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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潔公司一度因商業間諜案支付賠償
諜影幢幢
力拓“間諜門”後，有人算了一筆賬：2002年以來國際鐵礦石價格飆升，由於底牌頻頻曝光，中方談判屢戰屢敗，被動不堪，各家企業已經為此累計多支付7000億元！
曆史上，7000億元這種數量級的財富轉移，常常是一場局部戰爭的起因或結局了。如今，酒酣耳熱之際，稱兄道弟之時，看不到流血，聽不到呻吟，企業被玩弄於股掌，國家已是元氣大傷。
諜影幢幢，並非誇張。滿懷著“合作”的渴望，忘卻了“競爭”的殘酷，以一種不設防的心態和姿態擁抱對手，固然已是愚不可及；更可恨的是那些貪圖蠅頭小利，心照不宣地出賣機密的內賊。無論力拓案結局如何，它至少讓我們看到了在鮮花、香檳、紅地毯和簽字筆背後，那一角更真實的世界。
力拓上海辦事處
隨著力拓“間諜門”的影響愈來愈大，國內鋼企噤若寒蟬。
落馬
上海，淮海中路300號香港新世界大廈51樓，英國-澳大利亞力拓集團(Rio Tinto)上海辦事處。玻璃門緊閉，裏麵的員工們警惕地與外界保持距離。
就在今年7月5日晚，力拓上海首席代表、哈默斯利鐵礦(Hamersley)中國區總經理胡士泰和力拓的三名鐵礦石銷售人員劉才魁、葛民強、王勇被上海國家安全局刑事拘留。4天後，上海國家安全局公布了刑拘理由：在中外進出口鐵礦石談判期間，胡士泰等四人采取不正當手段，通過拉攏收買中國鋼鐵生產單位內部人員，刺探竊取了中國國家秘密，對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損害。
同一天，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秦剛表示，中國有關部門是在掌握了確鑿證據的基礎上對胡士泰等人依法采取行動的，並稱這是一起獨立的司法個案。
7月10日，澳大利亞駐上海領事館官員獲準探望了胡士泰。正在上海訪問的澳大利亞貿易部長西蒙·克林就力拓間諜案拜會了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沙海林，在隨後召開的小型新聞發布會上，克林稱“胡士泰健康狀況良好”。澳大利亞反對黨部分議員觀點較為激進，要求向中國施壓，遭到總理陸克文的批評。這位被認為“親中”的總理說，不應把該事件政治化，澳大利亞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將經受住力拓事件的考驗。
“這可能是力拓公司自晚清末年把第一船硼砂運到上海，在中國市場上耕耘一百多年以來之最大醜聞。”中國行業內觀察家如是說。力拓去年財報顯示，力拓出口至中國鐵礦石8338萬噸，占公司總發貨量的 53%。顯然，中國為力拓公司的鐵礦石銷售提供了巨大財源。而鐵礦石業務是公司的最大的利潤來源。如今，力拓麵臨巨大的商譽損失，在中國市場的前景已經不為投資者看好，澳大利亞和英國股價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暴跌。業內分析人士判斷，一旦鐵礦石銷售受阻，力拓可能爆發財務危機，這將導致其股價進一步滑坡。
據悉，在胡士泰的個人電腦裏，國安人員發現了數十家與力拓簽有長協合同的中國鋼鐵企業資料，涉及企業詳細的采購計劃、原料庫存的周轉天數、煉鋼配比、生產安排、進口礦的平均成本、毛利率、生鐵的單位消耗等數據，還有一些大型鋼企每月的鋼鐵產量和銷售情況，甚至還有中方鐵礦石談判組的內部會議紀要。
業內人士稱，以上信息可以推算出中方對鐵礦石的需求量和依存度。在談判過程中，力拓可以依據這些信息來掌控價格的降幅。僅僅一兩個百分點的價格變化，事關企業數十億乃至上百億的盈虧。而在情報界，間諜機構往往可以從一國鋼鐵生產與消耗數據，推算出該國的國民經濟建設情況，甚至軍艦、飛機等大型武器係統的生產情況。由此看來，胡士泰所掌握的信息，除了給我國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外，還對我國國家安全造成隱患。
在胡士泰等四人被拘後，雖然國內很多鋼企紛紛表示與力拓案無關，但一場整肅風暴也隨之展開。眾多鋼企高管被問話，負責鐵礦石談判的組織方中國鋼鐵工業協會(下稱中鋼協)也有多位人士接受了有關部門的“審查”。這似乎印證了今年5月一位國內資深礦商的話：鐵礦石談判存在內奸，“中鋼協要整頓國內貿易市場，重點要先放在嚴查三大礦山集團的奸細”。
最先被帶走的是山東萊鋼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海運部負責人王洪九。他在胡士泰被捕同一天就被有關部門請去“配合調查”力拓案，至今未歸。值得注意的是，萊鋼沒有直接介入鐵礦石談判。現年30多歲的王洪九大學畢業後就進入萊鋼國貿海運部工作至今，目前隻是科長級別。王洪九平時的業務負責調度船隊，不涉及鐵礦石的運輸和交易。因此，有關他在力拓案中起到的作用還不明朗。
而7月7日落馬的譚以新，“奸細”嫌疑似乎更加確鑿。這名首鋼國際貿易工程公司(中首國際)總經理助理、礦業進出口公司總經理在胡士泰被拘2天後由北京警方從辦公室帶走，原因是涉嫌商業犯罪。譚以新雖然不是鐵礦石中方談判代表，但首鋼是今年的談判小組成員之一，因此譚以新能夠了解中國談判底線。他和胡士泰私交很好，今年4月胡士泰還去北京拜訪過首鋼總部，就鐵礦石價格等問題與包括譚以新在內的首鋼領導進行溝通。
除了從現任鋼企高管那裏非法獲得商業機密外，高薪挖人也是力拓為獲取商業情報實行的一項措施。濟南鋼鐵此前一負責礦石的高層就被力拓聘去擔任中國區高管。因此在這一次調查中，濟鋼也是有關部門重點調查對象之一。
隨著力拓“間諜門”的影響愈來愈大，國內鋼企噤若寒蟬。在這一敏感時期，鋼廠對外所有信息都“加密”，甚至很多過去關係很好的鋼廠也突然間失去聯係，對“力拓門”更是集體啞語。一些鋼企甚至斷絕了與力拓的往來，除了之前的合同仍在繼續，他們都在考慮調整采購計劃。
潛伏
自間諜門曝光以來，澳大利亞籍華人胡士泰被冠以“潛伏在中國的鐵礦石鼴鼠”。作為讓中方在鐵礦石談判中屢屢受挫的幕後推手之一，兼具國際視野和專業知識的胡士泰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他不應該背叛自己曾經的祖國。
