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家莊村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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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第七生產隊的社員們集合，要等人到齊才開工
近60年裏，高能權一直是這個村莊的最高領導人。
如今，呂家莊村這位91歲的黨支部書記仍然每天準時出現在他的辦公室裏。20多年前的一場車禍使他的右腿膝蓋處埋下了幾根鋼釘，以至於走路的時候，步伐緩慢，總是留下一串拖鞋在地上滑動的聲響。一位村幹部叮囑，如果他走路時低著頭，就先別打擾，那是老支書在思考。
老支書的思考決定著呂家莊村的命運和未來。
比如他在1982年作出的思考，便直接決定了這個村莊現在的麵貌。那一年，當“包產到戶”的浪潮席卷全國的時候，這個隸屬於河北省晉縣(今晉州市)東卓宿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並沒有把地分了。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老支書都說：“分了不沾(方言，指不行)。”
所以，如今隻要走進呂家莊村，人們就會發現，工分、口糧和集體勞動這些人民公社時期的印跡，至今仍是這裏5558名社員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這裏從生產工具到騾馬牲口都歸集體所有。
這裏的人們通常不叫“村民”，而叫“社員”。
這裏沿用著口糧的說法。上午把麥子收下來，下午就分到各家，購糧款按照市場價從年底的分紅中扣除。
這裏從幹部到社員家的房子都一般大，宅基地都是2分4厘(約160平方米)，最後建成式樣相仿的2層小樓。
這裏有一望無際的麥田，成片的果園，時常能碰見社員們聚攏在一起，從事集體勞動。
對這個國家來說，這些都已經是久違的場景。
“幹好幹壞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
幾年前，曾有新華社記者在呂家莊村拍過一張照片，內容為“河北農民加強冬小麥田間管理”，很快就被網友質疑是擺拍，因為“巴掌大的麥田，噴藥的農民竟多達6人以上”。質疑者言之鑿鑿地指出，自從人民公社製度土崩瓦解之後，在田間地頭隻可能看到“單兵作戰”，這種“大兵團作戰”的場麵早就一去不複返了。
其實，在呂家莊村，這種場景並不鮮見。
6月24日下午3點30分，第七生產隊的社員三三兩兩地騎著自行車，趕往村子西口的麥田集合。
當天，幾大門戶網站都在播報，說石家莊地區的氣溫將超過42℃，是全國最熱的地方。但是，“就是100℃，也得出來掙工分呐。”社員高紅軍(化名)說。他手裏攥著刮板，正靠在一棵楊樹下乘涼。
在這裏，隻要參加集體勞動就可以記工分。於是，一位下了班碰巧從田邊經過的社員，也借了個刮板，加入到這個隊列。一名剛結束期末考試的初二學生也從這裏開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集體勞動。
當天要幹的活兒叫刮壩兒——30多畝地，每隔大約8米堆起一道土壩，以便澆地的時候能擋住水。這一天，生產隊長派來代班的，是一個“肚子最鼓的”中年人。他拿著記名的小本子，忙著給到場的23名社員派活兒。在這裏，不管幹的是什麽活兒，隻要出一次工，通常記10分。依據年齡大小記工有所不同。那位初二的學生第一次勞動，10分隻能記0.45個工，以後逐年增長。等結婚就算成年了，可以記0.98個工。在第七生產隊，去年1個工相當於15.5 元。
“除此之外，幹好幹壞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帶班的直言不諱地說。現在算農忙的時候，人還少些，等春天沒活兒幹的時候你看吧，這個500多口人的生產隊會冒出130多個勞力，隻要在地裏待上10分鍾，記了工，就一哄而散。
正說著，刮壩兒的幾位也散了。有人掏出了香煙，有人躲到陰涼處玩起了撲克牌，高紅軍走到一旁的果園裏摘了個還沒熟的蘋果，啃了兩口。30多畝麥田，大概有3個標準足球場那麽大，但不到20分鍾，社員們就草草幹完活兒收工了。
帶班的對此早就習以為常，望著高低不平的壩兒，說了聲“就這麽著吧”，便搖搖頭交差去了。
