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理財家
引子：
這是一組有關國家創建者的故事。
他們，為中國完成了晚清以來的首次經濟統一，其艱難與風險，絲毫不亞於疆土的天下歸一；他們，運用經濟金融策略，在解放區與國統區的較量中不斷擴大戰果，從農村到城市，用實實在在的民生改善，為國家命運投票；他們，甚至還曾“潛伏”在國民政府的金融核心，讓國民黨的經濟大潰敗一發不可收拾。
很難確切地描繪這一群人。他們或出身高貴，或者來自草莽，有人最初隻認識自己的名字，也有人曾遊曆海外；他們並不奮戰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但其處境的凶險艱難，同樣猶如在刀鋒上行走；他們或許無需用血肉之軀為共和國奠基，但那些為嶄新國家經濟命脈重建運行秩序的努力，至今依然在散發著能量。
追憶這群紅色理財家，更讓人感慨建國之路的艱難---在用“槍杆子”完成政權更替之後，一個國家的建設與發展，千頭萬緒，更需精心設計；一個革命黨，在麵臨向執政黨轉變之時，更需技能與智慧。
60 年後，烽煙早已遠去，而經濟與金融，升鬥小民也都耳熟能詳。重回曆史現場，重新接近這些經濟金融領域的國家奠基者，我們希望，能讓一些基本製度的源流更為清晰，以厘清我們今天麵臨的新問題；我們還希望，能從他們身上再次汲取理想、智慧和勇氣，來推動這個國家的前進與和諧。
1949：新中國統一財經始末
“部隊向前進，票子向後退”
1949年8月3日，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有59天。
從台灣新竹機場起飛的B24機群，隻用了3個多小時就飛抵上海上空，向江南造船廠投彈30多枚。
這6架國民黨轟炸機隨後例行公事般的掃射了黃浦江上的船隻，以封鎖這個全國最重要的港口。它們最後在城市上空示威般的巡航一圈，揚長而去。
據曾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任陳雲秘書的周太和回憶，當時上海第二高樓百老匯大廈的22層樓頂就架設著機關槍，激烈地開火，但仍無法阻止敵機的侵擾。
不過，空襲警報和爆炸，並沒有打斷百老匯大廈一些住客的工作：包括陳雲在內的158名中共高級經濟幹部，仍在討論如何解決比空襲更為嚴重的問題。
上海的經濟形勢正在惡化。被後人譽為“新中國經濟建設三大戰役”的第一戰剛剛結束---解放軍進駐上海證券交易所，抓捕投機分子，贏得了“銀元之戰”。如人們所知，“棉紗之戰”和“米糧之戰”即將到來。
在這座大都會之外，是一路向南，將勝利戰局不斷推進的解放大軍。過去由各解放區供給的野戰軍離開了各自的根據地，這五六百萬人的給養如何解決，問題實際而迫切。
為了解決上海問題和部隊補給，此時負責中央財經工作的陳雲召集各大解放區、野戰軍的財經部門領導人，在上海專門開會。他們希望完成一件自清政府覆滅以來中國一直無法實現的大事：統一全國經濟。
“部隊向前進，票子向後退”
解放戰爭進行到1949年，大勢已定。共產黨控製地區的經濟形勢卻很不樂觀。
從1月起，物價連續上漲。
進入新解放區的野戰軍，無法像過去那樣得到根據地的直接物資補給，中央隻好用發行貨幣來支撐部隊。但在新解放區，商人和群眾都不信任人民幣，加之生產一時難以恢複，軍隊就拿著人民幣到後方的大城市采購。願意使用人民幣的商人也到老解放區購買物資。投機資本乘機作祟。
陳雲後來說這是“部隊向前進，票子向後退”。
1月，雲集平津地區的部隊引發了第一次大規模物價上漲。4月，完成了平津、淮海戰役的部隊就地籌備物資，準備南下渡江，結果再次拉動了物價。
隨著解放軍跨過長江，情況愈演愈烈：與北方的農村包圍城市不同，共產黨在南方先占領城市，再進入鄉村，一時之間很難從當地農村獲得補給。
此時，連同國民政府留下的軍政人員，中央政府需要保證各地750多萬脫產人員的吃飯問題。
時任中財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後來回憶說，當時最為嚴重的情況是收支脫節：收入的大頭是公糧，都掌握在地方手裏，其他稅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樓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
但是野戰軍“吃皇糧”，由中央支付，“收在下麵，支在上麵，中央的日子就過不去了。發行鈔票主要是中央有虧空。”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這樣寫道。
1949年，預計全年財政收入折合小米303億斤，支出則達到567億斤。
到7月底，人民幣發行總額達到2800億元，是1948年底的15倍，且多集中在大城市。
當時美國《時代》周刊的報道分析說，中共過去依靠簡單的供給模式，由分散的根據地直接用物資維持根據地內的軍隊，受貨幣規律影響小。現在使用無固定供給地的大兵團跨地域作戰，其方式與組織形態已與國民政府相似，由軍費增長引發的通貨膨脹不可避免。
北京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寄書中央政府：中共此時麵臨的危機與過去3年國民政府的情況相似，如不控製軍費增長，新政權成立之時就是中國經濟再次崩潰之日。
中央人民政府開會的時候，也有委員提出，人民幣可能重演金圓券的悲劇。
1949年4月，中央兩次致電東北局，要求陳雲速到中央主持經濟工作。5月10日，“小個子”陳雲帶著周太和出現在北平，籌備一個全國性的財經領導機構：中央財經經濟委員會。
“隻有承認山頭，才能消滅山頭”
7月，從華北財委調到中財委的李海，在全體幹部成立會上第一次見到了陳雲。
陳雲自我介紹說，我叫陳雲，身體不好，兩個月感冒一次，“過去好比是在上海永安公司門前擺小攤做生意的，現在讓我當大公司經理，做大買賣，不知道能不能勝任。”
陳雲最早的經濟工作經曆，的確就是在上海“擺攤”：當年為掩護地下黨身份，他曾開辦了一些商業機構，並頗有收獲。
後來他曾在陝甘寧邊區和東北解放區負責財經工作。據周太和向《望東方周刊》回憶，陳雲在東北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成立東北財經委員會，統一全東北財經。在他的籌劃下，百萬東北野戰軍依靠著充足的給養，不僅打贏了遼沈戰役，還入關完成了平津戰役。
