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動產投資著稱的京城投資客張羽衝(黃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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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基金副總經理朱平(姬東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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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場老板王軍寧(關海彤 攝)
中國經濟複蘇與通脹壓力：哪來這麽多錢
7月29日，上證指數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突然跳水暴跌，盤中跌幅一度高達7%，數百家股票一起跌停，去年熊市期間的恐慌景象再次重現。
導致當日暴跌的傳言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央行即將收縮流動性，由於擔心央行釜底抽薪，投資者開始恐慌性出逃。似乎是作為對市場傳言的回應，當日晚間，央行網站上發布了副行長蘇寧的講話，蘇寧再次強調，要堅定不移地繼續執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鞏固經濟企穩回升勢頭。受此鼓舞，A股市場在隨後的交易日重拾升勢，上證指數站到3400點之上，年內漲幅已近90%。和股市聯袂上漲的還有樓市，在今年初的幾個月內，房地產市場還隻是試探性回暖，而從6月份開始，則進入肆無忌憚的爆發階段，各大城市“地王”頻現，成交量和成交價更是創出曆史新高。
在任何一輪經濟周期的轉換過程中，資產價格都會出現暴跌暴漲的過程，股市和樓市隻是本輪資產價格上漲最具代表性的縮影。從本質上看，資產價格上漲的主因是人們對經濟複蘇的美好預期，而從短期看，最直接的推動因素還是充裕的流動性。
充沛的流動性首先來自銀行體係的開閘放水。今年上半年，人民幣新增貸款高達7.37萬億元，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年的投放總量，也超出年初《政府工作報告》中的5萬億元的信貸指標，“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在實際執行中幾乎演變成“極度”寬鬆。
隨著經濟複蘇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加之對通脹預期的擔憂，居民投資的意願又開始重新活躍。今年 1月份，A股新增開戶數僅為32萬戶，但是從2月份至6月份，新增開戶數迅速增長，每月維持在100萬戶~170萬戶。到了7月份，更是呈現加速增長的態勢，以每周新增50萬戶左右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基金開戶數也高速增長，7月份創下一周新增10萬戶的曆史新高。隨著投資熱情的高漲，居民的定期存款開始搬家，存款活期化的跡象日益明顯。
一向嗅覺靈敏的國際熱錢也開始卷土重來，前幾年熱錢湧入中國是豪賭人民幣升值，這次則是奔著中國經濟複蘇而來。今年二季度，我國的外匯儲備淨增長1778億美元，其中貿易順差348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FDI)183億美元，其餘1247億美元不可解釋的部分，一般而言被視為熱錢。而且，這樣的估算還隻是最保守的方式，因為即使在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中，也包含大量的熱錢成分。另外，如果考慮到難以統計的地下錢莊，現在的熱錢規模已經非常可觀。去年11月份，全球金融危機最危險的時刻，熱錢一度撤離中國，而在風暴過去之後，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複蘇最快的國家，熱錢重新加速湧入也毫不奇怪。
如果將以上三股力量視為目前流動性的主力，不難看出，其中居民儲蓄釋放出來的資金和國際熱錢很少會流向實體經濟，主要目的還是投向股市、樓市等領域，以謀取短期收益的最大化。在這樣的背景下，銀行體係釋放出來的流動性何去何從就成為很重要的問題。如果銀行資金不能最大可能流向實體經濟，而是和上麵兩股資金合流，一起湧向股市樓市，資產泡沫就在所難免。在任何一輪經濟周期的轉換過程中，資產價格從暴跌到暴漲都是一個必經過程，不一定是理性反應但絕對正常。對於監管者而言，需要控製的隻是使其不至於傷害實體經濟的複蘇。從7月份開始，央行、銀監會等部門明顯加強了對信貸資金的管理，這會在一定程度上抑製泡沫的發生。
當然，問題的核心還在於實體經濟複蘇的能力。如果實體經濟能夠持續複蘇，有足夠的能力消化目前的流動性，那麽，銀行體係的開閘放水將成為經濟起飛的助推器，而不會對經濟造成負麵困擾。相反，如果實體經濟的消化能力不足，巨額資金隻是在股市和樓市等領域流動，最終資產泡沫將會越來越大，而實體經濟裹足不前，一場“滯脹”也就不期而遇。■
兩名樓市炒家的資金路線圖
“4月份，信貸全麵複蘇後，這些房地產商才真正解困，他們通過低利率的票據貼現還清我們的過橋貸款。信貸解放了這批開發商，而我們的資金也在房產交易複蘇初期打了一個‘短平快’，進一步充實了資本，恢複了元氣。”
主筆◎朱文軼
程東(化名)接受采訪的時候，正和他的8名生意夥伴在溫州的一家茶樓裏喝茶。他們稱之為“發財大會”。自從投資市場活躍以來，他們之間這樣經常性的碰頭更加頻繁。作為溫州最為活躍的樓市炒家，程東一直在說服他幾位投資礦產的朋友把一部分資金轉移到樓市中來“聯合投資”。
今年4月以來，樓市的轉暖既為程東的資金解了困，也給他帶來了新的挑戰。程東發現，多數競爭對手們不僅都恢複了元氣，資金實力甚至都比樓市低迷前大為增加，以至於，他必須尋找新的加盟資金才能增加話語權。
在北京，2009年春季，張羽衝的投資做了一個鯉魚打挺式的翻身。這位以不動產投資著稱的京城投資客一改幾個月前表示“3年內不再涉足樓市”的聲明，在最短的時間裏將自己用於民間放貸的資金全部收回，並全倉殺入三亞的高端住宅市場中。這兩名一南一北的樓市炒家同時做出的增倉樓市的投資選擇，為我們粗略描摹出了今年民間熱錢的形狀和流向。
資金救資金
資產價格的一夜暴漲，在程東看來，無非就是“資金”救“資金”的最終結果。溫州人程東 2004年和朋友通過溫州民政局正式報批成立了一家“房地產投資協會”。這個以協會麵貌出現的“炒房團”至今已經吸收了4萬名房地產炒家，是溫州最大的民間炒房群體之一，它的會員要求至少有100萬元以上用來置業的流動資金。“從我們這些職業房產炒家的角度，可以清楚看到當初巨量的信貸資金是怎麽在起著四兩撥千斤的‘放大效應’的。”程東對本刊說。
去年上半年，由程東帶隊、50多人組成的溫州購房團還在上海進行了一次小規模的“采購”。這些會員大部分以女性為主，是典型的“太太團”，作為較早進入上海市場的炒家程東，充當了這個“太太團”的全程顧問角色，“當時主要方向是在烏魯木齊北路、華山路、西藏中路等地塊的幾個項目中選擇。”程東說，雖然這次采購中拾進籃子裏的並不多，但事實證明，世博會預期抗不過大勢，炒房團顯然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利好預期，進行了一次過早的抄底——這批資金不幸地成為沉沒於危機的犧牲品。
“到去年底，我們都還有一部分資金還被困在市場裏，但整體來說，元氣並沒有大傷。”程東回憶這次小小的投資失誤時說，“我從1999年進入房地產市場，這種市場波動對我來說是習以為常了。任何時候，我都會有保留地去下注。我們這行有個通常說法，就是‘小心地看一件事，大膽地去做’。這種態度決定了我們在進行大規模投資前都有一個鐵打不動的前提：不是先想到這門生意能賺多少錢，而是先看我能虧多少。”