兩天後，這次集體勞動的“後遺症”顯現了出來。“倒黴的”高紅軍被派到這片麥田裏澆地，水剛放出來，前天才刮出來的壩兒就頂不住了。“(水)都他媽的跑過來了。”高紅軍一邊罵，一邊鏟土堵壩。另一頭該澆的地沒澆到，他還得用鏟子往上撩水。
一個旁觀的社員把矛頭指向久不露麵的生產隊長：“他們當官的也不做活兒，也不露麵，掙的錢頂兩個人，你說社員們能做好了？湊活給你刮上點兒就算清咧。”
前一天剛播下去的大豆，被高紅軍一鏟一鏟拖泥帶水地挖出來，都填在缺口上了。“那能帶不出來啊？可你說我上哪兒找土去？要是自己的地，播種前就整平了，誰舍得糟蹋種子啊！”
幹了沒多久，眼看著別的社員已經歇了，高紅軍決定，澆不到的地就算了，其餘的地下午再說。
餘下來的休閑時光，過了而立之年的高紅軍一直在抱怨：現在的小年輕給集體幹活兒不賣力氣。他似乎忘了，就在兩天前，他自己也並沒有怎麽賣力地為集體幹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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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下午，呂家莊村第六生產隊組織噴除草劑，當天參加集體勞動的女社員有3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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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歲的老支書高能權
“當時這裏並沒有分地的動力”
自從20多年前的那場車禍之後，高能權已經很少有機會深入田間地頭了，然而麥田裏發生的這類故事還是或多或少地傳入了他的耳朵裏。
“生產隊裏確實出現了‘出勤不出力，幹活兒一窩蜂’的苗頭。”老支書一字一頓地說。
大多數時候，老支書都隻待在村委會的辦公室裏，每天由汽車接送回家。可他對這個村子的一切依然了如指掌。
一位村幹部介紹：“這村委會的辦公樓是10多年前蓋的，才花了幾十萬元。”一旁閉目養神的老支書忽然開口，糾正道：“1993年，25萬元。”
有人向他詢問村裏新建單元樓的架構，他告訴對方，每棟樓32戶，打樁1038個，每個樁有4.2米深……
社員之間流傳，前些年，久不出巡的老支書偶然坐車經過一棟違章搭建的房子，第二天房子就被拆了。於是人們傳說，“村裏哪兒多了捆柴禾，也逃不過他的法眼。”
像大多數老年人那樣，高能權偏好清靜的生活。村幹部們有意無意地搬到別的屋工作，以便讓老支書獨自看報或思考。隻有等老支書按鈴的時候，才聚集到一起開會。
農村基層工作通常都很繁雜。類似新建的單元樓要打井，預算多少，位置在哪，最後都要由這位一把手來定奪。
“不分田到戶”大概是高能權一生中作出的最重大的決定之一，也在那段曆史的十字路口上改變了呂家莊村的命運。
1982年，全國範圍內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看著周圍的村都已經開始分田，高能權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據說，當時石家莊地委專門派來一位縣委書記，自上而下地推進包產到戶。
後來，高能權仔細研究了相關文件，他發現1982年中央1號文件裏關於農村改革講了兩點，叫“宜統則統，宜分則分”，並沒有搞一刀切。
有社員說，老支書當時不想分，但老支書說，是因為村裏人不想分。“小崗村要包產到戶，那是因為已經吃不上飯了。”在解釋呂家莊村為啥“宜統”時，高能權說，地處冀中平原的呂家莊早就吃上了大白饅頭，“當時這裏並沒有分地的動力。”
在幾位年老的社員的回憶裏，早在人民公社時期，深諳農業生產的高能權就已經著手，根據農活兒的遠近、難易、髒淨等實行勞動定額管理，以此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平均主義的弊端。比如耕一畝生地，可以記0.24個工，但如果這塊地離社員家很近，則隻能記0.22個工。
這種靈活變通的辦法一度讓呂家莊村迎來了最初的輝煌。有人曾查閱過統計資料，1982年晉州農民平均勞動日值為1.09元,年平均收入為140元, “這在當時全國來說已經很了不得了”，而在呂家莊村，當時的勞動日值則已經達到1.92元，公共積累近 600萬元，並且開始了農業機械化生產。
當時，高能權找到晉縣縣委書記，要求保留集體經營的製度。但是對方做不了主。後來，他又找到石家莊地委書記，陳述了自己不分的理由和今後的計劃。