陳雲的經濟才能一直受到毛澤東的欣賞。1944年，就是在毛澤東的提議下，陳雲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負責邊區財經工作。1949年初，毛澤東專門要求陳雲到西柏坡，徹夜長談，匯報東北經濟建設的經驗。
毛澤東隨後與周恩來商定，調陳雲主持中央財經工作，一統天下錢物。
中共早在1947年初就開始謀劃統一財經。當時，華北、華東、西北三大解放區已連成一片，原來各地獨立運行的經濟係統第一次互相接觸。
當時，各解放區都有自己的銀行、貨幣，互相征稅，甚至存在貿易壁壘。為了降低貿易逆差，一些解放區負責人還提高本地特產價格、拒絕其他解放區特產入境。
當時山東根據地出產最“強勢”的海鹽，山東解放區的貨幣北海幣比價最高；晉冀魯豫的冀鈔次之；西北地區因為物資最為匱乏，進口量大，發行的西北農幣比價最低。結果冀魯豫曾經抵製山東的海鹽，冀南還扣押過冀中訂購的煤炭。
負責華北財經工作的董必武於1947年底向中央報告時總結說，各個解放區“互相建築的關稅壁壘，各區票幣互相壓抑抵製，商業上互相競爭，互相摩擦，忘記了對敵”。
物價風波中的上海成為一個契機
為了解決內部經濟問題，1947年3月、1948年4月，中共先後在邯鄲和石家莊召開會議，統一東北地區以外的財經工作。
邯鄲會議開了近3個月，最後形成了2萬多字的報告。一再修改後，仍向中央發出了5000多字的會議決議。
李海說，會議主要內容之一就是，確定各根據地貨幣之間的比價，後來根據這個比價，於1948年底發行了統一貨幣人民幣。
“山東的貨幣和晉冀魯豫定了1：1，大體相當；和晉察冀定了1：10，其實是山東‘吃虧’了。”當年代表山東根據地參加了兩次會議的楊波(後曾任輕工業部部長、國家計委主任)說，這次是中央出麵進行了平衡。
由於中央擁有貨幣發行權，各大解放區的財政發生赤字需要彌補時，就必須報中央審查批準。這樣，中央就掌握了地方財政。
楊波說，在此之前中央根據地---陝甘寧在經濟上還比較薄弱，也沒有規定各解放區要向中央交錢。山東相對富裕一些，楊波等人去中央開會，就隨身用裝糧食的袋子帶著黃金，交給中央。
到1949年時，公糧和稅收等財政收支仍由地方控製。這也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國一直存在的情況。
“毛主席說過，隻有承認山頭，才能消滅山頭。”楊波說。
物價風波中的上海，成為一個契機。
上海暫時是個包袱
1949年夏天，鄧小平從上海回京。他向中央匯報說，上海“煤糧兩荒。接收舊人員十五萬人，工廠原料缺，運輸貴，開廠難，學校多，稅收少，開支大，被迫大發行。農村全部以物易物，或光洋市場。情況嚴重。提出廠校及人員疏散，向各解放區求援”。
陳雲隨後致電東北財經委副主任李富春，除了向上海運輸糧食，還要準備接收一部分上海工廠學校。不久，中央正式開始準備疏散這個遠東最大的都市。
7月下旬，陳雲到達上海進行實際調查。當時上海遭遇30年一遇的台風，黃浦江水漫上南京路，竟然可以行船。陳雲帶著周太和，涉水到各類物品交易所了解情況。
就在陳雲達到上海前一個月，投機商操縱上海銀元價格暴漲，帶動物價上行。上海市政府籌集了10萬塊銀元拋出，竟然毫無起色。
最後，由曾任第9兵團司令員的宋時輪帶一營解放軍查處上海證券交易所，當場抓捕200多名投機骨幹，銀元之戰才以中共勝利告終。
投機資本隨後轉向大米、棉紗等物資領域，導致上海7月物價比6月上漲1倍，並波及北平、天津，致使兩地物價一個月內上漲3倍以上。
7月27日，毗鄰上海、最易受上海物價風暴波及的華中局建議，由華東、華中、華北、東北、西北五大解放區財經負責人參加的財經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這也是所有共產黨控製的地區，第一次坐在一起商討財經對策。
陳雲在開幕會上就提出，上海的骨幹工廠不能外遷。
這樣就隻能由各大區承擔糧棉調撥任務，共同幫助上海恢複生產---從老解放區調棉花，從北方調煤，從上海周邊和四川調大米。
華東局向陳雲匯報說，常州不讓糧食運到上海，贛東北對杭州也是封鎖的。皖北、常熟、無錫等地，也對上海禁運。
其他解放區有自己正當的理由：經過多年戰亂，糧棉自給都很不容易，調出去農民就會挨餓。再比如當時交通破壞嚴重，從四川運米到上海，運費與收購價相當。
楊波向本刊記者回憶，他曾與姚依林代表中財委去東北“要糧食”，一次運出數千萬斤，“討價還價的零頭也得幾百萬斤”。
周太和告訴本刊記者，當時在一次領導人會議上陳雲提出，上海是個好地方，但暫時是個包袱，運進來的東西多，出去的東西少。當時運進的是“兩白一黑”，即大米、棉花和煤炭。隻是因為上海沒有恢複生產，運往外地的工業品不多。
薄一波後來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回憶說，上海財經會議的重要指導思想就是，觀察和解決財經問題要有政治觀點，即從全局、全國看問題。
這次會議的最大共識是，仍然要把支援戰爭放在第一位。
小困難服從大困難
由統一調撥糧棉解決上海問題，會議的中心轉移到了全國形勢上。
周太和說，會上主要研究了三個問題：統一財政收支，統一金融管理，統一重要物資調撥。“這三件事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有一些事還需要做許多協商說服和組織準備工作。”
他告訴本刊記者，當時對於統一財經，認識並不相同。有的負責人認為統得太早，有的則認為根本不可能。
陳雲解釋說，當時實行財經工作統一管理確是提早了，但是困難並不算大，“我們不應因為統一管理工作方麵的小困難，而造成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難。”
陳雲還告訴各大區主要負責人，中央希望他們“說服各地同誌，既交出權力，又勇於負責，以此精神共度難局”，“必須強調部分服從全體，地方服從中央”。
上海財經會議最後估算了1950年的財政收支情況，著手統一全國財經。陳雲在8月15日的閉幕報告中提出，第一，統一稅目、稅率，加強統一征管；第二，建立統一的人民幣發行庫，進一步掌握貨幣發行權；第三，建立糧食公司、紗布公司等，統一購銷。
他特別提到，各地區對原屬野戰軍的支援物資，一般的要由中央統一調度。
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聽取陳雲匯報上海財經會議的情況後，表示同意會議的總方針，“我們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局。”
