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蘇敏在網上訂做的婚紗寄到了。大小正合適，蓬鬆的裙子正好掩住懷胎5月的肚子，她滿心歡喜。蘇媽媽卻笑得有幾分尷尬。喜的是29歲的女兒終於不是“剩女”了。尷尬的是女兒挺著大肚子辦婚禮——這要放在她那個年代，永世不得抬頭啊。蘇敏笑眯眯地安撫道：“奉子成婚又怎了？以前要浸豬籠，現在叫‘雙喜臨門’，時代不同啦！”
每個年代的婚戀都打上了各自的時代烙印。從包辦婚姻到自主婚嫁，從組織安排到網絡速配，從工農兵吃香到商賈受捧……新中國成立60年來曆經風雨，中國人的婚姻狀況也經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50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在北京頒布。這是新中國的首部國家大法，宣布廢除包辦強迫，實行婚姻自由，建立一夫一妻的新婚姻製度，徹底顛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婚姻。
這是一場轟轟烈烈的解放運動。長期以來，婚姻對中國人而言承載著“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的重任，包辦、童養媳、一夫多妻等等都因此長期合理存在。如今傳統倫理突然成了封建思想餘孽，新婚姻法帶來的衝擊和震撼是巨大的。
國家開展了為期3年的婚姻法貫徹運動，依靠由上而下的力量，個人權利意識開始在婚姻關係中覺醒。
“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拒絕包辦、大膽追求婚姻自主的《劉巧兒》唱出了人們對新婚姻的向往。身為中國新女性典範的劉巧兒還唱出了姐妹們的擇偶心聲——勞模，“爭一對模範夫妻立業成家”是當年老百姓至高的婚姻理想。
雖是為愛抗爭，但劉巧兒所代表的新婚姻觀裏，解放和進步是最鮮明的色彩，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了愛情。而婚姻一旦被賦予了多重政治含義，很多時候並不能完全自主。
組織安排曾是盛行的婚戀方式，比如給風華正茂的女青年安排曆經滄桑的革命英雄。這種安排，愛情明顯被忽略了，“先結婚後戀愛”——組織為你安排了最好的生活方式。
離婚一度被視為婦女解放的象征。但由於新婚姻法引發的全國離婚潮，到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離婚案件開始強調“正當理由”，解除婚姻關係變得非常困難。
然而不管怎樣，追求婚戀自由的婚姻觀已經深入人心，並得到整個社會的認同。
自由、平等的新婚姻正欲一路前行時，浩浩蕩蕩的“文革”卻拉開了序幕。
在政治掛帥的年代裏，信仰和階級成分成為婚姻的主導力量。這個時代的婚姻標簽赫然寫著“革命”二字，聚和散都是為了“革命”。
相識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結婚是為了更好地“鬥私批修”、積極參加階級鬥爭。經組織批準後，新人們可以去拍流行的結婚照了。手握紅寶書，心向紅太陽，一臉浩然正氣，是當時最標準的結婚照。再領一張寫滿語錄的結婚證，辦一場向毛主席鞠躬宣誓的婚禮，一對革命夫妻終於建立起一個革命家庭。
離婚也是因為“革命”。這個年代的離婚案，基本上無關性格感情，隻關乎階級成分。一句“劃清界限”、“反戈一擊”，使無數恩愛夫妻勞燕分飛。
因為階級立場據說可以通過血統繼承，所以這樣的場麵是極其常見的：介紹人在約男女雙方見麵之前，要先領雙方父母到派出所去查戶口卡片，以鑿實各自的家庭成分。
亂世不談愛情。即便是真心相愛，也要藏著掖著，因為愛情屬於被批判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紅配紅，黑找黑，也不乏主動或被動攀高枝的。在人性扭曲、價值觀混亂的年代，婚姻的功能更多偏向了生存和穩定。
這個時期的擇偶排行榜上，根正苗紅的軍人高居榜首。
隻有當整個社會撥亂反正回到正軌時，婚姻才慢慢恢複它真正意義上的自主。“文革”結束後，政治因素在婚姻中的絕對強勢迅速退減，情感、人品、學識等傳統因素開始重占上風。
法製重建適時為個人意願表達提供了最好的保障。1980年，實施了30年的《婚姻法》進行了首次修改。重大修改之一，是將“感情確已破裂”作為離婚的條件。
“遇羅錦離婚案”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思想反動分子”遇羅錦因生存壓力結婚，平反後以“沒有感情”提出離婚。是追求幸福還是忘恩負義？“遇羅錦離婚案”引發全社會大討論。黨報批判她不檢點，內參稱其墮落，審判一波三折，但遇羅錦最終還是離婚了。個人意願戰勝了一切。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中國大地，也吹醒了中國人的婚姻觀。
主動追求幸福婚姻的步伐越邁越大了。1981年，《市場報》刊登了“新中國第一則征婚啟事”，征婚啟事從此成為未婚男女主動出擊的重要平台，並催生了婚介產業的蓬勃發展。擇偶標準迅速更替。1977年國家恢複高考製度後，知識得到莫大崇拜，“天之驕子”的大學生成為上世紀80年代初擇偶的理想對象。
