大，應該留在上海，負責維持有‘傳統性’的企業。”新中國成立後，上海永安百貨公司總經理郭琳爽如此回應人們。
上海解放前，曆經時局動蕩的民族資本家們，很多人在彷徨中選擇了離開。上海永安，這個當時規模最大、並在國外享有一定聲譽的“環球”百貨公司，由郭琳爽的父輩創設。1949年上海解放時，郭琳爽已經執掌上海永安百貨公司帥印達16年之久。像大多數留在大陸的民族資本家一樣，郭琳爽那時並沒有想到未來會發生什麽。新中國成立7年後，永安百貨公司被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郭琳爽不再以資本家的身份行使職權，並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勞動者。1966年，資本家定息年限屆滿，郭氏家族的永安百貨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
“留此盡力維護矣” 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經濟政策失敗，物價飛漲，永安公司損失流動資金百分之八十，價值相當於四萬兩黃金。當時的報紙稱之為“四大皆空”，意即永安等四大百貨公司實力空虛。 郭琳爽不再對國民黨抱有希望，但是也不了解即將掌權的共產黨。父親郭泉則頻頻敦促郭琳爽盡快離開上海，並在香港為其預留了房間。郭琳爽正在去留之間猶豫不決之時，公司洋酒部一名叫夏大義的高級職員找到他說道：“總經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們歡迎總經理同我們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設新上海。” “不要聽信謠言，民族工商業者的財產和人身安全我們是負責保護的。隻要你對人民有貢獻，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 共產黨員夏大義與郭琳爽談了三四個鍾頭。夏大義同時還是永安公司的小股東。
早在1948年底，地下黨員丁盛雅也曾經拜會過郭琳爽。郭當時表示：“公司好比一條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會走的。” 原中共地下黨員趙永明在1963年的一次訪談中表示，除了爭取資本家之外，那時還要密切注意資本家不把東西搬走，不把商品轉移。
1949年5月16日，郭琳爽和堂弟郭棣活共同署名，給遠在美國的伯父郭樂寫了一封長信，表達了不離滬的決心：“侄琳爽、棣活等留滬，不獨為股東權益，與夫事業之前途，抑亦為與多年共患難之同事共同甘苦，苟非以身作則，示人以範，則千秋以後，將無詞以自解，即此一端，已令侄等痛下決心，留此盡力維護矣。” 幾天後，一個朝霞滿天的清晨，永安公司最高層倚雲閣頂端，升起了南京路上的第一麵紅旗。電話裏，郭琳爽告訴關心他們安全的德國朋友：上海解放了！我們都很好，謝謝你。
“當時也是有顧慮的。” 1981年郭棣活在廣州坦承，他和郭琳爽當時打算，如果形勢不利再跑也不晚，“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解放後對工商業有很大幫助，多次約我們到北京，或在上海研究問題。” 慘淡經營 上海解放剛三天，永安公司就開門營業，但也隻能慘淡經營。作為南京路上有名的四大百貨公司之一，永安百貨主要麵向富商巨賈、官僚買辦和大地主經營。解放前夕，這些人大多已經逃離上海，奢侈品和高級日用品失去了銷路。而為工農大眾所需要的普通日用工業品又備貨不多，花色不全，規格不齊，因此生意清淡，月月虧損。
以1955年3月1日發行的新人民幣計算，僅1949年9?12月四個月中，永安百貨商場虧損約19萬元。這期間，由於缺乏流動資金進貨，上海永安百貨主要依靠廠商寄售商品維持營業，寄售額占全部銷貨額的七成以上。1950年底，其全部資本為1222萬元，其中流動資本僅169萬元。郭琳爽想出一些“招徠”顧客的辦法，如開辦寄售業務，開辦傾銷場、拍賣場，搞“連環大贈獎”等等，仍然起色不大，公司經營業越來越困難。1950年，公司虧損22.5萬元，1951年虧損47.8萬元，1952年又虧損58.783萬元。
那時，上海市政府對私營工業實行了國家委托加工、訂貨和收購，並對主要農產品和棉紗統購統銷。為了幫助私營商業克服困難，上海市政府於1952年11月下旬采取措施，擴大商品批零差價和地區差價，讓出了國營商業對123種商品的全部或部分批發業務，停止了國營22種商品的零售業務，撤銷11個零售點、兩個門市部，並停止了一家國營百貨商店的零售業務。調整後，永安公司的營業額大幅上升，12月份較11月份增長68.27%。