由於公開資料較少，對於胡士泰的出生年齡目前有兩種說法，1963年或1957年。他生於天津，“文革”期間父母受衝擊，少年時代和祖父母生活。據說胡士泰喜歡音樂，小提琴拉得很好，很有才氣。從天津抗大紅一中初中畢業後，胡士泰在天津一個機械工業學校學習兩年車工專業。高考恢複後，他在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
從北大畢業的胡士泰，人生道路可謂一帆風順。上世紀80年代，他進入中信集團工作，這段工作經曆讓他有資格在1990 年進入澳大利亞最大的高科技設備製造商及整合方案供應商AWA。1996年，胡士泰跳槽去了澳大利亞第二大鐵礦石公司哈默斯利鐵礦工作。這家公司後來被力拓收購，胡士泰出任哈默斯利鐵礦中國區總經理，而後兼任力拓上海辦事處首席代表。
像胡士泰這樣擁有國企背景和國際化視野的人，正是三大礦山企業(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穀)希望招募的目標，他這個級別的年薪不會低於10萬美元，每年的獎金則是工資的若幹倍。
1997年，胡士泰獲得澳大利亞國籍。他2000年至今和妻子Julie住在上海，育有兩個孩子，20歲的Terence和15歲的Charlie。
和大多數跨國公司中國區總經理不同，胡士泰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麵，也極少公開自己的個人信息。英文名Stern(意為嚴格，嚴峻)的胡士泰人如其名，做事十分謹慎，平時接電話很少用手機，一般會要求對方撥他的座機號碼，據說是擔心被竊聽。
自從2003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以來，力拓等國際三大礦業就一直試圖讓中國成為自己抬高供貨價格的缺口，而作為本地人的胡士泰自然要為此承擔更多使命。胡士泰平時與鋼廠接觸，主要工作是對鐵礦石合同的執行量進行商議或修改。而他的另一工作任務，就是要盡可能多地將力拓的鐵礦石銷售給更多的中國客戶。很多時候，他會經常親自到一些三、四線城市的中小型鋼鐵廠做推銷，而且大部分還都是短期合同。同時，他還要與中國大中鋼廠維持住長期的合同。
礦山企業“以客戶為中心”的銷售策略在實際工作中得以最大限度地體現。“胡士泰出麵是為建立高層聯係，具體細節由下屬接著溝通。”國內鋼企有關人士表示，礦山企業幾乎每個月都會來人拜訪，電話更是每周都有。礦山企業和鋼鐵企業的“感情溝通”非常緊密，除正常的“業務提成”外，很多礦山企業逢年過節都會對相關人員進行必要的打點。“這種打點不僅針對中高層，對涉及具體業務的中層人士也不放鬆。”
“通過給好處來拿信息幾乎是行業的潛規則。”另一位鋼鐵企業內部人士透露，“每年的價格談判前，三大礦業的人都會針對不同鋼廠采取‘一對一’的專人負責模式，來拓展人脈和搜集信息。”
2008年8月，先後有寶鋼、馬鋼等鋼鐵、有色金屬企業的高層出現在必和必拓(BHP-Billiton)的“奧運觀光團”中，他們身穿必和必拓提供的奧運襯衫，還獲得了一份必和必拓精心準備的北京地圖和遊玩介紹。必和必拓白天邀請“貴賓”觀看奧運比賽，晚上安排客人下榻每間每天上千元的酒店，並與他們在酒店的酒吧或者公司預訂的場所交流，還專門請演唱過《貓》和《媽媽咪呀》音樂劇的某位女歌手來為“貴賓”們獻唱。必和必拓中國區的一位高層表示，與平時業務談判期間的嚴肅交談相比，這種場合的交流更容易“培養感情”。
胡士泰如何“打點”國內鋼鐵企業的細節還不得而知，但以他今天的人脈來看，力拓“公關”能力不會遜色於必和必拓。
鐵礦石談判：中國大小鋼廠之間的博弈
談判
可以肯定的是，胡士泰搜集的很多信息給力拓在與中方的談判桌上有了底氣。
中國是2003年參與鐵礦石價格談判的，主要由寶鋼集團為談判代表。這一談判機製創立於1981年，當時世界三大鐵礦石商——巴西淡水河穀(CVRD) 和澳大利亞力拓、必和必拓，每年年底與日本新日鐵、歐盟鋼廠協會為代表的鐵礦石需求方進行談判，決定下一年度雙方交易的鐵礦價格，這一協議價格不受當年市場走勢影響。各大洲也有一個不成文的協定——“首發價格”。以亞洲為例，如果中國方麵與三大鐵礦石的任何一家達成協議，那麽亞洲的鋼廠、三大鐵礦石商均全部按此價格簽訂協議。
1996年，中國鋼產量首超1億噸，成為全球第一大產鋼國。隨著產量放大，中國對鐵礦石的需求也節節攀升。由於國內鐵礦石的產量和質量無法跟上，中國從2001年起開始大量進口鐵礦石。這一年，巴西淡水河穀通過收購成為世界第一大礦業公司，力拓收購澳大利亞北方礦業坐上第二把交椅。
對中國市場的深度掌握，給三大礦山集團帶來巨大的戰略利益。在2002年以前，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穀，在中國鋼鐵業還算不上是響亮的名字。但從2002年開始，三大礦山集團的高級管理人士造訪中國的次數漸多。也是從這一年開始，由於中國對鐵礦石需求量開始上升，力拓位於澳大利亞的礦山開始增加產量。這家曾被認為是夕陽產業的代表企業，開始被美林、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將股票的信用評級定位為“購入”。到2008年，在中國需求支持下，力拓的鐵礦石業務超過銅業務，成為其第一大利潤來源。在澳大利亞，中國需求不僅拯救了力拓、必和必拓這樣的老牌礦商，還催長了一批新興礦商，FMG是典型代表。自成立以來，FMG九成以上的鐵礦石運往中國。
而成為全球鐵礦石最大需求國之後的中國，從未能夠獲得在鐵礦石交易中的“定價權”，以寶鋼為代表的中國需求方談判代表，多年來“屢敗屢戰”。鋼廠有“內鬼”的傳聞就甚囂塵上，這些人似乎總站在暗處，和整個行業為敵。
現在看來，胡士泰就是“內鬼”的聯係人之一。而許多鋼鐵業內部專業人士也紛紛轉投三大礦山集團的懷抱。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冶金工業部被撤銷。這一部門曾長期承擔中國鋼鐵工業發展和改革的曆史使命，鋼鐵業的頂級專家大多匯集於此。北京科技大學冶金係教授許中波回憶說，冶金部解散時，力拓等礦業公司開始在中國重金聘請重量級人馬。原冶金部煉鐵處的一位處長就在這時被聘請到力拓擔任高級技術人員，年薪30萬。而那時大多數同級別業內人士年薪隻有3萬多。
除了力拓，從1998年開始，必和必拓、淡水河穀也紛紛在中國展開一場高級人才暗戰。一位在鋼鐵業浸淫半生的業內人士說，三大礦山集團的很多中高層市場銷售人員、技術人員等，都具有國內鋼廠5年以上的從業經曆。許中波說，他的幾位同學在博士畢業後，就進入了必和必拓、力拓等公司。
