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人家的產，不如問問自己的產
——公民當然應當要求公產企業分紅
中國的公民們已經有過一次共人家產的興奮了。在1950年代，毛澤東以公私合營的方式，將個人的私有企業財產公有化了。全國的公民，尤其是作為公民中的先進分子的共產黨人和要求進步的革命者，都為了毛澤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高明政策而激動，東方真的出了個大救星。
共了人家的產，將私有投資財產變成了全體公民公有的資產，而且，這些還都是些企業資產，是可以產生利潤的資產，作為國家主人的公民當然有希望得到一些實際利益了。可是，中國的公民覺悟高，他們吃糠咽菜都可以，隻要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共產黨是領導就行了，完全忘記了，隻要是所謂國有企業的資產，既然都是全體公民的資產，那當然有自己的份子，那應該分點紅給自己呀！今天看來，如果當時的老百姓覺悟低下一些，向偉大領袖要求一下分點紅，或者偉大領袖和共產黨的覺悟再高一些，主動向自己將之稱為國家主人的公民分點紅，那毛澤東就是不是神，也不需要葉劍英委員長後來打圓場，去解釋他本來就不是神了。毛澤東也確實不爭氣，把當時的公有企業，不僅包括原來是公私合營的公有製企業，還是國家投資的公有製企業，都搞到了不僅幾乎沒有利潤，而且瀕臨破產的地步。國家的退步，不僅使得公民在困境中掙紮，就連敬愛的領袖也偉大不起來了！最可悲的是，隻有在所謂國有資產流失、實為全體公民的資產流失到私人手裏的方式，才使得所謂國有經濟有了利潤。曆史轉了一個圈，隻是企業老總換了人。
共人家的產不行了。按照現在的政策和理論，私有經濟也是一種合法的經濟方式，它是不可能消亡的。毛澤東當時就違背了社會規律。但是，這裏並不關心現在的領導人是否會糾正它，或者如何糾正它。我們想說的是，公民不需要共別人的產，他自己就有投資性資產，因為，在公有製製度下，政府以稅收和其他方式得來的資金進行的投資所形成的應當產生利潤的所謂國有企業的資產，本來就是屬於全體公民的資產，每個公民都是這種資產的主人而應當占有自己的份額。而且，單單這種資產，每個公民都能叫做投資家或者資本家。不難理解，每個公民的這種投資性資產，會隨著優秀領導人的政策所導致的國家經濟的發展而逐年增多，為量甚大。可見，公民自己的投資性資產就多者呢，本來就不需要去共人家的產！
這樣，所謂國有企業，原來應當正名為全體國民公有的企業。公有製企業的利潤，不是政府資產，它是全體公民的財產。要注意的是，稅收和國家的外匯儲備，雖然在名義上也可以稱作是一種全體國民的公有資產，但它是管理性資產，是政府運作的基礎，公民不可能也不應當去分。還要注意的是，公有製企業的資產，也不同於私人股份公司的資產；在私人股份公司裏，股東可以要求撤出自己的資金；但是，由國家稅收等方式產生的公有製企業，作為其真正主人的公民卻必須遵守公民一致的規則，個人既不能也無法要求撤走自己的資金份額；可是，公有企業的利潤，是是政府的投資性資產的利潤，而應當屬於並且可以分配給業主——即公民自己。
這就產生了兩點新的認識。1）任何政府把盈餘的錢拿來投入經濟，或者發行債卷等來拉動經濟，都會產生所謂國有企業或者使其更加壯大；所以，公有製企業的前途，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前途無量的。這樣，附帶地說一句，不難想象，由於中國政府一直在公有製上邊做文章，中國的普通公民的投資性資產，可能比喜歡將公有製企業賣給私人的美國政府領導下的普通美國人的投資性資產還多呢！2）不管在哪個國家，凡是政府名下的、由政府投資運作而產生的企業及其利潤，從本質上看，是公仆以來自全體公民的資金和以全體公民承擔其行為風險為代價所取得的財富，這些政府運作而產生的財富是政府官員對其公民的貢獻，是政府官員業績的表現，但是，這些財富不是政府可以擁有的財富，而是承擔著官員決策與運作風險的全體公民的資產。
這樣，公有企業的利潤，政府不應當不分配給公民。既然是公民所有，為什麽隻用來激勵企業高管人員呢？今天想讓自己國家長治久安和杜絕腐敗的公民們，不管是哪個國家的人，是否都應當考慮以下，向自己的政府喊喊“我要分紅”呢。
共人家的產，不如問問自己的產，因為公有製下的公民自己本來就有產！
企業高管是需要重金去激勵的，這是中國所謂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經驗證明的，也是中國政府對世界各國政府作出的榜樣。問題是，胡蘿卜加大棒，光有激勵是要出問題的。隻有讓政府官員和公有企業高管背負著向公民分紅的重擔，公有製性質的企業，才能真正壯大起來；而且，也隻有這樣壓擔子的做法，才能啟發企業官員的良知和責任心，才能淘汰那些能力不夠而資格很老的官員，從而讓清廉、優秀的管理人才湧現出來。
中國所謂國有企業從幾乎不產生利潤的情況下走了出來，讓中國國家強大了，如果產生了利潤的公有企業向公民分紅了，企業自身就會更加高效，從而生產出更加豐厚的利潤，使得中國的普通人民和國家一起富裕起來。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