盡管如此，2007年到2008年的波動還是超出程東們的想象，這家“房產投資協會”代表了相當一批溫州炒房團的處境。“我們提前分散了風險。”程東說，“但我們還是有一批資金沒有出來。一個就是投資上海的物業；另一個，是我當時在浙江買的6塊地，一共做了4個項目，去年開始沒銷售了。錢投進去，沒有資金回來，4個項目，光工程款就有1.3億元要付。即使托關係找人，解釋目前的困難，70%的錢還是逃不掉的，這就要付8000萬元。當時買賣流通完全斷了，沒有回籠資金，每天硬成本開支就是20多萬元，這是極為折磨人的，幾乎把我們逼到懸崖邊上。”
溫州炒家的強項就是相互拆借，但彼時的“強大”處恰恰成了此時的軟肋。“所謂溫州優勢，就是民間資本的融資靈活，大家捆在一起，小資本成了大資本。”程東說，“但當時，所有資金都往回撤，對溫州這樣民間資本繁榮的地方，反而成為災難最深重的地方。抱不了團了，誰也沒錢，你周圍的人都缺錢，那一下子長項就成短板了。銀行裏不僅不可能借出錢，有的還要催還以前的債。沒辦法，高息借貸是唯一出路。”
程東說：“銀行年利率上限7厘6，民間借是7分2，1000萬元，利息就是720萬元，一個月支付的資金成本抵上銀行的12倍。還有一些被銀行逼債，沒辦法，我周圍有的炒家為了還債借的最高的民間貸款月息是15%，1毛8分息，就是說借1000 萬元，光利息就要還1800萬元。這是非常殘酷的，卻是很真實的情景。”
讓程東鬆了一口氣的是，這種債台高築的日子沒多久就結束了。“因為有當初一筆套現資金的支持，我們撐到了增量資金到來的時刻，而沒有成為倒在黎明前的悲慘的那些人。”程東說，就房地產領域，外圍信貸資金的大舉進場從今年3月份真正開始。“我們獲得了一次很好的解套的機會。因為銷售一鬆動，我們就能夠把一些成本最低的一批住宅產品率先出手，獲取資金回籠。”
新的接力遊戲開始了。程東和很多房產炒家的做法是，利用銷售回暖的機會，快速收回一批現金流，並將這先期收回的資金再迅速轉到另一種“抗跌性更強和政策引導更對炒家有利的產品上”。“這些產品相對而言屬於低估值物業。”程東說，“這樣一來，交易，套現，抄底，樓市炒家們頻繁地運作，使得資金活躍度在不斷的‘接盤遊戲’裏再度高漲。我們可能感受到了市場上資金量巨大，其實這裏麵既有實際增量資金投入量的放大，也有庫存交易在信貸效應裏流通頻繁的結果。”
被低估的洪水
這些民間增量資金怎麽一夜間就冒出來了？“其實並不難理解。”北京房市炒家張羽衝說，“國外當時是沒錢，中國是有錢不敢花。”他說，在市場處於穀底期間，活躍的民間拆借其實本身就是民間資金旺盛的體現。張羽衝在熊市時就加入了民間放貸者的行列，將自己在北京擁有的絕大多數商鋪變現後的資金跟幾家民間擔保公司合作。他放貸的對象，就是過去的“戰友”但當時被困在絕境的房產炒家們。但2008年底，他的投資已經轉向了，他用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把這些分散的借貸資金全部收回，“我打算重新殺回房市了”。
張羽衝對政策曆來調控房市的過猛一直頗有微詞。他認為，簡單地用一套房和二套房來區分投資和自住的政策製定依據是有問題的，“真正能買得起房的人有多少隻滿足於一套住房？第二套住房本身有相當大自主需求的合理性在裏麵。你把投資的、投機的、有自住需求的一刀全砍了，這等於是用大壩來防洪，但是一點不給一些民間資金適當的出口。這種以堵為主的辦法，造成每次到政府不得不開閘泄洪的時候，民間資金的洪流會積累到無法控製的地步”。“2005和2006年國家兩次政策出台讓市場成交量連續兩次迅速下降，在後一個月的時候，價格和量迅速反彈，積壓的時間越長，反彈的力度就越高。”
程東完全認同張羽衝的判斷，他說，“聞風而動”的熱錢是高度敏感的，一有風吹草動，它們會通過各種管道隱蔽起來，並再積聚新一輪力量。程東對本刊說，去年奧運會前後，溫州資金大麵積從房市、股市裏撤出，“我們溫州中小企業會有個大概統計，從北京撤出了450個億，從上海撤出了500個億”。這些流回溫州的資金多數蟄伏下來在等待機會。
而程東說：“其實這些錢隻是溫州資金的冰山一角，恐怕沒人知道這筆資金的總量是多少，計算不出來的。通常依據是看儲蓄，溫州存款額在2008年是直線上升，到2008年第三季度末，溫州人在各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儲蓄存款餘額2036.4億元，首超 2000億元，比年初猛增332.69億元。”“這方麵當然反映了一大部分，但國內的個人資本一直以來是被低估的，溫州資金是民間資本裏最重要的參量之一，也一直是很大程度上被低估的部分。實際上，我們自己都知道60%以上的溫州民間資金都不反映在儲蓄上，而是在其他城市以各種形式存在。溫州因為是中國最大的僑鄉之一，它本身也成為海外資金進入國內的一個渠道，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通過香港一些匯款公司或者虛報進出口數據的辦法流入內地，進入一些親戚朋友的名下。這些貨幣互換沒有涉及實質貨幣的運動，銀行也很難查知資金的來源和用途，無法進入統計。”
“另外，還有一批不太容易計算的資金是從製造業中流出的，因為溫州到現在為止還有30%的中小企業仍然停產，有不少企業已經把實業資金和一部分剩餘資本騰出來，在投資領域物色目標。”程東說，“一旦有相對明確的入場信號，這些林林總總的民間資本，就會全部湧入房市和股市，處於地下和灰色狀態的民間資金也都浮出水麵來。”
入場信號
“我們怎麽察覺到入場信號？就是民間信貸。和它比，銀行銀根的收放要顯得滯後很多。”程東說，從今年3月份開始，溫州民間拆借的利率開始大幅回落，短短一個月時間，由高位時的6分息7分息，驟降至3分息，這是信貸投放後，寬鬆貨幣政策傳達到民間市場最直接的表現，“這已經是給我們發出明確的信號了”。
“大家開始把錢拿出來了。”張羽衝在北京的觀察從另一個角度回應了程東在溫州感受到的信號。他在調查了北京幾個城區中端和高檔的幾個樓盤，“我發現貸款的比例一下子超出一次性付款的人的時候，就說明大家信心已經開始恢複了”。張羽衝多年的投資經驗告訴他，“如果50%的人貸款，50%的人全款，房價基本還是橫在那。70%一次性付款，30%貸款的，說明有部分是以前觀望的存量資金。如果60%以上是貸款，那麽房價會微微上漲一點，敢貸款，就說明對預期看好”。“杠杆效應肯定是3比7，本來隻能買3套，由於大家貸款了，成交了10套，多成交了7 套。這會有一個什麽樣的放大效應？所以說，當信貸傳導到消費時，投資客進場應該不需要再猶豫。”
銀行寬鬆信貸的杠杆效應繼續顯現出來，並在資金接力中被推波助瀾。程東先把已經可以用來周轉的資金用去投資3個月的短期過橋貸款。“這也是為了讓資金在短期內迅速收益，彌補過去高息借款的損失。”程東說，“在熊牛轉換時刻，還有一些房地產商處於著急換取現金流的狀況，他們在獲得一期項目的預售許可證後，如果需繼續融資以完成餘下項目，會拿出一部分的單元，以市價30%到50%的價格打包預售給我們這些炒家。同時簽署3個月後的回購協議，以退房形式將本利一起償還。此類項目普遍月利率為2.5%左右，如果房地產商屆時無力還款，那麽我們可以處置相關資產。”
這是一筆各取所需的買賣。程東說，“炒房團”資金是典型的熱錢，周轉靈活，是率先從房市中解套的一批資金，他們把目標對準那些受困更深的地產商。“房地產商的身體比起我們要龐大，雖然銷售有起色，但他們轉身沒有我們這麽容易。在銀根剛剛放寬的時候，一些開發商還得通過向我們這些民間資金求助，來維持項目開發。4月份，信貸全麵複蘇後，這些房地產商才真正解困，他們通過低利率的票據貼現還清我們的過橋貸款。”“信貸解放了這批開發商，而我們的資金也在房產交易複蘇初期打了一個‘短平快’，進一步充實了資本，恢複了元氣。”
“炒房團”的另一種做法是，直接吃掉一些弱勢開發商的樓盤。程東說，“我們從來不跟上市公司或者開發實力很強大的房產商合作，首先我們不是一個對等的主體，我們的合作一定針對資金實力相對弱的民營企業”。“一些中小開發商可能手裏有幾個億的現金，但在上海、杭州這樣的城市，幾個億充其量也隻能算得上一個弱小的開發商，5個億，在上海也就是拿很小的一塊地。這樣的條件下，他更依賴於市場非常靈活的通道，就更需要借助多種資源。所以我們一個公開的名義是‘購房團’，師出有名，也幫助這批開發商成功從市場上階段性地撤退。他們缺錢，要套現，但套現，要有個好名聲。我們不會讓你有利益上的損失，也不會讓你有名譽上的損失，不會給外界你的資金量吃緊的印象。我們摸準了這批開發商的心理，隻要價錢合適，時機合適，他們肯定是願意跟我們這樣的民間遊資來配合，實現資金的快速滾動。”
