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農曆七月初七，一年一度七夕節(又稱乞巧節)，這是“牛郎”“織女”相會之日，即中國傳統情人節。
這天下午，三三兩兩的老人開始前往北京地壇公園，參加一個為子女相親的大會。再過
2天，一家婚介機構也將在此，組織上萬名單身男女舉行的相親大會。
來自媒體的披露說，目前北京僅單身大齡女青年(戲稱剩女)，就有50多萬。
相親場麵的熱鬧，在經濟學家的工具箱中，不過是一個“交易費用”過高的例子。但在旅美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魏尚進看來，這是不能忽略的“生活中的經濟學”。
比如男方為結婚買房，給彩禮，辦結婚等全部的費用支出，往往需要男方幾代人的付出才可以辦到，而這顯然導致男方父母生存壓力加大，不得不一輩子為子女結婚儲蓄。
相親成本過高的結果是一場關乎宏觀經濟的長波效應，魏尚進說，中國男比女多引起結婚成本上升，已經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儲蓄率，這是整個經濟消費率長期偏低的重要原因。
魏尚進和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IFPRI)研究員張曉波，使用嚴格的計量經濟學模型發現了上述結果，6月下旬，這一結果在美國經濟局網站上發表，隨後引發爭議。
剩女剩男：不是交易勝似交易
每個周末，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廳筒子河南岸，200米左右的河岸，就會出現一個熱鬧的相親場麵。
約500多個年過半百的中老年人，手拿a4紙，或舉牌於胸前。紙上或牌前，仔細描述著年齡、身高、體重、特長、戶籍所在地、工作行業、房產等信息。
類似大型相親地點遠不止中山公園一個，目前北京幾乎每天都有父母為子女相親的市場，比如周二、六下午在海澱公園，周三下午在地壇公園，周四、日下午在陶然亭公園，周六下午在玉淵潭公園。此外，在天津、上海、廣州、沈陽這樣的大城市也有類似現象。
來自湖北的孫女士是趁假期來北京看望女兒的，在北京的這段時間，她來公園相親會七次了。她無比感歎：自己女兒的工作很好，人又漂亮，就是有些驕傲，就是看不上一般的人，直到她過三十歲的生日的時候，才恍然醒悟，原來一拖就拖到快三十了。
她說自己女兒知道她來這裏，但是沒有什麽感覺，上次叫她來過一次，她就這樣，孫女士把頭仰得高高的，目不斜視地走了幾步，“她就這樣轉了一圈就回去了。”
另一位女士告訴記者，一次戶籍製度的微調，也讓北京女孩的選擇微妙起來。
北京是2002年開始取消子女戶口隨母親的限製，這一年有4500多名外地戶口的子女戶口隨父遷到北京。一位50多歲的女士告訴記者，如果沒有子女戶口隨父親的政策(即必須父親是北京戶口，子女才可上北京戶口)，北京的女孩不至於難以出嫁到這個地步。
天津社會科學院婚姻專家汪潔把這種找不到配偶的單身男女叫“甲女丁男”，即目前最優秀的女性(剩女，一般在城市)，和條件稍微差的男性(剩男，一般在農村)。
她告訴記者，本來目前適齡婚姻的男性就比女的多上千萬，但是女的要求高，男的娶得難度更大，這使得婚姻需要依賴一個有形市場進行發現。
結婚成本：生子建設銀行、生女招商銀行
人口與婚姻專家所看到的女性不嫁的背後問題，遠沒有這麽簡單。對於這種情況，在北京父母對子女的相親會上，流傳的一個說法是，生個男的，如同建設銀行，生個女的等於招商銀行。因為男方要儲備錢財準備結婚，女方則可以收取彩禮，可以招財引資。
“再過幾年，女孩子就很少了，但是不知道為什麽女孩子在大城市就不好嫁人。”一位中年女性對記者說起自己未嫁的大齡女兒時說。
一位女士也說起了自己的女兒，“她就是太純真了，沒那個意識，平時沒事就喜歡在家裏看書學習。”她很無奈的搖著頭，“我總結她就是太純真了，喜歡學習，沒那個想法，平時也不出去社交。”
相異剩女的惜嫁，男性婚姻則受困越來越高的結婚成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張翼研究員告訴記者，造成中國成年人未婚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男性未婚比例不斷提高的原因，是中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出生性別比過高導致的。
這方麵由於男性比女性多出的數量越來越多，導致男性結婚的成本越來越高，未婚的比例也就越來越大。
比如女的在大城市要求男方有房有車有學曆，各種條件要比女的高，這是很難做到的。男方隻能找低齡的一半條件的女性。同樣在農村，由於索要彩禮以及蓋房等壓力，將導致其男性結婚的成本提高。
“我見過一個打工的農民工，女方要6萬元彩禮，這需要這名男性農民工整整工作6年的時間才能攢夠這筆錢，這還不算蓋房子的費用。”他說。
這種男性結婚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在城鄉均普遍存在，而且1年是一個數字。比如目前在農村除了高昂的彩禮外，蓋一個2層樓的成本也非常高。在城市則需要買上一個房子，這遠非成年適婚男性所能。