據說，當時的石家莊地委書記沉思了一會兒，說：“聽著有點兒意思，你就這麽幹吧。”
“那個時候……”
如果以全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1982年為界，正當中國大多數村莊剛剛擺脫人民公社體製的製約之際，呂家莊村已然通過規模化的農業生產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積累。
在中國農村，由一個人帶動一個村經濟飛躍的現象，並不新鮮，通常被稱為“能人效應”。那一年，64歲的高能權在臨近的趙縣參觀了一家秸稈造紙廠，他驚奇地發現，“這邊麥秸進去，那頭嘩嘩地出紙，隨後，大把的鈔票就到手了”。
這位當時已年過花甲的村支書第一次意識到“無工不富”。於是，他親自跑到河南引進了3條流水線，自此呂家莊村有了第一家集體企業。
很快他又發現，造紙就要有造紙毛毯(一種耗材)。當時，全國隻有天津、上海等幾個大城市的廠家能夠生產，因此供不應求。於是，高能權派村幹部遠赴貴州的一家軍工企業求購機器。廠家聽說是一個“村”要買這種機器，以為是騙子，給訂金也不同意。後來還是高能權拍板，用村裏湊起的家當支付了全部貨款後，才把機器拉了回來。此後，這個造紙毛毯廠每年上交集體的利潤都超過200萬元。
整個80年代，磚廠、塑編廠、五金廠、製帽廠等16家集體企業先後落戶呂家莊村，每年共上繳集體近千萬元。
呂家莊村黨支部副書記高建雨就在那個時候從鎮政府回到村裏。“那時候老支書還年輕，村裏正紅火，上什麽企業都賺錢。”談到這段昔日的輝煌時，現今54歲的高建雨忽然望向遠方，眼裏透出回味的神采。
“那個時候，村裏大企業也辦，小營生也搞。養花、養金魚、養鳥、養鵝、養奶牛、養梅花鹿。後來又在街上開起了香油坊、醋坊，給社員修自行車、理發、做裁縫……”有意思的是，在當時，連這些服務業也都是集體管理，按勞動收益給社員們計算工分。
憑借著老支書的魄力和膽識，呂家莊村在改革開放初期一躍成為十裏八鄉的富裕村。不過，如今回憶起那個年代，上了歲數的社員們更多地是在追憶某種“思想”。
“那時候，有社員晚上偷偷地為集體起糞，不留名，那時候大夥兒都搶著做義務工。”
“那時候，都是幹部帶頭勞動——每年，鄉幹部要下地幹100天，大隊幹部要幹200天，生產隊長要幹300天。”
還有社員提到，那時候為了維護集體的利益，老支書是多麽“不近人情”：
有一年，河北省政協委員來村考察，村委會買了兩公斤瓜子，1.5公斤水果糖。事後剩下了1公斤瓜子、1公斤糖，老支書全都退給了小賣部。結果，這次招待僅花了7元錢。
老支書的一個近親，因為執意超生，被他下令拆掉了房子；一位表親為多要一點宅基地被他拒之門外，氣得半年不來往。
老支書從沒為私事用過集體的車。一次，老伴被瘋狗咬傷，小兒子私下裏要了車帶母親去保定看病，他知道後立即補交了60元車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些故事的流傳，曆次黨支部選舉，高能權都能以超過95%的票數當選。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當選時他已經91周歲。
“這個家不好當”
有時候，老支書也會感到“力不從心”。
他的書法在村裏很出名，從村委會大門到呂家莊小學的牌匾過去都是由他來題寫。隻不過，近年來他已經很少再提筆。
“我寫的這個叫自由體。”一次采訪間隙，老支書笑著拿出幾張單幅字來賞玩。他指著一個“家”字說，“這個字不好寫，因為結構不好整。”
沉默了一會兒，他又說：“這個家也不好當。”
大約是2004年前後，老支書突然發現，周圍那些搞單幹的村子開始發展私營企業，有的甚至設立了開發區。結果有些社員不願意跟集體幹了。“他們出去打工一天掙六七十塊，給集體幹一天掙20塊，沒錢誰幹啊？”
近幾年來，呂家莊村的那批集體企業已經相繼停產，造紙毛毯廠關門之前還有200萬元的貨物堆在倉庫裏。現在，16家企業中隻剩下一個帽廠還在搞出口產品，但因為國際金融危機，訂單也少了。
如今，經過呂家莊村一排排集體企業的廠房，看到最多的兩個字，就是“招租”。
失去工作的社員們又回到了土地上，也開始抱怨掙不著錢。
記者第一次到呂家莊村，就碰見第八生產隊的20多位社員正三三兩兩聚在麥田裏，但凡有外鄉人經過，便放下手中的鐮刀開始張望。
“記者同誌，你說集體好還是分了好？”在得知記者身份之後，一位30多歲的社員跑過來問道，還沒等回應，他又搶著回答，“要我說，還是分了地好。你看別的村，愛吃玉米就種玉米，愛吃穀子就種穀子，多自在。你去轉悠轉悠，周圍分地的幾個村比我們強多了。南邊那個強，北邊那個也強。”