上海財經會議落幕後，物價一度平穩。陳雲卻向毛澤東匯報，預計物價有 “劇烈跳躍之可能”，並督促落實上海財經會議決定的各項措施。
10月，上海果然爆發“棉紗風波”：投機分子集中攻擊紗布，導致上海的紗布價格在一個月內上漲3.8倍，棉布上漲3.5倍。棉紗上漲帶動了其他物資價格，並波及華中、西北。
中財委按照既有計劃調撥物資，一戰而勝。
1950年春節，上海的投機勢力開始囤積糧食。但此時中共從四川征集的4億斤大米已進入上海，華中、東北的糧食也源源不斷地運到。再戰再勝，這就是“米糧之戰”。
高崗曾想保留東北幣
“米糧之戰讓上海的投機勢力虧了老本，資金流動性不足還波及私營實業。政府於是用物資進行接濟，徹底控製了上海的工商業。”李海說。
集中調撥解決了軍隊的供應問題，加之1950年戰爭收尾，物資需求減緩，新中國的經濟終於走上正軌。
1950年3月，當時的政務院在北京召開首屆全國財政會議，進一步明確統一全國財經。
根據這個要求，成立全國編製委員會、頒布各級軍政機關編製和待遇標準，政府機關及軍隊不得自行添招人員。
但恢複後的上海卻不願意參與統一財經。由於1949年的全國支援，隻有一小部分輕工企業外遷，保住了工業基礎。如陳雲預言，上海很快恢複了工業總產值全國第一的位置，成為東部地區的物資集散中心。
李海回憶說，當時上海的負責人還專門向中央發過電報，不願意納入統一財經體係。
陳雲隨後在公開講話中批評了地方主義。最後在中央的堅持下，最有錢的上海和華東局，還是老老實實地納入了全國一盤棋。
至此，新中國隻剩下東北一個地區還保留著一定的財政獨立。
李海說，解放戰爭開始後，中央認為東北地區解放早、基礎好，如果與關內統一，很容易受到影響。於是一直保持其經濟獨立性，作為戰略大後方。
1948年華北財經會議後，當時負責中央財經工作的董必武專門派人到東北，通報華北財經會議情況和關內各解放區財經情況，並確定東北幣與人民幣的比價。
據第一任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的秘書楊培新向本刊記者回憶，1950年關內經濟形勢穩定後，開始回收東北貨幣。主持東北工作的高崗曾授意東北銀行行長王企之提出保留東北幣，南漢宸當麵質問高崗，高崗隻得作罷。
至此，自1911年來，廣闊的中國大地，第一次實現了全國貨幣的統一。過去近40年間中國地方割據的經濟基礎，被徹底清除。■
薛暮橋：紅色貨幣戰爭
獨立貨幣製度不僅讓中國經濟擺脫了西方的控製，也不用依附於東方陣營
1947年10月的冀中平原，寒風凜冽。十萬解放軍雲集石家莊，將這座當時還稱為“石門”的城市團團圍住。總司令朱德將親自指揮作戰。駐紮在西柏坡的黨中央希望，將晉察冀解放區和晉冀魯豫解放區聯成一片，改變整個華北的戰局。
一輛搖搖晃晃的敞篷大卡車載來了十幾名隻帶短槍的軍人。緊張籌備戰事的朱德聞訊，親自接見了領隊---當時已在紅色根據地大有名氣的經濟學家薛暮橋。
一隊人繼續西行，他們的目的地是距西柏坡三四裏一個叫夾峪村的村子---剛剛成立的華北財經辦事處駐地。
被山東解放區“扣留”4年後，薛暮橋將代表華東局擔任華北財經辦副主任。中央在電報上還要求他從山東解放區帶些經濟幹部一同前往。
被薛暮橋點將一同前往夾峪村的楊波，向《望東方周刊》回憶，薛暮橋9月初就從膠東出發，穿越敵軍封鎖線到達膠西，再到渤海區，於10月初離開山東。他們在石家莊與朱德見麵，然後前往平山。最終到達夾峪村時，已經是10月底。
薛暮橋由此從一個地方解放區的經濟工作領導人，開始影響整個中國的經濟。
法幣貶值衝擊根據地
薛暮橋，1904年10月25日出生於無錫，23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四。一二”政變後被捕入獄。在這段被他稱為“獄中大學”的經曆中，薛暮橋讀遍了監獄圖書館裏的書籍，“讀得最多的是政治經濟”。
1930年被保釋後，薛暮橋開始從事農村經濟調查。1938年他參加新四軍，在行軍途中寫下了《中國革命問題》和《政治經濟學》。這兩本書在紅色地區廣為流傳，後者還被劉少奇指定為幹部讀物和根據地學校教科書。
1943年初，中央點名要薛暮橋帶一些新四軍的知識分子前往延安。他們從淮南出發，過淮北、蘇北到山東，再經晉冀魯豫、晉察冀、晉綏等根據地到達目的地。這次行程包括了40年代初中共所有主要根據地，沿途將穿越數十道封鎖線，計劃半年時間完成。
薛暮橋一路艱辛，他們在淮安還一度被認為是喬裝的偽軍，被當地民兵阻攔。
他後來在回憶錄裏寫道，他們到達山東抗日根據地後，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希望他留下。但朱瑞也知道薛暮橋是延安點名調動的，不便強留，就“提出要我留在山東工作三個月，幫助他們解決貨幣鬥爭問題、減租減息和征收公糧問題”。
結果這一留就是4年。
曾在膠東行署、山東財政廳工作的楊波，不久被分配到薛暮橋領導的政策研究室。此後到1961年，他一直在薛暮橋的直接或者間接領導下工作。
據楊波回憶，當時的薛暮橋並沒有知識分子的樣子，看起來更像農村出來的幹部。“就一匹馬、一個警衛員，馬卻要最老實的。”
40年代初，山東根據地的經濟鬥爭形勢十分嚴峻。
山東根據地從 1938年開始發行自己的貨幣---北海銀行的“北海幣”。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北海幣都作為法幣的輔幣，隻發行1角、2角、5角的小麵額貨幣。
當時法幣由於有英美支持，在各種政權統治區內都十分堅挺。不僅根據地掌握大量法幣來保證當地貨幣穩定，日偽政權也通過在淪陷區發行偽幣，收兌法幣，然後拿到上海等口岸城市，換取美元英鎊或者購買各種物資。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沒收了英美在中國的金融機構，利用法幣換取外匯。他們把日偽控製區內的幾十億法幣送到國民黨大後方和抗日根據地，用來換取物資。
楊波告訴本刊記者，僅在1942年，流入山東根據地的法幣就有幾億元。這不僅使相應數量的物資流向敵占區，還導致根據地市場上法幣數量遠遠超過了市場流通的需要。法幣購買力迅速下降，與之關聯的北海幣也快速貶值。
如果將1937年山東根據地的糧價定為100，1941年則是2141，1943年已達到52407。物價綜合指數則從2317上漲到47656。
這是1941年之後，所有中共抗日根據地都麵臨的危機。
