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從哲學高度反思群體事件的處理

 

應從哲學高度反思群體事件的處理

                                                                                                   孫安         

2009年7月2日

本文原稿於7月初，旋即出現新疆暴亂事件，是帶有邊疆和民族特征、高度敏感和高度暴力事件，又過了三周，出現通鋼產權次序命案。這些，也都屬於群體事件的糾紛。

 “應從哲學高度反思群體事件的處理”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不從哲學層次反思，群體事件將愈演愈烈，甚至可能達到難以收拾的地步。

當前的現狀，是很不樂觀的。

下圖是中國的群體事件發生數量的年度統計圖。

如果說，信訪數量是群體事件的前奏，那麽有另外一個數據，即二十年來，全國法院接待處理民眾來信來訪量年均上升了近五百倍，達到年2200萬起。

從圖表和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的信訪和群體事件以驚人的速度逐年遞增的；而且，規模和烈度也在遞增，後果趨於嚴重。如貴州甕安、楊佳殺警和石首事件等，甚至一個街頭糾紛也能釀成一場波及全城的集體發泄，社會正在趨向不穩定。

目前社會對於群體事件有很多反思，以處理之術的探討為多。

比如，2008-6-28的甕安事件的教訓，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總結，首要一條是，“要在第一時間把真實、準確的信息全麵地讓媒體知道，並借助媒體力量披露”，這個經驗被廣為報道和推廣。可是到了2009年6月的湖北巴東鄧案，縣政府在第一時間就披露了案情，之後又連續披露三次。結果網民發現，前後幾次的文字發生明顯變化，進而窮追猛打。顯然，前後兩次至少有不準確信息被披露了。前後不一，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在邏輯上存在悖論，是表達真理的軟肋。從而，巴東政府陷入了巨大的被動中。

其實，政府在第一時間全麵披露信息，固然比捂蓋子好，但未必總是得法，因為第一時間的信息未必是真，信息也未必足夠充分到能夠滿足百姓的需求。第一時間，往往真相未明而且殘缺不全。美國的法院判決，完整真相往往要在幾個月乃至數年後才慎重得出。如果政府在第一時間即發布了全麵信息，日後、月後乃至年後才發現與真相不吻合，豈不透支政府的權威和信用？即便是為了防範群體事件，政府即發布全麵消息，並不是從容的做法。

又比如，2009-6-18湖北石首警察搶屍糾紛發生，兩天後，湖南邵陽又發生500警察搶屍案。邵陽政府說，因為擔心石首事件重演，所以搶先下手搶屍。不論原因結果如何，石首和邵陽的官方行為，都很不光彩。中國曆來有死者為大、家屬對屍體有第一優先處置權的傳統。

以上新近的幾例，似乎表明，地方政府在處理群體事件，有進退失據、不從容、不得法之象；同樣，在許多地方，對事件乃至群體事件的處理，也並不完美。

之外的經驗還有，如嚴打、階段性整治、和大接訪等。對黑惡勢力嚴打、階段性整治，隻是短期的，並且是針對體製外的，而群體事件針對的主要是體製內的問題。大接訪是非常規性運作安排，可能引發糾紛處理節點普遍上移。雖然處理力度增大，但是也導致糾紛事件在係統中上躥下跳次數增多，擾亂體製的常規運行機製。從短期看，並不是整體高效的機製，雖然個別糾紛的解決效率比較高；而且客觀上也將助長“不鬧不訪不解決、有鬧有訪才解決”的思維慣性。所以從長遠看，也不是安全的機製。接訪當然比不接訪要好，但更本質的問題是，糾紛處理原則、精神或者基本機製是什麽，對體製如何改善，大接訪本身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大接訪的有效性，但並不深刻和根本。

