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首次三邊對話啟動 中國不擔心麵對“1對2”

　　中美日“圓桌遊戲”

　　——中美日首次三邊對話啟動內幕

　　這場罕見的國際金融危機，似乎同時扮演了大國關係重構的“催化劑”。

　　在這其間，中美日三國百年來的“演義”將遵循曆史的劇本，即將呈現一幕最有看點的大戲。中美日三邊首次對話已經按下啟動的按鈕，靜待時機，隨時登場。

　　6月，是中日第二次經濟高層對話、第十次戰略對話；7月末，新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將首次在華盛頓舉行，而在此之前，是六次中美戰略對話和五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不久的某個時刻，中美日——總計占有全球40％GDP份額的前三位的經濟大國將第一次坐在一起，麵對豐富的議事“菜單”。

　　由雙邊到三邊；由過去二人對話的方桌，換成三人“遊戲”的圓桌，怎能不引發人們聯想翩躚。讓我們翻檢時事的碎片，撥開曆史的疊層，探求這個“新三角”的故事源頭。

　　“圓桌遊戲”，一個審慎的開局

　　在飛速變化的世界中，似乎任何確定都要被變化所取代，新鮮的思想需要被引入到現代外交的餐桌上。

　　奧巴馬已經按下了美俄關係“重啟”的按鈕。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則告訴美國國會，華盛頓希望看到一個穩定的中美日三邊關係。他表示，“整合，防止不確定性，是一個更好的方式。”

　　如今，中國、美國、日本，三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即將坐在一起麵對著豐富的“菜單”。而過去雙邊對話的方桌，現在正要換成三人遊戲的圓桌。

　　三邊對話，中國不擔心“1對2”

　　船橋洋一，日本《朝日新聞》的總編輯，作為一名國際問題專家，他也是日本國內最早倡議“新三邊主義”的人士之一。今年2月下旬，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的東亞之行抵達日本時，船橋還與報社記者特意就此對她進行了一次采訪。

　　《朝日新聞》問：“美國－中國－日本——有些人提議在這三個國家之間啟動新進程……也許現在正是三國聚到一起，至少就共同利益和共同關注相互磋商的時候。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想法。”希拉裏不假思索：“美國有著在中國、日本和本國之間建立一種合作關係的強烈願望。因此，我們將征求這兩個國家的意見，看看是否有機會展開三邊對話。”

　　這一次采訪，在媒體上隨即泛起了波瀾。

　　兩天之後，美國前助理國務卿莫頓·阿布拉莫維茨撰文稱，奧巴馬應邀請中國和日本領導人到夏威夷或者其他地點舉行“三國峰會”，共同研究三國間的合作問題，以克服經濟動蕩，改善東亞的安全穩定局勢。作為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主任，他指出，美國過去一直與中日分別進行雙邊接觸，以為這樣可以擴大自身的影響力，“這其實是錯誤的”，“必須擺脫危險的民族主義觀念”。

　　3月5日，《朝日新聞》又發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因中國興起而變化的基軸》。文章認為，在新形勢下，繼續以日美同盟“考量世界”“已經沒有太大意義”。美國發出的“外交信號”已經表明，美國如今需要的“基軸體製”“不是日美，而是日美中”；這實際上“宣告了日本長久以來念念不忘的日美基軸時代的終結”。

　　實際上，中美日三國建立對話機製的構想，在奧巴馬上台前後就在其智囊團中不斷被提及。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項目主任沈大偉就曾建議，三國領導人應該至少每一年半就聚一次。

　　6月5日，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的前一天，日本共同社率先披露，中美日三國外交部將於華盛頓舉行首次三邊對話——約占全球GDP總量40%的中國、美國和日本將舉行三國對話，象征著現有的國際秩序即將迎來轉機。