2008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擴散和蔓延，我國鋼鐵產業受到嚴重衝擊，出現了產需陡然下滑、價格急劇下跌、企業經營困難、全行業虧損的局麵，鋼鐵產業穩定發展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2008年中國進口鐵礦石4.4億噸，多支付了1800億元，行業利潤卻隻有800億元。
2009年，中鋼協第一次取代寶鋼成為談判代表，秘書長單尚華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鐵礦石價格至少要降40%以上，達到2007年價格水平”。但中鋼協很快就發現自己的任何一個談判底線居然都在供方掌控之下。強硬態度並不能決定談判結果，雙方未能在6月30日的最後期限前達成協議，鐵礦石談判被迫進入“加時賽”。而日本和韓國主要鋼鐵公司已達成了降價28%至33%的供應合同。
中鋼協的堅持來自冰冷的數字，如果接受日澳達成的降幅，下半年我國鋼鐵業很可能再次陷入全行業虧損。而充足的鐵礦石庫存能讓中國鋼企自食其力一段時間。
“間諜門”發生後，鐵礦石談判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變化。外界猜測，一直想在中國增大供應量的淡水河穀有可能成為中方以量換價的突破口。但截至發稿時，淡水河穀仍然拒絕接受中國的鐵礦石降價要求。淡水河穀今年6月接受了對日本鋼企降價28%的年度鐵礦石供應合同，是7年來的首次降價。而中方要求的降價幅度是45%。目前鐵礦石在公開市場的價格已經上漲了38%，這加大了中國談判的難度。
內訌
當中鋼協在談判桌上苦苦與三大礦山集團鬥智鬥勇時，市場上開始出現不和諧聲音，一些中小鋼鐵企業聲稱已不願在中鋼協的陣營內等待結果，並私下與淡水河穀、必和必拓和力拓達成協議。這樣一盤散沙的局麵使得中鋼協陷入一種相當尷尬和孤立的境地，其主導談判和代表中國鋼鐵企業的能力也似乎受到質疑。
由於曆史原因，中國鐵礦石市場一直存在兩個相互分割的市場，即以國有大型鋼鐵公司所力主的長協礦以及現貨礦。現貨價會隨著市場的波動隨時發生變化，而長協價則是基於全球三大礦山集團與鋼鐵廠之間商定的長期協議價格，遠遠低於現貨價格，倒掛的情況極少出現。於是，擁有長協礦的鋼鐵公司以及貿易商自然有了合理的價格倒賣空間，就好像進了隻賺不賠的賭場。
根據現有的交易體製，鐵礦石是一個特殊的商品，隻有具備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才有可能享受到進口鐵礦石的長期協議價格。目前我國具備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共有112家，其中鋼鐵生產企業70家，鐵礦石貿易商42家，多數為國有大型鋼鐵企業。按照中鋼協的統計，中國目前有大小鋼廠6799家，貿易商有15萬家，除了十多家大鋼廠外，這些企業都是鐵礦石現貨市場的主要買方，國內不斷擴充的產能、有限的購買渠道與貿易投機的衝動讓他們極容易接受現貨市場上的價格。
根據我國鐵礦石進口代理製實施方案的規定，為沒有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代理進口的，轉賣企業隻能收取3%至5%的代理費，不允許隨意賺取差價。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於缺乏足夠的監管，關於代理費的規定卻成了一紙空文。去年長協礦價格在每噸七八百元左右，但中小鋼廠最終從貿易商手裏買進的價格高達每噸1400元。
有人認為，中方鐵礦石談判失利並非僅僅因為力拓案。雖然胡士泰等人的違法行為毋庸置疑，但是鐵礦石談判之所以屢戰屢敗，深層原因是鐵礦石進口權的部分壟斷讓大型鋼企和中小鋼企各懷“鬼胎”，這才讓談判桌上的外方有了可乘之機。從某種程度上說，鐵礦石談判，其實也是中國大鋼廠與小鋼廠之間的博弈。■
諜影重重法難罰
在具體的司法操作中很難判定，到底哪種秘密屬於削弱國家經濟、科技實力的，到底削弱到哪種程度就算觸犯了刑法。
撰稿·陳 冰(記者)
“力拓門”事件讓國人驚醒——原來“潛伏”大戲就發生在你我身邊。間諜、泄密，不再是小說裏的離奇故事，也不再是熒屏上的槍林彈雨。在網絡、通訊極其發達的今天，這樣的情形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泄密不再是大人物才能幹的事情，也許就是一句不經意的話，一則無心的帖子。
近日的《國際先驅導報》報道，2004年美國情報機構一直想弄清解放軍的某型潛艇是否已經投產卻始終不得而知。但一天，有關該潛艇的照片出現在中國某軍事網站的論壇上，讓美國情報機構“得來全不費功夫”。據國內某軍事網站的一位負責人介紹，每日訪問該網站的IP地址有30%來自海外，其中大部分來自美國。
而據美國《商業周刊》報道，90%的美國企業聘人專門從事相關經濟間諜活動，受雇者大多曾受過有關競爭性情報的訓練，以刺探商業競爭對手的內部資訊為己任。另據調查統計，全球前1000強的大公司裏，平均每年發生2.54起商業間諜事件，損失總數高達上千億美元，相當於一個中等強國一年的GDP總和。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毫無疑問地，中國成了境外經濟間諜活動的最主要對象國。統計表明，在中國10年來的腐敗案中，有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令人遺憾的是，國內迄今為止對此的防範相當有限，應對的法律也屈指可數。
國家安全
如果不是力拓案件的爆發，國人可能還不會把商業諜戰的危害上升到國家高度。從已知的事實來看，力拓案件的涉案人員可能涉及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罪。這項罪名是指行為人為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行為。犯罪主體既包括中國公民，也包括外國公民和無國籍人。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王俊民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胡士泰等人構成刺探竊取國家秘密罪，根據刑法第111條規定，將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的，麵臨的將是死刑。
