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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慶60周年獻禮劇，投資方江蘇廣電總台給出的主題是展示共產黨奪取政權的必然性。這不是輕鬆的事，評價如今的執政黨，要政治正確，還要拍得好看，這兩個任務，張黎完成得都相當好，更難能可貴的是，在政治正確與迎合市場的雙重擠壓下，編劇江奇濤本人關於階級對抗、國共關係、信仰理想、政權建設等等一係列嚴肅曆史的思考並沒有被損害。
雖說經曆了100多處修改，但到目前為止，在紮堆播放的紅色獻禮劇中，《人間》顯得如此與眾不同，他不是簡單地歌頌英明偉大的執政黨，而是希望從這個政黨最光輝的那段曆史中思考更多問題，燭照更多現實。
妥協與突破
片中有一個情節：1927年的上海，中國共產黨發動工人暴動，在上海的弄堂裏，經過一天一夜激烈的巷戰，這個才剛剛成立6年的政黨居然奪取了當時遠東第一大城市的統治權，成立了臨時市民政府。但就在市政府的大堂裏，闖入一個戴眼鏡、胖乎乎的中年上海市民，一口上海普通話，將市民政府的領導者、劇中的主人公、一心要為勞苦大眾謀福利的共產黨領袖質問得啞口無言。
他說：你們叫市民政府，那麽市民的事你們還管不管？你們在我家門口打仗，水管子水管子打爆了，電線電線扯斷了，這沒水沒電，讓我們怎麽過日子嘛？你們還口口聲聲說人民革命，那也不能光革命不讓過日子吧，北洋政府好不好，我們不管，最起碼人家管你水，管你電，是不是？你們革命革了半天，不能一屆不如一屆吧！
這些並不完全是虛構的，而是編劇從紛繁複雜的曆史文獻中爬梳而得的真實細節，長達50集的片子中，這樣虛實相間的曆史敘述比比皆是，正是這些生動而大膽的細節，讓這部獻禮劇看起來似乎不那麽“主旋律”了。
劇中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楊立仁並沒有那麽壞，這個沾滿了共產黨員鮮血的國民黨特務頭子甚至還贏得了大部分觀眾的喜愛；作為國民黨高官的楊立華甚至可以大聲質問女共產黨員：“我去過莫斯科，那裏不是天堂，你們的路也不是唯一正確的。”
抗日戰爭的戰場上，共產黨的軍官楊立青則可以坦率承認：合作之始，一方是土匪，一方是執政黨，一方破衣爛衫，一方掌握著全部的國家機器，天塌下來，高個子頂著，擔負正麵戰場的作戰，理所應當。
在解放戰爭的東北戰場上，共產黨居然一邊跟蘇聯人買軍火、做生意，一邊還雇傭日本工程師來研製炮彈，打內戰。事實上，以前不總拿雇傭日本人打內戰，聘請崗村寧次當顧問來問罪國民黨嗎？
對於這些看起來“政治不正確”的細節，作為投資方的江蘇廣電總台台長周莉說：“我們對導演最大的要求就是片子的立意，最高層麵的立意應該是展示共產黨執政、國民黨下台的必然性，為了體現這個主題，我們增加了一些情節，也減少了一些情節，把大的方向把控住了，至於具體的台詞設計、人物塑造，則是編劇和導演應該充分享有的創作空間。”
對於片子經曆的100多處修改，周莉說，大部分都是基於史實的準確性和史論的正確性所作出的，其間聽取了中央文獻研究室、軍事科學院等不少專家的意見。“片子初步拍出來後，我第一遍看時，最為忐忑的是把共產黨領袖瞿恩和林娥的孩子養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家裏，且被他們疼愛有加，這樣的情節設計會不會出什麽問題？”周莉說，第一時間就去谘詢了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組組長劉益濤的意見。
劉益濤說，這樣的故事在國共兩黨關係史上是真實存在的，兩黨早期本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因此，這一段劇情才得以完整保留，貫穿全劇始終。
初版劇中國民黨將領範希亮的角色塑造同樣讓周莉相當緊張，這個大地主的兒子、黃埔班長、蔣介石嫡係師長，雖然親手槍殺了自己尊敬的老師、共產黨領袖，卻仍然被導演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塑造成一個抗日名將、軍中英雄。最終播出的版本中，範希亮的戲份被刪減了許多，早早死於抗日戰爭最為恥辱的一場戰役——中條山之戰。