“我們在他拿地的時候就開始合作，當他有一個初步的利潤後，就由我們來接盤。我們實際上是承擔了資金接力的功能，將開發商的一部分風險分攤掉。另一方麵，我們也能保證順利吃進後期的巨大回報，這裏麵涉及民間資金之間心態的博弈。”
這時候，對於眾多像程東這樣的炒房群體來說，他們之間需要較量的是，誰籌措資金的能力更強。熊市裏，資金各自撤離主戰場，分散到各個角落。“這時，拚的是誰能在最短時間內集中起最強大的現金流。”程東說。
資金的組織者
程東既是一個職業的樓市炒家，他的角色相當於一個溫州炒房資本的代理人。“我們作為一個正常的買客，大部分炒作人，是引導更多的人將小量資金綜合成一筆龐大的資金流。買1套是零售，買10套是小批發，當我用一個更大的量來做一個價值談判的時候，這個空間是很大的，因為我有現金流，開發商有這樣的需要，他要做出一些妥協。”程東說。
而和溫州人天然的抱團習慣比，張羽衝的挑戰要相對大些。不過，過去成功的投資經曆成了最好的廣告，他比以前更樂於跟媒體打交道，因為這有助於他在投資人中間擴大影響力。
他最近的一次舉動是把自己集中起來的資金全部投資於海南三亞的100套房產裏，跟隨張羽衝到海南的還有當初一批跟隨他投資北京“富力城”的老炒家們。“前後有80多個人跟我去了。”張羽衝說，“他們打電話問我最近有什麽打算，我說去海南，他們就都說要跟我一起去。去的人到那兒一般都買了兩三套。‘抱團’是一個特別容易互相感染的事情。一個人做決定並不容易，比如你有100萬元，你覺得這個房子會看漲，但不確定，作為保守的投資，你可能隻會買一套房子。如果這個時候有人確信房子漲價利潤的空間時，周圍的群體又抱團進入，你會被鼓舞起來。我就是那個做出判斷的人，也是資金的組織者。”
在又一次經曆這樣“民間資金領袖式”的人物後，張羽衝開始重新設計自己的角色，“我發現了一個事情，別人買房子沒折扣，我到哪兒買房都有折扣，我為什麽不能按照‘攜程’的模式來做呢？如果北京成交1000個億，要是有一半人，委托我來談折扣買房子，我能影響多麽龐大的一筆資金走向？”“而且我周圍已經聚集了一批有實力的、有閑置資金的人，我不需要花時間去專門遊說，很容易就能把資金集中起來。”
張羽衝在這一輪房產熱潮中注意到，民間資金流向有了一個顯著變化，就是比以往更快了，“這次經濟複蘇信號出現，到房價起來，其實是很突然的，但你發現，炒房者能迅速地運作其中。可見，民間資金集中的效率變得更高了。我發現大家資產都不少，但很分散，你有100萬元，他有200萬元，投資成不了規模，誰都幹不了大事。我手上就有個例子，有個很好的商鋪，2200萬元，銀行要租下來，知道好，但是沒幾個人買得起。但我動員了幾個朋友，大家湊一下就很容易辦成了這事”。
張羽衝說，熊牛轉換時刻，對任何投資者來說，都是一個最好的機會，“為什麽我去年把手裏的很多商鋪出手套現，那時候現金為王，它可以收購值錢得多的資產。而熊牛轉換中，很多扛不下去，要急於套現還錢的人，都把一些資產賤賣了。炒房客的房產隻是其中最小的一類，很多抵押給銀行壞賬，有眼光的人是真能挖出金子來的，明明值1億元，人家賣給銀行7000萬元，是因為救命才低價賣的。這時候你有錢，你有能力接手，你就是抓住了熊牛轉換中最有價值的時刻。但對大多數投資人來說，7000萬元還是很龐大。我現在盡量用我的模式促成這些收購，每個人的自有資金都不用很大，把項目分成10份，我找10個人來接手，立了個項目，大家入股買入。這會充分發揮分散資金的能量”。
張羽衝的下一步計劃是，將這種民間合作以財富俱樂部的形式，轉換為一種常態。
區域和退路
盡管程東的投資再次進入如火如荼的局麵，但程東並沒有放鬆警惕。“一般的投資者是不容易理解我們的。現在每個人都有投資意識，但是他的資金量有限，投資無非是以增值保值為訴求的，危機到來時，普通投資者受到的衝擊也極度有限。但我們不一樣，一下子集中那麽大量資金的地產炒家，牽一發動全身，所有人都係在那根頭發上的，你一揪我們就痛。政策是隨時盯著你的，房產這個特殊領域，對職業炒家來說，不存在任何扶持之說。市場一好，政策就會打壓，銀根緊縮，政府製定了很多遊戲規則來牽製這個群體，那我們就要自己給自己留退路。”程東說。
“因為我們是職業炒家，資金來源很多，我們必須要對這些資金的所有人負責。我們在確定一項投資前，要回答所有人三個問題：什麽樣的產品類型的判斷？什麽樣區域的選擇？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怎麽收益？”程東說，“怎麽收益就是指，政策來了，風險來了，能不能承擔？怎麽預判政策會帶來的風險強度？那麽大的資金，你投出去之前，是必須要給自己想好退路的，以保證能在風險來臨之後，我們在眾多的民間熱錢裏獨善其身。這甚至是比你募集資金的雄厚與否更為重要，它決定了你能否獲得下一次機會，你作為代理人能否繼續獲得別人的信任。”
程東和張羽衝都認為，對熱錢來說，政策是最好的資金流向風向標。“聽政策、聽金融方向，發現重大市政工程的動向，發現資金流和產品接合最好的方案。我現在手上最大的資金全部都在福建。為什麽？首先建國60年也是我們投資的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另外，兩岸關係現在是在一個高度良性的軌道上，福建具備那麽好的沿海條件，但因為台海局勢製約，60年來發展很緩慢。我現在用很低廉的價格，去博一個兩三年時間，中線爆發的一個機遇。”
“我們重倉投海西，福州、泉州、漳州、寧德這幾處的房產，今年3月份扔進去，現在已經有 30%以上的收益了，超過我們收益預期了。另外，對我們遊資來說，為什麽要挑這些低價有潛力和爆發的區域進？也是因為我們要給自己留後路。北京、上海屬於 ‘高價股’，這些區域的房價已經處於相對高位了，這輪行情，有些樓盤的確也可以實現30%甚至更高的收益，但對我們來說，風險高啊。我在這個位置接盤後，我賣給誰？現在北京這些地方明顯又出現了觀望氣氛，交投從穀峰開始回落了，而我們是耗不起的，不可能等這輪行情下去之後，再等下輪行情起來，才找到買主，那會死得很慘。”
“我們在上海炒了少量的幾個物業，感覺這一波房價上漲裏，外資占了很大比例。而且我們了解到這批資金為了避險，也選擇的是快進快出，盡管現在大城市房價是繼續漲還是回落，誰也不太清楚，但我了解到，很大一批外資現在已經選擇套現出局了。我的一個搞地產中介的朋友那裏采集的數據，今年上半年以來，二手房外資買賣之差逐步擴大，資金呈流出狀態。所以說，現在大家心態很謹慎，我們更不會把最大的賭注放在大城市。”程東說，“而海西概念區域不同，那是低價區域，現在有很多國內國際炒家正雲集那裏，就比誰先下手，誰先拿第一棒，50%甚至翻倍漲幅過後，比起北京、上海，我要找到接第二棒的買家是很輕鬆的。”■
大時代：基金經理的光榮與夢想
“改革開放後，第一個10年，是香港人到廣東搞投資；第二個10年，是台灣人到上海投資；第三個10年，是五百強企業到中國投資；第四個10年，則是全球資本到中國投資，賣奢侈品。我們已經站到第四個10年的門口，現在的圖景隻是預演。全球的資本管理人都要把旗子插到中國來，不到中國募集資金管理資金，你就與未來的成長無緣。這是我總結的，未來10年製高點就在中國，很快中國資本市場的交易量就排第一了。”
主筆◎李偉
天敵與食物
40歲的朱平剛剛經曆了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日子。坐在廣發基金33層的大會議室裏，他穿著考究的西裝戴著黑框眼鏡，看起來像位大學老師。窗外是浩蕩南去的珠江。
朱平1996年進入廣發證券，現任廣發基金副總經理，主管投資；他曾擔任易方達科匯基金經理，廣發基金投資總監。2007年廣發基金公司獲得明星基金公司、基金客戶明星、3年期持續回報明星、平衡型明星基金、大基金明星等5大獎項。
在不到兩年裏，廣發基金完成了一次過山車般的波動，管理的資產總額在2007年最高超過1400億元，然後下降到2008年底的700億元，現在重新回到了1000億元。這也是公募基金的普遍狀況。
“‘突然’是投資的外在表現，就像昨天的大跌一樣，誰會料到跌得那麽深，但是想想也合理，總這麽漲也不對。”朱平告訴本刊記者，“世界的真相就是‘突然’，隻不過，反映在投資市場上要比生活中劇烈得多。”朱平引用了索羅斯的名言，“投資者就像叢林裏的動物，你不知道下一步會碰見天敵還是獵物，你要時刻保持警惕”。