在《現代和諧論》一書的“中國的糾紛（群體事件）處理模式”章節，有這樣一些描述：

“對於處置群體性事件，一些地方默認的‘成功標準’是：快速讓群眾散去。至於手段是否合法，對今後長期會造成什麽影響，往往顧不上，甚至都不考慮，隻要快速‘止渴’。為了快速止渴，闊政府花錢買一時一域的平安，但同時也給窮政府、企業和未來的攀比出了難題；為了快速止渴，對群體性事件中的暴力破壞者，有的地方視而不見；為了快速止渴，什麽手段都用，明的暗的、白的黑的、好的壞的，饑不擇食；隻要能快速平息，要錢給錢，要人放人。結果是，透支了信用，透支了未來。”，“地方政府在處理糾紛時，往往開始時不重視，或者長期壓製不處理；事態升級後，變成必須立即處理時，就試圖強硬解決；強硬解決困難時，又轉為不顧後果的妥協。進退失據，前後矛盾。有些地方地方政府很頭痛訪民上訪，不是側重於以公正性徹底解決糾紛，而是為了息訪，對於信訪公民不是收買或欺騙，就是攔截、打擊迫害。每年截訪、控訪耗資巨大。或者為了封鎖消息捂蓋子，對信訪‘銷號’。如河南省某縣就公開下文，要求‘能人’到上級信訪部門搞勾兌，把本縣的上訪信息銷掉，維持和諧假象。當和諧假象維持不住的時候，就把引爆的爛灘子交給社會、交給上級、交給中央。之後又開始新一輪的欺上瞞下、推卸責任。這樣的現象，常常還大行其道。因為我們的社會，存在缺陷，缺乏必要的製度，缺乏必要的價值觀與道德規範，缺乏處理社會糾紛和群體事件的先進而且堅強的核心理念，缺乏處理包括群體事件等糾紛、長短兼顧的先進有效的製度。”

對待群體事件，依靠的不應該是武力，而是真理和公義。隻有真理和公義，才能收拾人心。民心向背，才是根本。不論什麽人，不論是官、是商、是學、還是軍，都是來自百姓，最終還是會匯合百姓潮流的。僅僅依靠暴力機器、輿論和幹部任命，隻能治一時，不能治久遠，隻能治表皮，不能治根核。任何人有其弱點，任何帝國有其軟肋。共性事務的群體事件，尤其是那些暴力性的，是當前政治的軟肋。目前以維穩彈壓為主要手段的群體事件處理模式，不是社稷安定的治理模式，是鴕鳥型治理模式。

《現代和諧論》中還有一段：“如果‘擺平就是水平、無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穩定、妥協就是和諧’，那麽，我們的社會，就不可能是安定的社會。搞定並不是穩定，妥協並不是和諧。隻有安定才是穩定，公正效率安全才是和諧。社會需要一個主心骨（價值觀主線），社會人心行為才會歸攏，才是有效的治理，才是長效治理。表麵的穩定、短暫的穩定、沒有價值觀的穩定，不可能是真正的穩定。”，“目前群體事件的常態：‘糾紛-投訴舉報上訪-漠視無為-群體事件-提出限時滿足條件-升級爆發失控-驚動高層-強力處置-事態暫時或表麵平息-埋藏新的隱患’，是糟糕的事態發展鏈條形態。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經濟問題拖成政治問題，公正性較量問題拖成實力較量問題，聲勢力量較量問題拖成暴力較量問題，可以解決問題拖成困難解決問題。事件爆發後，就用暴力機器來彈壓。應對的暴力流程又是：‘衝突-保安-警察-防爆警察-武警-軍隊’的連鎖啟動的彈壓應對模式。逐步升高的彈壓級別，幾乎又是自動啟動的。所以，在目前社會公正性欠缺、民怨積累而高漲的情況下，小糾紛都有可能釀成社會性大災難，甚至動搖國本。”

根本性的治理之道，是樹立公正價值觀和實踐公正的機製。要得到這樣的境界，依靠的不能隻是“術”，而應當有“道”。這個道，就是哲學層次的理念。歸納起來，應當有這麽幾條：

第一，公正是不可違背的紅線，而公正的首要是真實。如果說在過去資訊不發達的年代，指鹿為馬可能還行的通，那麽在現在全球化的網絡信息時代，真實的事實、或者追求真實的真正態度，將很快為天下知。漢芯事件的不了了之、周老虎事件的避重就輕，於失信的是天下。狼來了的折騰不需要很多次，就能透盡信用和信任。

第二，  中國曆來的兩個帝王之道：均貧富和消強蟠，在當今，依然適用。

在當下中國，基尼係數已經高企並且還在穩步攀升，這是激化危機的危險趨勢。腐敗也好、不公也好，在經濟財富上的綜合體現，就是快速上升的、過份的基尼係數。當代社會的均貧富，對治理群體事件和社稷安定，是具有根本性價值的。

在當今社會的強蟠，就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可能是豎向的，也可能是地方區塊的，或者也可能是交錯結合的。有全國級利益集團，也有區縣鄉鎮村乃至村落街道級別的利益集團。利益集團，可能會綁架地方政府，進而可能會綁架中央、左右天下。朝廷或者中央，如果不能控製強蟠，就必然被強蟠所控製或拖累。強蟠一旦左右局勢，社會公正將蒙受破壞。當今的利益集團，已經在顯現其強大的力量、並且顯示其對社會公正的蔑視和不肖。