“之前的商業諜戰很多，但涉及到國家安全層麵，並被媒體曝光的，並不多見。因此力拓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王俊民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規定，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國家秘密的義務。當我們以牢騷、炫耀等形式在自認為安全的氛圍和環境下將自己掌握但並不以為機密的行業機密脫口而出時，很有可能已經泄密。因此必須意識到每個人都與國家利益緊緊相連，國家意識、安全意識應當無時不在。”
與此同時，王俊民也指出，我國的《保守國家秘密法》以及《保守國家秘密法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兩法)對“國家秘密和情報”的規定比較抽象、原則，特別是在軍事抗衡和政治衝突日益被商業競爭所取代，經濟間諜成為廣泛存在於商業運作中的“公開秘密”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兩法對涉及經貿領域方麵的“國家秘密和情報”界定顯得模糊不清。
兩法對國家秘密和情報的界定是指在一定時間內隻限一定人員知悉的事項。而涉及經濟領域的保密範圍隻籠統地概括為“削弱國家的經濟、科技實力”。“這在具體的司法操作中很難判定，到底哪種秘密屬於削弱國家經濟、科技實力的，到底削弱到哪種程度就算觸犯了刑法。”
“國家立法機構應該盡快完善立法，從“國家秘密”角度對經濟間諜或商業泄密的判定作出嚴格規範，以防外國企業和有關機構利用這個‘灰色地帶’，大量竊取先進技術、重點談判信息等多種商業機密，使中國蒙受重大經濟損失。”
諜影重重
早在1992年，美國《新聞周刊》公布的統計數字就已經表明，美國每年因經濟(商業)情報泄露造成的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美國國內的有識之士紛紛指出，對於商業秘密僅僅用行政的、民事的、經濟的手段進行法律保護是一種不完全的保護，隻有借助刑法的強大威懾力才能對商業秘密進行有力的保護。於是在1996 年，美國出台了《反商業(經濟)間諜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 of1996)。這部聯邦刑法規定，行為人在美國國內侵犯商業秘密的，將有可能被判處侵奪商業秘密罪，而為外國利益進行商業秘密犯罪的，則會被判經濟間諜罪，加重處罰。
事實上，即便有此法律，美國的各大公司還是頻頻遭遇“間諜門”。
2000年，著名軟件公司甲骨文公司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拉裏·埃裏森向公眾表示，該公司確實存在對微軟長達一年的“間諜行為”。他說，甲骨文公司曾派私人偵探去翻過競爭技術協會的垃圾桶，搜索微軟向該協會行賄的證據，因為當時微軟公司正麵對壟斷指控。拉裏·埃裏森說：“我們絕對是做了收集情報的工作，而且我對搜索行為絕無抱歉的感覺。”
一年之後，寶潔公司又重演了甲骨文公司的“垃圾桶情報收集法”。他們聘用專業人員扮成清潔工人，進入聯合利華內部，收集和整理從聯合利華公司芝加哥分公司新產品辦公處拋棄的辦公室垃圾，從中得到了數十份關於洗發和護發產品的文件。這一收集情報的行動進行了6個月後，才引起了聯合利華公司的警覺，因為他們發現，辦公室垃圾沒有被送到垃圾處理廠，而是被秘密運到了一個私人住處。
事發後，寶潔公司極力表示那隻是員工的個別行為，最高級管理部門並不知情，並將“涉案”的三人開除。但隨著事情越鬧越大，公司主席約翰·派佩不得不在當年8月飛往倫敦聯合利華公司總部，歸還文件，保證不會使用其中的情報內容，並賠償了1000萬美元現金後，才了結此案。
法庭文件顯示，寶潔公司算得上是深諳此道的老手。早在1943年，他們就對當時名為利華兄弟公司的聯合利華下過手。他們買通了利華兄弟公司的一個員工，偷出了幾塊新產品“天鵝”牌肥皂。經過樣品分析後，寶潔公司用新配方改進了自己公司的“和平鴿”牌肥皂。事情敗露後，寶潔公司被利華兄弟公司以盜竊專利罪名告上法庭，不過雙方庭外和解，寶潔支付了賠償金。
2006年，可口可樂公司也遭遇了一起比間諜小說還精彩的“內奸案”。可口可樂公司執行行政助理何亞·威廉斯試圖向最大競爭對手百事可樂公司出售新產品配方，反而被百事公司告發，最終，威廉斯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
通用汽車公司的高級主管何塞·洛佩茲在美國底特律曾是風雲人物。他在通用任職期間，改革了生產線，對原料、用工方式和生產流程都做了巨大調整，使通用的生產成本大幅降低。洛佩茲後來被時任大眾汽車公司首席執行官皮耶奇挖走，他離開時帶走了12箱“私人文件”和多名高級助手。
2002年5月，通用汽車公司起訴洛佩茲和德國大眾。據調查，洛佩茲帶到大眾的文件中，包括通用的新車型計劃、供貨價格和一份新車型生產線的詳細方案，這都是通用的高級機密。
在法庭上檢察官指出，洛佩茲所帶走的那些資料對大眾有著重要的情報價值，大眾公司完全可以利用這些文件，籌劃新車設計方向，製定未來經營戰略，插手通用的原材料市場以及擾亂通用的銷售等。
此案最後達成庭外和解，大眾公司同意解雇洛佩茲，而且向通用公司賠償了1億美元。洛佩茲雖然逃過了鐵窗之災，但是負責審理該案的德國法庭判決他向慈善機構捐獻25萬多美元，作為不是懲罰的懲罰。
在我國，也有類似的案件。我國第一座長距離跨海大橋——東海大橋建成通車之時，它的橋樁建造者卻因為侵犯商業秘密而被送進了監獄。這起“星期天工程師” 盜竊圖紙案，成為我國“兩高”出台《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降低知識產權刑事保護門檻司法解釋後宣判的首例案件。
案件經過並不複雜。身為某大型國有企業工程機械公司的工程師掌握著公司筒式柴油打樁錘的技術圖紙和工藝。這種柴油錘在港口碼頭、大型橋梁、地鐵隧道、高層建築等大型工程的打樁施工中非常重要。上海著名的南浦和楊浦大橋、內環線高架、金茂大廈、浦東國際機場等工程的打樁施工中都使用了這種柴油錘。
在東海大橋的施工中，需要噸位更加巨大的柴油錘。這時一家民營工程機械公司拿出了相應的產品，並迅速解決了東海大橋打樁中遇到的問題。事後某大型國有企業工程機械有公司舉報工程師偷竊了大量技術圖紙給民營公司，最終法院認定民營公司的行為已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作為單位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公司總經理被判刑1年6個月，工程師獲刑3年。
