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楊
剛才讀了論西漢建國到漢武帝時期的文章《偉大帝國的建立》，有些感想，順手打下：
老子說：無為而無不為。這句話，當然涵蓋麵很廣，從自然到社會、到個人都可以適用，這就是後世道家分支學派很多人能把這句話更多的用在個人的原因。但是通觀《道德經》，老子的這句話重點並非在個人修行，而是著重在統治者和民眾，而且話是講給統治者聽的，指向卻是民眾，也就是說受話的主體是統治者，敘述的被關注客體是民眾。如果把主客體在“無為”句中補充完整，就是統治者要以無為達到民眾的有為。由於“無為而無不為”不是專具體指某方麵，而是以哲學意義來指導社會從自然到群體、個體，這就使“無為而無不為”的解釋能衍生出豐富的版本。
漢初國內國力衰弱，百業凋零，北麵匈奴威脅，亟需積攢國力，安定四方。文景之治的兩朝皇帝崇尚黃老哲學，以無為治理天下，“順民之情，與之休息”，獎勵農耕，宮廷還提倡節儉。半個多世紀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繁衍出眾多的人口。這讓我想起了毛澤東時代。想到了無為的無為和有為的無為。
文景之治，就是無為的無為，以上層的自我克製和“不管”達到民眾的自由有為發展，從而國力和人口大增，不管的結果，也使南方諸侯吳王劉濞的財富可以和漢皇帝相比。
相比之下，毛澤東時代，上層所做的主要就是有為的無為了。“統治者要以無為達到民眾的有為”，先說民眾的有為，毛澤東時代，全國百姓生產幹勁鼓得很足，知識分子不再抱著精英化的套路，雖然他們的工資、生活待遇比普通百姓的確高一些，但是這一代知識分子基本上走了群眾化的路子，和群眾同生產、同奮鬥，共同發揮了巨大的主觀能動性。30年的國力增加、發展速度、人口的增加等等，連國外學者都沒有否認。即使文革帶來了一些主動撞擊，很多知識分子受到震撼，但也沒有讓發展停步。這就是以往任何時代都很難與之相比的一個時代，是一個屬於人民的時代、壯誌淩雲、幹勁衝天、社會比較單純的時代。
再說毛澤東時代的上層的有為而無為。如果隻是放任不管，或許就類似上世紀90年代及其前後十幾二十年了。不同的在於90年代前後這些年，不但放任，還畢全國之力推一把放任，結果就出現了也許有些人富可敵國，有些人淪為牛馬豬。
何為“有為而無為”，第一條件就是自我克製，節儉，毛澤東時代，從中央到地方，當官的幾乎無不兩袖清風，這是刻意製約的結果。
第二條件就是抓牛鼻子。作為一個以社會主義立國的國家，逐漸消滅階級和階級思想成了社會的發展方向，怎麽樣達到這一點？當時沒有通過委婉的“和諧”來宣告，更沒有僅靠宣傳教育和修修補補，而是直接指出要靠“階級鬥爭”，要靠有為。鬥爭的第一步，贖買了私有製企業，建立了國營、集體企業，打下了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第二步，打擊反人民的社會群體和行為，比如土匪、黑社會、黃賭毒等；第三步，就是知識分子棄精英化路線，走群眾化路線，不是把他們的待遇和群眾抹平，而是讓他們和群眾一起奮鬥，連幹校（幹校被某些人汙為“牛棚”）的做法也是這個路子。第四步，最難也花時間最長，不是一兩代人可以完成的，那就是改造官僚係統，這要靠群眾階層和官僚體係在同一遠大目標的統一感召下，互動、互相改造、互相適應，直至上層係統完全脫掉私有製社會官僚體係的影子，成為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人民的工具，而不是高高在上高於人民群眾的一個階級，直至人民群眾丟掉那種出了事就盼青天大老爺救世的意識……這是一種很艱難曲折的社會成長過程，單靠嫁接、克隆、照搬和宣傳教育，沒有互動的博奕、鬥爭、適應是無法完成了。