物資的重要性要遠遠大於金銀、外匯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山東根據地從1942年起開始限製法幣流入，提高根據地貨幣的幣值。
“當時我們是在法幣仍在解放區市場上流通的情況下，與敵人進行貨幣鬥爭的。”楊波說，結果法幣繼續通過黑市流入，反而提高了對根據地貨幣的比值。加之法幣本身繼續貶值，根據地貨幣貶值更加厲害。
最後，山東根據地用行政手段強壓法幣的比值，宣布根據地貨幣用1：2的比例兌換法幣。結果根本不起作用。
薛暮橋到山東後即提出，要穩定物價隻有驅逐法幣，建立自主的貨幣市場。
楊波說，薛暮橋就在這個時候提出了一套新理論：馬克思認為貨幣是各種商品的一般等價物，所以貨幣不一定同金銀聯係，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聯係。隻要根據地適當控製貨幣發行量，並掌握充分物資，就能夠在必要時用來回籠貨幣，平抑物價。
當時，山東根據地最強勢的物資就是海鹽。開始時，海鹽由鹽商收購後轉手倒賣。根據地政府於是專賣海鹽，然後降低鹽稅，增加產量。等到海鹽運到接近敵占區的地方，就以高於市價50%的高價出售。這樣對敵占區貿易處於出超地位，法幣、偽幣供過於求，根據地政府在兌換比率上完全掌握了主動權。
1943年冬天，山東根據地的貨幣鬥爭已取得一定成果，根據地貨幣與法幣的比值也迅速提高。從1943年7月到12月，根據地物價下降了一半。許多幹部就提出，繼續提高根據地貨幣比價。
然而，驅逐法幣後市場貨幣流通量不足，物價又開始下降。根據地的政府單位見狀，就出售物資，防止物資貶值，這樣物價跌落更快。許多經營單位因此虧本甚至倒閉。
貨幣發行量與市場流通量的關係，最終成為根據地貨幣鬥爭的基本規律。
1946年春，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到山東根據地訪問，他問薛暮橋，根據地貨幣既無金銀又無外匯做儲備，為什麽能穩定物價。
薛暮橋回答，根據地貨幣有物資做儲備。而在根據地，物資的重要性要遠遠大於金銀、外匯。“我們每發行一萬元貨幣，至少有5000元用來購存糧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資。”如果物價上升，就出售物資回籠貨幣；反之則增加貨幣發行量，收購物資。
當時西方國家實行金本位，發行紙幣必須有40%以上的黃金儲備，用於控製幣值。但西方國家還不了解用控製貨幣發行量的辦法來保持物價穩定。
30年後，美國也放棄了金本位。
1945年底，薛暮橋在山東工商管理工作會議上，總結了對敵貨幣鬥爭的經驗。這個報告後來在晉察冀等根據地大量翻印分發。
掌握貨幣兌換主動權
1946年6月，國民黨以30萬軍隊圍攻中原解放區，內戰全麵爆發。
國民政府與中共的貨幣鬥爭更為尖銳。不久，法幣幣值開始跌落。當時許多人都認為，這就是壓低法幣與根據地貨幣比價的功勞。
薛暮橋卻十分清醒。在他看來，在這兩種貨幣類似外匯關係的鬥爭中，強勢貨幣不會這麽容易被壓製。
他說，法幣的流通是全國性的，它的幣值在全國範圍內都是一致的。一個地方的單獨壓價並不起多大影響，也不可能長久支持。如果因為根據地壓低法幣比價，暫時收到一些效果，就會造成根據地入超，外匯供不應求，最後還是法幣升值。“所以我們如不根據市場的自然規律，而主觀主義來壓低法幣，對我們是沒有什麽好處的。”
他進而希望努力擴大根據地貨幣的流動範圍，壓縮法幣的陣地，並利用貿易掌握法幣比價。這樣，法幣的流通範圍越小，通貨膨脹便越劇烈，跌落就越嚴重。
楊波說，在這種情況下，貿易成為進行貨幣鬥爭的重要因素。以山東解放區為例，成立了管理貿易鬥爭的工商局，並由薛暮橋親自擔任局長。
貿易鬥爭的主要策略是：一，對外貿易，即對國統區貿易盡量嚴格，內地貿易盡量自由；二，掌握重要物資，這種物資既是根據地能夠大量輸出的，同時也是國統區必需的。
薛暮橋在解釋第二條的時候說，掌握重要物資，也可以通過對外自由貿易的形式。比如利用根據地盛產的花生油來吸納國統區的棉花，效果要比硬性管理強得多。
隨著根據地控製對敵貿易並逐漸處於貿易出超地位，根據地在與國統區進行貿易時的議價能力越來越高。同時在穩定的物價支撐下，根據地貨幣的流通範圍也越來越大。
根據地貨幣就此對法幣形成壓製。在根據地邊境的兌換所，根據地政府完全主導了兌換比率。根據地貨幣與法幣之間的結算關係就像一道屏障，防止了國統區日益崩潰的經濟危機蔓延到根據地。
獨立的人民幣
不過，在剛開始領導中央財經工作時，薛暮橋對於貨幣獨立的觀點，在中共內部也受到質疑。
楊波說，當時延安過來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根據地沒有金銀儲備，又得不到美元英鎊等強勢貨幣的支持，如果再切斷與法幣的聯係，豈不是會更加貶值。
薛暮橋則以山東根據地的經驗證明，貨幣的價值是由購買力決定，可以完全擺脫金銀、外匯。更為關鍵的是，一旦關聯，根據地經濟將受到敵人的影響。
1948年底，在總結過去各根據地貨幣鬥爭經驗的基礎上，中共開始發行統一貨幣人民幣。人民幣不規定含金量，並申明與金銀脫離關係，匯率主要依據貨幣實際購買力而定。
當時中共在金銀儲備方麵仍是劣勢。如果與金銀聯係，收購金銀要增加貨幣發行，物價就會上漲。這在國民政府調整法幣與白銀關係時，已經發生過。
於是，中共在人民幣發行的同時，采取了低價凍結政策，金銀定價遠低於物價上漲速度，也低於國際金銀價格。隻對土改退押農民所得的金銀定價收購。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數十年國家金銀管製政策的由來。
更為重要的是，不與金銀、外匯掛鉤，就使中國的貨幣與擁有強大金銀儲備的西方割斷了聯係。
楊波說，人民幣繼承了根據地貨幣的獨立特性，與通行的銀本位、金匯兌本位劃清了界限。這個特征一直延續到今天。
獨立貨幣製度不僅讓中國經濟擺脫了西方的控製，也不用依附於東方陣營。
蘇聯盛產黃金，約占世界產量的五分之二。蘇聯盧布含金量定得很高，遠遠超過盧布的實際購買力，據此，使東歐各國在匯兌中吃了大虧。
人民幣雖然沒有規定含金量，但貨幣購買力較高，導致價值高於盧布。斯大林後來還專門就此向中國提出質問。
斯大林逝世後，東歐各國提出盧布定值過高，要求計算各國貨幣的實際購買力，改訂匯率，並退賠過去造成的損失。此舉連續進行數年之久。
從40年代初期開始成形的新中國貨幣製度，最終延續到了今天。