對此案件來龍去脈非常清楚的王俊民教授頗有感慨：“一方麵，隻有讓科學技術不斷被社會享用，才能提高生產效率和企業的競爭力。但另一方麵，相關法律法規的製定又阻礙了技術的社會享用過程。法律如何在其中取舍，需要仔細思量。”
競業協議
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上，無孔不入的商業間諜不但能竊取到關係企業生死存亡的生產、管理、銷售等商業機密，甚至還能獲得涉及國家秘密的重大信息，令跨國公司既愛又恨，令各國政府頭疼不已。
所謂商業秘密，就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並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所謂競業禁止，主要是指企業的職工在其任職期間不得兼職競爭公司和兼營競爭性的業務。在其離開崗位之後的特定時期，或者特定地區，不得到競爭性公司從事同類業務。
既涉及到商業機密，又涉及到競業協議的著名案例應該是4年前微軟公司和GOOGLE公司之間為了知名華裔工程師李開複博士而展開的一場訴訟。
2005年7月5日，微軟公司副總裁李開複決定離開微軟公司。7月19日，GOOGLE公司宣布李開複加盟該公司，出任全球的副總裁和中國區總裁。當天，微軟公司向美國華盛頓州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指控GOOGLE公司和李開複違反了競業禁止協議。事後，美國高等法院判決，李博士到GOOGLE公司的具體崗位隻要不涉及到互聯網和桌麵搜索技術等業務，就沒有理由禁止他跳槽到GOOGLE公司。
讓人略感遺憾的是，競業協議的執行在中國特有的商業氛圍中並不樂觀。上海一家知名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告訴記者，他手上代理的類似案件，原告方也就是企業主無一勝訴。概括起來無非是舉證困難，損失難以計算。“所以但凡碰到這類案件，我們一般都會勸當事人放棄。”
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類似美國的《反商業(經濟)間諜法》，對商業秘密的保護散見於《民事訴訟法》、《合同法》、《民法通則》、《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及《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中的相關規定。
作為刑法與訴訟法專家，王俊民也頗有一些無奈。“刑法對商業秘密的保護作用並不十分明顯。究其原因，是因為受害單位擔心在訴訟過程中將導致商業秘密的進一步泄漏。加之在刑事訴訟中，涉及商業秘密案件雖可以由被害人提起自訴，但起訴權基本控製在國家司法機關，受害人或公司既無權限製司法部門出示證據，也無權撤訴，所以除非被侵害的商業秘密具有極高的價值，否則受害人或公司一般不願通過刑事訴訟的途徑尋求法律保護。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2條規定對涉及國家機密和個人隱私的案件進行不公開審理，並不包括侵犯商業秘密的案件，但最高人民法院已通過司法解釋規定“對於當事人提出申請的確屬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法庭應當決定不公開審理，表明我國已注重刑事司法過程中商業秘密的程序性法律保護。
“另外，由於《反不正當競爭法》對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最高規定是罰款。刑法雖對此規定了較為嚴格的法律責任，但是由於缺少了必要的過渡性環節，實際執行起來十分困難。此種分散立法所帶來的弊端導致法律、法規之間各自為政，司法實踐無所適從，不能有力、及時地打擊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立法者在設計商業秘密保護製度的時候，必須考慮中國現實情況，必須將學術界千方百計割裂開來的法律製度整合起來，用係統的法律從不同的角度保護商業秘密。針對商業秘密的法律保護現狀、當前的立法時機和經驗應製定統一的《商業秘密保護法》或由國務院製定出《商業秘密保護條例》。”■
全球化讓國家安全更為複雜
我們一些企業領導人，可能對“合作”的渴望大大超過了對“競爭”的認知，多沉醉於談判桌上握手簽約，而對經濟合作及商業交往中的風險認識不足。
“力拓門”引發了公眾對於我國經濟安全的關注，《新民周刊》專訪了國際關係學院國家安全學教研中心主任、《國際關係學院學報》主編劉躍進教授。
《新民周刊》：日前，上海國家安全局公開確認力拓上海四名員工因涉嫌竊取國家機密而被拘留，您有何看法？
劉躍進：由於“力拓案”的具體案情還沒公開，因而現在具體談論這件事為時過早。目前可以判斷的是，上海市國家安全機關證實澳大利亞力拓集團上海辦事處的四名員工被拘留時，用的是“涉嫌竊取中國國家機密”一語，這說明當商業秘密超出一定範圍、達到一定程度、相互之間形成特定關聯時，就可能成為國家秘密。例如，一個電器企業的某種產品被用於某種新型戰艦上時，相關的商業秘密就可能升級為國家秘密。
我們現在通常說的“國家經濟安全”，就是指已經影響到國家安全的經濟問題。眾所周知，鋼鐵不僅廣泛用於民用製品，而且也用於軍事產品中。鋼鐵尤其是特種鋼鐵的生產情況，能夠反映出一國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的發展情況及方向。這些情況如果大規模地被他國所掌握，後果不堪設想。
“力拓案”將來庭審和判斷時可能會麵臨一些問題，例如普通經濟或商業問題與國家安全問題的準確界線在哪裏，誰有權做出這種判斷，通過什麽樣的合法程序來保障這種判斷的及時和準確。
《新民周刊》：您認為應該如何定義經濟安全及其領域？
劉躍進：在當代非傳統安全觀的視野中，國家安全不僅包括軍事、政治、主權、領土安全等“傳統安全要素”，還包括文化、科技、生態、信息安全等“非傳統安全要素”。在全球化時代，國家經濟安全尤其需要受到重視。因為一旦它受到威脅，也可能波及國家的科技、技術乃至國防安全。