說著話，五六個社員圍攏過來，七嘴八舌講開了。
“現在掙工分就3000塊，刨掉口糧，剩不了幾個錢。”
“如今這集體還不如人民公社呢，過去當隊長的帶頭幹。現在他們也不幹活兒，就會說‘你幹就幹，不幹滾蛋’。”
正說著起勁兒，記者忽然發現，剛才在麥田裏幹活兒的人一轉眼都不見了。“隊長又不來了，都散了唄。”那位30多歲的社員說。說完他也忙著去找帶班的人記工分去了。“這就跟放羊一樣，得找頭羊啊。”
社員們說，七八年前那會兒，人少活兒多，大家多勞多得。現在因為機械化之後活兒少了，勞動力卻過剩了。還有些人“兩條腿走路的”，又在廠子幹，又在田裏待著，一天記兩份工。現在村裏隻要是能動的就下地，出來就有工分，勞動力比過去增加了一半。
於是，有生產隊長發明了“摸球”。活兒難做，沒人肯做，就摸球；活兒好做，人人爭做，也要摸球。反正摸到的幹，摸不到的看。
後來從生產隊長到社員更是形成了默契。比如拔草的時候，社員們就用腳踩踩，如果連根拔了，下次還拔什麽？社員們編了句順口溜：“拔草不拔根，拔根掙不到分。”
不過，對於是不是要把地分了，一些年老的社員不像年輕人那樣不顧一切。“像我們這樣上歲數的人還是待在集體裏好。”71歲的社員老高說，“反正出勤就有口飯吃。”可是他又不願意看到他的兒子、兒子的兒子也像他這樣守在地裏，守一輩子。
如今，社員們都在期盼老支書能力挽狂瀾，再現這個村莊往日的榮光。卻又不免擔心，這位已年過九十的老人會不會感到力不從心。
在已經追隨了老支書一輩子的老高看來，“目前的困難隻是老革命碰上新問題。”
然而，一個自稱“從未見過老支書”的年輕人卻在一旁插話了：“一個清朝末年(實則是民國初)出生的人，還能帶領我們搞現代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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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生產隊長派來“帶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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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家的宅基地都是2分4厘（約160平方米），最後建成式樣相仿的2層小樓
“形勢就是這形勢，個人改變不了”
麵對這位掌管了這個村莊60年的老支書，那些在新時代長大的年輕人並沒有他們父輩的那種“敬畏”。他們對這個集體和領導者的懷疑，有時也會傳到老支書的耳朵裏。
早在人民公社時期，老支書就已經是“三起三落”，對他來說，這些質疑“就像是浮雲”。他總是笑著說，“心裏沒病，就死不了人。”
老支書更願意相信，時下年輕人對於分地的訴求，隻是因為沒活兒幹，而不是發自內心。
每天早上，老支書的桌子上都會擺上《人民日報》、《河北日報》和《紀檢監察報》，這位出生於民國初的老人，希望藉此“與時俱進”。
“你去采訪過小崗村嗎？”有一次聊天的時候，老支書忽然問道，“報上說，小崗村又把地合起來了？總書記也去過了。不知道現在怎麽樣了？”
老支書對報道中的一句話印象很深，當年參加按手印的小崗村村民嚴金昌在接受采訪時說，“一夜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兒。”
“就算畝產小麥1000斤，一畝也才賣800元。現在化肥都漲到4000元一噸了。農民賺不到錢。”這位堅持集體領導的老支書認為，如果單靠發展農業，包產到戶已經走到頭了。
他至今仍然保留著關於《小崗新路》的剪報，似乎想以此來證明自己當初的抉擇是對的。然而就在小崗村試圖進行新型合作化的求富實踐時，呂家莊村這個曾經輝煌的集體也陷入了危機。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過去呂家莊村的人均純收入一直在全市範圍內遙遙領先，然而當2008年晉州市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6794元時，呂家莊村的統計數據為 6200元。
集體中的人們並不熱衷於意識形態上的爭論，他們隻相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過去，他們的日子過得比鄰村要好得多，現在已經逐漸被趕上甚至超過了。