　　“其實奧巴馬上台之後，基本上很快就接受了中美日三方會談的建議。”中國外交學院常務副院長秦亞青接受《環球》雜誌采訪時說。

　　“這次對話應當是中方率先向美方主動提出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認為，“美方又將這個建議轉達給日方，日方遲疑了幾個月之後，點頭說可以。”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2007年，曾有過召開三邊對話的提議，但由於當時的韓國總統盧武鉉強烈反對，加上美國擔心會對六方會談造成負麵影響未能實現。

　　楊伯江說，韓國主要擔心中美日三國討論朝鮮半島事宜，而作為半島問題的直接當事國，自己卻被排除在外。不過在李明博上台後，隨著韓美、韓日關係的改善，韓國的態度有所轉變。

　　在官方層次上，關於中美日三邊對話的構想，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時任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的提議。當時台海局勢緊張，美國派了兩個航母戰鬥群在台灣海峽遊弋。

　　“當時中方對三邊對話的態度並不積極，因為那時要談肯定避不開台海問題，而以中國當時的實力、國際地位以及戰略心態來說，不可能與美日坐下來談中國的這個內政問題。”然而時過境遷，新的全球性、地區性問題的突出，要求中美日必須坐下來好好談一談。另外與過去相比，中國也有了戰略自信，對與美日對話不再抵觸。“伴隨綜合國力的上升，進行這種三邊對話，中國不再擔心會處於一種不利的‘1對2’的境地。”楊伯江如是說。

　　6月，日本共同社和《日本經濟新聞》先後在報道中說，中美日三國將於7月舉行首次三邊對話。

　　但接受《環球》雜誌采訪時，多位專家證實，由於朝鮮半島的形勢，目前三邊對話的具體日期仍未確定。楊伯江說，“三邊對話需要一個合適的外交時機。”

　　圓桌旁的三位主角

　　據《日本經濟新聞》等媒體報道，參加首次中美日三邊對話的，分別為中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司長樂玉成、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斯勞特、日本外務省綜合外交政策局局長別所浩郎。

　　“除了別所浩郎我沒有見過以外，另外兩個人我還是比較熟悉的。”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陳東曉說，“他們或者是學者型官員，或者是長期從事國際問題的研究。”

　　作為文革後的第一批俄語專業人才，樂玉成曾先後擔任過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讚、駐俄羅斯使館公使。在莫斯科和紐約工作期間，他親曆了“8·19”事變、蘇聯解體、炮打“白宮”、“9·11”恐怖襲擊等重大曆史事件，並撰寫了一係列研究報告。

　　“斯勞特也不是等閑之輩。”秦亞青告訴《環球》，在普林斯頓大學伍德·威爾遜國際關係學院擔任教授時，安妮-瑪麗·斯勞特曾是美國兩份戰略報告的起草人之一。

　　2008年，斯勞特發表了美國《21世紀國家安全戰略框架》。她在文中寫到，美國的亞太政策需要“借助中美日三方合作”。該論文的合著者中，有一半先後被奧巴馬招至麾下，予以重任，包括國務院副國務卿斯坦伯格、主管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等人。

　　陳東曉告訴《環球》雜誌，斯勞特曾經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做過近一年的訪問學者。“在我和她交流的時候，她明確否認‘G2’（中美兩國集團），認為這並不代表美國的政策，美國也認為這個世界是不能用‘G2’來解決所有問題的。”

　　引人注意的是，6月1日，斯勞特到訪北京與樂玉成進行了一次會麵。中國外交部發布的消息說，雙方著重就金融危機、氣候變化、亞太局勢等全球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還介紹了各自對外政策規劃的情況。

　　別所浩郎所在的日本外務省綜合外交政策局是90年代才設立的，鑒於日本外交決策機製存在縱向分割的問題，這個局級單位的設立，目的是發揮統籌協調外交政策的作用。

　　“有沒有注意到一點：這三個人都是負責外交政策規劃的。”楊伯江說，“這意味著對話初期的定位是相互摸底，規劃後續對話。”