迄今為止，對於“國家經濟安全”還沒有一個普遍的科學定義。在我們編寫的國內第一本《國家安全學》中，經濟安全一章的作者張瀾濤把當前的國家經濟安全分為七個方麵，包括資源安全、國有經濟安全、國家財政安全、金融安全、農業經濟安全、商業秘密的保護、市場安全。由此可見，商業秘密的保護是國家經濟安全的內容之一。
《新民周刊》：安全部門介入力拓案是否意味著商業機密已上升到國家機密？
劉躍進：國家安全機關介入“力拓案”，僅僅意味著其初步認定其中的商業秘密涉及到了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需要作為國家秘密來處理，但並不能肯定其中所有的商業秘密都是國家秘密。
當然，某些商業秘密“天然”就是國家秘密，如軍工企業的商業秘密。
《新民周刊》：目前經濟安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國家安全”的概念是否會被過度使用？
劉躍進：在當代的安全研究中，國際上以布讚為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提出了“安全化”，中國學者近年來經常用“安全泛化”。這兩個相近的概念，針對的都是冷戰結束以來世界範圍出現的一種現象，即許多原來沒有劃歸“安全”或“國家安全”範圍的問題，近年來越來越多地被置於“安全”或“國家安全”的名下，這主要有生態環境問題、文化傳播問題、經濟貿易問題等。學術界並沒有否定生態環境、文化傳播、經濟貿易等領域的某些問題可以成為“安全問題”或“國家安全問題”，而是認為這樣一種趨勢要保持在合理的範圍內，不要無限製地擴大下去，不要“擴大化”。
同時，這兩個概念在國際國內幾乎同時出現，不僅說明更多的學者已經把許多在傳統安全觀看來不屬於“國家安全”的問題，納入到了“國家安全”論域中了，而且說明這種趨勢在學界已經取得了某種“共識”，這其中也包括提出和讚同“安全化”和“安全泛化”這兩個概念的一些學者在內。現在的問題在於如何“劃界”。這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問題，包括在“力拓案”中，這也是一個學理性、技術性、政策性都很強的重要問題。
《新民周刊》：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國經濟安全受到哪些威脅？
劉躍進：就像冷戰期間的安全形勢比二戰時期的安全形勢總體上緩和但卻變得複雜一樣，後冷戰時期的安全形勢在總體上也比冷戰期間緩和了許多，但經濟全球化讓各國經濟安全形勢比過去更為複雜了。
近年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金融危機及某種程度上的經濟危機，與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相比要複雜得多，因為全球化使各國成了一個“一榮共榮、一損共損”的生存共同體。經濟全球化對包括金融風險在內的整個經濟風險的不斷強化，正是目前各國經濟安全和整個世界經濟安全麵臨的最大威脅。
至於像“力拓案”這樣一些存在於經濟領域的泄密竊密現象，以及人們常說的“商業間諜”或“經濟間諜”問題，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威脅國家經濟安全甚至整個國家安全的傳統因素，並不是什麽新事物。我們一方麵不必要大驚小怪，另一方麵又必須高度重視。
《新民周刊》：您認為目前我國公眾是否已具備經濟安全意識？
劉躍進：正是由於冷戰結束後安全形勢緩和了，大規模軍事衝突特別是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人們便逐漸忽視了現實生活中依然存在的“隱蔽鬥爭”，有點“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樣子。中國古代安全智慧之所以強調“居安思危”，就是因為多數人常常是“居安自得”。
對於經濟安全來說，情況也是這樣。我們一些企業領導人，在各種國際性商業及經濟活動中，可能對“合作”的渴望大大超過了對“競爭”的認知，多沉醉於談判桌上握手簽約，而對經濟合作及商業交往中的風險認識不足。普通百姓經濟安全意識不強固然是一個需要重視的問題，但政府更需要重視並采取有效措施加強的，還是那些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和企業經營大權的高官和高管們的國家利益觀念和國家安全意識。此外，比國家安全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強化對相關高官和高管的國家安全監督和約束，並逐漸形成一套有效的國家經濟安全管理體係。
《新民周刊》：力拓案對我國國家安全領域的研究有怎樣的意義？
劉躍進：在我國，國家安全理論研究和國家安全法治研究始於上世紀90年代，發展至今也不過10來年的時間。從全世界範圍來看，國家安全領域的許多問題至今都還沒有給予科學的對待和解釋，甚至在我國高等教育專業目錄中一直都沒有“國家安全”字樣，高校中也沒有設置相關專業。這種狀況，與國家安全在全球化時代的複雜形勢和迫切需要是極不相稱的，也是需要迅速改善的。
“力拓案”偵查和審判，可能會暴露出國家安全領域學術研究的不足、社會和傳媒對國家安全的關注與了解不足，同時也可能成為推動我國國家安全學科建設的有利因素。■
商業間諜那些事兒
“間諜”不再隻是熒屏上連續劇裏的角色，而是離我們很近，甚至就在家門口轉悠。
1757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率領普軍22000人，對陣法國蘇比茲親王率領的法奧聯軍42000人。最終普軍以少勝多。這就是史上著名的羅斯巴赫會戰。戰後，一名被俘法國軍官受邀與腓特烈共進早餐。席間，年輕軍官詢問大帝戰勝秘訣，腓特烈放下餐刀說：“貴國元帥有二十個廚子卻沒有一個間諜，而我有一個廚子和二十個間諜。”
20世紀冷戰之後，“間諜”覬覦的早已不光是政治情報和軍事機密。2002年，作家蔡建文出書警示：比政治間諜更陰險、比軍事間諜更狡猾的，是商業間諜！中國企業已經成為國際間諜的目標！
蔡建文的作品名為《商業間諜潛伏在你身邊》，如今看來，真不是誇張。今年7月，一樁牽涉中澳兩國的“力拓案”，使得“商業間諜”當之無愧地成為新聞熱詞。瞬時間，觸目的新聞標題目不暇接：力拓案隻是冰山一角，境外經濟間諜多如牛毛，跨國公司在華行賄催生腐敗……
