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擊破詭辯——讀《事實勝於雄辯》一書感言ZT

梅俏

　　

　　我接到這本書隻讀了前言就沒有時間讀下去。不久，太原的同誌來電話，說他們要購100本這本書；接著，幾位老同誌來電話，要我為這本書寫篇表揚稿，說：“這本書寫得好啊！是幾個年輕人寫的，應該鼓勵鼓勵。”同誌們的強烈反應，深深教育了我；我放下手頭的事，用一個星期的時間，讀完了這本書。讀罷，深深感到同誌們的反應沒有錯，這實在是當前同誌們“解渴”的一本好書。
　　
　　為什麽說它“解渴”呢？
　　
　　第一，它抓住了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年，就像一個病人，已經病入膏肓，社會矛盾層出不窮，亂象叢生。
　　
　　可是，執政當局和主流媒體不顧這個基本事實，極力把這樣一個無法挽救的病人，包裝成一個健全的人，說它是“盛世輝煌”，是“新世紀的崛起”。30年的“慶典”，就是在這樣牛頭不對馬嘴的喧囂聲中既忽悠百姓又忽悠自己的一場騙局後收場的。這種欺騙宣傳，不但不能解除群眾心頭的疑慮和困惑，相反，人人都在問：為什麽當局不敢麵對這些社會事實呢？
　　
　　《事實勝於雄辯》（以下簡稱《事實》）就是根據人民群眾這種需要來編寫的。它不屑一顧執政當局和主流媒體的假宣傳，堅決站在人民一邊，審視“改革開放”30年，抓住人們普遍關注的十四個重大問題，展開論述。如果說第一章是鳥瞰式的縱覽“改革開放”，那麽，以後各章就是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層層解剖這個快入土的病人。這樣一個符合馬克思主義邏輯思維的匠心排序，就使讀者獲益匪淺。
　　
　　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執政當局明明是在按照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搞資本主義複辟，可是他們還要打著社會主義招牌，高喊什麽“中國特色”。這塊招牌能騙人嗎？否！他們雖然采取了“先幹後說，隻幹不說，甚至幹了也不說”的伎倆，在我國城鄉大搞私有化，摧毀社會主義公有製。但是，他們在《憲法》和《黨章》裏卻寫下“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這個謊言就成了他們大幹私有化的護身符。其實，這裏的“初級階段論”就是為私有化開了後門的。且不說鄧小平在世時，摧毀社會主義公有製的最大步驟就是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分田到戶，“一夜退到解放前”；就是胡溫執政時期，2005年國務院發布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俗稱“非公36條”）以及後來人大通過的《物權法》，都是私有化的重大步驟。他們幹著世界上最大化的私有化，卻仍然說我國是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私有化使我國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他們還說我國是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國家統計局還公布一些這方麵的數據，後來連基本數據也不公布了，就靠謊話過日子。《事實》一書通過多種渠道把這方麵的數據真實地、無可辯駁地統計出來，用鐵一般的事實說明，我國已經不是公有製為主體，而是私有製為主體了；不是按勞分配為主體，而是各種形式的按資分配為主體了。揭破這個謊言，就有根有據地回答了“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這樣一個普遍關心的問題，從而把我國修正主義者複辟資本主義的萬般罪惡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讓他永世不得翻身；要翻案，也不會像鄧小平那麽容易。
　　