如果沒有官僚集團的“自發反抗”，或許就沒有幹校、文革等字眼了。革命成功後建立了政府，但是官僚集團本身是私有製社會的那一套產物，在沒有真正的黨特別是覺醒的群眾的製約下，他們會自動精英化，走資化，去群眾化，建國後的很多群眾運動都因為官僚派出工作組的加入而搞出了擴大化、複雜化，其中群眾不成熟也是個很重要的原因。出於培養群眾反走資的目的，毛澤東終於冒著粉身碎骨的危險，發動了文革，以領袖而不是政府官員的身份，帶領群眾“改造”官僚係統，而官僚係統也做出了反應，打著紅旗反紅旗。主席說要文鬥，偏偏有人狠，要武鬥。文革反文革雙方都打著文革的旗號，混成一團。70年代以後，所謂文革後期，其實局勢已經平靜，但是一批群眾卻培養起來了。這些，當然不止這些，就是毛澤東時代中國上層“有為而無為”，以達到群眾發展的事實。今天論壇上有那麽多網友能熱論主義、文化等方麵發展之道，和建國以來幾十年的啟蒙就有極大的關係。
最後談一點毛澤東時代“有為”的存在問題，或許，這問題放在當初並不成問題，隻是時勢的需要或者曆史的使然，但是正是這個問題，成了某些人能夠鼓吹私有化極端的口子。
首先說，毛澤東時代是存在市場，也是存在市場經濟的。當時雖然沒有80、90年代以後的商鋪林立，商戰硝煙彌漫，外商如魚得水，但是商鋪同樣不少，農村村頭的銷售點（代銷店）遍布各地，鎮上的商鋪更不用說，吆喝什麽的都有，我記憶最深的是家裏人70年代墟日賣蕃薯藤、村裏放電影時賣黃皮果，還有更早的記憶裏的1毛幾分錢的小人書、鐵皮小刀、5分錢一碗的狗爪湯……一切，說明市場經濟是存在的。但是，為什麽媒體上幾乎眾口一詞說當時是計劃經濟時代，聽多了讓人感覺那個時代就是清一色計劃經濟，也不知80年代以後生的人將怎麽解讀學者精英們筆下的曆史。
精英化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能這樣偏執一詞，就是因為建國後，計劃經濟介入生產流通環節比較深，特別是在大型的工礦企業，從生產到流通都形成了一套國家計劃的模式，也就是廠礦按政府部門給出的計劃生產，完成年度計劃，流通的也交給政府的物資部門處理。說白了，就是本來可以由廠礦自己做的生產計劃，給政府具體做了，本來可以由廠礦直接麵對的銷售環節，政府物資部門具體介入了。如果生產計劃和流通環節工作是一個皮球，那麽國營廠礦就是看見皮球但從沒有被允許拍一拍球的一群人。精英怎麽下結論呢？不是讓政府把生產和流通的計劃權讓給廠礦，並完善監督製約體係，防止政府部門或個人利用以往的職權，從企業謀取不當利益，而是下結論說：這就是計劃經濟的廠礦，沒有能力搞流通，他們沒有能力拍這個球，要讓人代他們拍，這就是廠長負責製。廠長負責製紅火了一陣又糊了，他們還是說，國有企業資產就是要流失，要私有化才行。也就是說有人代你拍球，代你做事，把你的財產流失了，結果最後結論加起來是：雖然你沒有機會做，但你肯定不會做事、你的資產注定要流失，現在隻能賣了你了。
如果國家在健全監督、製約機製和法製，防止政府部門或個人利用以往的職權，從企業謀取不當利益的同時，把生產、流通以至產生領導人決定權交給企業，將如何呢？企業是全民所有的，那還將是全民所有，是集體的還將是集體的，但是由於零距離接觸一直存在的市場，少了政府在中間環節的介入，所以靈活性將更高，成長性將比建國幾十年時更強，當然風險也將加大了，但不會朝令暮改，搞垮了把工人一趕了之，把廠一賣了之。那是一種穩健的道路。
政府不介入生產和流通以至企業領導人產生的具體計劃操作，企業就相當於自治了，但是所有權沒變，自治僅在於管理。所以，社會主義的計劃特色就出來了，那就是政府在嚴密的立法規範和監督下，享有全民製企業（或者還有集體企業）的部分物資或資金的調撥調配權（不是政府自己享用），以平衡整個社會在不同地區、不同人群或不同生產之間的某些差距或失衡。這種事現在一直在做，比如沿海發達地區一直在資金和人力上支援內地邊遠地區，但其過程似乎監督不夠，沒有透明的製約。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學到宏觀調控這一招，但是調撥調配這一招他們很難學，一學，資本家就要反抗了，他們盡管掌握了自己八百輩子都用不完的財富，也寧可把產品倒進大海，不會給你拔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