有一位六隊的社員私下裏議論，說這是因為老支書“老了，保守了”。
然而在老支書看來，這隻是因為“集體企業不好辦了”。
村裏僅存的帽廠去年上交了利潤60萬元，但集體能獎勵廠長的也隻有378個工的分紅和3萬元獎金。盡管已經是這麽多年來最高的獎金，但誰都明白，那些有才幹的人如果自己幹個體，少說能拿個十萬八萬元。
此外，集體企業裏充斥了大量的後勤人員、行政人員，好些都是幹部家屬，又都上歲數了。“有的建廠時就在，現在是功臣了，但是老了，不能幹了。他會問‘憑什麽不讓我待？我在這兒的時候你在哪呢？’他跟你講這個，你沒辦法。”黨支部副書記高建雨說。
“如果能裁掉20個，廠子一樣運轉，而減員增效的利潤就是20多萬元。”高建雨早就算過這筆賬，由此他終於意識到為什麽一些國有企業要改製。
“現在人人都盯著錢。”老支書也承認這一點，“沒錢沒法過日子。”
老支書甚至特意調查過，就在村委會所在的這條街上，做買賣的社員已經有100多個，小門市部有30多個。大多數人過得挺好，還挺賺錢。
“形勢就是這形勢，個人改變不了。”這位堅持集體經營的老人也不得不轉變思想，“隻要有效益，勞力有出路，就可以幹。”
今年，村裏就為一位養豬大戶劃撥了60畝地。對方除了每年要交給集體6萬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證雇員必須從本村的社員裏選。
於是，這個曾經不允許個人單幹的集體，近年來也開始鼓勵甚至每年拿出60萬元來資助社員發展個體私營，通過這種手段來轉移集體中剩餘的勞動力。
對呂家莊村來說，這是一次不知不覺、或許也是不情不願的轉型。
老支書得了抑鬱症
老支書真的老了，村裏這個歲數的老人如今隻剩下8位。那些他看著長起來的娃娃有的都已進入暮年。村裏不少年輕人從來沒見過這位最高領導人。
全村的社員大會很久沒有再開過。大喇叭裏的宣傳也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推銷太陽能熱水器的廣告。
2006年10月17日，那時各村黨支部都在搞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時年88歲的高能權好不容易把42頁材料讀完，開始寫心得體會。寫著寫著，突然一陣頭暈，自此睡不著覺，飯也吃不下去，並開始發燒。
社員們把老支書送到省城醫院住了18天,一番檢查之後，醫生開了一種叫黛力新的藥。
人們不得不正視這樣的現實：他們的最高領導人得了抑鬱症。
“您是不是該培養接班人了？”據說，各級領導來參觀考察，都好問這個問題。
呂家莊村的領導班子被認為是最穩定的，因為20多年來沒怎麽調整過。老支書的小兒子高久信剛被選為支委的時候才25歲，如今也已經年過半百。盡管如此，他也仍然是9個支委中最年輕的。還有兩位56歲，一位58歲，其餘的都已經六七十歲。
盡管人們都知道支書是選舉的，但是人們也都很在意老支書的意見。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他總是含含糊糊。社員們猜測，或許是沒有他看中的人。
由於這個集體和老支書的存在，呂家莊村至今仍被各界人士另眼相看。老支書聲名遠播，有些地方想把老支書樹為典型，號召全體黨員幹部學習他的精神。後來老支書寫了封信寄去，信中說工廠關門了，帽廠訂單也少了，鴨梨降到13元一箱也賣不出去……
“誰不想幹好啊，可幹好不容易。”老支書歎了口氣說道。
這已經不是20多年前那個上什麽企業都賺錢的時代了。
支委高久信舉了一個例子，2008年，都說纖維素賺錢。那一年光晉州市就上了50多家私營企業。結果價格從4萬元一噸掉到兩萬元一噸。
村幹部們都在慶幸當時沒跟風上這個項目。“市場規律吧，你不好說這事。”高久信說，就像豬肉價格從高峰跌到低穀，現在又回升了，真鬧不準。
一個相對穩妥的想法已經得到了老支書的認可，未來呂家莊村打算用集體的土地入股，引進大的企業，同時解決社員就業問題。
但是，幹部們南下北上去考察過梨汁廠、方便麵廠，還有一個手機充電器廠，卻因為種種因素，沒引進成功。
“如果您再年輕20歲，是不是這些就不成問題了？”有人問老支書。
老支書笑了，臉上閃過異樣的羞澀，就像是個孩子被表揚以後不好意思的那種表情。
無論如何，老支書再也無法像當年那樣南下北上為集體奔忙了。
他揮著手與記者道別，然後轉過身，向屋裏走去，留下一串拖鞋在地上滑動的聲響。(蔣昕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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