“去年是最難受的時候，我們沒有任何投資的機會。我們曾認為經濟不會變得很差，雖然實際上現在也是這樣，但當時市場並不這麽看。去年是熬過來的，投資者虧錢，我們的心裏肯定不好受。”朱平說。
指數重上3000點，是朱平年初時不曾想到的情況，“年初的時候，我們認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經濟要複蘇了。但複蘇的路徑並不知道，程度不也不能肯定”。2008年，銀行信貸的大量出籠推動了股市的第一波上漲，這種漲勢在春節後繼續加速。當指數上漲到2400~2500點時，朱平意識到形勢變了，“複蘇的速度比大家想象的快很多，市場開始預期，去年的金融危機實際並不嚴重，全球經濟都會反轉。 4月份之前，沒有人敢說出這個判斷”。
朱平認為，如果全球V形反轉的預期成立，那麽反轉的核心一定是中國，這又是一次全麵性的機會。於是，周期性的股票開始進入基金經理的選股名單，投資就是一場戰爭，要趕在市場反應之前占領陣地。
兩個月前，朱平給一家上市鋼鐵公司打電話，詢問產量是否打滿。對方很疑惑地說，產量雖然滿負荷，但公司盈虧剛剛打平。朱平開始大量買入鋼鐵股，“我們預期鋼鐵一定會提價”。到6月底，鋼鐵企業開始賺錢，7月份賺了更多的錢，股票也應聲而漲。與此同時，基金公司開始介入煤炭股，研究員們把每一家煤炭企業的產品、產能、成本情況的報告送到基金經理的案頭。在鍵盤的敲打聲中，匯聚成推動煤炭股暴漲的資本暗流。
“V形反轉的前提條件是，去年的危機並不深。去年大宗商品市場泡沫崩潰，形成全球企業去庫存運動，全在賣東西，沒有人買東西，致使全球經濟像自由落體一樣下降。完成去庫存後，大家發現金融危機也就如此，危機的傷害並不深。盡管反轉隻是一種預期，但市場先於實體經濟做出反應。”朱平說
在這一波反行情中，李馳選擇了金融股。他是一家著名私募基金——同威資本的董事總經理。
“如果不是簽證的時間遲了，我現在應該在新西蘭滑雪。”李馳對本刊記者說。窗外，正是烈日炎炎，中午的深圳就像一個大火爐。2007年8月，在牛市5000點的時候，李馳將股票清盤，他先是和朋友們去新疆玩了一個月，然後又去了非洲、南極。作為私募基金經理，他比公募的同行們享有更多的自由。接受采訪時，李馳穿著黑色麻布上衣，像個江湖大哥。
“去年，有媒體說我是最瀟灑的投資人。其實，你們是回頭看我瀟灑，當時看我多‘愚蠢’。”李馳說，“2007年8月份我賣掉股票，後麵5個月一聲都不敢吭。市場又漲了兩個月，不斷創新高，上漲了1000點。看看去年8月份以後我博客上的評論，都認為我是多麽‘愚蠢’。實際上，後麵5個月股市都在5000點以上晃悠。”
股市漲到5000點已經接近了李馳所能接受的極限了，萬科已經賺了10倍，招商銀行也賺了5倍。他選擇了清倉等待。
2008年，李馳通過信托公司發行了3隻信托產品，其中最早的一隻“新華同威一號”就募集了 2.37億元。股市下跌到2700點後，李馳重新殺回股市。越跌越買，到指數回到2000點左右完成建倉，“建倉的時候市場還在下跌中，我就說我是阿Q；接著跌，我就說我在做善事。我找出各種理由買，不漲我就等著。我的一句口頭禪是：等待是價值投資精髓。好東西，遲早有人像瘋子一樣來搶。”今年初，他寫了篇文章，認為目前是35年來最好的機會。
在A股市場，李馳買入了招商銀行和中國平安，他的想法很簡單：“在2000點左右的時候，這兩隻股票都比香港的H股便宜。同股同權，假定香港人不笨，那就是我們蠢。難道他們不知道招商投資永隆銀行的故事麽？沒有聽說平安投資富通200億打水漂的故事麽？那麽，為什麽全球投資人都願意用更高的價格購買這兩家公司？我們假設市場是有效的，那麽錯誤就一定不會延續太久，市場其實永遠在不斷糾錯的運動中，所以我配置了這兩隻股票。”李馳說，“所以現在國內證券市場形容起來盡管不好聽，但確實如此，就是6個字：人傻、錢多、快來。賺錢的秘密是可以公開的，就是買便宜貨，但不是便宜沒好貨的那種便宜貨”。
李馳在去年3月4000點時發行的第一隻信托基金現在已經獲得了44%的收益，去年8月8日發行的第二0信托產品在分紅後也獲得近50%的收益，都跑贏了指數。
2700點以後，李馳沒有沽出過股票，“冷清的時候，買也對，不買也對，賣是錯；熱鬧的時候，賣也對，不賣也對，買是錯。現在應該算是熱鬧的時候了”。
各自出發
李馳與朱平都生於上世紀60年代，同為浙江大學的校友。對於這代人來說，資本市場是一個新奇而充滿誘惑的地方。
1988年，李馳從浙江大學力學係研究生畢業，專業是流體力學，與航空航天關係最近。1989年，他南下深圳特區，先後任職於招商局蛇口工業園、中國寶安集團、深業集團和香港怡東國際財務投資有限公司。
剛到深圳的時候，李馳在蛇口上一個為期3個月的培訓班。學校的門口有人擺了張桌子，賣深圳安達公司(深圳老五股，現ST國農)的股票，100塊錢一張。他發現，好多人買了之後，一兩個月漲到了107~108塊錢，就賣掉，認為很好賺錢，殊不知後來這張“紙”漲到了3000塊，上漲近30倍。“1990年，我上了投資原始股的一課。”李馳說。
他還目睹了另一家中字頭的企業來深圳創業的“奇跡”，投入300萬元買了“深原野”的股票，同樣漲了近30多倍，變成了1億元。但這家公司最終仍然以關門告終。“從概率上說，絕大多數投機沒有好下場。”
90年代的深圳，財富就像沙子，被風吹來又吹走。暴富與破產的神話輪番上演。李馳真正進場炒股票，是在1992年之後，1993年股市正是熱鬧，“我們當年進場，和2007年進場的人沒有區別”。
“1997年有一家中資公司，1塊多錢上市，第一天漲到了3塊錢，後來又漲到了13塊。該公司董事長告訴當時一家銀行董事長的夫人，說我們的股票還能漲，她12塊多進入，一年的時間最後跌到了1塊多。那隻股票我也在8元多時買了”，李馳說。
90年代的股市，是中國資本市場的幼年期。前5年是短線暴利的巔峰，刺激得像香港電視劇，每天有人一夜暴富，有人破產出局。後5年，則是坐莊最凶猛的時期。投機是資本市場的主旋律。
當李馳在深圳小打小鬧地開始自己的資本生涯時，在上海的一家交易所裏，朱平也完成了與股票的第一次接觸。
朱平生於1969年，1990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係。他最初的理想是當一名物理學家。大學畢業後回到老家馬鞍山，在一所師範中專教了3年書。1993年，他考入上海財經大學國際貿易專業讀研究生。“時代真的變了。”十幾年後朱平說，“我們那一屆100名同學，最初隻有兩個人在證券行業工作，現在有一半的人在做金融工作，在證券公司的就有1/3。”
讀研究生時，朱平拿出幾百塊錢生活費和同學合夥買了隻股票——永生股份。“當時，有位同學快過生日了。我說，如果賺了錢，就拿出來大家吃飯或者買禮物。等到第三天，突然漲了10%，又等了兩天沒動靜，我就把它賣了。賺了100多塊錢。”朱平回憶說。但當時，他並沒有對這個行業產生特殊的興趣，“最初我不會想到做投資這個行業，我想去外企做營銷”。
1996年朱平畢業，中國經濟正經曆著通貨緊縮時期。工作不好找，他就去了一家兒童服裝公司做市場經理，月薪1000多元。這份工作隻做了11個月，一名在廣發證券工作的同學，將朱平介紹過去。做服裝銷售一年，朱平攢了1000多元，他用大部分積蓄買了一張機票，前往廣州麵試。麵試成功後，坐火車回上海收拾東西。當他再次來到廣州，成為新組建的廣發證券發行部的一名新員工時，幾乎已身無分文。
1997年，香港回歸，香港資本市場的新時代開始了。這一年，朱平去了廣州，李馳去了香港。李馳在深圳公司駐港公司工作，負責公司的投資工作。也正是在香港，李馳見識了真正的資本市場，得到了更殘酷的教訓。
“剛去香港的時候，我們是抱著炒一把的態度，盡管已經很小心了，而且還是選擇了高速公路股，又是打新股，結果還是損了手。”李馳說。
有意思的是，讓李馳“損手”的就是剛剛回歸A股即被瘋狂炒作的“四川成渝”。1997年，這隻股票首先在香港上市，算上發行傭金價格是1.55元。李馳覺得價格很合適，就用了幾千萬元去買。結果上市第一天就跌破發行價，跌到了1.2元。“我當時覺得不可思議，要在內地股市，絕對股價這麽便宜的股票第一天應該是漲到天上去，怎麽可能跌破發行價？”李馳說，“剛到香港，我簡單地認為，幾十塊錢的股票就比幾塊錢的有價值，這是一個多麽愚蠢的認識。現在已經深刻明白，市盈率才是高低貴賤的標準，低市盈率區間買，高市盈率區間賣，沒有一次錯。”