“愛好文學”是當時征婚啟事上的熱詞。但隨著經濟因素對婚姻影響的日益加大，人們的擇偶觀逐漸由理想主義走向務實。上世紀80年代初，結婚時有“三轉一響”(自行車、縫紉機、手表、錄音機)已叫人羨慕，到了中後期，得備齊“三大件”(電視、冰箱、洗衣機)才叫體麵。人心都有過好日子的渴求，職業、家境成為擇偶時的重要因子。“國營”不嫁“集體”，“大集體”不嫁“二集體”，城裏殘疾小夥兒能娶農村大美人的等級順序，迅速被市場經濟衝垮了。個體戶這個多年上不了台麵的職業，在80年代中後期的征婚市場上炙手可熱。
“談戀愛”終於成為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剛剛，劉心武寫小說，“愛情的位置”還是一個事關政治的大問題；轉眼，張潔說“愛，是不能忘記的”，連婚外戀都不算個大事兒了。曾經，上海外灘情人牆擠滿一對對熱戀男女，濃情蜜意卻連手都不敢拉一下，生怕工人聯防隊員隨時打著手電“棒喝”。但《廬山戀》當著全國人民的麵吻開了，《原野》開禁了，戀愛也不再是洪水猛獸了。這個年代時興的戀愛模式，是看電影、壓馬路，牽牽小手，然後趁著月黑風高偷吻一下。
觀念雖然逐步開放，但此時中國人的婚戀觀依然是比較保守的。真正破禁是在上世紀90年代。
80年代西方文化湧入和各種思潮碰撞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到了90年代，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後，情感需求迅速膨脹。婚姻呈現出五花八門的變化，自由、情感、經濟，甚至性都成為中國人重新審視婚姻的要素。
“丁克”家庭的出現將婚姻中的個人幸福與自由抬到了極致。1980年的《婚姻法》將計劃生育寫入法律時，人們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接受“隻生一個好”。“丁克一族”卻打著“婚姻質量”的招牌，徹底否決了婚姻的傳宗接代任務。
經濟大潮對婚姻的衝擊更加明顯。“萬元戶”早已被“大款”取代，事業、收入、戶口都是擇偶時的決定因素，“不能解決戶口者免談”等話語赤裸裸地出現在征婚啟事上。婚禮變得越來越奢華，婚慶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冒頭。90年代中期，涉外婚姻突然激增，拿婚姻作跳板出國的人為數不少。
愛情不再神聖至上了。電視速配的出現和風靡讓愛情變成了一種快餐式的遊戲。性則漸漸成為公開的話題。1993年，中國第一家性用品店在北京開業。未婚同居雖然“非法”，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偷嚐禁果”已經勢不可當。
對自由的極度追求和對西方性開放的誤讀，攻破了中國人固守多年的從一而終觀念。婚外情甚至“包二奶”開始滋生，家庭暴力出現，離婚率隨GDP攀升，固若金湯的中國婚姻不得不直麵開放帶來的種種危機——社會學家說，目前農村的離婚率甚至已經超過了城市。
2001年，《婚姻法》再度修正以適應社會發展和婚姻家庭的變遷。禁止家庭暴力、夫妻間相互忠實等基本原則被列入新法。
邁入新世紀後，中國婚姻與時俱進地繼續呈現新變化。
婚姻的私密性和個人自由得到更多尊重。2003年新《婚姻登記條例》實施，結婚離婚不再需要到單位或社區開證明，婚檢也不再是必過的門檻。中國人的婚姻終於不需要被迫地昭告天下了。
經濟對婚姻的左右能力持續上升。有房有車才能結婚嗎？這個命題被無數困惑的小青年討論了一次又一次。無論答案是與否，不爭的事實是：為了終身大事，多數人俯首甘為“房奴”。
一種全新的戀愛方式橫空出世——網戀。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為龐大的單身人群帶來了福音。雖然在經曆了無數的“見光死”後，人們終於明白網絡僅僅是個載體，婚戀的本質並沒有發生改變。
和以往相比，這個年代的人婚姻最為忙碌。
忙著相親。對婚姻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卻又生在個忙碌競爭的年代，稍一蹉跎就被“剩下”了。媒體屢屢驚呼“第N次單身潮來襲”，“剩男”“剩女”們於是忙著相親。“六人晚餐”、“八分鍾約會”、“萬人相親大會”，甚至父母相親團在全國遍地開花。有人開始懷念舊時的好了。那時鋼鐵廠和紡織廠團委開一場聯誼會，唱唱歌跳跳舞，輕易就解決了好多對。
忙著結婚離婚。有大齡“剩男”“剩女”作前車之鑒，涉世不久的“80後”趕緊先成家後立業。這一代人重視感覺和欲望。隨意性大了，成婚速度雖快，基礎卻不牢固。一篇上海一對“80後”夫婦《46小時結婚，100天離婚》的報道，至今仍在網絡上熱傳。“閃婚閃離”，“80後”的婚姻被扣上“大帽子”。
但相比以往，現在顯然是最寬容的年代。單身不婚可以是一種生活態度，未婚同居由大城市向中小城鎮普及，“老少配”有了傳奇，“姐弟戀”就更冠冕堂皇地進行了。至於性，當大街小巷都配上了安全套販賣機時，這還是個新鮮的話題嗎？在價值觀多元化的社會裏，各種形式的生活狀態都有選擇的自由。
無論發生怎樣的變化，60年來中國人心裏有一個堅定不移的目標從未改變——為更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