對於目前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呼聲，楊波說，應該謹慎地、有範圍地試行。因為在他看來---也許也是在薛暮橋看來，紅色中國的貨幣戰爭遠遠沒有結束。■
冀朝鼎：經濟學家在“潛伏”
他給國民政府的這些“禍國”建議很簡單：與民爭利
直到死後46年，他對創建這個國家所做的真正貢獻，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仍然是個謎。
1963年8月13日，副部級幹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會，在北京首都劇場舉行。周恩來、陳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誌致悼詞。這種規格顯然超出慣例。
“原本隻安排了一般追悼會，報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來手中，他批示說：第一要在治喪委員會中加入他和鄧穎超的名字；第二他要親自參加追悼會；第三，追悼會不能在一般地方舉行，要改在首都劇場。”冀朝鼎的秘書廖訓振向《望東方周刊》回憶說，周恩來在審閱悼詞時，親筆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時期中，他能立汙泥而不染”。
周恩來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級，廖訓振說，“也隻有周恩來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在以《成敗之鑒》為題的回憶錄中，專辟一節寫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禍國陰謀之得逞。”
在這本近500頁的書籍中，為共產黨人開辟章節的，隻此一例。
冀朝鼎是誰？他做過什麽？
經濟學家的秘密身份
1939年底，中國環球進出口公司負責人陳光甫，在紐約的一家中餐館麵試了一名36歲的應聘者。
環球公司是國民黨政府專為促進中美貿易設立的國營企業，陳光甫則是擁有中將軍銜的國民政府大本營貿易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光甫後來在回憶錄中說，他覺得這個應聘者英語很好，可以成為他的秘書。
應聘者冀朝鼎，此時已在美國學界小有名氣。他從清華畢業後赴美，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就讀，並獲法學博士和經濟學博士。
冀朝鼎的經濟學博士論文《中國曆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給他帶來了巨大聲譽。
李約瑟稱讚這本書說：“可能是迄今為止，在中國曆史上探索發展變革的最傑出的英文著作。”他後來還邀請冀朝鼎為《中國科學技術史》作序。
蔣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顧問、美國學者拉脫摩爾則評價：“這是一篇具有獨創見解、善於獨立思考、很有說服力的論述。”
根據陳光甫向友人講述，美國財政部的官員愛德爾向他介紹了冀朝鼎。愛德爾1935年開始為美國共產黨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專門去北京大學拜訪了李大釗。這是他第一次和共產黨人接觸。冀朝鼎後來告訴廖訓振，這次見麵讓他難忘，“暢談一次，印象很深”。
3年後，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魯塞爾參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會時加入共產黨，成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學生。後來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為參加共產國際會議的中共代表鄧中夏等做秘書和翻譯。
1929年，經周恩來批準，冀朝鼎回到了美國。
也許是組織授意，冀朝鼎結識了美國財政部貨幣研究室的柯弗蘭，並發展他加入了美國共產黨。柯弗蘭又將冀朝鼎介紹給美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羅斯福的助手居裏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的助手白勞德。
這些對美國財政政策擁有發言權的學者們很快發現，年輕的冀朝鼎對中國形勢的分析判斷總是十分可靠，於是將其意見作為自己對華政策的依據。
後來冀朝鼎告訴廖訓振，他當時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國政府，這些對中國問題的預測和意見就來自延安，當然十分準確。
精明勤奮的冀朝鼎很快就獲得了陳光甫的信任，並擔任環球公司總務處主任。
掌管一億美元，影響國民政府貨幣政策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政府失去了與美國進行貿易的東南亞通道，陳光甫受命回國，冀朝鼎作為他的私人秘書同行。
返回國內，最終導致了冀朝鼎與美國妻子的分離：她無法適應中國的生活。但冀朝鼎還是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因為這是來自延安的指示。
冀朝鼎從陳光甫這位老練的經濟專家那裏獲益匪淺，他詳細了解了一個國家外貿體製的運作機製和特點。但回國後，冀朝鼎還是逐漸脫離了陳光甫，開始接近陳光甫的政敵、國民政府的實力派人物---財政部長孔祥熙。
冀朝鼎與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親還曾是孔祥熙的老師。冀朝鼎回到重慶後，就住在孔祥熙公館。和他同住的還有已擔任美國使館經濟參讚的愛德爾。他們經常陪孔夫人宋藹齡打牌，這被陳光甫斥責為“不做工作”。
顯然，陳光甫並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訓振說，冀朝鼎生前曾告訴他，當時他白天通過美國使館獲得了大量情報，晚上就化裝直接找周恩來匯報。
冀朝鼎回國後在“平準基金委員會”任職，這個基金會用美國提供的外匯來穩定國民政府貨幣。冀朝鼎任秘書長，陳光甫任主任。