經過這樣的調整，國民經濟迅速恢複，工農業生產也有了很大發展，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於1953年開始實施。受此鼓舞，郭琳爽提出了追求高利潤的“滾雪球”計劃，打算在1953年做1000萬元的生意，賺取利潤40萬元。 然而，郭琳爽的計劃還未及實施，就土崩瓦解了。
1953年10月，中央政府公布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要在10年到 15年甚至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了加強市場管理，除繼續擴大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的範圍外，1953年11月開始，政府對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糧食、油料、棉布等實行了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這一年，永安公司盈利僅7.38萬元，不及郭琳爽預期的五分之一。但這一年，卻是資本家“難忘的1953年”。
郭琳爽很快發現，進貨越來越難。1954年，一些主要的私營工業企業開始公私合營。在批發貿易中，國營商業已經基本上代替了私營批發商。這樣，永安百貨的貨源日益依賴於國營公司或公私合營企業，數量和品種上不再能夠自由調控。這一年的進貨、銷貨和庫存與1953年相比，降幅均在50%以上。當年營業額隻相當於 1953年的47%，虧損74萬元。
今年83歲的陳瑞麟曾是永安公司的老員工。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國營商店擺得很滿，我們就沒什麽東西。” 那時，國外的商品來不了，而國營批發部又要限製數量，“有些東西就不給你進了。” 1955年2月春節過後，適銷商品大部分已經賣完，庫存隻剩不適銷的冷背商品，永安公司可供調動的流動資金隻有43萬元，連職工工資也不能按時支付了。為此，國家對永安公司采取“安排與改造相結合”的辦法，增加經銷、代銷業務，妥善安排貨源，並通過增加貸款等辦法促進資金周轉，同時在對市場全麵安排中扶持永安公司。此番安排後，批購比重上升到80%，而經銷代銷兩項共占銷售額的四分之三，企業基本能夠維持開支。郭琳爽甚至對管進貨的負責人說：“以後進貨，隻要國營公司有的，都要向國營公司進。” 永安公司基本上納入了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軌道。
“我們分別從價格、職工工資，及經營業務等方麵一步步向國營靠攏。”今年89歲的閔祖恩是一名地下黨員，也是公司的老員工，參與了永安公司合營前後的很多具體工作。 1955年下半年，中國農村出現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進而直接推動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到來。9月起，上海等大城市便開始出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勢頭。首先是上海8個輕紡工業和13個重工業率先實行按行業的公私合營。隨後，全市絨線、棉布、綢緞三個商業行業也實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
公私合營已是大勢所趨。當時，很多人認為“國營”的就是好，“私營”的就是差。一位外地顧客，買了一大包東西，正待開票發貨，聽說永安公司是私營商店，便說自己“走錯了門”。 1955年的一個秋日，郭琳爽向公司工會主席表示：“我們爭取百貨業第一家公私合營。”在11月21日的董監事聯席會議上，全體讚成永安公司申請合營。當天下午申請書送到工商聯轉交上海市商業局。11月23日獲批，商業局責成中國百貨公司上海市公司會同永安公司進行合營的籌備工作。
