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一個重要推動力，來自於黨和政府對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強有力領導，來自於黨和各級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強有力推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人類曆史上的大事件。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中央決定將隆重舉行慶祝活動，並號召開展群眾性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借以激發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同心同德，奮力開拓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為貫徹中央精神，本刊即日起開設“新中國60年係列理論專稿”欄目，主要刊發回顧60年來的光輝曆程、展示60年來的輝煌成就，總結60年來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理論創新和寶貴經驗等一係列理論文章。歡迎社會各界方家踴躍投稿。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盛行著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經濟上的市場化與政治上的較快民主化，政治集中和政府強力推動經濟發展的體製模式，對於經濟增長是有害的。然而，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60年的曆史，我們卻可以得到相反的結論：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上適度集中和政府強有力主導經濟發展的體製模式，帶動了中國經濟騰飛，促成了“中國奇跡”。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創造了政治前提
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不論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或是與同期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比較，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麵基本上都是很不成功的。究其原因就是新中國成立後，作為全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沒有徹底實現從一個革命的黨轉向一個執政的黨，很長一個時期內，黨和整個國家的中心任務，沒有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意識形態方麵，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理解，使人們在個人參與創造財富方麵，曾一度依靠提倡無私奉獻和革命精神來推動；在資源配置方式上，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在所有製上，徹底消滅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實行所謂“一大二公”的生產資料公有製。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實現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它對於中國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就在於，黨和政府實現了重大轉變，即從一個天天講革命和鬥爭的黨和政府，轉向了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不再頻繁地搞政治運動、瞎折騰的黨和政府，從而為中國經濟的正常發展創造了政治前提，由此真正開始了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曆程。此後，黨和政府又陸續進行了確立發展經濟中心工作、承認個人物質利益、建立市場機製和調整所有製結構這四個方麵的調整和改革，極大地調動了社會創業、投資、經營的動力和活力，大大解放了社會生產力。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體製和社會環境的穩定，是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必要條件
政治和社會穩定的環境與經濟增長有非常重要的關係：追求經濟增長的政治目標、動機、體製和政治動員，是政治穩定、經濟不僵化和有活力的保證；而政治體製和社會環境的穩定，又是經濟穩定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雖然我國的政治結構穩定，但是，由於黨的工作中心是搞階級鬥爭，整個社會處於互不信任的危機之中，生產力被封閉在“政治第一”的框框之中而得不到釋放，中國經濟就很難得到持續的發展。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政治環境，主要是看最高層的政治領導更替是不是平穩，發展經濟的決心是不是一貫，發展戰略、體製和政策是不是前後有繼承性。1978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黨和國家領導幹部體製，先是廢除了各級領導終身製，建立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到齡退休製度；逐步完善了組織部門考察、選任領導幹部的各項製度；修改了憲法和法律，重建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等等。這些製度，保證了黨和國家領導人政治上更替的平穩性：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更替不是以政治和社會的動亂方式實現的，也不以經濟發展受到損害為代價。而各次黨的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關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建議，關於國家的各個五年的中長期計劃，都是堅定不移地按照鄧小平設計的“三步走”的發展戰略，以及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部署的，任何一屆新的黨和國家領導，都沒有偏離“發展是硬道理”的方針和經濟發展這個要務。