結果由於孔祥熙的推動和美國方麵的認可，冀朝鼎最終主導了擁有一億美元基金的平準基金會。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為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並帶他參加了創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會議。
由於法幣與外匯具有密切的關聯，領導外匯核心部門的冀朝鼎，開始對國民政府的貨幣政策具有相當重要的發言權。他逐漸成為國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經濟學家。連他參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冀朝鑄也說：“大哥是跟國民黨走的，我自己則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據拉脫摩爾的回憶錄，蔣介石並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馬克思主義背景。他解釋說，蔣介石設想，抗戰結束後中國將依賴美國，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資本主義的經濟專家。
1946年，內戰爆發。周恩來在撤回延安前通過鄧穎超給冀朝鼎留了一封書信。信上說：茲際時局嚴重，國運益艱，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時，深望能做更多貢獻。
冀朝鼎後來告訴廖訓振，這封信給他以很大的鼓勵和安慰。
“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陳立夫對於冀朝鼎在內戰期間的作為充滿憤怒。
他在回憶錄中說，抗戰期間就知道冀朝鼎和共產黨有關係，但是孔祥熙和後來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廖訓振告訴記者，陳立夫負責的中統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產黨。一天淩晨2點，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處當麵質問，冀朝鼎從容應答：“老伯，我跟隨您這麽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產黨。”
孔祥熙沉吟許久，說：“我看不像。”
陳立夫認為，宋子文一直國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這個人英文不錯，可能投其所好。孔、宋兩人都因冀很能幹，結果冀為共產黨在我方財政方針任設計工作。他專門替孔、宋出壞主意，都是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他舉例說，抗戰結束後，宋子文主政的財政部提出以200元偽幣兌換1元法幣。結果國民政府盡收淪陷區的財富，卻盡失人心。
陳立夫認為，這些政策是“經過中央會議決定的，竟把我們趕出大陸了。因為那時老百姓對我們失望極了，心想換一個政府看看，或許還有希望，這種心理就幫助了共產黨成功。”
後來國民政府發行黃金儲蓄券，因財力緊張，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還本。陳立夫一再反對，並提出用第二期增發來全額贖回第一期。
“但蔣公太相信宋了，他總認為宋是財經專家。”宋說沒有其他辦法就沒有其他辦法，“從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
後來國民政府又發行過美元儲蓄券，到期後應以美元贖回，宋子文卻不予兌現。
根據陳立夫講述，“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壞主意”。
與民爭利日漸瘋狂
陳立夫將內戰時期國民政府控製通脹失利歸罪於冀朝鼎，但他沒有提到，冀朝鼎對國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議，正是因為切合了執政者的心態才得以施行。
抗戰勝利後，民族資本家們紛紛要求拿回被日偽侵占的實業資產，但國民政府以大興國營事業之名，將接收的龐大敵偽資產改組為一係列全國性或區域性的工業壟斷組織，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資本以國營麵目得以形成壟斷。
宋子文控製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接收了112個紡織行業企業；孔祥熙則控製了中國糧食工業公司，幾乎完全壟斷了糧食市場和麵粉市場。
著名民族資本家榮德生上書國民政府：“日本紗廠接收後，全部改成國營，亦是與民爭利，以後民營紗廠恐更將不易為也。”
榮德生一語中的，“與民爭利”，切中要害。
這樣，過去由江浙財閥支持的國民政府，一躍而控製國家全部資產的近90%。南京不僅通過戰爭整合了地方政府和軍隊，也終於有實力從經濟角度去統一割據。
到國民政府統治末期，冀朝鼎參與了號稱世界最大幣改的金圓券改革。按照設計，國民政府用金圓券強製收兌法幣、特別是金銀及外幣。“與民爭利”達到了瘋狂的地步。
著名美國學者費正清後來分析說，當時最反共的城市上層中產階級，手中剩下的少許餘財被束縛在金圓券上，平民百姓對國民黨事業的最後一點支持，也同金圓券一樣化為烏有。
不過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國民政府經濟通脹的建議有多少來自西柏坡，仍然不為外人所知。
1963年冀朝鼎去世後，30年代開始從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也出現在追悼會上。這個單位就是國家安全部的前身。
