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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者 yq 在 09-08-25 09:32
長平
題記：本文寫於上周，未能趕上本專欄發稿時間。本周刊發之前，傳來令人驚喜的消息：許誌永獲得取保候審。接下來，關於他到底有罪沒罪，“公盟”該交納多少稅金，是否該對它處以最高限額的罰款，以及“公盟”該不該被取締，乃至民間組織在中國該有多大的空間，抑或均可期待一個公正的裁決？
上一次見到許誌永，是今年5月底，在北京的一個研討會上。我竟問他，“公盟”在錢上安全嗎？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喜歡在資金來源上做文章，以為拿了西方人的讚助，就成了“”。他回答說，都是耶魯法學院給的錢，那是學術機構，絕對沒有問題。我們都沒有想到的是，一個NGO組織，會遭到稅務局的伏擊。
我們談到了鄧玉嬌案，他主動說，“公盟”的律師被鄧家解約，地方政府固然形跡可疑，但自己的工作也有值得檢討的地方。然後又說到著名的左翼網站“烏有之鄉”，不久前遭到選擇性“執法”，盡管政見差異甚大，但是他為它作了辯護。
回來後找出《我們時代的憲政共識——為“烏有之鄉”辯護》一文，看見他寫道：“作為憲政主義者，我們追求言論自由，絕不僅僅是追求我們自己的言論自由，而是包括與我們不同觀點的人在內所有人的言論自由。”
他呼籲所有的中國公民，無論觀點如何不同，都要遵守基本的憲政共識——民主、法治和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關於法治，他寫道：“法治的核心在於約束權力，把權力納入規則之中，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任何人超越法律之上，用法律的大棒治理別人，這必然是一個奴役與被奴役的社會。”
一個誠實而正直的人，當他的身份發生變化時，他曾經說過的話，不會變成讓他尷尬的東西，恨不得抹掉過去；恰恰相反，那些話會成為支持他的力量。許誌永就是這樣，他留下的這些聲音，如今正在為他自己辯護。
上周，在北戴河的一個主題為“人民法官為人民”的法治研討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坦承：“當前，部分群眾對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漸泛化成普遍社會心理，這是一種極其可怕的現象。”
我相信，所有正直的法律工作者，聽到這個話都會感到痛心。也許他們不知道，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我也感同身受。我曾經說過，執政黨於1995年提出“依法治國”的主張，並於1997年將它寫進黨的十五大報告之後，十多年來，這是最得人心的一個治國方針，幾乎和市場經濟政策平分秋色。媒體記者也隨之分成兩類，一類是財經記者，一類是法治記者。相對應的兩類學者，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成為媒體爭搶的明星。
我們都堅信，通過法治建設，中國會找到一條符合正義原則並能持續發展的治理道路。我工作過的媒體，不止一次刊登美國法學家伯爾曼的那句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
然而，經過這麽多年的努力，法律在中國不僅沒有被信仰，連基本的信任都沒有得到，而且日漸成為普遍的社會心理，如何不叫人扼腕歎息？
其中最具有悲劇性的，是維權律師的奮鬥。這是一群抱持憲政民主觀念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相信法律的光芒正在一點一點地照亮自己的祖國，一個讓正義得到彰顯、權力受到限製、自由得到保障的未來指日可待。他們是法律的傳教士，深入到社會底層那些貧窮、悲苦而絕望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中間，說服他們相信法律，相信公理，相信和平的抗爭。許誌永就是他們中間的代表，如今身陷囹圄，那些受他影響的人，追隨他的人，委托他代理冤情的人，何以心安，何以自處？
敢怒而不敢言的屈辱寫在臉上，絕望的氣息飄蕩在空氣中。當我聽到一個朋友反複說：“所有理性的道路都被堵死了。”我感到有些害怕。尤其當我看到梁文道先生的文章《中國已成索多瑪》時，不禁悲從中來。索多瑪是《聖經》中描述的一個罪惡之城，結局是上帝放火和硫磺將其毀滅。梁先生是一個溫和、理性而寬厚的人，對中國的進步充滿了期待，在許誌永被捕之後，也忍不住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和他平時娓娓道來的文風不同，這篇文章寫得十分動情。這也是這些天來，很多人談到許誌永時的表現。像他這樣小心謹慎地推進法治的人，都要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對待，還有什麽道理可講呢？
不過，每當想到許誌永的溫和與理性，我就為自己的情緒大慟而難堪。我甚至在心底祈求政府：請不要把事情做得這麽煽情吧！但願我是杞人憂天，我真的比沈德詠副院長更加擔心，不僅擔心民眾對司法的不信任導致“群體性事件”的發生，還擔心理性和平的抗爭渠道被阻塞之後，從曆史深處吹來的暴戾之風再次肆虐。
我找出兩部電影的碟片，放給來訪的中學生客人觀看，然後和他們展開討論。一部是《甘地傳》，一部是《特蕾莎修女傳》。我希望他們理解非暴力抗爭的觀念，也希望他們思考如何設身處地去幫助弱勢人群。我沒有告訴他們的是，這也是我看到媒體報道中，兩個律師談到許誌永的言行，再一次想起了這兩顆聖潔的靈魂。不妨照錄於此——
許誌永曾經多次探訪關押上訪民眾的“黑監獄”，河南維權人士汪海洋回憶說：“許誌永博士奮不顧身地到這些地方和他們理論，當然是非常理性地理論。看守打他，他就讓他打。‘你打，你打吧。’最後因為他正氣凜然，使原來打過他的人見了他就望風而逃。所以這種精神，我覺得，在中國人來說，太少見了，也太可貴了。”
廣東律師龐琨回憶許誌永講課時的情景：“他就講到，去維權的時候，首先你要帶著一種受苦的心態去，為老百姓受苦、為權益受苦的一種準備。（他）甚至受到過別人的攻擊，而且始終是麵帶微笑，用一種從容和一種憐憫的姿態去看待那種暴徒的方式。我覺得這是我們一般普通人做不到的。”
特蕾莎修女對一個自我否定的麻風病人說過：世界上沒有麻煩病人，隻有麻風病。我曾經據此發揮說：世界上沒有窮人，隻有貧困；沒有富人，隻有財富。今天我還要進一步發揮說：世界上沒有惡人，隻有罪惡；沒有暴君，隻有強權。在我看來，這也是法治主義的觀念。
當然，許誌永不是甘地，也不是特蕾莎修女，他是一個想要為國家進步出力的維權律師。
第一次見到許誌永的時候，他正要去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後來讀到了他在耶魯寫的文章《回到中國去》，深受感動。
他講到一個美國教授說中國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時，“我心中像觸電了一樣，難過到了極點。……我就生在那樣一個貧窮的國家，那些貧困屬於我，那些苦難屬於我。”
於是他決定盡快回到中國。他寫道：“回到中國去，不知道又要麵對多少求助信件，麵對多少含冤者期待的目光，麵臨多少愧疚和不安，麵臨多少猜疑和責難，甚至麵臨失去自由的痛苦。”
五年之後，他的擔憂變成了現實，正在麵臨失去自由的痛苦。他繼續寫道：“回到中國去，那是我的家。……那裏有沉重的責任，有必須承受的苦難，有一生的幸福和驕傲。”
□ 新世紀
(來源: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3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