公私合營確定公私合營之後，公方代表3人、職工代表7人、資方代表5人組成上海永安公司的合營籌備委員會，並由三方麵各派若幹人組成辦公室，下設人事、清產、核資、業務四個組，開展各項籌備工作。經過前後50天的準備，1956年1月14日，上海永安公司正式宣布公私合營。那一天，60歲的郭琳爽在慶祝大會上主演粵劇《金馬鞍》，把一個劫富濟貧的英雄人物演得活龍活現，栩栩如生，贏得掌聲雷鳴。戲後，被公方代表陳恂貫緊握雙手的郭琳爽局促不安地說：“論藝術我是獻醜，論心情我是在交心，是向黨奉上我願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顆赤子之心。” 合營後，定股為人民幣750萬元，保持原來的750萬股不變，每股1元。其中，永安係列私股約占82.96%，年息5厘，並定於1956年7月28日發放合營後第一次股息。
合營前的連年虧損，使得郭琳爽一直擔心無法向股東交代，此番安排之後，郭琳爽喜出望外：“衷心擁護和萬分感謝黨和政府對工商業者的關懷和照顧。”並用公司董事長名義向國內外華僑股東報告這一喜訊。郭琳爽仍任總經理，但這時他隻是國家任命的工作人員，而不再以企業主的身份行使職權。
“郭琳爽基本上沒有權力了。”員工閩祖恩合營後升任公司支部秘書科科長，其頂頭上司就是郭琳爽，“有什麽事情我就向郭琳爽匯報，他一個星期到公司來一次，我就一星期匯報一次。” 閩祖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不來我也不找他，他不大肯管，也不怎麽管。公司年度計劃、季度計劃和每個月的計劃都是我做。” 合營之後，郭琳爽每年都要偕同夫人去香港省親一次。“回來給我們講講香港怎麽樣，我們也就聽聽算了。”
閩祖恩說，“他講香港那邊怎麽發展，也不說資本主義好，就講實際情況。” 89歲的項澤南當年所在的五洲大藥房也以同樣的方式進行了公私合營改造，項在公私合營以後的企業裏麵擔任私方廠長，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合營以後，私方的責任輕了，管的事情少一些、輕一些，責任心也小了。” 據永安公司賬冊統計，從1956年至1960年的五年間，國家付出私股股息共計122.2萬元，年均24萬元以上。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滿，公私合營企業最後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企業。
“文革”中被抄家了的郭琳爽，於1974年10月27日深夜心髒病發作，搶救無效，78歲時離世。(本文特別感謝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宋鑽友、徐鼎新)
“經租房”前半生
“經租房”的形成，跟特定曆史時期人們的產權意識有關，也跟城市市民的產權硬度有關
“前門樓子九丈九，四門三橋五牌樓”；“前門樓子九丈九，九個胡同九棵柳”；“前門樓子九丈九，王口花炮響上頭”。
解放前，老北京的前門地區曾經非常繁華，很多老百姓在那裏置辦了自己的私宅。 1944年，20歲左右的少女包璋，嫁到了前門附近的孫家。孫家在當時的前門，頗有幾處房產。光緒9年間，孫家的祖上曾購置了北孝順胡同4號、5號、甲5 號，三個院落共占地一畝八分，約合1200多平方米。婚後的包璋過著和美的日子。夫婿孫繼昌是家中獨子，夫妻倆受著中國老式家庭禮儀的熏陶，對雙方老人都很孝順。孫繼昌一進嶽父家的門，每次都先揭缸蓋，看見沒糧食了就趕忙去買了送來。包璋娘家也是個大家族，包璋的曾祖父曾位列包氏宗譜，是正宗的包公後裔。不過，到了包璋父親包桂蔭這一支，家道已經敗落了。
子女多，吃飯的嘴也多，常常遭遇親族白眼，包璋父親一氣之下，領著全家人到外麵租房住，但沒過幾個月就交不上房租了。孫繼昌索性把嶽父母一家都接來住。人口增加了，孫家搬到了位於北孝順胡同的祖屋。坐北朝南的三個院落裏，住著夫妻雙方的親眷20多人，是標準的四代同堂，有老祖、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包璋夫婦以及孩子們。包璋識大體、賢惠，而且待人接物周全，她將大家庭中成員間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妥帖，周圍人對她都十分敬重。雖然有點祖產，孫家生活其實並不寬裕。包璋結婚時，新人穿的婚紗、西裝都是向外人借的，剛辦完喜事主人就催著討還，新婦包璋不得不為一家生計終日辛苦張羅。
1949年初春，解放軍浩浩蕩蕩進入北平。前門這一大家子，悄無聲息地融入了新社會。1949年5月，北平市軍事管製委員會頒發《布告》，依法保護市區內各階層人民的房地所有權與合法經營權。1953年，新中國政府給孫家發放了房地產所有權證，確認了孫家自前清時候置下的房產。孫家就此安居樂業，夫妻雙雙進入了北京市曲藝團工作，包璋擔任舞美，負責管理服裝，孫繼昌則做會計。