放眼再看國際，跨國公司使用間諜來收集國外市場和競爭對手情報的案例比比皆是，間諜和反間諜的貓鼠遊戲愈演愈烈。
原來，真的有這麽多無孔不入的商界“鼴鼠”。
同行相煎急
2001年，美國《商業周刊》說，美國大型企業每年要花100萬美元用於收集同行情報。摩托羅拉公司的情報部門就是1982年由中央情報局的一個退役間諜組建起來的，現在在世界各地布有情報點，窺探競爭對手有無兼並計劃或新技術。美國商用情報顧問公司Fuld &Co。主席富爾德說，90%的美國大型企業會聘請專人從事商業間諜工作，這些人多是大學畢業生，在校選修過有關競爭性情報課程。所謂競爭情報，是指用合乎職業倫理的方式收集、分析和傳播有關競爭者的情報。但是現在的競爭情報專家，大多會使用非常規情報收集手段。
2002年1 月，美國食品業巨頭卡夫公司控告明尼蘇達州的Schwan食品公司，稱對方雇用專職商業間諜來挖掘其一款新型冷凍批薩的生產機密。事情起因要回到1997 年，卡夫和Schwan同時在研製一種新型餅皮的批薩，但麵對全球第二大食品公司，Schwan明白若不率先出擊，就很難在17.5億美元的冷凍批薩市場中分得一杯羹。於是，Schwan聘請在美國商業間諜領域有“起底專家”之稱的馬克·巴裏來打探卡夫公司的生產規模。
經驗老到的巴裏偽裝成《華爾街日報》記者、食品研究人員和卡夫公司采購員等，四處打電話騙取信息，隻用了一天半的時間，就理清了卡夫公司生產機器型號、生產數量等所有線索。憑借這些商業情報，Schwan采取針鋒相對的生產和銷售措施，率先攻入市場，結果他們推出的Freschetta批薩銷量由原來的全美第6位躍升至 1999年底的第2位。卡夫公司事後叫苦不迭：競爭對手很微弱的優勢，就可能意味著自己幾百萬美元的銷售損失。
2007年，正在同蘇寧商談並購的北京最大家電連鎖商大中電器號稱要打“中國第一場商業間諜案”。大中原定在5月31日下午召開“戒懲不法、誠信為商”的發布會，高調宣稱要自曝 “內鬼”：大中電器一名內部員工涉嫌為其最大的競爭對手充當商業間諜，將大中電器的營銷計劃書、價格信息、開店協議、與合作夥伴的合同等一係列商業秘密透露給這個競爭對手。盡管發布會最後戲劇性地被臨時取消，坊間卻早已盛傳，競爭對手就是國美電器。該年年底，國美以36億元並購大中。
2005年5月底6月初，以色列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了該國史上最大的商業間諜案——“特洛伊木馬”。以色列幾家知名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涉嫌雇傭著名私人偵探事務所的偵探，利用互聯網非法竊取商業情報。被警方逮捕的私人偵探中，包括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辛貝特)前特工，涉案公司則涉及衛星電視、移動電話、汽車銷售、辦公用品等行業，受害企業多達數十家，其中公關廣告公司是最大受害者。
商業間諜醜聞曝光後，以色列公司加強了信息安全檢查工作，發現受害公司的計算機主機係統都受到了“特洛伊木馬”病毒的侵襲，這種病毒不是以破壞係統為目的，而是讓商業間諜可以隨時進入係統竊取資料，然後轉賣。據以警方估計，以色列商業間諜獲取的商業機密累計市場價值高達數億美元。由於網絡安全技術不斷提高，商業間諜通過黑客手段獲取商業機密的難度也越來越大，因此，商業情報市場價水漲船高。
德國經濟安全委員會4月出台了2009年度國家經濟安全狀況評估報告，在接受調查的244家德國企業中，半數以上表示在過去兩年裏受到過競爭對手間諜活動的侵擾，來自電腦和黑客的攻擊尤甚。
為了防止競爭對手竊取核心機密，其實許多大型公司已經製定了嚴格的職業道德和商業行為的規章製度，花大價錢提升公司網絡的防護係統等。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業間諜總是防不勝防。黑手不僅伸向國內同行，甚至還伸到了國際企業的“口袋”中。
跨國商諜戰
在各國商業間諜中，日本的商業間諜活動最為活躍。蔡建文在《商業間諜潛伏在你身邊》一書中提到：二戰結束後不久，日本就建立了一個與西方國家諜報工作範疇不同的全球性情報搜集係統：以搜集經濟技術情報為首要任務，政治軍事情報隻占10%—15%左右。日本的一些工業大學甚至專門開設“商業間諜”課程，為日本公司培養商業間諜和反間諜人員。
日本在戰後經濟恢複能如此迅速，其汽車、摩托車、攝像機、電視機、手表等產品能進入並占領歐美市場，首先要歸功於得力的情報工作。日本一名情報專家曾經承認，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54%來源於競爭情報！
此外，日本企業收買海外情報出手闊綽，對一般的商業和技術情報，出價5萬－10萬美元；如果情報重要，則不惜代價。
20世紀80年代初，日立公司花52萬美元買通美國IBM公司職員，套取情報。日本化工企業為探聽美國杜邦公司的秘密，甚至雇間諜乘飛機在杜邦公司製造廠上空盤旋拍照。
同樣在那個時期，許多西方國家因為吃不準美國對伊朗的經濟製裁趨勢如何，不敢貿然同伊朗做生意。但是，日本三菱商社率先出擊，同伊朗展開新的貿易洽談，如此有底氣，就是因為三菱駐華盛頓辦事處從美國國務院得到情報：美國和伊朗關係有緩和跡象。
其實，像三菱這樣集貿易、金融、信息功能於一體的日本綜合商社，其情報搜集、處理能力甚至“在中央情報局之上”。如今，日本六大綜合商社(三菱、三井、丸紅、住友、伊藤忠、雙日)在全球187個城市設有800多個辦事處，連成一張強大的情報網。據說，丸紅商社每天收到的電訊資料，相當於800版的報紙；三井公司的全球通訊網絡24小時運轉，每天信息通訊量在5萬件以上。
美國《國防》雜誌曾在2002年刊登題為《美國企業曝於商業間諜之下》的文章，感歎美國企業每年因外國商業間諜活動而蒙受的經濟損失就超過2000億美元。文章稱，刺探美國商業情報的外國商業間諜活動在不斷上升，主要來自法國、德國、以色列和韓國等國。最近，7月17日，美國加州聖安娜聯邦法院判定，73歲的華裔、美國波音和洛克威公司前工程師鍾東藩(Dongfan “Greg” Chung)6項商業間諜罪名成立，可能麵臨百年以上監禁。鍾東藩也成為遵照美國1996年《經濟間諜法》被審判定罪的第一人。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多次否認透過間諜竊取美國任何機密，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多做有利中美關係的事。