　　6月以來，先是共同社、《日本經濟新聞》等媒體報道三國將探討亞洲整體局勢以及全球變暖、資源能源、開發非洲等問題，隨後，兩位參與三邊對話前期準備工作的專家——美國卡耐基基金會副總裁包道格和布魯金斯學會東亞事務專家卜睿哲也透露，三邊對話的主題將包括氣候變化中的技術合作、人道援助和海事安全。

　　秦亞青告訴《環球》，這次對話將進行“事務性談判”，它將討論哪些問題可以列入議程、討論多長時間、如何進行等等，會首先在工作層麵做出規劃。

　　“這次對話是一個起點，它定位於司局級而不是更高的層次，是有所考慮的。”秦亞青說，作為一個平穩的開局，從較低層次做起可以能進能退，同時它又是比較符合各方利益和地區其他國家考慮的一種安排，可以減小對國際關係的震蕩。

　　“因為是首次三邊對話，相互都處於一個摸索的過程中。我覺得三個國家都采取了一種比較謹慎的態度。”陳東曉分析說。

　　秦亞青認為，三邊對話以後能不能提升級別現在還不好說，得看具體的發展情況。如果發展得順利，它的意義可能會超出三邊。

　　核心人物推動“轉軌”

　　據《日本新華僑報》報道，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日本方麵提議建立中美日對話機製，雖然無疾而終，但此後卻形成了三國學者及智庫的“第二軌道”對話。

　　“三國‘二軌’對話在90年代是比較多的。”楊伯江介紹到，美國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喬治·華盛頓大學等機構都曾參與過，日本方麵則包括了外務省所屬的智庫機構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慶應大學等。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美關係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劉學成透露，90年代末，中方參與“二軌”對話，正是由他所在的研究所牽頭的。它是中國外交部下屬的一個研究機構。“當時是每8個月召開一次三邊對話。”

　　然而過去十餘年間，“二軌”對話也經曆了一段時間的低潮。

　　2000年，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發表了一個關於加強美日同盟的報告，力主擴大日本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安全”方麵的作用，它企圖把日本變成 “亞洲的英國”，重點是應對和遏製“中國的崛起”。這一報告，實際上指導著布什政府對中美日三邊關係的基本政策。而自2001年小泉純一郎就任日本首相後，中日關係也經曆了5年半的寒潮。

　　“美國要靠日本來牽製中國，可是一旦日本造成中日關係的政治僵局，它對中國進行接觸和引導的作用也就無從發揮了。”楊伯江告訴《環球》，小泉執政末期，美國對日本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雖然美國官方沒有公開要求日本在靖國神社問題上改弦易轍，但卻通過一些前任官員或智庫人士在明裏暗裏施壓。此時，日本國內要求改善對華關係的呼聲也日益高漲。

　　這一時期，三國“二軌”對話再次升溫。

　　作為中方的“二軌”對話參與人士，秦亞青坦言，中日關係陷入低穀的時候，三國智庫都在考慮如何緩解兩國關係，在中美日三國開了很多會。在中日關係逐漸改善的過程中，“二軌”各方認識到，如果東亞地區沒有一個穩定的戰略性對話機製，那麽就可能出現更多的麻煩。

　　中國前駐法大使、外交學院前院長吳建民也是“二軌”對話的見證人，他說，2008年，三國“二軌”均向各自政府建議，將對話提升至“第一軌道”。

　　最近這幾年，中方“二軌”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楊潔勉來協調，而他的兄長正是中國現任外交部長楊潔篪。

　　美方參與人士也都是重量級人物。隻是在小布什任期內，他們沒有進入政府，而是在魯金斯學會等智庫裏麵醞釀政策立場。

　　“當時我們很熟悉，他們很讚同三邊對話，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官方會談的進程。”秦亞青透露，如今，美方的幾位前“二軌”人士已經轉入“一軌”，成了白宮和五角大樓的權力核心，這也正是奧巴馬就任總統後迅速決定啟動官方三邊對話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