兩人一起步行上下班，感情非常好。 房荒解放後，北平以繼承祖產為主的私房占多數，一度達到了總房源的67%。私房房主多為普通大眾，有教授、醫生、工程師、商販、工人等。民國時期，城市普通老百姓尚買得起房，根據社會學家陶孟和的調查，1927年素稱“寒苦”的小學教員月薪是38元至50元，年薪大約是500元左右，在城裏買棟四合院攢兩年工資就夠了。這些私房，有的自住，有的出租。有些人專靠出租私房為生，俗稱“吃瓦片”。孫家沒有“吃瓦片”，但也指著房子“生養死葬”。
1962年，為給婆婆預備壽材，包璋賣掉了草廠二條的半邊院子，此外哪怕手頭再拮據，包璋也沒考慮過賣房。都是血汗錢，一棟自己的房子，就意味著老百姓的一條活路。祖上傳下來的房子當中，到底還是有一部分房屋從包璋手上“經租”給了外人。1958年6月，北京市開始對私有出租房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采取“經租”的辦法，即將城區內15間或建築麵積225平方米以上的私有出租房屋，交付國家統一經營收租、修繕。孫家並未出租過房屋，但是因為擁有兩處房產，也成為被改造的對象。
“經租房”名義上由國家代理經營，但實質則是國家對城市房屋的管製。進行管製的主要原因，則是為了應付城市越來越嚴重的“房荒”。房荒主要是曆史原因造成的。先是抗日戰爭，之後是國共內戰，戰火毀了不計其數的城市私有住宅，也使處於戰爭年代中的人們很少有投資蓋房的意願。新中國建立後，多數城市空地多，空房少，市民居住十分擁擠。而北京市則由於軍隊和機關紛紛進城，大量外來人口突然湧入城市，更加劇了“房荒”的緊張。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當時的財政主要向工業等領域傾斜，北京市政府大規模增加住宅供應的條件尚不具備。“今天國家的資財主要是用於進行人民革命戰爭和用於恢複和發展生產，不可能投下大量資本來修築房屋。”1949年8月12日的《人民日報》刊文稱。
北京建國後興建了一批中央機關大樓，部分商業及文化設施，如擴建了北京飯店和國際飯店，修建了中國美術館、工人體育館等，但新修民房則數量有限。當時在城根關廂和一些空地上，曾仿“兵營式排房”的形式，搶建了一批平房。1951至1952年間，東單地區共建平房349間。
由於當時城市住宅極度短缺，這些新建的住宅無疑是杯水車薪。前門孫家的院子再大，也攔不住“房荒”的激流。受農村土改“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啟發，減租運動盛行全國。也有人認為，城市解放了，普通的市民就可以白住房子，甚至以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產。雖然《人民日報》發表了反駁這種論調的文章，但當時的左傾思潮還是占了上風，並逐漸催生了“經租房”的誕生。
1958年，包璋變為“經租房”房主。1958年，遍布中國城市的“房荒”得以緩解。全國被“經租”的私房達1億多平方米，涉及62.41萬戶。其中，北京“經租”房共有24萬間，380萬平方米，占當時北京住房總數的40%左右，囊括6千戶人家。 改造 1958年6月10日，北京首都劇場召集了出租15間以上的房主會議，之後全市還有大大小小的動員會。一個月之內，老北京大部分私房的“經租”改造就完成了。這樣的速度並不稀奇。那一年，共和國的躍進紀錄頻頻：人民公社林立，糧食“衛星”上天，大煉鋼鐵成風，私房的改造工作在“超英趕美”的氣氛中躍進，催促著私房主的“申請改造”。
被改造的房主，多少還是有些情緒。宣武區房主紀坤敏說：“聽了區長報告我是感激萬分，改造很好，生活大大下降”。房主程順達過去是糧商，他說：“我跟麻雀一樣被到處哄，過去搞糧食被哄過一次，現在搞房屋改造又被哄了。”不過，這些“反動言論”當即遭到了批判。
包璋無奈但平靜地接受了現實。房子雖然“經租”，但說到底，產權還仍然是自己的房產。包璋辦理了“經租”手續，北孝順胡同44間房，給孫家留下了14 間，其餘的30間房則被政府“經租”了。房租有三分之一左右返還給房主。包璋每月固定領到的租金是46元，多少貼補了一些家用。已經5歲的女兒孫允玉已經懂事了，對於“經租”那會兒的記憶還算清晰：“北房奶奶住，南房是廚房，西房住外公外婆。南房兩間是孩子的，一張一間多房長的大木床躺著五個孩子，倒沒有太擠著。” 離北孝順胡同不遠的西羅圈一號的房主王大鵬，家裏因為人口少，隻給留了三間房自住，其餘的90多間房子都被“經租”了，而且大都被房管局租給了底層手工業者和無業者。解放前，王家的房子也出租，但租戶都是精心挑選過的，例如飛行員、地質工程師，省政府主席的太太等。這棟昔日住過賽金花、徽州狀元洪鈞的講究的宅子，自此變身為“大雜院”。大家庭的風俗人情，藏進了孩子們的記憶。孫家院子最好的時候是春天，粉紅色的海棠花把整個屋子熏得香噴噴。院子中間是一個堆起來的土山，上麵栽著桃樹、櫻桃樹和梨樹。