本刊記者通過羅青長之子、軍事專家羅援，獲知了他對冀朝鼎的評價：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國，他建議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使其爆發了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經濟崩潰，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覆滅。
被抓的國軍高官
金圓券崩潰之時，冀朝鼎已受山西同鄉傅作義邀請飛赴北平，擔任華北“剿總”司令部經濟處處長。他此行也是專門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義。後來，傅作義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裏決定起義的。
冀朝鼎曾向廖訓振講起北平剛剛和平解放時的一件趣事：當時他還沒來得及換裝，穿著國民黨呢子軍裝、坐著美軍吉普車出門，結果被解放軍抓住，以為他是漏網的國民黨高級軍官。
情況匯報到負責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劉仁那裏，他立刻讓放人。從此，冀朝鼎的共產黨身份才正式曝光。
“這讓國民黨大吃一驚，美國人大吃一驚，我們自己的同誌也大吃一驚。”廖訓振說。
冀朝鼎在1949年之後最重要的工作，還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關係，突破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並建立了新中國的外貿體製。
1989年，廖訓振任貿促會駐英首席代表時，參加英國最早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的48家企業聚會，看到晚宴大廳仍懸掛著冀朝鼎的巨幅照片。
1951年，冀朝鼎受邀訪問劍橋大學並演講，成為建國後代表新中國赴英講學第一人。
據廖訓振回憶，冀朝鼎思維敏捷，說話速度很快，與根據地的幹部大不一樣。
有一次，冀朝鼎客串周恩來的翻譯，卻一點兒也沒有記錄。周講一段，他屈起左手一根手指；再講一段，又屈起一根手指。等周講完，他的左手恰好握成拳頭。
然後冀朝鼎翻譯一段，伸出一根手指；再翻譯一段，又伸出一根手指；等全部翻譯完，左手全部伸開。
1963年8月8日，正準備出訪阿爾及利亞的冀朝鼎因突發腦溢血，暈倒在辦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4個月後，在倫敦舉行了由100多位學界、經濟界人士參加的悼念會。拉脫摩爾在長達2000言的悼詞中，特別讚揚冀朝鼎在國民政府中“雖然獲得了稱心如意、紙醉金迷的官職，但他卻沒有腐化墮落，也從不對任何人阿諛奉承”。
1964年，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各大洲幾百名代表，全體起立為冀朝鼎默哀。
廖訓振說，冀朝鼎在50年代就提出，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並成立了國際貿易仲裁處。在政治形勢偏左的情況下，他仍希望借鑒西方工業發展曆史，重視技術經驗，依靠老工程師和老工人。
“他應該是那個時代中國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廖訓振認為。但隨後政治形勢繼續惡化，冀朝鼎建設新國家的計劃，直到他死後15年才開始實現。■
楊培新：新貨幣新央行
這一係列金融措施，都是從中共自己身上“動刀”。各地陸續有匯報說，“花錢不方便”，但中央卻堅持了下來
今年春天，病榻上的楊培新又被授予了一個榮譽：“改革開放30年8位獨具創見經濟學人”。組委會評價說，楊培新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包全留，歉收自負”的十六字改革方針，“使企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由傳統的行政隸屬關係轉變為以盈利為核心內容的經濟契約關係，他的承包製也成為中國上世紀8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劑靈丹妙藥。”
與“楊承包”一同被授獎的，是被稱為“吳市場”、“厲股份”的吳敬璉和厲以寧。
不過在這些人中，隻有87歲的楊培新參與了1949年、1978年兩次經濟重建。1949年對於他的另一番意義是，他從一名新聞工作者，轉變為一名經濟工作者。
彼時，他由香港《文匯報》發行人，成為開國第一任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的秘書。與這個嶄新的國家一樣，經濟建設從此成為他最為主要的工作。
辦報紙搞統戰，“不亞於八路軍的一個旅”
楊培新1922年生於廣東省大埔縣百侯鎮。父親在他出生前去世，12歲時他由叔叔資助才得以上學。
少年楊培新曾受教於陶行知、鄒韜奮，16歲在武昌的中華大學經濟專業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10月，他進入周恩來領導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任抗敵宣傳隊書記，從此開始新聞生涯。
後來的10年間，楊培新先後在重慶、恩施、上海和香港的媒體為黨工作。
1949年下旬，華北大勢已定，楊培新自香港抵京，打算轉去上海。
他向《望東方周刊》回憶說，當時南漢宸邀他見麵，並要他到人民銀行工作。“不容分辯，叫秘書立即把我的行李搬到銀行宿舍。”不久，楊培新就正式成為南漢宸的秘書，參與製訂金融政策。
楊培新曾在周恩來和董必武領導下奪取了重慶《商務日報》的控製權。到抗戰末期，這張報紙已經成為孤立四大家族、向工商界發展統一戰線的陣地。
南漢宸在延安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長時，曾聽周恩來提到《商務日報》，稱其所起的作用“不亞於八路軍的一個旅”。後來董必武擔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兼財委主任，領導人民銀行，董必武再次向南漢宸推薦了楊培新。
楊培新還在重慶結識了喬冠華。
喬冠華曾留學英國，做過軍閥陳濟棠的經濟幕僚。他親自把楊培新的文章小集送給胡繩出版，這就是楊培新的第一本書《中國經濟動向》。