這些年，隨著中國企業成為全球產業鏈上越來越重要的一環，外商在中國安插商業間諜的案件也屢見不鮮，尤其是利用入籍華人。
2002年，美籍華人方複明為外商充當商業間諜案被曝光。方複明曾是浙江省電力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後來以香港某電力開發顧問公司董事經理的頭銜，為外商進行項目代理。1995年至1999年間，他代理的外商在中國多個重大電力項目招投標中頻頻中標，非法獲取中國國家秘密文件35份，並向有關國家機關人員行賄24.5萬美元。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行賄罪，判決方複明有期徒刑5年，並驅逐出境，涉案貪官也接連落網。
他們如何反竊密？
既然有扒手，自然就有反扒；既然有間諜，自然就有反間諜。
商業保密是反商業間諜的第一道防線。
美國IBM公司在生產電子計算機和半導體的電子工業領域中始終處於世界領先，產品在市場上擁有相當大的占有率。在反間諜保密措施上，公司訂立了嚴明的製度，例如不得在任何場所談論公司技術秘密；離開公司前要保證桌麵地麵不留痕，不得帶任何文件資料出公司；在職人員參加一切活動，不得觸及秘密情況；專人管理秘密設備……IBM還成立了日常保密工作檢查團，看看機要房間和文件櫥櫃是否上鎖，紙簍裏是否有包含機密內容的紙張等。在開發新產品之前，IBM還會故意發布假情報，將間諜引入歧途。
微軟公司也非常重視新產品在研發過程中的保密工作。微軟的電腦零件要由美國各地數百家公司生產，隻有裝配環節在本部工廠完成。所以，微軟向代理公司定製某種零件時，就不用擔心零件的用途遭泄露。
別看日本的商業情報人員在全球的滲透力強，在防範商業間諜方麵毫不含糊，許多公司設有反情報機構。在接待外賓參觀時，企業有規定的路線和項目，不得擅自更改。陪同人員也設置為2名，互相監督，防止泄密。
有趣的是，一些企業一方麵拚命要派情報人員搜集別人的商業機密，另一方麵，又設法要找專業人員守住公司機密；一方麵，商業間諜所使用的工具越來越高科技，另一方麵，反竊密的手段也日益先進。你把竊聽裝置做得微型，我就裝上保密電話、帶上錄音幹擾機；你要偷拍資料，我就發明一種防止翻拍的紙……
從某種角度來說，“力拓案”的出現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讓國人醒悟，“間諜”不再隻是熒屏上連續劇裏的角色，而是離我們很近，甚至就在家門口轉悠。
既然冰山一角已經掀開，不如就此認識學習如何破冰，把“鼴鼠”們竄進竄出的洞堵上。■
保密，向“山德士上校”學習
外國企業可以與國企的關鍵人物或是政府部經濟部門的要員建立某種長期關係，“以華製華”。可以說，中國人的人情觀念為國外情報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機。
許多企業在經濟安全方麵似乎漫不經心，難道一定要吃了大虧才會警醒？為此，《新民周刊》采訪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湧。
《新民周刊》：中國在經濟安全方麵的軟肋在哪裏？
江湧：中國在經濟安全方麵的意識很薄弱。在企業層麵，國外大企業都設有專門的情報機構，其作用有二：一是收集別人的情報，二是保護自己的情報不被竊取。我國國有企業往往沒有相應的情報機製，既無力收集競爭對手的信息，更沒有意識保護自己的行業機密。
世界500強企業為保護自己的核心機密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以肯德基為例，對配方所采取的保密措施簡直誇張得無法形容，去年肯德基的秘方搬家，出動了大批在職警員和私人保鏢，由一輛裝甲車將小紙片運送到一個秘密地點。正因如此，山德士上校當年創製的秘方至今仍牢牢地掌握在他們手中。反觀中國的景泰藍工藝配方被日本間諜以參觀工廠為名竊取，讓人不得不唏噓。
中國商業保密機製沒有有效建立，還有政府層麵的原因，一些經濟管理部門相當抵製 “經濟安全”這個概念。某些官員甚至公開表示，“經濟安全”的概念應當慎用，全球化背景下，過分強調經濟安全會給對外經濟交往製造壁壘。而在傳統觀念中，國家機密的範疇僅限於政治，軍事等領域，對商業機密的重視也遠遠不夠。
《新民周刊》：中國的傳統文化重視人情，中國的人脈關係是否會為國外情報工作者提供便利？
江湧：這是我國經濟安全的一大隱憂。重視人情關係在中國是相當突出的一個現象。以近鄰俄羅斯為例，在那裏花錢辦事也是一項潛規則，中國商人在俄通關多少需要上下打點一下，但俄羅斯人很有意思，這次交了錢，下回同一個人同一件事還得交錢，這叫“一碼歸一碼”。而中國人不是，一回生二回熟，外國企業可以與中國國企的關鍵人物或是政府經濟部門的要員建立某種長期關係，“以華製華”。可以說，中國人的人情觀念為國外情報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機。
《新民周刊》：“力拓案”成為我國經濟安全的一個警示，這是不是一個提高公眾意識，建立長期有效的商業保密機製的契機？
江湧：建立機製首先要改變意識，一些政府經濟部門官員過分擁抱國際化，一時要扭轉他們的價值觀很難。各個利益群體都有自身的利弊權衡，對過分強調經濟安全因而走向經濟管製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關鍵在於找到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與經濟開放之間的平衡點。
《新民周刊》：商業間諜案頻發是不是一個國家經濟開放，國力增長的必經階段？
江湧：這並不盡然。以美國為例，它的經濟開放程度很高，但經濟安全形勢良好，關鍵在於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商業機密保護機製，能跟上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同時，美國在保護國家安全、經濟安全方麵的法製比較完善，中間“人情”能活動的空間很小。在處理危害國家經濟安全的案件時，有法可依，便能從容應對別國施加的外交壓力。
《新民周刊》：您預計“力拓案”會有一個怎樣的結局？
江湧：“力拓案”對國家利益造成了巨大損失，影響的不隻是相關企業，更對我國鋼鐵行業發展造成損害，因此我認為在“力拓案”的處理上，政府絕不會手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