夏天，滿架子都是玫瑰香葡萄，一家人就在葡萄藤下乘涼、吃晚飯，溫馨又愜意。 回家那時所謂的私房“社會主義改造”，雖然表達了一部分人希望實現“公有”製度的願望，但與工商業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同。私房即使出租，仍然屬於生活資料，而生活資料並不是1954年憲法中規定的社會主義改造對象。就“經租房”本身而言，也並沒有出現過被國家“贖買”或“類似贖買”的事實。“經租房” 的私產產權，經過新中國政府登記認定之後，至今沒有變更過。包璋守著自家的房子，伺候病弱的公婆，照料五個子女，仍然過著相對平靜的日子。家裏還有一些她陪嫁的首飾，包璋打算將來給子女們留個念想。真正的變故發生在“文革”初期。紅衛兵勒令房產主攜帶房契到房管所交公，前門孫家也不例外。可是，在孫家尚沒來得及“上交”的1966年8月20日，紅衛兵衝進了北孝順胡同的孫家，翻箱倒櫃，把家裏的細軟首飾、房屋地契，連帶1953年人民政府頒發的房地產證，都一並抄走了。孫繼昌氣得躺倒在炕上，暈死過去。“經租房”的房租停發了，孫家也被趕進由門道改建的一間房裏，房子質量低劣並且透風，天冷時，痰盂第二天都結了冰。 “文革”初期，北京市共“接管”了8萬多戶房主的私人房產，建築麵積占解放初全部房屋的三分之一以上。 孫家從北孝順胡同搬離，一晃就是10年。
1982年，國家落實私房政策，但政府隻發還了“文革”期間被擠占的房屋，沒有發還15間以上的“經租”部分。包璋回到了老宅，此時的院子已經麵目全非。大院裏的各家住戶，都積極蓋房向外擴張，寬敞的院子，隻剩下了一條很窄的通道。“文革”時還在院裏修過防空洞，直挖到一間房子都陷下去了。而在前門近年的改造中，包括各種老字號和孫家的自住小院和“經租房”在內，如今都已經是一片瓦礫。八旬的老人包璋，不得不寄居在親戚家裏。 西羅圈胡同一號也不複當年的樣貌。
房主王大鵬和老伴均是高級知識分子，如今不得不蝸居一隅。百年黃鬆木，高高的門廊柱子，精美的雕花隔扇與主人的紅木家具，都陷落在周圍堆得滿滿的垃圾中。一位來王家探訪的朋友，出門時不小心被甩在地上的瓜皮絆倒，隻得拄著雙拐離開。如今，在廣州、廈門等地，“經租房”已開始落實返還。幸運的房主需要辦一道“撤銷管理”的手續。北京的“經租房”房主們，則還在為“回家”做著不懈的努力，有極少數“經租房”業已發還，比如房主劉敬宜、房主鍾惠蘭的私有房產。
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開廢止了1964年9月 18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國家經租的房屋不允許繼承問題的批複》。廢止理由是，“情況已變化，不再適用”。這給“經租房”主們再次帶來了希望。對於“經租房”主人來說，“經租房”不僅僅是家庭財產，也是對家的信仰和依賴。這裏不僅有青春的記憶，也是現存者尋找自己故去親人影蹤的唯一地方。前門大街改造好以後，85歲的老人包璋曾有一次回到前門。女兒孫允玉回憶，遊覽的整個過程裏，包老太太盯著老宅廢墟中的香樟樹，一言不發。她念念不忘的心思是，老孫家傳下來的這點祖業，不能夠就在自己手上沒了。
年廣九：財富冒險家
長子年金寶曾這樣評價父親：他之所以出名，是碰巧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國都在找致富商販的典型，碰巧讓年廣九撞上了
本刊記者/孫春豔(發自安徽蕪湖) 在安徽蕪湖最繁華的中山路步行街上，與周邊大樓林立、裝修考究的店鋪相比，年廣九“蕪湖市傻子瓜子技術有限公司”的三層白色小樓，顯得低矮而破舊。店麵正中的牆上，掛著《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1頁對“傻子瓜子”問題的評價：“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很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 100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從偷偷摸摸賣瓜子的小商販，到成為中國最早百萬富翁之一的“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九三次入獄，三次被鄧小平點名。年廣九命運的起承轉合，暗合著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進程。 快到70歲的年廣九，如今並不願退休。他一手創立的“傻子瓜子”品牌，10多年深陷家族紛爭中不能自拔。