後來，兩人同到上海。喬冠華住在馬斯南路170號，主編中共的第一份外文期刊《新華周刊》。楊培新住南市，籌備上海版《商務日報》。楊培新經常準備好酒肉，邀喬冠華來南市。兩人一邊吃喝、一邊談論經濟。
這樣，在喬冠華的指導下，楊培新寫了《中國通貨膨脹論》、《新貨幣學》等幾本著作。其中《新貨幣學》在解放區大量印刷，成為銀行幹部的基本教材。
南漢宸曾告訴楊培新，除了董必武的推薦，他正是通過《新貨幣學》了解了他。
“如果不是無米之炊，也不會找你”
南漢宸原名南汝，出身於山西洪洞一個農民家庭。辛亥革命爆發時，還在師範讀書的南漢宸，回家鄉招募2000人至娘子關對抗清軍。
後來，他對實業救國產生了興趣，並集資5000元在趙城辦了一家煤炭公司，兩年後因虧損停辦。此後南漢宸參加了曆次國內戰爭，1926年入黨後一直從事秘密工作，曆盡凶險。楊培新說，南漢宸是他敬佩的革命家，能在他身邊工作很高興。
南漢宸曾向楊培新講述他最驚險的一次經曆：1934年11月，南漢宸與吉鴻昌、抗日同盟軍將領任應岐，在天津法租界國民旅館以打麻將為名開會，謀劃在中原地區發動10萬人暴動。在南漢宸出去查看可疑人物的時候，軍統天津站特務向房間發動了襲擊。
代替南漢宸打牌的胡漢民的聯絡人當場身亡，吉鴻昌負傷。吉鴻昌後來沒有聽從南漢宸的勸阻到醫院治療，結果被法租界逮捕並移交國民黨，後來在北平遇難。
因為南漢宸的豐富經曆和廣泛交遊，他到延安後被任命為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開始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封鎖。毛澤東於是要南漢宸擔任邊區財政廳長，解決穿衣、醫療、電訊等問題。
南漢宸對毛澤東說：這是無米之炊。毛澤東回答：如果不是無米之炊，也不會找你。南漢宸欣然受命。
他上任後先找到西安的幫會龍頭。“算起輩分，這些龍頭大哥得稱南漢宸為前輩。”楊培新說，於是他們調動胡宗南部隊裏的幫會成員，把邊區特產送到西安賣出，再買藥品等物資運進邊區。
這樣，從沒學過經濟學知識的財政廳長，解決了邊區的經濟困難。南漢宸的妻子王友蘭，同時也是南漢宸的交通員，她執行任務時，國民黨的軍長、師長夫人沿途迎送，“就因為她是南漢宸的夫人。”
直到1949年，猶豫中的傅作義還發電報給毛澤東，要求中共派南漢宸到北京談判。
金融政策從中共自己身上“動刀”
楊培新到人民銀行後，第一個任務就是協助南漢宸建設銀行製度，抑製通脹。具體而言，就是在經曆了30多年經濟混亂後，讓人們接受一種新貨幣和一個新央行。
他向記者回憶說，由於貨幣不穩定，各單位盡量把錢都花光，購買糧食、棉布保值。“款子撥給部隊就有去無回，銀行沒有存款，就是貨幣發行公司”。
楊培新與南漢宸商議後，向中央建議在各地建立發行庫。各地財政收入，由銀行分支機構交給發行庫，在當地入庫，由北京集中調撥出庫。為此，縣縣都建銀行。由於人才有限，當時的東北銀行行長曹菊如把警衛員也派去當行長。
後來，楊培新被派往東北，學習他們模仿蘇聯建設的銀行係統。當時東北已建立了穩定的銀行體係，將銀行看作信貸、結算、現金出納中心。為了徹底了解蘇聯的銀行製度，人民銀行還專門派人到蘇聯學習。
楊培新等人回到北京後作了總結匯報，不久，政務院根據東北和蘇聯的經驗，頒布了現金管理辦法。根據規定，國家機關、團體、企業隻留三天的現金開支，其他必須存入人民銀行，公家之間不許用現金付款，隻準用轉賬支付。
同時，各單位必須從銀行提取現金支付工資和零星開支，國營商業場所收入的現金必須在當夜送交銀行。通過這一係列措施，貨幣從銀行發行出去，當月就可以回到銀行，“當時貨幣流通速度，大體上一年達12次，這就加速了貨幣回籠的速度，有利於減少貨幣發行數量。”
這一係列措施，都是從中共自己身上“動刀”。各地陸續有匯報說，“花錢不方便”，但中央卻堅持了下來。
1949年9月，人民銀行湖南分行開辦折實儲蓄：存入782元為一個單位，折合米1市斤、龍頭細布1市尺、衡煤1市斤。取款時，銀行再按照這些物資的即時市價兌付。
在南漢宸、楊培新的建議下，折實儲蓄在全國迅速推行，人民幣因此被普通百姓所接受。那些在國民政府時期飽受金圓券勒索的私人銀行家見狀，也信心大增。
到1954年物價開始下降，老百姓對人民銀行放心，人民銀行也就真正站穩了腳跟。
要和卡斯特羅一起上山打遊擊
在楊培新的記憶中，南漢宸雖出身行伍，卻為人豁達、善於用人。到北京後，他聘請章乃器、沈誌遠等民主人士為顧問，還任用原國民政府人員。
第一組人民幣上的“中國人民銀行”等漢字，就是南漢宸請人民銀行經濟研究室研究員馬文蔚書寫的。馬文蔚曾供職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國民黨中央造幣廠，這時到人民銀行工作還不足一年。
1961年4月，南漢宸率團訪問古巴，正趕上美國雇傭軍在古巴的吉隆灘登陸。南漢宸對卡斯特羅說：“你去指揮戰鬥，大不了我們一起上山打遊擊！”這一輪風波後，卡斯特羅說：“中國才是古巴真正的朋友！”
南漢宸也有著威嚴的一麵，“鎮反時，他作報告，許多人立即交代曆史，不需要審訊‘熬鷹’。”楊培新說。
南漢宸從事秘密工作時曾了解到陳伯達在天津被捕自首的情況，並堅持作了匯報。後來康生在邊區搞“搶救失足者”，要抓捕邊區財政廳裏曾在國民政府任職的幹部，結果遭到南漢宸的拒絕。更為重要的是，南漢宸和彭德懷、賀龍等曾聯名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
楊培新認為，這些延安時期的舊事，導致了“文革”期間“四人幫”對南漢宸的攻擊。
1966年起，72歲的南漢宸持續受到造反派圍攻。次年1月27日夜晚，一生豪爽的南漢宸給黨中央寫信，講述自己不堪忍受“叛徒”的說法，並請求黨的諒解，然後服安眠藥自盡。
傅作義後來告訴王友蘭，周恩來在聽到南漢宸死訊後，憤怒地說：“今後靠誰來工作！”
1979年，落實政策後的楊培新創建了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他在四川考察時，對承包製進行了認真研究，並提出了企業改革的新思路，並最終為中央所認可。
隨著經濟體製改革向縱深突進，如今承包製已很少被人提起。不過楊培新一直堅持，無論使用什麽辦法，經濟政策必須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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