諸如甕安、巴東、石首等地，難道沒有利益集團，在事件的前前後後作怪？或者假證據、或者欺壓百姓、或者欺上瞞下，拖政府下水、拖上級下水、拖中央下水，破壞國家和社稷天下。現在號稱是法製社會，凡事講究證據。上頭是看下麵匯報的，上頭是以下麵的證據為依據的。但常常是，有利益關係的在權在位的辦事主事人，搞出了假證據和抽掉真證據的“鐵案”，上級似乎除了背書就隻有默許，難有作為。但是百姓不認同，百姓並不依據所謂的“證據”，而是依據常識、道德和平時積累的信任指數做出行動判斷。這樣，“官民對伺”就形成了。

如果僅僅以穩定為訴求，尤其是以短期穩定為訴求，而不是以公正為訴求，或者不是一長治久安為訴求，必然出現愈演愈烈的被動局麵。

所以，要獲得社會公正和社稷的安定，一定要成功地抑製了利益集團的膨脹和為所欲為，才能避免被綁架、被拖累、被毀害。

第三，以法治國很好，但是，法製的基石是公正和真實。摻雜了假證據的法製，不可能是公正的法製。偽證罪應當成為中國法製的第一罪則。中國的法製，不應當成為形式公正的法製。形式公正的法製，是不可能達到依法治國的境界的。

第四，道德是紛繁巨浩的法律的定海指針。比如，關於食品安全監管，國家有《食品安全法》等60部、各部門規章150部、地方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不計其數，執法人員其實根本無法記憶各種繁浩的法規條款，而且許多條款還相互矛盾，即便如此，還有許多法規未及的空白或“漏洞”。隻有道德的簡潔、高效、穩定、根本性，才能克服法製的內在缺陷。

不過許多法律專家說，“法律麵前無道德可言”。這些法匠、學癡真是在誤國害民。

百年前的中國，是帶有強烈德治色彩的人治社會；當今，是道德崩潰下的法治社會，這個治，是帶有強烈人治色彩的法治，或者甚至是帶有一定法治的人治。持久、大規模和大劑量的三聚氰胺奶粉案所昭示的，不僅是技術檢測的法治失敗，更昭示社會道德的崩潰。

人類社會治理的進步階梯必然是：人治、法治、德治。法製優於人治，德治優於法治。德治具有簡潔、高效、穩定、根本的特征，這是法治所不及的。

西方講究法製，但是西方並不唾棄道德。其實西方的法製，是圍繞其社會基本價值觀（基督）道德觀運行的。案件性質的裁定權力，屬於全部來自平民的陪審團，而不是法官，體現的就是這個理念。中國不要邯鄲學步，撿到法治，丟了德治；甚至，法治沒搞好，德治也丟了。

第五，需要知道什麽是當前社會的中華道德。很遺憾地說，現在已經看出不什麽是中國的正統道德。祖傳的，已經不正統了，而且被作為四舊被清除掉，新的又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所謂的信仰空虛，指就是這種狀態。剩下的，就隻有金錢財寶、房產股票，利潤，以及經常連利潤都沒有的GDP。

中國要長治久安，要以一統穩定之國屹立於東方，中華民族要健康、體麵、受重地屹立於世，就一定要有自己明確的道德主線，要有繼往開來的中華現代道德。《現代和諧論》總結提出的中華現代道德主線是：仁忠孝誠禮勤儉智勇義。

第六，中國需要比道德主線更本質的訴求，是基本價值觀，即現代中國的基本價值觀，或言中華價值觀。這便是平等和真理、公正效率安全的和諧。和諧是略具有東方色彩的普世價值，正如科學是略具有西方色彩的普世真理。平等是人類共同的基本價值，不論是以消滅剝削為訴求的共產主義的經濟平等，還有是以人權自由民主為訴求的資本主義的政治平等，或者還是2000多年來在中國為正統意識形態的孔孟之道的民本平等，以及人類同源的現代人類學發現，都共同指向：平等是人類普世價值的基石。

以上從哲學層次的六條，公正紅線、均貧富消強蟠、真為先法製、道德是法律靈魂、中華道德主線、中華價值觀，是治理群體事件的根本之道，是治國治天下之要訣，環環相扣。公正是首要，均貧富消強蟠是為其實現的必要社會環境，法製、道德、價值觀，是公正的保障和準繩。

針對群體事件，以上諸條又歸結到立足於社會糾紛和群體事件的處理模式中。

《現代和諧論》提出了一個“中國的糾紛、群體事件的通用處理模式”，基本思路是在於設計了一種體係和機製，將糾紛和群體事件，納入公正性流程，以求事件處理的公正，至少做到流程公正和形式公正，以及力爭最大程度的公正和人心膺服，以及通過事件本身的動量，達到對組織成分的監督和改善，這是根本性的問責製。