2007 年，年廣九宣布重出江湖，誓言奪回商標，大幹20億。 “我沒老，我要是大幹，誰也幹不過我！” 年廣九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這句話時，帶著大金戒指的手在空中用力一揮。 濃重的蕪湖口音，震得整個房間嗡嗡作響。 文革中的營銷經濟學 2009年7月31日早8時，《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走上了年廣九的辦公樓。狹窄陡峭的樓梯二層台階上，不到40平方米的地方擺滿了大裝的瓜子和幹果的盒子，手工封袋的老舊機器立在房間正中。三樓門口的晾衣繩上，則掛著小孩的衣服；椅子上放著換下來的衣物。年廣九的家和辦公室，就安置在這裏。辦公室裏，隻有兩張蓋著塑料布的麻將桌，和十幾把破舊的凳子。
72歲的“傻子”年廣九，梳著齊整油亮的老式大背頭，正點著煙悠閑地踱來踱去。在上世紀80年代就賺到百萬的年廣九，對自己的辦公環境似乎頗為滿意。他說：“我喜歡打麻將，沒事的時候朋友會聚在這裏打上幾圈。”他對辦公室需要講究的說法也不以為然：“秘書、辦公室主任、財務、出納、倉庫保管??通通都不需要，有事打個電話我一個人就全辦了。隻有能力差的人，才需要那麽多人輔助。” 與秉承“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譽群言”的徽商不同，年廣九的骨子中多了幾分“霸氣”。正是這種“誰與爭鋒”的霸氣，讓年廣九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造就了財富，也招來了“麻煩”。
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懷遠縣年家村的年廣九是家中的獨子。因出生在1937年的“三九寒天”，本輩泛“廣”，而被父親取名“廣九”。因淮河多發大水，5歲的時候，年廣九隨父親逃荒到了黃山腳下，靠討飯為生。少年時期的年廣九，跟隨著父親輾轉到了蕪湖。父子倆開始了沿街叫賣的生活。1963年，父子倆靠販魚、賣水果為生已經10多年。那時經濟困難，囤積居奇、買空賣空的活動逐漸增多。1963年，國家嚴厲打擊“投機倒把”行為，當年共查處“投機違法”大小案件5800餘起。在這一年，年廣九也因投機倒把罪，而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出獄後，年廣九恢複了自己的水果攤生意。並在當時蕪湖市政府所在地的繁華路口，支起自己的小篷子，放著錄音機叫賣。生意出奇的紅火，蘋果那時一毛錢一斤，他一天的收入竟是10多元，幾天的生意所得，就趕上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收入。
好景不長。1966年“文革”開始，年廣九再度以“牛鬼蛇神”(比喻邪惡醜陋之物。在“文革”中，成為所被打倒、“橫掃”的無辜受害者的統稱)的名義被抓。一年之後，再度恢複自由之身的年廣九已屆三十。年廣九開始琢磨著更長久的生意。這時，他看中了炒瓜子行當。他先後跟隨熊、張、王、馬等多位師傅學習炒貨。他對自己的評價是，“聰明”，“會看師傅眼色”，會“偷師學藝”。他還專門跑到上海、蘇州和北方的城市研究當地的瓜子。取經回來的年廣九炒出的瓜子，粒大籽滿，味道甜中帶鹹，鹹中有辣，兼有草藥芳香，令食者拍手叫絕。文革時期，由於天天還在抓“倒買倒賣”，年廣九隻能把瓜子包成小包，藏在大衣兜裏偷偷地賣。每到晚上，當人們聚集在一起看電影的時候，他就穿梭在人群中，一晚上多時能賣20斤瓜子。他也經常被抓，但放出來後，他就再接著賣。
“啥叫經濟學？我是從實踐中得來的。低價買進，高價賣出唄。你們文化人精通筆杆子，我沒文化，可精通商業。”年廣九說起這段曆史時，眼睛樂成了一條縫。文革後期，小商販的經營活動氛圍漸漸寬鬆。年廣九看中了蕪湖中山路道口巷口的鬧市，一輛舊板車，開始擺起自己的瓜子生意。因為總是多送顧客瓜子，年廣九被人喊作“傻子”。他幹脆就給自己的瓜子起名為“傻子瓜子”。很快，“傻子瓜子”迅速行銷到江、浙、滬市場，迅速衝擊了此前占據半壁江山的國營“迎春瓜子” 品牌。由於年廣九的致富效應，蕪湖同期，一下子出現了60多家瓜子企業，被譽為中國的“瓜子城”。