■中國共產黨確立的政治適度集中的體製，使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成為一個強勢、高效的政府；政府視發展為第一要務，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麵不遺餘力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在處理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的搭配上，采取的是“東亞模式”，即政治上相對集中，經濟上現代化目標和行動堅定，並且堅決改革所有製和計劃經濟體製，以搞市場經濟和開放來推進經濟發展，並保證在政治和社會穩定的條件下，使生產力得到釋放，從而實現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這一點可以從中國與印度的比較中得到有力的說明。就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是一個強勢、高效的政府，政府視發展為第一要務，在推動發展方麵不遺餘力。相比之下，印度政府的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阻礙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由於受西方民主政治體製和社會結構的影響，印度政府是一個“軟政府”，印度經濟發展不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因此，印度經濟的發展雖然相對穩定，但卻很緩慢。而中國政府主導下的經濟發展模式雖然也會帶來一些問題，比如周期性的產能過剩、政府幹預資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公平等等，但它有一個突出的優點，就是能夠強勁地推動經濟發展。因此，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主導經濟發展，雖然受這樣或者那樣的責難，但是不能不承認的一個事實，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強有力的推動，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極其重要的成因。
■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體製模式，有著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巨大優勢
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並不是放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領導，而是在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下，推進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主導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巨大的優勢，具體表現在：
其一，在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上具有很強的執行能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級政府對經濟發展作出戰略規劃，如長期發展戰略和中期的五年規劃，作為各級政府和各個部門必須完成的法定性任務，也是其行動綱領。從1981年開始到2010年，中國製定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等五年規劃，先由黨中央提出製定某個五年發展規劃的建議，再由國務院根據黨的建議，形成政府製定的五年發展規劃，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進行修改通過後，作為必須由國務院各部門和各地方政府執行的法定性文件。
其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對國家經濟工作負有領導責任。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忽視中國的政治體製，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與政府的相互關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發育和政治體製改革的深化，中國共產黨強化了自身的宏觀決策地位，在提供發展戰略方麵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始終掌握著經濟工作的主動權。黨提出的發展戰略建議，在內容上既包含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規劃，也包括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戰略步驟、戰略重點和戰略舉措。黨的這些發展戰略和規劃建議，通過法定程序來貫徹落實，凝聚了各方麵的智慧和力量，明確了國家前進的方向，對於政府及各部門製定規劃，形成措施進行實施，動員全體人民投身於現代化建設事業，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而奮鬥，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導向作用。
其三，在動員和集中資源方麵具有強大的能力。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級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麵有著較強的動員和集中資源的能力。資源動員能力，是指政府動員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以實現社會公眾所追求的共同目標的能力。資源分配能力，是指政府通過一定的方式合理地分配社會價值的能力。對於後發型現代化國家來說，政府的資源動員能力和分配能力尤為重要。因為在這樣的國家裏，人民的生活水平還不是很高，人們抵禦各種自然災害侵襲的能力還十分有限，如果政府不主動承擔起資源動員和分配的責任，而是純粹由市場去發揮作用，那麽，由此造成的後果將十分嚴重。值得指出的是，由於社會製度等方麵的原因，中國政府對資源的動員和分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較小，因而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麵，政府往往能表現出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和分配能力，維護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保證經濟的健康、平穩發展。比如，黨和政府擁有較強的分配和集中土地資源的能力，用以建設企業、住宅、交通、電網等基礎設施，從而較快地推進中國發展的城市化、工業化和信息化；黨和政府有著較強的金融資源動員和整合的能力，對金融體係科學而又強有力的控製，大大增強了中國金融體係防範風險的能力；黨和政府還有運用巨額國有資產的能力，可以通過對國有和國有控股經濟進行調控，有目的地進行交通、水利、電力等方麵的建設，並且通過國有經濟的重組和集中以及技術改造，推進基礎設施資本的積累和工業化的進程。所有這些，都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製度下黨和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特點。
其四，適度集中的政治體製在處理經濟危機和自然危機方麵，有著較好的應急能力。中國政府在1997年和2008年分別遭遇了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風暴。但是，中國政府通過海關、外匯、對外資本賬戶、貨幣、財政等管理機製和調控政策，成功地應對了衝擊和正在有條不紊地應對衝擊。中國政府在應對1997年—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在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衝擊時，中國政府迅速實施了一個4萬億元規模的刺激內需和促進增長的措施，隨後又陸續出台了一係列“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等政策。