這隻股票生不逢時，一年後最低跌到了0.3元。在1998年的一次強勁反彈中，它回到了1.4元多，李馳把它果斷出清，很幸運虧錢不多。又過了10年，這隻股票還沒有回到曾經的高點。
“我知道了，香港的股票還會跌破發行價，便宜不代表不會繼續跌。即使跌到了1分錢，10股並一股，也可以繼續跌，這就是所謂的垃圾股股價完全可能是無底洞。”李馳說，“如果當時買了垃圾股，用香港的話說是，可能永遠回不了家鄉了。說到成渝高速H 股(香港名)的股價，也是10年才還鄉啊。”
經過這次教訓後，李馳認識到什麽是價格什麽是價值。
在從上海到廣州的火車上，朱平說他翻來覆去地看一本名為《投資銀行學》的小冊子。這本冊子的作者是陳雲賢，當時任廣發證券總經理，現任佛山市委副書記。對於接下來的工作，朱平有些茫然。
事實也是如此，他在發行部待了3天後就被派出去做項目，為準備上市的企業準備材料，做發行。“差不多什麽都不懂，一名同事現場指導了我半個小時，我就出發了。”朱平說，“開會的時候遇到問題，我就去洗手間打電話回來請教。”
接下來的幾年，朱平奔波於四川、北京、湖北、湖南的眾多企業之間。“當時上市公司質量比較差，大型國有企業根本就不會上市。隻有小型的省屬的國有企業謀求上市，這些公司的資質都不太好。當時有一家湖南的嶽陽紙業，產能規模在幾千噸，設備都是 70年代的，但這10年裏規模增加了10倍，資產也增長了幾十倍。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想找個淨利潤3000萬元的企業都很困難。”朱平說。
機會來了
世紀之交的香港沉浸在科技股的泡沫狂歡中。“當時的中移動、聯想等大市值股票，都漲了大約10倍，科技股的市盈率都很高，市場極其瘋狂。”李馳說，“我們這次的成績比上次好，都賺錢了。”
這時候李馳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他開始回頭再去研究巴菲特、彼得·林奇等大師，發現他們說的話都是發自肺腑沒有任何包裝，“真理其實挺簡單，關鍵在於人們往往不相信真理就這麽簡單”。
2001年左右，李馳和合作夥伴韓濤一起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投資公司，邁出了私募生涯的第一步。此時，除了B股外，他更多的參照係還是香港。“2003年再回到香港的時候，我們感覺不能隨便再炒了，風險非常高，要踏實地以做事業的心態投資股票。”李馳說，“因為像盈科數碼(現在改名為電訊盈科，已經5股合1股)這隻全香港人都在買的股票，都會從20多塊跌到8毛多，還有什麽不能跌？”
2000年，廣發證券籌建易方達基金公司。朱平進入易方達，最初擔任基金經理助理，2002 年開始擔任“科匯”的基金經理。早在1992年，中國就有了第一隻基金。但真正的中國基金業的起點是在1997年。這一年的11月，《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頒布，隨後第一批基金公司誕生。易方達是第二批獲批的基金公司。
2002年以前，國內基金業仍處於發展階段，公司研究體係、投資體係、風險監控體係都不完善。“我們在籌建之初，就按照證監會的要求向國外機構學習經驗，建立了投資股票庫，以及相應的投資製度。”朱平說。
證券工作的幾年間，閱讀一直是朱平的日常生活。“看得比較多的是巴菲特、彼得·林奇的書。有本《美國的十大基金經理人》令我印象深刻，比較全麵地介紹了巴菲特、彼得·林奇、索羅斯、羅傑斯等投資大師的特點和風格。現在市麵上流行的書也都讀了，包括《股票作手回憶錄》、費雪的《怎樣投資成長股》等，還有各種關於交易的書如《短線是銀》什麽的。”朱平說。
但在2003年以前，作為投資領域的正規軍——公募基金的業績一直不理想。盡管巴菲特和彼得·林奇被奉為經典，但他們的價值投資理念很少能夠被基金經理堅持。這一方麵在於，A股市場還是莊股的天下，1億元的資金就可以在用於坐莊，2001、 2002年甚至屬於莊股的災年。而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A股市場的優秀公司很少，中國經濟還沒有完全走出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陰影。
這一局麵在2003年發生了逆轉。
2003年，股市最明顯的特點就是“五朵金花”的出現(鋼鐵、汽車、石化、能源電力及金融板塊個股)。中國經濟進入了景氣周期，很多行業出現了短缺，業績大幅提升，電力、鋼鐵、石化等周期性行業都出現了價值投資的機會。包括銀行的利潤都在增長。
按照這樣的思路，朱平選擇了大石化行業作為突破，“我安排一名研究員專門研究大石化行業。從基本麵來說化工要迎來短缺，2002年我們就買過化工揚子石化、齊魯石化，都不漲，虧著錢。但是我們的研究員認為確實要進入一個大石化周期了，全球石化都應該是短缺的了。我們尋找符合這些條件的企業：第一，產能擴張了；第二，產品價格已經在漲的，或將要漲的；第三，毛利率比較低的”。
朱平在很低的價位繼續購買揚子石化，這隻股票從5塊多錢一直漲到了16塊。而2003年由於 “非典”原因，股市整體繼續下挫，這一年基金科匯的總收益增長了30%。接下來，朱平又仿照巴菲特購買成長性股票，包括茅台、雲南白藥、雙匯、東阿阿膠等，“當時天然就喜歡這些股票，也就增長都比較穩定”。
“2003年，最大的發現是按照巴菲特和彼得·林奇的方法做，就可以賺錢。”朱平說，“當時，就是比照著書做，彼得·林奇說，周期類股票怎麽做，我們就在按照這個規則去找，成長性股票也一樣同理。其實，這些規則大家都知道，隻不過我們相信這件事。”由於市場的有效性差，這些簡單的方法可以賺很多錢。
這一年基金重倉股成了大贏家，基金收益開始遠遠超過絕大部分散戶和個人投資者。一批實踐價值投資的基金經理開始逐漸成為市場的主力。
但在另外一個戰場，李馳嗅到了更加誘人的獵物的氣味。他開始介入法人股投資。
交通銀行在香港上市後，第一大股東是中國財政部，第二大股東是匯豐銀行。李馳在招股說明書上發現，大股東承諾將來增持交通銀行價格不會低過1.7倍的淨資產。“當時交通銀行法人股也在民間轉讓，交易價格大多是淨資產的1.2~1.3倍。我們發現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就開始募集資金收購。”李馳說。收購的時候，李馳發現不能用同威公司的錢買，因為銀行法人股隻賣給準金融機構，“我們就找到信托公司，通過信托公司的發行信托產品融資去買，我來做信托人產品的管理人，這個想法直接叩開了現在最流行的私募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的大門，可以說我們是陽光私募的始作俑者”。
收購法人股的方法包括通過拍賣、協議轉讓、投標等方式。在收購交通銀行法人股的同時，李馳又同時收購了太平洋保險的法人股，因為很多機構既是交行的股東也是太保的股東，“買交行的時候也有搭配給我們太保的”。
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同威一共收購了5家公司的法人股，包括交通銀行、太平洋保險、興業銀行、金風科技和上海銀行。其中，除去上海銀行和中國通聯外，其他4家公司都已經在A股上市，李馳實現了成功退出。賺得少些的，如最後拍買來的興業銀行也有兩倍多的利潤，太平洋保險的價格則漲了十幾倍，目前還在手上。
大時代的快車
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往往在不經意間啟動。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起飛。
朱平起初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坐上了時代的快車。市場也同樣遲鈍，直到2005年，股市才觸底反彈。
“到2006年底2007年初才意識到，一個屬於中國的時代開始了。我們的經曆都還簡單，對這種曆史感沒有經驗，也沒有能力比照外國的曆程更早地發現這樣的周期。我們不知道人均GDP從1000美元增長到3000美元究竟意味著什麽，會給中國社會帶來怎樣的變化，究竟哪些行業是最大的贏家。”朱平說。
第一個投資機會出現在產業上遊。