中國國際婚博會結婚產業調查統計中心主任廖俊國告訴記者，2006年經過調查的北京結婚平均費用為15萬，近幾年這個數字漲到約17萬左右。上海則更高，約在20萬左右。
這僅僅包括請客、拍婚紗等。如果算上買房，則都是比較高的數字，比如北京買個房子沒有百萬不敢想象，結婚沒有父母資助，很難想象。“孩子結婚的事情，可能是父母省吃儉用一生準備的，為的就是這幾天。”他說。
根據國際婚博會的調查，目前北京、上海等地子女結婚約有80%得到了父母的支持，這包括財力支持。2007年北京統計部門的調查發現，居民人均結婚消費27萬多元，其中婚紗、婚宴等直接消費5.4萬元，買車購房等間接消費近22萬元。
2007年北京九成新人靠父母幫助，父母對其子女結婚費用支持度在30%至80%的占48.9%，支持程度在80%以上的占40.1%。
甲女丁男經濟學：中國高儲蓄率的症結？
甲女丁男提出的一個新疑問是，目前包括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以及到邊遠小山村，越來越多的男性難以結婚，女性惜嫁，這導致更多的消費市場沒有形成。
來自生活中的這一問題，一經輕輕提出，即碰到這樣的嚴肅問題：可能涉及到整個中國經濟的消費偏好和儲蓄率走向。
2009年6月下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魏尚進和世界糧食研究所研究員張曉波，在美國國家經濟局的網站上公布了一份名為《競爭性儲蓄動機：來自中國性別比的解釋》的論文。
文章指出，中國失衡的性別比，導致有一子的家庭推遲消費，增加儲蓄，這可以解釋1990年到2007年中國家庭儲蓄率快速提升的一半因素。
中國目前的消費率(消費占GDP的比重)，不僅低於發達國家美國，也低於發展中國家印度。按照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的說法，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從 1992年的36.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51.3%，上升15個百分點。特別是2002年以來我們的國民儲蓄上升比較快，從2000年的 37.6%，上升到2008年的51.3%。
盡管在整個國民儲蓄中，居民儲蓄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比較穩定，約為20%左右，企業儲蓄上升較快。但是就城鄉家庭自身的儲蓄率而言，確實上升很快。
馬建堂在7月4日首屆全球智庫峰會的解釋是，對未來個人生活的態度持謹慎態度。比如養老大病等等，加上收入差距加大，國家對社會保障投入占GDP的比重不及一些發達國家，所以居民不得不以儲蓄來防老等。
但這一解釋，在以下事實中，是一個悖論：目前國家對於城鄉社會保障的投入每年都增加很快，但是家庭儲蓄率仍在提高。世界糧食研究所張曉波告訴記者，這說明另有原因。
他和魏尚進的發現是，上個世紀80年代性別比上升的趨勢，和20年後家庭儲蓄率上升的時間和態勢非常吻合。“原因是20年後，原先出生男女進入到了結婚階段，但是男性比女性的比例超出正常值，所以家庭隻能多儲蓄來應對娶女方成本上升的壓力。”
張曉波還使用了各地娶妻成本，以及各個省市性別比與儲蓄率的關係，還有與存款數量增加、住房麵積、住房價格的關係，都發現有直接的關係。比如越是性別比高的地方，住房價格高，而且住房麵積大。
特別是大城市，在男的為儲蓄買房結婚的過程中，增加了對商品房的剛性需求，引起房價上升過快(2005年房價開始大幅攀升，正好是1985年性別比開始變高的出生年份子女進入結婚階段的日期)。這使得男方家庭的其他消費得到了抑製。
張曉波在中國調研時，無一例外問的問題是掙錢幹什麽，基本上一致的回答是儲蓄娶老婆用。他遇到一個在浙江打工的農民工告訴他，在河南娶老婆必須要蓋2層樓房，因為別人都是這麽蓋的，如果自己沒有，那麽無法娶老婆。
“他們打工的錢不是要交彩禮就是回家要蓋樓結婚用，盡管每年回家也就住幾天，但是還是要花上十萬來蓋。”他說。
在城市裏麵，張曉波遇到的很多博士，仍在為一套房子奮鬥。這給他進一步的思索，中國的人口性別比，導致家庭儲蓄率居高不下，因而影響了整個經濟的消費率。
張注意到達爾文的理論中談到一些雄性動物為了得到配偶而顯得高大強壯，但是在人類中，儲蓄的多少，房子的大小，似乎成為是否能娶得老婆的優勢所在。為此張建議，要解決中國消費率低下，儲蓄率高的問題，需要允許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家庭給以生兩胎的政策。
但是也有質疑的聲音。中國國際婚博會結婚產業調查統計中心主任廖俊國告訴記者，剩男剩女的問題一直存在，每年的結婚消費對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幾代人努力儲蓄把過去的消費抑製了，但是延續到後來一把釋放，似乎未見短期消費降低的情況。
中國人口研究所張翼認為，性別比影響家庭儲蓄，進而影響消費率提升是肯定的，至於到了何種程度，仍需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