總之，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很重要的一個推動力，來自於黨對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在政治上強有力的領導，來自於黨和各級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強有力推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人類曆史上的大事件。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中央決定將隆重舉行慶祝活動，並號召開展群眾性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借以激發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同心同德，奮力開拓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為貫徹中央精神，本刊即日起開設“新中國60年係列理論專稿”欄目，主要刊發回顧60年來的光輝曆程、展示60年來的輝煌成就，總結60年來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理論創新和寶貴經驗等一係列理論文章。歡迎社會各界方家踴躍投稿。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盛行著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經濟上的市場化與政治上的較快民主化，政治集中和政府強力推動經濟發展的體製模式，對於經濟增長是有害的。然而，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60年的曆史，我們卻可以得到相反的結論：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上適度集中和政府強有力主導經濟發展的體製模式，帶動了中國經濟騰飛，促成了“中國奇跡”。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創造了政治前提
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不論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或是與同期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比較，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麵基本上都是很不成功的。究其原因就是新中國成立後，作為全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沒有徹底實現從一個革命的黨轉向一個執政的黨，很長一個時期內，黨和整個國家的中心任務，沒有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意識形態方麵，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理解，使人們在個人參與創造財富方麵，曾一度依靠提倡無私奉獻和革命精神來推動；在資源配置方式上，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在所有製上，徹底消滅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實行所謂“一大二公”的生產資料公有製。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實現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它對於中國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就在於，黨和政府實現了重大轉變，即從一個天天講革命和鬥爭的黨和政府，轉向了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不再頻繁地搞政治運動、瞎折騰的黨和政府，從而為中國經濟的正常發展創造了政治前提，由此真正開始了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曆程。此後，黨和政府又陸續進行了確立發展經濟中心工作、承認個人物質利益、建立市場機製和調整所有製結構這四個方麵的調整和改革，極大地調動了社會創業、投資、經營的動力和活力，大大解放了社會生產力。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體製和社會環境的穩定，是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必要條件
政治和社會穩定的環境與經濟增長有非常重要的關係：追求經濟增長的政治目標、動機、體製和政治動員，是政治穩定、經濟不僵化和有活力的保證；而政治體製和社會環境的穩定，又是經濟穩定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雖然我國的政治結構穩定，但是，由於黨的工作中心是搞階級鬥爭，整個社會處於互不信任的危機之中，生產力被封閉在“政治第一”的框框之中而得不到釋放，中國經濟就很難得到持續的發展。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政治環境，主要是看最高層的政治領導更替是不是平穩，發展經濟的決心是不是一貫，發展戰略、體製和政策是不是前後有繼承性。1978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黨和國家領導幹部體製，先是廢除了各級領導終身製，建立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到齡退休製度；逐步完善了組織部門考察、選任領導幹部的各項製度；修改了憲法和法律，重建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等等。這些製度，保證了黨和國家領導人政治上更替的平穩性：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更替不是以政治和社會的動亂方式實現的，也不以經濟發展受到損害為代價。而各次黨的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關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建議，關於國家的各個五年的中長期計劃，都是堅定不移地按照鄧小平設計的“三步走”的發展戰略，以及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部署的，任何一屆新的黨和國家領導，都沒有偏離“發展是硬道理”的方針和經濟發展這個要務。
■中國共產黨確立的政治適度集中的體製，使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成為一個強勢、高效的政府；政府視發展為第一要務，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麵不遺餘力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在處理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的搭配上，采取的是“東亞模式”，即政治上相對集中，經濟上現代化目標和行動堅定，並且堅決改革所有製和計劃經濟體製，以搞市場經濟和開放來推進經濟發展，並保證在政治和社會穩定的條件下，使生產力得到釋放，從而實現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這一點可以從中國與印度的比較中得到有力的說明。就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是一個強勢、高效的政府，政府視發展為第一要務，在推動發展方麵不遺餘力。相比之下，印度政府的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阻礙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由於受西方民主政治體製和社會結構的影響，印度政府是一個“軟政府”，印度經濟發展不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因此，印度經濟的發展雖然相對穩定，但卻很緩慢。而中國政府主導下的經濟發展模式雖然也會帶來一些問題，比如周期性的產能過剩、政府幹預資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公平等等，但它有一個突出的優點，就是能夠強勁地推動經濟發展。因此，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主導經濟發展，雖然受這樣或者那樣的責難，但是不能不承認的一個事實，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強有力的推動，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極其重要的成因。