市麵上開始流行羅傑斯的那本《大宗商品投資》，與此同時，高盛拋出了金磚四國的理論。高盛認為，經濟起飛需要大量的資源，而在過去二三十年中，以資源為代表的大宗商品沒有新增投資，資源麵臨供不應求，價格會大幅上漲。“那時候，大宗商品剛剛開始從成本定價進入支付能力定價階段，也剛剛進入價格泡沫階段。當時有色金屬的價格已經上漲了很多，但是二級股票市場卻沒有反應。”朱平說。
2006年的情人節那天，朱平和同事完成了對馳宏鋅鍺的調研，他決定再去雲南鋁業看看。2006年，電解鋁的價格已經在上漲了。朱平發現，雲南鋁業在過去幾年產能擴大了10倍，利潤沒變，也就是毛利率一直在下降，“我就跟雲鋁的領導說，接下來你們的利潤會增長10倍”。
朱平更加確信，電解鋁價格上漲的周期要開始了。“我讓研究員做了一個統計，選擇了價格彈性最大的中孚實業和焦作萬方買入，預計這兩隻股票會漲10倍。很多基金經理都笑，認為不可思議，後來就真的漲了10倍。”
接下來，朱平把所有的資源類股票，金、鋁、銅、錫、鋅全部買下來，當時這些股票的價格都很便宜。“做投資一定要比企業看得早，比企業還要明白企業。投資家一定要比企業家看方向看得更準，否則怎麽會有投資家的位置呢？”朱平說。
另一個重要的機會是消費領域。
2003年的夏天，朱平正在嘉峪關調研。突然想到茅台酒的招股書顯示，其募集資金項目已建設了3年，而茅台酒的生產周期是5年，於是朱平用手機與研究員聊了近一個小時。他管理的基金幾乎在最低位買入一些茅台。朱平那時並不認為這是一隻將在未來3 年內上漲8倍的股票，但當五糧液和白藥提價的時候，“我們突然明白，這隻股票比我們想象的要好很多，投資的比重也應增加很多”。
成長性的股票是這個時代的寵兒，如果能夠挖掘到中國的可口可樂，那麽就離巴菲特不遠了。“蘇寧電器也是這樣的股票，時代的變化給它帶來了三個基本麵的變化。”朱平說，“第一，房地產業獲得大發展；第二，平板電視替代了CRT電視；第三，連鎖經營成為可能。沒有這三個因素的出現，蘇寧電器不可漲這麽多。”
李馳更加堅定了價值投資的風格，他按照巴菲特的原則，在好公司上下了大注。 2005~2007年的大牛市期間，他隻買了4隻股票：招商銀行、萬科、中信證券和海通增發股。其中，隻有海通增發賠了錢，“那是在6000點左右的時候介入的，市場已經沒有便宜貨了，海通增發，36元的增發價相對於70多元的股價已經很便宜了，但還是最低時竟然也跌到了14塊多，當然現在它的股價又回到近40元，績優股的波動在股災中一樣很大，對此我們是有心理準備的。”
站在時代的起點，誰都沒有想到身邊一下子湧現了那麽多的10倍股，這是彼得·林奇孜孜以求的對象。尤其是好公司賣到了好的價錢。
“2003~2007年我們掙了那麽多錢，有一些是一點點掙的，比如茅台、蘇寧漲了四五年，有一些是一年掙的，比如券商類的股票。我們以前在證券公司，哪敢想過能掙80億元，當時一年能掙10個億就了不起了。”朱平說。
證券行業炙手可熱，越來越多高學曆的年輕人爭相加入其中。朱平定下了一條招聘規則，除了名牌大學外，還要是各省高考前100名的學生，“其他有可能作假，高考做不了假”。
坐在時代的快車上，基金經理的生活各不相同。作為私募基金經理，李馳選擇了羅傑斯式的生活方式。他每年有1/4的時間周遊世界，去各個地方行走、滑雪、潛水。
而朱平的生活則刻板許多，“我們這代人，工作差不多是生活的全部了”。各種會議都安排在周六和周日，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就像歐·亨利那篇著名的《證券經紀人的浪漫故事》中寫的：“誰無緣目睹曼哈頓經紀人在生意高峰時刻那股緊張勁兒，誰搞人類學研究就有極大缺陷。證券交易所裏風雲變幻，颶風、山崩、雪暴、冰川、火山瞬息交替；這些自然力的劇動以微觀形式在經紀人辦公室中再現。”
基金經理們將每年的排名稱為“賽狗”，這個有些滑稽的自嘲實際上是一場殘酷的淘汰賽。如果上半年做得比較好，下半年就會相對輕鬆。“幹這一行其實也很難受。行情好的時候，很辛苦，每天要看盤看資料尋找機會；跌的時候，倒不累了，反正也沒啥機會，但心情很不好。”朱平說。
他們總是比別人擔心的更多，偶然的事件往往會引發一場市場大跌，所以必須給自己留出後路。
錢為什麽越來越多？
五六年的時間裏，中國股市的市值從3萬億元增長到了30萬億元，增長了10倍。錢，越來越多的錢，在市場中吹起泡沫，聚沙成塔，往複循環。
廣發基金的規模增長，如同一根陡峭的斜線。在2003年底隻有30億元，2004年底為50億元，2006年底就上升到300億元，2007年底1300億元，2008年是700億元，現在回到1000億元。最狂熱的時候，曾經突破了1400億元。
當人均GDP從1000美元增長到3000美元，整個社會究竟增加了多少資本？
“2003年到2007年是中國一輪新的經濟周期，中國人2/3的財富是在這個時候積累起來的。在這幾年裏我們不僅賺了很多錢，工資漲了很多倍，還買了房子。在2003年的時候，雖然汽車第一次井噴，但還是一個奢侈品。現在的車已經變成了必需品了。”朱平說。
在朱平看來，雖然人均GDP增長了兩倍，但實際增加的社會資本卻並非兩倍。因為第一個 1000美元中有八九百美元用於滿足吃喝等基本生活需要，不是現金資產，可用於消費的隻有200美元。當得到第二個1000美元的時候，則全部是現金資產，一下就增加了5倍；增長到第三個1000美元時，就增加了10倍的現金。“我們每個人的感覺就是現金多了，彈性帶來放大倍數。”朱平說，如果以美元計，放大了10倍的資金都是可支配收入，可以流向樓市也可以進入股市。
中國的儲蓄存款有30多萬億元，如果像國外一樣有1/3用於金融資產，就是10萬億元。現在股市的流通市值才5萬億元，銀行內的存款已經足夠帶動股市的大幅波動。
另一個放大性的因素在於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帶動了其他資產價值的重估，尤其是土地和房地產的價格。
“我傾向於認為，2007年與現在股市的上漲並非銀行貸款寬鬆的原因，而是經濟基本麵的改善，市場資金充沛。在中國，錢多於投資的機會，這個矛盾一直存在。這些錢要麽存在銀行，要麽投資股市和樓市。”朱平說。
財富階層的不斷增加，也讓李馳獲得了更多的機會。與公募基金的大眾性相對應，私募基金更多是為高端客戶提供定製服務。2008年開始，李馳連續通過信托公司發行了5隻信托產品，最小認購額都為100萬元。
通過信托模式運作，是目前私募基金陽光化的主要方法。信托公司充當基金產品的發行人，托管行是基金的保管人，信托公司聘用投資顧問(或基金經理)管理募集來的資金。由於信托公司、銀行、投資顧問和基金管理人多方製約，投資者可以規避私募不透明的風險。一般情況下，通過信托模式的基金申購費為1%~1.5%，管理費1%，這些費用由信托公司和基金管理人分享。除此之外，托管行收取托管費，基金經理要抽取20%的利潤提成或分紅，這種分紅是要在基金的淨值超過曆史高點的時候才能進行。
信托模式使私募基金有了合法的保證。與公募基金不同，私募基金的分成方式更加刺激，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公募基金經理投身其中。
下一個10年
每一次泡沫的產生，都源於一個美麗的結論，不然就不會有如此多的信徒。在朱平看來，2007 年牛市泡沫的破裂也使“黃金十年”的理論獲得了修正。“實際上‘黃金十年’是有兩個約束條件。一是外需，金融危機告訴我們，出口不可能無限增加；第二個大宗商品是有限的，原材料越來越貴，或者根本不會賣給我們。這兩個條件會使‘黃金十年’的假設受到很大抑製。”朱平說，“我不是不相信‘黃金十年’，但是實現的路徑並非一條直線。”
目前，李馳的同威所管理的資產有30多億元。他有一個非常宏大的目標，就是5年後管理的資產規模達到500億元，“完不成就是達到一半也好”。最近，他正在香港籌備發行新的基金產品。
“改革開放後，第一個10年，是香港人到廣東搞投資；第二個10年，是台灣人到上海、蘇州投資；第三個10年，是世界五百強企業到中國投資；第四個10年，則是全球資本到中國投資。我們現在已經站到第四個10年的門口。現在資本市場大漲大跌的圖景隻是在預演未來。全球的資本管理人都要把旗子插到中國來，不到中國募集資金管理資金，你就與未來的成長無緣。這是我總結的，未來10年全球資本的製高點就在中國，很快中國資本市場的規模就排世界第一了。”李馳說。
在年初經濟還未轉暖之時，李馳已經信心滿滿地上路了。