　　他們會改弦更張嗎？就是說他們會從私有化道路上再回到社會主義公有製上來嗎？不會的，絕對不會的。要這樣做，就要首先打倒他們那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他們會嗎？其次，還要剝奪他們精心培育和豢養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會嗎？從鄧小平親自培育“傻子瓜子”，到後來侵吞國有資產而暴富起來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不都是他們的社會基礎嗎？再次，他們還要和美國主子、西方國家鬧翻臉，他們敢嗎？給電腦上裝綠壩這樣的事，美國人不同意，就借口作罷；新疆7.5事件既然是國外反華勢力有預謀的，為什麽不敢點美國。既然是這樣，還談翻臉——不可能。看看國資委那些私字鑄就靈魂的官員，如李榮融、王忠明之流，以“私有化”為己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叫嚷“無論有多大困難或風險，國有企業改革不可逆轉”，就可以想見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視“私有化”為他們資本主義複辟大業的命根子，他們隻會沿著這條黑道走到底，絕對不會改弦更張的。試想想，他們當初解散人民公社，讓農村破產，農業凋敝，農民貧困，青壯年男女跑到城市充當資本家的廉價勞動力——農民工，“每個農民工在城裏打工創造的價值是25000元/年，但每個農民工得到的月平均工資隻有600——800元。城市和發達地區的老板們每年從每個農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餘價值。如果進城的農民工是1億人，那麽農民工每年被剝奪的就有1.6萬億元。”（見《事實》134頁）這樣一個被超額剝削的對象，他們能舍得放棄嗎？別看溫寶貝親滋滋地稱農民工是他們的“親兄弟姐妹”，作秀式地幫他們討要工資，那不過是要把農民工更緊密地捆綁在這條任大小資本家宰割的死亡線上。走資派吸血的本性，毛澤東早就預見到了，說他們“比資本家還厲害”。看看農民工的悲慘遭遇，對走資派還能抱任何幻想嗎？
　　
　　他們雄辯嗎？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從來是“集體失語”。因為他們是修正主義者，已經從社會公仆完全變成了“社會主人”，但他們又不能像國民黨反動派那樣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還要裝出社會公仆的樣子，在人民麵前講幾句“為人民”的話。但是，公有製變私有製，按勞分配變按資分配，這樣一個紅變黑的事實，他們哪一個敢麵對？所以，隻好“集體失語”，不作回答；實在回避不過去，為首的就把《憲法》、《黨章》上的謊言再重複一遍。在這個問題上，他們連詭辯都做不到，還談什麽雄辯。至於那些爪牙們，不過是代主子放言罷了，圍著“私有製萬歲”、“剝削有功”，各自“創造性地”赤白他們臭不可聞的剝削階級言論。他們這麽放肆，誰給他們的膽子？還不就是我國修正主義者嗎？我敢說，當中國人民迎來第二次翻身解放的日子，他們不但和修正主義頭子一塊兒接受審判，而且還會吃農民的扁擔。
　　
　　《事實》抓住“改革開放”人們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逐個解剖，猶如抓住了它的筋，抽打起來，拳拳都在要害處。而所有製和分配製度的變更，則是痛擊它的心髒致命處。
　　
　　第二，它會擺事實、挖根子、講道理。
　　
　　在神州大地上，私有化土壤瘋張起來的“改革開放”這棵大樹，結的累累果實，對中國人民來說，都是說不完、
　　
　　道不盡的苦果、毒果。所謂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是在這累累苦果、毒果中，人民群眾呼籲最強烈的三個。醫療、教育、住房給老百姓的壓力，猶如當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懸在中國人民頭上一樣。人民群眾稱它們是“新三座大山”，表現了他們和“改革開放”的對立，表現了他們即將要爆發的憤懣，表現了他們將再一次發揚愚公精神，挖掉這些大山。
　　
　　人民群眾的感覺是一回事，從感覺到自覺又是一回事。這就需要我們的宣傳工作者把人民群眾感覺的事加以一條理化、係統化，從事物的本身規律中講出道理，幫助群眾達到理性的認識。《事實》一書就是這樣擺事實、講道理的。
　　
　　且看“醫療”這座大山它是怎樣擺事實、講道理的？
　　
　　凡事都有“因”和“果”。它首先給讀者擺出醫療“果”的事實：9歲男孩感冒發燒因無10元錢就醫，用紅領巾自縊；年近七旬的朱七姥姥因無錢治病，忍受不了疾病的折磨，偷偷喝了家中半瓶農藥自殺了。這一老一少的悲慘遭遇，就是今日醫療產業化的真實寫照。看了這些悲慘事實，稍有良心的人，都會皺目、揪心、發指的，都會發問：這就是“中國特色”下人間發生的悲劇嗎？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人間慘劇？