■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體製模式，有著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巨大優勢
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並不是放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領導，而是在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下，推進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主導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巨大的優勢，具體表現在：
其一，在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上具有很強的執行能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級政府對經濟發展作出戰略規劃，如長期發展戰略和中期的五年規劃，作為各級政府和各個部門必須完成的法定性任務，也是其行動綱領。從1981年開始到2010年，中國製定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等五年規劃，先由黨中央提出製定某個五年發展規劃的建議，再由國務院根據黨的建議，形成政府製定的五年發展規劃，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進行修改通過後，作為必須由國務院各部門和各地方政府執行的法定性文件。
其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對國家經濟工作負有領導責任。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忽視中國的政治體製，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與政府的相互關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發育和政治體製改革的深化，中國共產黨強化了自身的宏觀決策地位，在提供發展戰略方麵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始終掌握著經濟工作的主動權。黨提出的發展戰略建議，在內容上既包含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規劃，也包括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戰略步驟、戰略重點和戰略舉措。黨的這些發展戰略和規劃建議，通過法定程序來貫徹落實，凝聚了各方麵的智慧和力量，明確了國家前進的方向，對於政府及各部門製定規劃，形成措施進行實施，動員全體人民投身於現代化建設事業，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而奮鬥，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導向作用。
其三，在動員和集中資源方麵具有強大的能力。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級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麵有著較強的動員和集中資源的能力。資源動員能力，是指政府動員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以實現社會公眾所追求的共同目標的能力。資源分配能力，是指政府通過一定的方式合理地分配社會價值的能力。對於後發型現代化國家來說，政府的資源動員能力和分配能力尤為重要。因為在這樣的國家裏，人民的生活水平還不是很高，人們抵禦各種自然災害侵襲的能力還十分有限，如果政府不主動承擔起資源動員和分配的責任，而是純粹由市場去發揮作用，那麽，由此造成的後果將十分嚴重。值得指出的是，由於社會製度等方麵的原因，中國政府對資源的動員和分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較小，因而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麵，政府往往能表現出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和分配能力，維護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保證經濟的健康、平穩發展。比如，黨和政府擁有較強的分配和集中土地資源的能力，用以建設企業、住宅、交通、電網等基礎設施，從而較快地推進中國發展的城市化、工業化和信息化；黨和政府有著較強的金融資源動員和整合的能力，對金融體係科學而又強有力的控製，大大增強了中國金融體係防範風險的能力；黨和政府還有運用巨額國有資產的能力，可以通過對國有和國有控股經濟進行調控，有目的地進行交通、水利、電力等方麵的建設，並且通過國有經濟的重組和集中以及技術改造，推進基礎設施資本的積累和工業化的進程。所有這些，都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製度下黨和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特點。
其四，適度集中的政治體製在處理經濟危機和自然危機方麵，有著較好的應急能力。中國政府在1997年和2008年分別遭遇了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風暴。但是，中國政府通過海關、外匯、對外資本賬戶、貨幣、財政等管理機製和調控政策，成功地應對了衝擊和正在有條不紊地應對衝擊。中國政府在應對1997年—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在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衝擊時，中國政府迅速實施了一個4萬億元規模的刺激內需和促進增長的措施，隨後又陸續出台了一係列“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等政策。
總之，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很重要的一個推動力，來自於黨對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在政治上強有力的領導，來自於黨和各級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強有力推動。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