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聿文
7月24日，中國國有企業通鋼集團發生工人示威的群體事件，在與民營企業建龍集團委派的總經理陳國軍對話中，後者遭到職工群毆，傷重死亡。
這無疑是一個不該發生的悲劇。因為對於事件的參與各方來說，沒有贏家。
事件的起因是民企建龍集團對通鋼的二次收購激起了工人的反對。這些年來，民企收購國企這不是第一起，但竟至於演變成大規模的群體事件，並將總經理群毆而死，卻創了首例，需要我們反思其中的原委。
從報道提供的有限信息來看，陳之死或許部分要歸咎於其和工人對話時的言辭過激。然而，建龍的短視和“出爾反爾”以及做出這次不理智不成熟的收購決策的有關部門，應該為陳之死和此次示威事件的發生真正負責。
工人視為“惡意收購”
我這麽說並非一概反對民企收購國企，但建龍在收購通鋼中確實表現出了其短視和“出爾反爾”的一麵。建龍收購通鋼，這不是第一次，在2005年，建龍就進入通鋼，持有後者36.19％的股權，成為第二大股東。或許是建龍時運不好，遇到金融危機，在其進入後，通鋼連續遭遇虧損，建龍於是在去年用通鋼的部分資產設立新區，與老區實行不同的工資標準，通鋼工人的工資被減到每月人均300元，這自然會引起工人的不滿。今年3月，建龍從通鋼撤股，可令建龍沒想到的是，由於國家鋼鐵產業振興政策的出台，鋼鐵行業開始複蘇，通鋼也於6月份盈利，建龍7月又謀求收購整個通鋼集團，而且這次是控股。
在工人們看來，建龍在榨幹了通鋼後將其拋棄，又在其形勢稍有好轉後“摘果子”，而且還威脅要把他們全部開除，這一係列的表現，無疑是一種惡意收購。
比起建龍來，吉林有關部門在通鋼收購一事上的決策更是欠考慮。2005年的那次收購，使通鋼本有個良好的股權結構——吉林省國資委持有46.64％的股權，華融資產經營公司持有14.6％的股權，浙江建龍鋼鐵公司持有36.19％的股權，通鋼集團管理層持有2.57％的股權——實現了國有、民營、金融機構共同出資的多元產權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為什麽一定要私人控股呢？私人控股也就罷了，為什麽在建龍3月退出通鋼後，僅過三個月，又要將通鋼賣給它，而且不向工人解釋？吉林地方政府在這件事上的表現，同樣讓人匪夷所思。
政府支持民企並購國企
近些年來，民企並購國企作為改造國企和推進民企快速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被認為對搞活國企、發展民企，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和產業結構調整都具有重要意義。尤其對鋼鐵行業來說，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更需要推進企業的兼並重組。
另外，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民企進入國資領域，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引導與協調。這都沒有什麽不對。
然而，政府的支持、引導與協調，不是要政府對企業並購大包大攬，否則，不但難以達到預期效果，而且往往會帶給企業風險。這不僅是因為，並購行為畢竟是企業基於激烈的市場競爭而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更在於企業的兼並重組本質上是一種利益關係的調整，它涉及到政府、企業、管理層、職工、金融機構等多個相關主體的利益，不是政府大包大攬就能夠“擺平”的。
應該說，在國企的並購和改製中，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做好職工的思想動員、政策把關、督促指導和重大事項的協調處理等，而不是代替企業決策，更不是一手包辦改製。需要強調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必須聽取職工的意見。因為對工人們來說，企業改製關係到其切身利益，特別是一些老工人，過去幾十年的低工資，不僅是對國家的工業積累所做的貢獻，也是自己個人的福利投資。企業一改製，無形之中自己的福利投資就被全部或部分剝奪了。因此，對事關職工利益的企業改革，最低限度須保證職工有知曉的權利，並對涉及到職工安置、經濟補償、社會保障、資產處置等方麵的事項，向職工公開，接受他們的監督。如果他們的利益被普遍地忽略、排斥，他們的權利被普遍地遭到侵犯，怎麽不會引起其抗拒？
通鋼事件的教訓
通鋼事件有著金融危機的背景，但是，它之所以演化至此，更多的是吉林地方政府對國企改製的思維和觀念沒有改變過來，隻考慮到了國企改製的迫切性，而未想到其複雜性，企圖用政府的決策代替企業的決策，並在這一過程中，忽略職工的利益。網絡時代，工人的權利意識明顯提高，他們不再像90年代的工人那樣，在自己沒有同意的情況下，就將自身的權利和利益任由別人來擺布。如果政府的決策沒有看到這種變化，還習慣於一切都自己說了算，那麽，肯定會產生體製性風險。事實上，在通鋼事件中，受損最大的是吉林地方政府。
現在，建龍為自己的短視而受到懲罰，吉林地方政府也為此不得不收回收購的決定。有那麽多的教訓在前，為什麽還每次都要犯同樣的低級錯誤？
網絡時代的群體事件具有擴散效應，如何在民眾權益意識提高的前提下推進國企改革，對中國政府和企業管理層來說，是一個新的考驗。
作者供職於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