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蘇 杜
時間 2009-08-18
（本文大意：一， 一個窮漢與一位老板的生命申訴：先富一族的本性發揮與仍貧一群的本性反抗。二， 一次歐洲與一次北美的生存訴告：列強自身不保，附庸尾大不掉。三， 一位教授與又一位教授的生變呼叫：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四， 一種政改與又一種政改的生死相搏：資本所擁有的不是力量，而是凶殘。民眾所擁有的不是金錢，而是力量。 ）
一， 一個窮漢與一位老板的生命申訴
一個窮漢，河南藉“農民工”，以命相睹，開胸驗肺，幸而不死，向“新階層”，向“執政黨”，發出了神鬼皆驚的生命申訴。
一位老板，河北藉“總經理”，官擁仆從，揚威吉林，群毆致死，代表著“新階層”，也向著“執政黨”，發出了官商皆驚的生命申訴。
這生命的申訴還沒有完結，也不會完結。“開胸驗肺”的醫院遭到官方“合法”的正式追究，先是“通報批評”，接著是“立案調查”。“群毆致死”企業的所在地管理層被罷官免職，工人遭到警方“舍得花錢買情報”式的刑偵，人人自危。
媒體可以將這生命的申訴及其後續故事降調到無聲無息，但是，誰也知道，這是改革開放跨過三十年之後的標誌性事件。“不講階級，取消鬥爭，不分社資，告別革命，不分公私，興私滅公，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與踐行竟然發展到了這個份兒上，這是自詡為“改革開放派”的人們始料所不及的，也令他們張慌失措，貸責竟不知旁之所在。
這一事件所標誌的是：沒有什麽力量可以阻擋先富一族的本性發揮，也沒有什麽力量可以阻擋仍窮一群的本性反抗。階級的營壘是如此分明，階級的鬥爭是如此不可調和。階級的力量積蓄越久，階級的鬥爭暴發得越猛烈。這一切，不依任何個人的意誌為轉移。
二， 一次歐洲與一次北美的生存訴告
說 “自詡為‘改革開放派’的人們” 對這樣的生命申訴先是“始料所不及”，繼而“張慌失措，貸責竟不知旁之所在”， 是指那一部分“食執政黨之祿而不操執政黨之心”的“改革開放派”人士，還有另一部分執政黨人士，但也並非王占陽之所謂“黨內健康力量”者，對這樣的標誌性事件，其實是充滿了忡忡憂心的。這忡忡的憂心，完全可以在一次歐洲、一次北美的生存訴告中得到印證。
2009年7月初，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如期在意大利拉奎拉舉行，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率精幹團隊與會。2009年八月初，中美首屆戰略經濟對話在華盛頓開講，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與國務委員同時兼以國家主席特別代表身份出席。雖然拉奎拉會議期間發生了胡錦濤主席因新疆事件提前回國的變故，但中國高端對在兩次峰會的極其重視並沒有減少分毫。中國政府在兩次峰會上的訴告是一致的，即世界形勢因目前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發生了巨大變化，發展中國家是“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最大受害群體”，呼籲世界各國尤其是諸家列強，確保發展中國家享有必要的發展政策空間，不要重啟並應堅決放棄“貿易保護主義”，除此之外，可以說中國並未提出其它新鮮意見。一向被世界列強譏為閉關自守的中國人，卻一再訴告列強們閉關自守，這雖然有點“國際滑稽”，但這一訴告的意義卻十分重大。
因為，一旦“世界各國”，尤其是諸家列強重啟“貿易保護主義”，中國積三十年改革開放努力而形成的，如今命懸一線又尾大不掉的“外向型經濟”，必將受到“沉重打擊”，甚至是致命打擊。無論是高技術密集型的鋼鐵、石化、重造等，還是低人力密集型的紡織、農產、服飾等，這些“中國製造”一旦被“世界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拒之門外，或強製“特別保護”，中國經濟將迅速“瀕臨崩潰邊沿”，中國再也無法以無償的環境、低廉的資源、零成本的人力，來挽救“外向型經濟”的頹勢了---“開胸驗肺”農民工與“群毆致死”總經理的生命申訴，餘音繞梁。
但是，無論是歐洲還是北美的這一懇切訴告，均以無效而告終。諸家列強的甜蜜承諾像白開水一樣不念糖份，一次次“和諧的討論”之後，接著是對中國經濟的沉重打壓。在不到兩周的時間裏，輸美輪胎特保案，歐美訴中國限製稀有資源出口案，歐盟針對中國鋁合金輪轂的反傾銷案，一隻隻美式“藍球”都準確無誤地投進了中國執政者的籃筐中，令他們愕然，令他們和諧的笑容定格為失色的尷尬：將球一個個抱著，自己不是千手觀音；將球扔出去，“世界各國”已經在閉“筐”自守。
茫然四顧，自己原來走在一條狹路上。
三， 一位教授與又一位教授的生變呼叫
張宏良，中央民族大學證券研究所主任、教授，“民間左派力量”的評論家。他多次例舉英國控股的中國平安從醞釀增發到現在給投資者造成了3600億損失等經濟數據，並畫影圖形中國所處的圓月形包圍圈，高呼“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呼叫毛澤東的回歸。
王占陽，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他“相當清醒地看出”，“隨著金融危機蔓延和發達國家進入微弱補充型經濟增長階段，我國以發達國家為主要市場的過分依賴出口的經濟發展戰略已經曆史性地終結了，因而我們對於發達國家拉動我國外需的基本期望值也應永久性地調低了。” 他說，“中國改革已經到了關鍵時刻，當務之急，隻有深化改革,進行關鍵性的政治體製改革和經濟體製改革，才能遏製和扭轉這種惡化趨勢的繼續蔓延。” “目前中國改革所麵臨的危險已是全局性的，而不再是階段性改革失敗的危險。”“尤其危險的是，這場經濟危機很有可能與潛在的政治危機相結合而發展成為深刻、尖銳的重大政治危機。這就表明，中國改革現在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現在的改革機遇已經幾乎就是中國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後機會，現在的奮鬥就是決定改革命運的生死之戰。決定改革成敗的主戰場就在‘救市’。”