　　
　　我們的宣傳家就是順著讀者這樣一個思路，進一步擺出又一個“果”的事實：46名醫院職工實名舉報本院下達“創收”任務，把醫生都快逼瘋了的奇特故事。為了創收，醫院下達了公開的、秘而不宣的任務，把醫護人員的道德底線都給衝破了。就是這根底線成就了“集體舉報”，讓人們看到如今醫院為“創收”（說白了就是“為掙錢”）是怎樣不顧病人的死活，不顧醫生的道德情操。
　　
　　這個“果”的事實又像是前一“果”事實的“因”。正是因為醫院創收，瘋長了醫療費用，使老百姓看不起病。但是，這個“因”對歸根到底的“因”，仍然是“果”。就是說，醫院“創收”是醫療產業化逼出來的。“三十年中國醫改之路回放”就是刨這個根子的。
　　
　　“三十年醫改之路”概括起來就是他們說的“改製”，把社會主義公有製醫院改成私有製醫院或名曰公立實為資本主義經營的醫院。那個文革中被打倒後來官複原職的錢信忠部長所說“衛生部門也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並提出要“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不過是鄧小平市場經濟導向的先聲罷了。什麽“經濟規律”、“經濟手段”，無非是私有化加金錢萬能論。在“改製”的名稱上，我國的修正主義者耍盡了詭辯伎倆。他們在農村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分田到戶，怕幹部和農民反對，胡耀邦在辦公室苦思冥想，想出個“家庭聯產承包製”，欺騙世人耳目。他們要瓦解工人階級隊伍，讓工人失業，甚至把工人幹出工廠，這樣滅絕人性的醜行，他們用“下崗”、“買斷”這樣不難聽的詞，加以掩蓋。連敞開國門，勾引外資，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滔天罪惡，也用“招商引資”、“雙贏”這樣的遮醜布遮掩起來。但是，詭辯隻能偽裝辯證法，它永遠也代替不了辯證法。辯證法是勞動人民認識世界的銳利武器，日子一長，人們就看出他們葫蘆裏都裝的是什麽貨色。
　　
　　不錯，衛生部有些官員麵對老百姓看病難的事實，明確反對市場化改革方向，要求多顧及醫療的大眾屬性和起碼的社會公平，甚至下斷語：“我國醫改基本不成功。”但是為什麽醫改仍然按照市場化方向改了下去？因為“政府主導”和“全麵市場化”兩派之爭，不是路線之爭，而是修正主義統治集團裏的派別之爭（說白了就是利益之爭）。從修正主義曆屆政府下發的文件可以看出，最初是允許個體醫生開業行醫，打破國營公立醫院在醫療衛生領域一統天下的局麵；到“隻給政策不給錢”，逼著醫院“走穴”、“創收”，亂象叢生；到2000年2月國務院公布《關於城鎮醫療衛生體製改革的指導意見》，為完全“市場化”的醫改開了綠燈。此後，賣公立醫院就成了一股風。這股風給群眾尤其是農民“看病難”簡直是雪上加霜。
　　
　　從這裏不難看出，人民群眾在“改革開放”年代所遭遇的千“難”萬“難”、千“山”萬“山”，毫無疑問是修正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不改變這條路線，千“難”萬“山”一個也解決不了。
　　
　　第三，它充分運用對比，使事實和道理既鮮明又生動。
　　
　　我國修正主義者原以為他們篡奪了黨政大權以後，就可以控製輿論，可以用實用主義代
　　
　　替馬克思主義，用詭辯論代替辯證法，推行他們的修正主義路線。何曾想，網絡興起以後，打破了他們這種複辟夢。人民群眾的真實生活情景像揭幕似地呈現在網絡平台上。“啊，這就是改革開放！”“啊，這就是中國特色！”
　　
　　網絡揭露了“改革開放”的方方麵麵的問題，控訴了修正主義的滔天罪行，使主流媒體的宣傳相形見絀，也使修正主義者尷尬不已。據說某個會議上大頭頭批評負責宣傳的頭頭對互聯網監管不力，“有那麽多撥款，都在遊山玩水，為什麽互聯網上不見宣傳部？”負責宣傳的頭頭委屈地說，現在互聯網已經有了一道“防火牆”，對宣傳部門的防火牆，隻要是宣傳性質的，輿論導向的東西，一到互聯網上就受到網民圍攻，宣傳部幾乎是節節敗退，都快被趕到互聯網之外了。有一位宣傳部長說得更直白：“以前沒有網絡的時代多好啊，想讓他們（指記者——引者）怎麽說就怎麽說，現在記者不報道大好形勢光添亂。”但是，能看網絡的畢竟是少數。要使網絡的宣傳能普及到群眾中，就必須對網絡宣傳加以提煉，形成文字的東西，讓更多的人閱讀。《事實》在這方麵做出了榜樣。
　　
