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對黑社會組織的整治成為熱點新聞，而一些官員涉黑更是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比如重慶市公安局一舉抓獲了黎強、陳明亮等多名黑惡勢力頭目。令人驚訝的是，兩人分別是重慶市人大代表、重慶渝中區人大代表。另外，因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強奸罪等七項罪名，數罪並罰被判處死刑的吳天喜，在案發之前的身份則是河南省鎮平縣政協副主席。顯然，黑社會組織與政治腐敗之間的關係已經越來越緊密了。
“海派清口”周立波有個段子說解放前，東北出土匪，上海出流氓。不管周立波說的有無道理，黑社會頭目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能在大城市裏生存紮根，但東北土匪則僅能嘯聚山林，響馬做寇。這其中的原因恐怕就是，土匪多半是反體製的，而黑社會則未必。所以，土匪永遠隻能在山寨落腳，而流氓則能與廟堂共存。比如，蔣介石靠青幫的“兄弟”完成 “四·一二”政變，而當蔣介石站穩腳跟之後，杜月笙之流則有了靠山，做起了舊上海的土皇帝。這個可能正如《新宿事件》中警察大叔感歎：黑幫與官員勾結是一直就有的事情。
於是，昨天的殺手，一旦穿上西服，也能人模狗樣；今天滿麵慈祥的官員，明天就能痛下毒手，斬盡殺絕。
也就是說，與傳統社會裏存在的天地會、哥老會等反政府、反社會的傳統幫會組織不同，不管是西西裏島的黑手黨，還是舊上海時期的青幫、紅幫，現代黑社會組織發展的一條重要軌跡就是，他們在意識形態上並不排斥體製內的政治權力。恰恰相反，就目前的黑社會組織發展態勢看，黑社會無不積極向體製內滲透，從而在政治權力的庇護之下，讓他們的犯罪行為得以掩蓋，乃至“合法化”。
前幾年，遼寧沈陽的劉湧集團案，更是很典型的讓我們看到，權力尋租漸漸成為中國黑社會組織成長的政治基礎。當年劉湧被捕的時候有這樣一句囂張至極的雷人話：“我走到哪都願意帶警察，他們身上有槍，有安全感。”國家公器淪落為黑社會老大的家丁，真是讓人唏噓不已。而轟動一時的吉林長春的梁旭東集團案、浙江溫嶺的張畏集團案，也處處都有政治腐敗的蹤影。於是，查辦一個涉黑案件，倒下一批腐敗官員，漸漸成為極為庸常的政治邏輯。
去年吳天喜奸淫多名幼女案被報道出來的時候，最讓人震驚的恐怕就是其政協副主席的身份，但是今年多起政府官員奸淫案似乎已經讓我們漸趨麻木。然而，當我們對這些無德無恥、無法無天的官員繩之以法的時候，可能忽略了類似案件的背後，往往都有黑社會的身影，都顯示出黑社會中崇尚暴力、唯我獨尊、江湖義氣、及時行樂的黑社會文化，已經成為一些涉黑官員的亞文化。
在這樣的亞文化氛圍之下，一方麵，黑社會組織積極向基層政權滲透，在政治保護傘下庇蔭納涼；另一方麵，某些基層官員為了尋租，主動向黑社會組織靠攏。兩者合謀的直接後果便是，暴力轉身為權力，公器淪落為私刑。
針對官黑勾結，其實我們在司法構建方麵早有動作。比如，2000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148次會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將從重處罰”。類似重慶專項整治的後續效果究竟如何，我們將拭目以待。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同樣，黑社會組織本身並不可怕，但令我們懼怕的是，黑社會成員一個個都文質彬彬穿起西服，打上領帶，儼然一副文化人的模樣；而坐在主席台上宣講“先進文化”的政府官員，八小時以外則拉幫結派，大拜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