這兩位教授，未必在各自的陣營中有多少代表性，但如其所言，他們都高呼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都在發出生變之戰叫。這就將國內的標誌性事件，國外的奔走呼號，上升到了另外一種境界：中國必須加快實行政治改革。
四， 一種政改與又一種政改的生死相搏
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中，“政治改革”這個術語，注定包含著絕對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內涵。
無庸諱言，在“西山會議”派飽受指責時幫了他們一把的“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王占陽，他所指出的“黨內健康力量”的政治改革主張是：徹底拋棄中共的所有政治主張與政治製度，那怕是毛澤東“一邊倒”的半點傾向與影響，“割淨尾巴”，“改旗易幟”，“指鹿為鹿”， 自上而下采取西方“民主政治”製度，一舉改變“中國青年評論家”俞可平所說的“增量民主”，快刀斬亂麻，畢其功於一役，一錘子買賣做成了它：中共“依法注冊”，與其它社會團體平起平坐，憑本事吃飯；解放軍變“國軍”，誰當總統誰是三軍總司令； “新階層” 痛痛快快地實行全麵“控股”，“農民工”附趙依陳，生死由命，富貴憑天；教化獨尊儒道，禮數重行叩頭，文字滅簡複繁，妓院掛牌經營。這種主張被“民間左派力量”指斥為真正的“回頭倒退”---回退到1949年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
人所共知，另一種政治改革主張來自於“民間健康力量”。這種政治主張主要是：徹底拋棄改革開放“不講階級，取消鬥爭，不分社資，告別革命，不分公私，興私滅公，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理念，繼續實行和完善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穩定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製關係，加強工農聯盟，堅持並發展獨立自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下的國際關係，堅持並發展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繼續創造並發展為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基礎服務的文化教育事業。這種主張被王占陽的“黨內健康力量”認定是“回頭倒退”，仿佛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不是回頭倒退似的。
世界資本主義全麵經濟危機施舍給中國的隻是“華山一條道”，狹路相逢，兩種政改必有生死一搏，所謂“既不改旗易幟，又不回頭倒退”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三十年十幾億人的共同實踐，再次證明，無論多麽美好的願望，多麽動聽的勸說，多麽耐心的等待，多麽慷慨的犧牲，多麽無聲的民眾，多麽學者的風度，多麽悠久的儒道，都無以改變或阻擋資本世界的貪婪與瘋狂，指望它不製造殖民地，不喝殖民地民眾的血，就像指望豺狼不吃肉而吃草一樣。所謂“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中國，不過是資本世界餐桌上的一道香味撲鼻的肉排，不讓它們吃，講出孔子與林肯、老天爺與上帝的一萬條經典來，也無濟於事。其實，對這一點，王占陽教授已經講得非常明確，否則，他也不會大呼“改革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
狹路相逢，兩種政改，必有一搏，但究竟鹿死誰手，並不在於那一方眼下是否掌控著“改革權”。的確，“改革”，這個曾經無限美好的名詞，已經變成了“黨內健康力量”的一種“無形資產”，一頂神聖不可侵犯的光環，一根可以格殺任何不同意見者的權仗，然而，同時，它也就走上了末路。從“開胸驗肺”後對開胸醫院的“立案調查”，以及類似的“依法辦事”， 人們明顯地感受到了這種權力的擴展。從“群毆致死”後對“上訪”工人的“高價買情報”，以及類似的“解放思想”， 人們則目睹了這種神聖的破滅。民不畏死，開胸驗肺，奈何以死懼之？“情報”有價，民心無價，奈何以錢誘之？這就清楚地昭示，決定兩種政改誰勝誰負的，歸根結底，還是民眾，這是真正的力量所在。
自然，兩軍對壘，還有另外一種“力量觀”。去年此時，在十七屆三中全會前夕，《半月談》曾發表文章，熱烈歡呼“農村資本時代的到來”，高呼“國際資本和國內工商資本進入農業，這是國內外共同的市場規律，不可阻擋”。“不管歡迎與否，大門已經打開——中國農業的‘資本時代’正在到來”。這是在炫耀資本的力量。但是，資本所擁有的，不是力量，而是凶殘。而凶殘的結局隻有一個：滅亡。
是的，民眾的日子過得非常艱難，工齡20年的產業工人“改製”後的“補償”才區區2萬元，還買不了富人的一隻狗。然而，就是這些窮漢，這些“刁民”，已經令王占陽所屬其中的“黨內健康力量”膽顫心驚了。王占陽說，“中國改革的形勢也將由此發展到一個既有聲有色、又前途未卜的新階段。”繪以“有聲有色”，又占以“前途未卜”，其色厲內荏、膽怯心虛之狀偶露紙上矣。四十年前，曾有豪歌唱曰，“東風吹，戰鼓擂，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三十年後，風鼓尤存，史不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