　　在浩如瀚海的網絡裏，他們運用馬列毛主義即主要是階級分析的方法，不但歸類抓問題，擺事實講道理，而且充分運用對比的方法，使事實和道理既鮮明又生動。正如毛主席說的：“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這是我們革命無產階級應有的戰鬥風格。我們要教育人民認識真理，要動員人民起來為解放自己而鬥爭，就需要這種戰鬥的風格。”（《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毛主席還說：“有比較才能鑒別。”（《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對比，是人們認識真理的捷徑。
　　
　　《事實》采取了以下對比方法：用典型事例橫著比、豎著比，把問題在對比中講明白。
　　
　　“三農”問題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作者在這一章裏，選取了小崗村和南街村進行對比，就把問題的答案鮮明地亮了出來。 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是萬裏為鄧小平推行包產到戶一手炮製的假典型。這個假典型“至今都是靠國家撥款和各地的支援建設新農村的”，村裏不僅出現了兩極分化，一半以上的農戶借了債，連舊社會背著花鼓要飯的事也出現了。江澤民、胡錦濤都先後到這裏熱鬧過，但仍然是一個扶不起的阿鬥。相反，河南省臨潁縣南街村，及時總結了包產到戶的教訓，帶領村民重走集體化道路。結果，年年攀高，發展速度比深圳快了18倍。村裏沒有“三農”問題，沒有兩極分化，沒有借款現象，家家戶戶呈現出共同富裕的祥和景象。全國幾乎每天有三四百人前去參觀訪問，齊口稱讚它是岩石上的一棵青鬆。這個對比，把個體農民和集體經濟兩條道路、兩種結果擺得清清楚楚。
　　
　　作者沒有就此止步。在批判了土地私有化的種種謬論之後，就來了一個“豎”著比，即講述毛澤東的農民運動思想，特別是毛澤東在井岡山上對包產到戶的嚴厲批判——如今成了對現實的批判。這時，作者以反潮流的氣概向天呼籲：“合作化是中國農業發展曆史上的偉大創舉，已經創造了無數奇跡！”接著，就舉出了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鄉自1955年成立“六村高級聯社”以來，集體經營體製一直延續至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他們不斷探索適合本鄉特點的管理模式，完善了一係列的配套管理機製，既堅持集體經營，又避免吃大鍋飯，極大地調動了幹部群眾的積極性；鄉辦企業規模不斷擴大，農、林、牧、工全麵發展；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公益事業不斷投入，居民生活不斷改善，被譽為“城市化的鄉村”。
　　
　　人們看了這樣的典型，自然會問：假如沒有修正主義的折騰，像周家莊這樣的村莊不就遍布我國農村了嗎？“三農”問題不就壓根兒不會出現嗎？農民的生活不就早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嗎？
　　
　　用兩個不同的時代作對比，使讀者有天上地下之感。
　　
　　我國的修正主義者幹著禍國殃民的罪惡，可是他們豬八戒倒打一耙，極力抹黑毛澤東時代，說那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貧窮的社會主義”，言下之意，他領導的“中國特色”是夠格的、富裕的“社會主義”。《事實》卻把這個被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
　　
　　譬如，在列舉了醫療衛生產業化改革的種種罪惡之後，特別是揭露了所謂“新的農村合作醫療”的尷尬和困境，農村依然是“一人得病，幾代受窮”的悲慘情景以後，作者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描繪了“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被世界衛生組織稱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醫療衛生工作的輝煌成就是改變中國人民‘病夫’形象的一座豐碑！”他列舉了毛澤東六個方麵的豐功偉績：挽救了中醫中藥；解決了人民看病問題；發動了以除“四害”為主的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用打“殲滅戰”的方法，消滅血吸蟲病；禁娼——消滅性病的病源；培育了一支“又紅又專”的醫療衛生工作隊伍。每一條豐功偉績裏都有感人至深的事實。讀著這些事實，和現實的強烈對比，誰能不慨歎：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真是兩重天啊！