在4個月前，朱平寫了一篇文章《股市新時代》：“無論是人均收入達到3000美元，還是金融危機的發生，都表明中國可能正在一個門檻上……中國將在以後的一個周期真正走向全球，在全球話語權也逐漸增加，與此相對應，一些全球性的大公司會出現，當年日本的成長也同樣是伴隨索尼、豐田的全球化的。因此，這種類型的公司可能會給投資者帶來比上次牛市更大的收益。”
“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與中國人的財富增長實際是一個問題，隻不過後者用錢將前者量化了。”朱平說，“我們未來有兩次大的機會。一是中國的現代化還沒有到一半，中國人可以生活得更好。汽車剛剛成為必需品，公共交通還需要大力發展，我們要有更好的鐵路，更好的公路。第二，城市化的進程也才開始。我們隻建設了3000多萬套房子，中國的城市化完成至少需要1億套商品房。我們唯一要解決的就是要使市場運轉起來，收入分配合理，讓老百姓可以有錢消費。我們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全球化的標準是美國的，也代表了西方的標準，日本的現代化沒有改變這個標準。中華民族的複興，一定是給全球帶來中國的標準。”
李馳仔細地研究了巴菲特的發家史。他發現在過去的10年中，巴菲特的資產並沒有很大的成長。 40年前買了巴菲特的股票可以賺1萬倍，30年前買就隻能賺100倍了，20年前買才賺10倍，10年前買到現在就隻能賺百分之十幾二十幾了。“所以，你要發現一個人有潛力，你必須盡早和他在一起。”李馳說。■
買馬人背後的故事
76匹澳大利亞純血馬大多還不能跑動。清晨6點，它們安靜地待在專門搭建的新馬廄裏，享受兩個馬工溫柔的按摩、理毛。“要劃大圈”，他們重複著香港師傅教導的要領。因為十幾個小時飛行，又吃了料，它們的腿有一點腫。還有一個多月，它們將參加國內第一次純血馬拍賣會，但從三四攝氏度的澳大利亞乘專機來到酷熱的北京，多少出現了中暑跡象。香港馴馬師梁錫麟決定趁周末飛回香港去買藥。“北京也有藥，可是我需要各種精確的添加劑含量，內地的馬藥還停留在畜藥階段，但純血馬是速度賽馬，要和運動員一樣對待。”一旁的馬場老板王軍寧沒有回應，他自言自語： “成本真高……”
主筆◎葛維櫻 攝影◎關海彤
速度衡量財富
王軍寧投資馬場是2004年，在馬圈這是一個比較晚的時間。2004年是國內馬場熱潮的頂峰，僅在北京地區，馬術俱樂部的數字就增長到70家左右。2001年開始至2005年全國的馬術俱樂部出現了速度賽的新樂趣傾向，當時最火的通順馬場以每周8場博彩性質的速度賽馬引起了觀眾興趣，北京電視6台直播比賽，直到2005年在公安部“打擊地下非法賭博”的行動中消失，通順的幾百匹純血馬被實施安樂死，成為“中國馬圈最慘烈的記憶”。博彩被取締之後，速度賽馬卻以其特殊的趣味被保留下來。
“我的馬場沒有速度賽。”北京稻香湖馬術俱樂部的王冀豫在馬圈內是最早玩馬的元老級人物。 1985年成立的馬場當時隻是極少數人的俱樂部，當時初期接觸馬術的人大多以初涉商海的高幹子弟為主，講究騎乘樂趣。馬術訓練以健身和陶冶情操為主要方向，“我們享受的是人馬合一的那種配合”，馬匹本身並不名貴，大都來自國內的幾大產地，更接近歐洲貴族式馬術項目“獵狐”的趣味，“人和馬都穿得漂亮”。王冀豫的馬場到現在依然不開速度賽馬項目，“但也就是近來經濟最熱的四五年時間，中國增長出一大批玩馬的人，來自內蒙古、陝西、山西的老板們，他們熱衷的是養純血馬和騎手，也會有小圈子裏暗地的賭注”，“你贏我一個馬頭，我不服，10萬元，下次再來”。
很多新晉馬場為了滿足增長的玩馬群體要求，開始引進更昂貴更講究的速度賽馬。“我這馬是幾百萬元買的”的說法，在馬主們的信息傳遞中成為新的焦點。“那時玩馬兩個條件，一個是七情六欲不知哪根神經動了，就愛上了；一個就是俗話，錢燒的。”王軍寧笑著自嘲。他在房山的俱樂部過去養了300多隻名犬。“2004年朋友們覺得馬好玩，我就搞了十幾匹國內的馬，新疆的、內蒙古的都有，那時候也不太懂半血之類的，反正也沒對外經營，就是朋友們自己休閑的，當個養老院。”也就半年左右，一個朋友來玩過之後提出了意見：“人家現在都玩純血馬了，說速度快，刺激。你這些馬灰不溜秋的，丟不丟人。”
“中國玩馬的人就是這樣，從無知到有知再到精明，那是有不斷的大批無知者撲進馬圈才逐漸發展的。”王軍寧第一次買馬就被內蒙古的賣馬人給鎮住了：“20匹裏有那種身上裂個大口子的，還流血呢，我說你怎麽給我這個，不要！人家在地下的馬糞裏撈起一大把，往傷口上一貼說，‘行了，咱們蒙古馬禁造’，我就給拉回來了。”那時對馬既不懂，也沒有要求的中國馬主，現在已經被大體上分為了4類人：“玩速度賽馬的，不親力親為，那些純血馬時速70邁，沒受過專門訓練的人不能騎。但是這些馬主又是最需要宣泄一番情感，有爭強好勝的理想，那是一種強烈的對贏的追求，這批人就是純血馬速度賽的追捧者。”現在這批人成了國內馬市的主要拉動者，“有的在馬場裏自己跑跑，小禮服一穿高頭大馬一騎，很過癮。舞步玩得是訓練，人和馬要高度協調，想讓它出哪隻腳怎麽跳都行，這需要極品的溫血馬。還有人喜歡野性的，騎到大河灘上幾十公裏地狂奔，這是玩越野的，其實用不了多少錢，一兩萬元的馬足矣”。
第一種玩法需要巨大成本投入，但是在國內的馬匹交易卻和私下交易古董一樣亂，況且懂行的人太少，交易形式被王軍寧說起來就是“搞來搞去”，“馬成了一般的流通商品，我從國外買了一匹覺得好，留下，不好的再賣掉，反正也沒有價格比照，大家都這麽自己轉手再加上點忽悠”。但這樣的投資本身就是一場賭博，一下子就贏得了國內新富階層的歡心。“你說你這馬1000萬元買的，我就問你它1000米能跑多少？你說多少秒，這才是真標準，就和劉翔一樣，速度是最簡單但是最刺激的指標。”
實際出路
因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喜歡馬，為了區別於成本較低的策馬狂奔，有實力的馬主們選擇了讓自家的騎手和純血馬參加比賽。“在香港賽馬是博彩，獎金和贏是馬主的雙重目標。香港一場普通的賽事獎金有2000萬港幣，1200萬港幣都是頭馬的，馬主的精神享受和物質回報是雙重的。而國內的速度賽事，獎金少得可憐。”王軍寧說。梁錫麟卻因此認為，“這才說明了內地馬主們的偉大啊！”目前在國內馬彩前途不明朗的情況下，確實如此。國家級的“全國速度賽馬錦標賽”一年一次，頭馬獎金1.5萬元，地方有些俱樂部或地方政府，拉到了讚助，又讓中國馬協掛了名，最高的獎金是3萬元。“我的馬參加‘禦馬者杯’，拿了兩個頭馬，獎金一共3萬元，我這千裏迢迢地把人和馬運過去，光算運費成本也不止這個數，租專車就1.2萬元，給騎師、馬房30%的獎金，給教練10%，再算算吃住，更不用提馬的身價和養馬費用了。目前在國內，想追求物質回報還是奢望。”
“整個中國的馬主都在盼賽、求賽。有多少人願意把純血馬當京巴？”中國目前各地的速度賽約有十幾場。王軍寧說，因為缺乏有吸引力的比賽，太多自己認識的馬主都隻能把馬當寵物養。“我認識一個赤峰的礦山老板，讓我的專用車給他送3匹價值100多萬元的純血馬。司機給我打電話，一直往山溝裏開，什麽路都開沒了，在土路裏顛到盡頭，終於見著人。那個老板說，上後山去吧，把馬一放出來，就行了。司機往後山一看，天啊，山溝裏有五六十匹純血馬，幾十萬元一匹買的，都和放羊似地在山坡上溜達呢！”
王軍寧2005年開始買進純血馬，馬場生意也轉型了。漸漸地就有人看上了這匹那匹，要買走，也有人買好了放在他的馬場養，這個馬場占地500畝左右，算是比較大的。“有個馬主在日本參加了一個小型的純血馬拍賣會，50萬元買了兩匹馬，他也不懂，就隨便找了個2畝地大的地方一圈。自從這馬進了這院子，就好幾年沒出來，沒溜過，餓了給點玉米吃，個子一點沒長，脊背和刀一樣，後來他們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商量著把這大小兩匹馬送出去想配種，說前兩匹小駒子歸我，第三匹給他們，那天晚上送來我眼神也不好，‘那大的馬瘦毛長的就算了，怎麽後麵還跟一狗？’他們當狗養還養不胖！”在這樣的潮流下，純血馬不再能供旅遊、騎馬享樂的人玩，隻能競賽。“參賽過的純血馬不跑要撞牆，要死的。進了馬就得參賽，選騎手，北京本地也有幾個常規比賽，國內的玩法就是這樣，馬主們也慢慢有了比賽的追求。我不是要馬賺錢，我就是要證明我最優，中國人都好當個伯樂，那種自信心態是賽馬的出發點。”