麵對競爭，年廣九主動降價，把炒瓜子的價格從每斤兩塊四降到一塊七毛六。當時他的大兒子年金寶質疑父親的做法，認為這是“賠本賺吆喝”。但這種薄利多銷的策略，卻是最實際的市場經濟學。買瓜子的人蜂擁而來，店門口兩排隊伍，經常排到一兩百米以外。
“傻子”確實生財有道。“我1976年的時候就賺了100萬！”年廣九回憶道：“多數都是幾毛的，最大是10元的，因為不敢存到銀行，擱在家裏陰雨天都發黴了，隻好天好時拿到院子裏曬曬。” 鄧小平點名，擔當改革符號說完這番話，年廣九忽然轉身出去，回來時遞給記者一張“獨特”的名片：正麵印有他和小自己30歲的第四任妻子結婚照，背麵則是高懸在一樓店麵牆上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對傻子瓜子問題的那段論述。 之後的年廣九不再回答《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的提問。他聲音響亮地開始了長達3個小時的個人演講。
民主、自由買賣、糧食價格、市場經濟、法製社會等內容皆在年廣九的演說內容之中。年廣九一再強調，他說話之時不要打斷他，否則不講了。年廣九的演說詞中不乏激烈之詞。但對鄧小平發自肺腑的感謝，一直是年廣九演說的主調。傻子瓜子的生意，在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更加紅火。年廣九就把家裏的親戚都搬來幫忙，不夠用了，又請來雇工幫忙。在最高峰的時候，雇工人數超過 100人，最多達到130多人。每天的瓜子產量，在5000公斤左右。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由於個體工商戶的初步發展，人們正在開展對於雇工人數的大討論：雇7個人以下算個體戶，雇8個，性質就變為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
雇130人還了得？一些好事者寫信上告，指控年廣九是“資本主義雇工剝削”“妄圖複辟資本主義”。當時的安徽省農委主任周曰禮，曾專門派人到蕪湖進行調查。不久，周曰禮把這份調查報告，帶到了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 1983年和1984年，鄧小平先後兩次直接點名，以年廣九和他的傻子瓜子為例，明確表示中國政府鼓勵發展私營經濟。1984年，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以年廣九為例，釋放出了對個私經濟進一步“鬆綁”的信號：“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麽？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從此，“雇工風波”才逐漸銷聲匿跡。當然，鄧小平的兩次點名“傻子”，解放的不隻是年廣九一個人。當時全國的工商戶已有10萬左右，民營經濟發展中的雇工問題，也終於得以解決。當然的年廣九因此也名聲大噪。但年廣九的命運仍然多舛。1987年底，蕪湖市對年廣九經濟問題開始立案偵查。1991年5月，蕪湖市中院一審判決年廣九犯有流氓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 1992年，改革開放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90歲高齡的鄧小平南巡講話，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傻子不能動”。鄧小平再次動用年廣九這一“符號”，又一次救了年廣九，也再次為改革開放撥開了思想迷霧，為民營經濟成長拓寬了空間。據《激蕩三十年》一書記載，2006年底去世的年廣九長子年金寶曾這樣評價父親：他之所以出名，是靠媒體炒作出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國都在找典型，碰巧讓他撞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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