糾紛處理公正性流程的具體的做法是，將所有的糾紛（群體事件可以認為是規模比較大的糾紛），首先依據組織結構（自然）指定（法定或糾紛雙方共選）仲裁人（法官是法律訴訟糾紛的仲裁人，而絕大部分的仲裁人是糾紛中相關問題的直接上級、責任人或社會賢達），由仲裁人書麵裁決；糾紛任何一方如有不服可以逐級上訴（不必是法律程序。現實中，不論是西方還是中國的法律體係，已經走入高成本、脫離百姓現實的象牙塔境地）；可以用放棄繼續上訴來獲得轉訴仲裁人的非公正性，以求公道。這個體係的運行，需要開發專門信息係統的支持。

糾紛處理公正性流程的實踐，可以從區縣省市的局部或者小區域開始試點實驗。

這種流程的效果、影響與奧妙，包括細節設計，《現代和諧論》有詳細敘述，或者將在本文下篇闡述。這個體係，將是前所未有的、治根的、長效的、顯規則的糾紛和群體事件處理機製。糾紛處理的公正性流程，力求做到，所有糾紛、包括群體事件，都納入“社會體糾紛通用處理機製”中，以程序代替暴力、以透明代替黑箱、以理性代替非理性、以科學代替盲動、以柔性代替剛性、以雙方的協商代替相互的強製、以多步驟的銜接過程代替一次性的現場攤牌、以安定代替搞定、以長久代替短近、以公正係統的顯運行代替利益集團的暗箱操作。

社會糾紛（群體事件）處理的公正性追求流程的設計理念在於：要安定，各地政府的本質性供給，隻能是公正性，而不是錢財和武力。如果以供應錢財來保持社會穩定，地方政府早晚必然破產；如果以武力來維持，早晚也是崩潰。隻有公正性、隻有和諧，才是各地政府可以依賴的真正財富和力量源泉。政府作用的本質，在於維持次序、建設公道。但是現在各地政府喜歡大包大攬。這種包攬的後麵，有多少是意識落後，有多少是官商勾結，有多少是個人利益綁架政府，是需要識別清楚的，並且是需要改變的。現實中的大量群體事件的訴求，本質是要求政府介入，是要求政府導入公正性，維持公道，而不是其它。所以，采用公正性流程處理包括群體事件的糾紛，才是大道之治。

政權的強力機構，隻有在“糾紛處理通用程序”正常而且正確履行之後，如果還是糾紛、還是群體事件，社會次序又需要的情況下，暴力機器才應該被動用。一旦啟用，則鐵麵無私。因為這個時候，公正性已經確立，動用暴力是維護社會次序的不得以的最後選擇。經過公正性流程而且取得相對最大公正後的不得已暴力，百姓是會理解和支持的。

在麵對社會糾紛時，暴力機器永遠不應該被輕易啟用。這種觀念和思維，對中國尤其重要，這和西方國家還有很大不同。因為西方國家基本上可以看成是資本權力主導的國家，隻有資本的力量是持久穩定的，而政治群體是輪替的；而中國則不同，中國還是政治權力主導的國家，政治群體本質上不是輪替的。

總之，一個基本的原則是，因為“一粒老鼠屎可以壞一鍋粥”，所以不能因為一粒老鼠屎，而陪上一鍋粥。個人不能壞單位，單位不能壞地方，地方和部分不能壞中央、壞天下。治理的方法，就是公正性流程的治理模式，以公正性為主導訴求，才是治理無窮無盡的上訪和震撼天下的群體事件的根本之道，將今後的通鋼事件、新疆暴亂、石首事件、巴東鄧案、甕安事件等，能夠通過規範、柔性的糾紛公正性流程，而消於無形。

麵對糾紛和群體事件，借用董仲舒的一句話是：“力，政之末也；理，政之本也。”

這個理，就是和諧路線的理念、道理、道德、公正、公義。力隻能製人身，但不能服人心，隻有理才能服人心。這是攸關人心向背、政權存亡的關鍵性思維。目前當前的政權機器，似乎是行走在“力道”上，所以要將建設社會體糾紛處理製度，轉軌到“理道”上來。而且，建設速度還必須快於形勢惡化速度。否則，錯過時間窗口，就要滑入慈禧1901年改革模式的覆轍。慈禧改革的教訓是，雖然後來改革力度比1898年光緒皇帝的戊戌變法有過之無不及，但是由於已經錯過寶貴的時間窗口，改進的速度趕不上局勢惡化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