國內目前消費馬的形式卻沒有太大改觀。目前國內馬術俱樂部約300家，純血馬每家大多是一二十匹的規模，40匹算多些的。伊犁、三河的馬經過改良雖然也不錯，但是卻遭到了更新換代。馬主經常請人給估價，“6000？我這30萬元買的！”誰都不承認自己上當受騙，因此消費者現在提出的要求都是澳大利亞、美國、阿拉伯或來自日本的進口純血馬。“國內的速度賽分3組，分不清是純血還是半血的，還有‘不限定馬組’的比賽，當然成績再差的純血馬也比半血馬強。可是因為咱們國內這買賣馬的方式、馬場的育種都很亂，給馬亂配種，有時候難以界定這是什麽馬。你這個是正規的大馬場買來的，是國外進口的，就能說清，其他的啥也說不清。”這樣的現狀使得抱著“好好玩、正經玩”心態的馬主們，更傾向一分價一分貨的進口名馬。
買馬的生意經
日本借助上世紀80至90年代日元大漲的機會，進口了大批英、美、阿、澳等傳統純血馬國家的品種回來，自行繁育，至今已經成為世界第六大純血馬出口國，是賺進外匯的典型案例。在今年初人民幣出現漲價勢頭的時候，王軍寧抓住機會和澳大利亞最大的馬匹公司“神奇百萬”簽了合約，“現在雖然人民幣又下去了，但總還是劃算”。一開始，澳大利亞公司更傾向於賣給中國頂級的成年參賽純血馬，參賽馬不論公母，種馬則價值連城，在國際馬匹拍賣市場上，現役的準馬王才能成為投資焦點和馬主爭奪的對象。但是王軍寧和澳方協商討論的結果是，沒有巨額獎金的中國市場，馬的繁育能力會是馬主們更關心的問題。
“我們不要騸馬，盡量少買母馬，目標是血統過硬的公馬。”王軍寧買回的76匹中有50匹都是剛滿或未滿2歲的小公馬，它們的脖子上戴著銘牌，上麵印著父親、母親甚至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名字。“這匹小馬的爸爸是美國馬王，身價5000萬元人民幣；爺爺是世界馬王，身價過億，配種費用一次是100萬美元。但是小馬卻趁現在經濟危機，以比較合算的價格來到中國。”梁錫麟是“神奇百萬”的中方代表，他用半年時間親自選出這76匹馬送來北京。王軍寧說：“這樣世界知名的公司，不會一次性交易，講的是信譽和與中國市場今後的長期合作，所以在價格上還可以接受，質量上又有保證。”梁錫麟本人曾經選出的最成功4匹純血賽馬都在香港賽馬界威名赫赫，“它們4匹贏得的總獎金額已經超過1億港幣，最高一匹是3000 多萬港幣”。今年初受金融危機影響，馬的價格普遍降了三四成，正是入手時機。
“香港除了榮智健這樣的人可以同時擁有4匹馬，馬會裏一般的馬主隻能擁有2匹。本地的生意人太幸福了，我經常聽說一個內地馬主就擁有10匹純血馬。香港馬會有12個董事，他們可以擁有3~5匹純血馬，馬主約七八千人，馬會會員約2萬人左右，因為香港馬會是本地最奢華的俱樂部，想成為會員需要極高的資質，有資深會員介紹與銀行擔保，然後經過考察才能成為會員。一般會員參會到了第三年才能申請馬匹進口許可證，名額有限獲準率很低，買了第一匹馬想再買第二匹要等上好幾年。”梁錫麟說，盡管香港賽馬世界聞名，但是純血馬的成交量在嚴格控製下。每一年的香港純血馬拍賣會都是馬主們極為謹慎耐心的較量。“世界上大部分純血馬交易都是由拍賣來完成，質素高低與價格直接掛鉤，參賽成績決定價格。最富有的人拉頭馬，捧出獎杯來，是無上的榮耀。”梁錫麟說。
“內地如果能夠有純血馬育種基地，那一定是最讓人振奮的事情。”在這次進入中國的76匹純血馬中，有十幾匹來自英國Darley馬場的頂級名馬，是阿聯酋副總統兼總理名下的馬場，在澳大利亞等國都有分場。純血馬發源自英國，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馬場都在冬天將馬匹運送到澳大利亞避寒，因此澳大利亞這二三十年也成為名馬產地。“再者澳大利亞的運費相對歐美低50%。”速度賽馬的根基在於血統純正， “以前也有馬主托人從國外進口幾匹頂級名馬，但是再怎麽舍得的人，對價格依然比較敏感。香港用於賽馬的純血馬平均身價300萬港幣，這樣對於我們倒是一個很好的參照”。王軍寧說他特意選擇了半數以上從未參賽的小馬，“等它們練成了姚明、劉翔還能這麽便宜嗎？這次起拍的價格從20多萬元到過百萬都有。”對於剛剛發展起來的中國馬主們，消費“姚明”顯然極不劃算，也沒有用武之地。
雖然這麽說，王軍寧也說不清中國的馬市場到底有多大，在2008年的中國馬業論壇上，新疆、內蒙古等地的農大教授都認為，“好的賽馬一直以來有價無貨”。而王軍寧本人的感覺是，“對純血馬的需求從我玩開始就一直在增長，但是國內的比賽上，一匹良駒有時居然能霸住各個比賽連贏10場。在香港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馬會要保證所有馬的質素接近，才有投注的公平性。可見我們在數量上的缺乏和質量上的參差不齊”。他隻有一個北京海關去年進口純血馬的數字，大概在300匹以上。國內俱樂部目前的會員多的達到300人，少的幾十人，純血馬的行情被內蒙古、甘肅、河北、浙江等地的馬主們看好，“在比賽是個缺項的現狀下，窮則思變，那麽能追求到的育配種的經濟效果，就成了這次拍賣的側麵效應”。
新富階層在成長
王軍寧以純血馬騎師的標準，從雲南請來了佤族的騎師和馬工，他們身形瘦小輕盈，又有少數民族的霸氣，雖然看上去隻有十幾歲，其實都已經20歲出頭。梁錫麟已經教導了他們3個星期，但是馬工牽馬時，還是被梁錫麟不斷指正。這些小馬都已經非常高大，因為純血馬壽命隻有十三四年，比一般馬少一半，競賽生涯隻有5年。它們大多時候安安靜靜，被撫摸頭或脖子會回應溫柔的呼吸，被指到哪個部位就會自己轉動身體讓人看。但是一旦出欄則完全變了模樣，有的高聲嘶叫，有的則和別的小馬打架。馬工因為小馬不肯前進甩了一下鞭子，因為怕痛，那種繩鞭已經在最前端弄開花，“Good boy！”梁錫麟立刻上前禁止，小馬已經養成了聽英文的習慣。“要輕輕溫柔地碰它，它明白你的意思，不可以懲罰。它們天生嬌貴，要不斷安慰、誇獎！”這一天，有幾匹狀態稍好的小馬第一次上馬鞍，隻在上下坡上走了幾個來回就趕緊被衝涼洗澡，“這些小馬沒有上過學，都需要非常專業的教導”。
為了給馬主們提供最專業的純血馬訓練，梁錫麟和中國馬協合辦的針對馬主、騎師和馬工的專門訓練班，將在8月開始授課。“其實就為了這一批馬，提供它們最優質的成長環境。”對自己要求越來越高的馬主們也跟著一起成長。梁錫麟手裏拿著一個沒有針頭的巨大針管，裏麵灌滿糖水，他往馬嘴裏一推，馬就齜牙咧嘴地高興起來。“養純血馬是一個很複雜又很有意思的過程，肯花大價錢買還隻是初級階段，真心愛馬需要此後不斷的付出和耐心。”養純血馬在香港需要每月3萬至5萬港元花費，“但吃什麽料，讓哪個等級的騎師來操練它，都是成本極高的事”。王軍寧也說，“大浪淘沙，馬主也逐漸走向專業化了。以前有人在賽馬時和別人差200米，居然要定下一個月趕上人家的賭注，現在明白這是種的問題，馬主們也已經不再這麽玩了”。
速度賽盡管不多，推進馬的質素卻依然重要。“神奇百萬”今年將在北京舉辦每場獎金總額30萬元的比賽3場，為買馬的人直接提供一展雄風的機會。“入門階段之後就是上小學，馬主們很快就會享受到速度賽帶來的歡樂。”一場是開放的賽事，預賽的頭馬就可以拿3萬元獎金；第二場是針對價格最高的十來個馬主，直接決賽，頭馬獎金15萬元，是目前國內最高獎金；第三場就是所有拍賣馬匹都可以參加的。世界上各大賣馬的公司都有自己的賽事，不僅是營銷手段，這些賽事往往也是全球巡回賽，雖然隻讓自己公司賣出的馬參加，依然是世界水準，可以記錄積分排名。這次在中國隻能做一個小圈子裏的微觀嚐試，“高獎金額的速度賽在全世界，尤其是美、加和亞洲地區，都是極受歡迎的。貴的馬不一定就適合速度賽，有人說自己的馬價值幾千萬元，那個概念應該是奧運會障礙馬術的馬，那樣的馬之所以名貴，是因為聰明，知道哪個坑可以跳，又勇敢，麵對障礙可以一往無前。這樣的馬有腦子會思考，所以萬裏挑一，極其昂貴，但是這和速度賽是沒有關係的。”梁錫麟說。
“外國人一聽中國人要買什麽就興奮，我們首先是學會保護自己。”“哪個貴給我來哪個”的馬主也存在，更多人則開始精打細算，“即使是現在國內的速度賽，早已經不帶半血馬玩了。半血馬在高端消費者中的淘汰已成定數”。更使馬主振奮的，是武漢、南京在2008年底至今，相繼落成了號稱亞洲一流的賽馬場地，武漢還進行了第一次商業賽馬試水。“硬件已經有了，如果馬彩開放，這次買馬的一部分人立刻就會成為現成的真正‘馬主’。”但是對於這個敏感的問題，目前誰也不敢對此下判斷，趨利的天性表露出來：先行預備，等待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