　　
　　最教育人的是兩條路線的對比。
　　
　　腐敗，是我們國家現今一個難以消除的痼疾。因為修正主義者推行“私有化”，就為腐敗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可是，他們又打起反腐敗的旗子，招搖過市。這就使人們的認識發生了錯位。《事實》在列舉了大量的、觸目驚心的腐敗事實和數據以後，專門批判了“腐敗有功論”和“腐敗難免論”、“反對清算論”，明確指出：“現在關於腐敗原因的分析和解決腐敗問題的種種方案，都隻能是隔靴搔癢，治標不治本。”“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分析腐敗原因，解決腐敗問題的最有力的武器。”接著，他就大段大段地引述魏巍《誰是最可恨的人》，從路線上講明這個問題，使人們的認識得到升華。
　　
　　“社會主義就像一棵大樹，官僚主義腐敗分子就像蟲子一樣會危及大樹的生命，但更可怕的是政治上的修正主義路線，它的目的就是從社會主義內部扼殺社會主義，正如戈爾巴喬夫所說，這座大廈隻有從它的頂端才能毀掉它。一旦修正主義路線侵蝕這棵大樹，喪失了生命活力的社會主義就成了一棵死樹，在修正主義路線的縱容下，腐敗分子的蟲子就極快地繁殖起來。在修正主義路線下，所謂反腐敗簡直就是開玩笑，忽悠老百姓。”
　　
　　“無產階級的紀律是自覺的紀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的權力即使沒有監督也不必然導致腐敗，當然並不能因此忽視和否定建立監督製度的必要。但在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者手裏的權力，即使再有形式上的監督，也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官僚主義的腐敗和資本主義製度的腐敗。”
　　
　　“右派反腐敗是極其虛偽的”，“某些中間派反腐敗是真誠的，但要害是不反修正主義，對修正主義抱有幻想。就像宋江‘反貪官，不反皇帝’一樣，最終必然走向投降主義，變成皇帝扼殺革命的幫凶。”“反腐敗不和反對修正主義結合起來，就根本不可能反掉腐敗，因此，這樣的‘反腐敗’除了粉飾修正主義忽悠百姓以外是沒有別的任何意義的。”
　　
　　這些論述是在2000年發表的，經過九年多的實踐檢驗，仍然是這麽新鮮，就是因為它是從路線上分析腐敗和反腐敗問題，使一切為腐敗和反腐敗辯護的謬論都昭然若揭。
　　
　　總之，《事實》這本書有很多值得總結和表彰的地方。它像一把利劍，刺向敵人的心髒；又像一麵戰旗，鼓舞著革命戰士。它立場堅定，毫不左左右右；它觀點鮮明，毫不模模糊糊；它橫眉冷對“改革開放”，它滿腔熱情麵向群眾。它不愧是我們當前革命者“解渴”的一本好書。
　　
　　魏巍同誌前多年講過這樣的話：“應該把修正主義給人民造成的苦難好好地寫一寫，這是教育人民、教育後代的好材料。”我們也提倡過大家都來寫“親曆記”，為鄧氏改革留一部《罪惡史》。《事實》可以說實現了老人的遺願。
　　
　　不是有人說青年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像隻有他們出來才能收拾局麵似的。那麽，就請他們讀讀這本書，甚或聽聽讀者的反應吧。不必諱言，青年一般缺少馬列毛主義的功底，對紛繁的社會一時難於理出頭緒。就像這本書，是在李老成瑞同誌列出提綱，組織幾位青年寫成的那樣，需要老同誌的幫助和指導。但是，青年同誌的長處也是老年人缺少的。他們普遍都會電腦，獲得信息快、多，思想敏捷，沒有包袱，接受新鮮事物快。因此，我們年紀大一點的同誌，不是嫌棄他們，排斥他們，而是要多看他們的長處；如果實踐證明他們是對的，那就更應該虛下心來，向他們學習，而不是固守自己的偏見，讓青年向自己低頭。
　　
　　不是有人說對改革反思就是對“改革開放”抹黑嗎？那也請他們看看這本書吧。那些事實是客觀存在的黑，還是筆者“抹黑”？不是有人對毛澤東時代抹黑30年，你們不譴責，甚或還有讚同處，比如說“毛澤東晚年錯誤”；現在人們利用互聯網揭露“改革開放”的真實麵貌，你們就說這是“抹黑”，請問：你們到底站在什麽立場說話？
　　
　　一本書不能說明所有問題，但《事實》說明：不可小看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