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
片子播出後，網絡上的熱議，大大超出了周莉的預期，作為一個紅色獻禮劇，她原本沒有想到會有如此多的年輕人對這個嚴肅的曆史正劇有如此濃厚的興趣。
這20多年的曆史雖然波瀾壯闊，可以說是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命運，但對於今天的觀眾來說，中山艦事件、412清黨、秋收起義、錦州戰役、重慶談判這些隻在中學曆史課本中存在的字眼已經相當陌生。
年輕觀眾的熱議，除了演員演技的評判，大多集中在片子中兩個戲份並不算多的主人公。一個是瞿恩，這個被導演塑造成“神一樣的人，完美無瑕的共產黨員”，“這是一個承載了編劇全部關於共產黨員美好想象的角色。”張黎說。為此，他萃取了一大批早期共產黨精英的優點於一身，瞿秋白的書生意氣和慷慨赴義、周恩來的英俊雄辯、蔡和森的舉家留學、惲代英的青年導師風範，都化在瞿恩一人身上。
另外一個是董建昌，這個軍閥出身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被斥為“賣花布的出身”，汪精衛當權的時候，他買汪精衛的“期貨”，蔣介石壯大後，他又投靠蔣介石，後來，解放軍兵臨城下，他又投降了共產黨。他毫無信仰可言，在那個每個人都講求信仰和理想的年代，這個人活脫脫就是一個小醜。
可到了今天，在觀眾的眼裏，他卻受到了完全不一樣的評價，因為他有氣有節有情有義，在最後投降的時候，還能說出“我把軍隊和城市交給了人民”這樣無比政治正確的話，他對家庭嗬護有加，在革命有了第一批成果時，他為自己的伴侶爭取到了去莫斯科留學的機會，在打敗日本人後，他第一件事是為自己家人在上海置辦下了豪華別墅。
瞿恩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的化身，他在片中最為經典的台詞是：理想有兩種，一種是我實現了我的理想，另一種是理想通過我得以實現。為了理想，他拋棄愛情，牽累家庭，自己也走上了斷頭台。而董建昌則是個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他最大的信仰就是生存主義。有網友在網上設置了一個投票：如果要選老公，瞿恩和董建昌，你選哪個？結果選擇董建昌的超過了半數。
另外一個異常火爆的投票是“如果你生在楊立青、林娥這樣的大官僚、大銀行家的權貴家庭，你會去革命嗎？”這是一個讓人無法從片子中得到答案的問題，片子中的主人公始終強調“我們這是階級對抗，不是個人恩怨”，可為什麽選擇了共產主義信仰的人，口口聲聲為勞苦大眾謀福利的人自我的出身卻都是相當富足的權貴階層，楊立青、楊立秋如此，林娥亦如此，這些並不是編劇的杜撰，真實的曆史中，早期的共產黨員裏確實有一大批都出身於這樣的權貴家庭。
一個階級出身，甚至一個家庭長大的兄弟倆為什麽會產生那麽深刻的“階級對抗”？是主義之爭瓦解了傳統的中國，還是已經瓦解了的傳統中國中不同性格的精英們將主義拿來當作爭奪統治權的工具？對於這些形而上的革命命題，人們無意深究，但是網絡上發起的投票，結果卻出人意料，大部分人都選擇了“會”。這樣的情境跟電視劇中1920年代的中國青年的選擇何其相似，曆史和現實的事實都是，先有了信仰，所有一切都變得可以理解，而不是先理解了各種情況，然後才會信仰。
在百度貼吧裏，有網友發起話題，請用四個字來概括一下此劇觀後的感受，最多的四個字是“理想信仰”，甚至還有人寫下：“我要革命”。這些充斥網絡的種種反響，讓人不禁懷疑，理想、信仰、主義，這些鼓舞了那一代中國青年的字眼，在今日是不是真的早已成了奢侈品？
這樣的反響也說明作為導演的張黎成功了，他把這部關於黨爭、戰爭的曆史劇拍成了一部關於理想主義的勵誌劇，用理想、信仰這些對於今日中國早已稀缺的元素彌補了嚴格審查後的嚴肅曆史劇對年輕觀眾吸引力的匱乏。那段原本血雨腥風的曆史，在張黎力求唯美的鏡頭下，在一個理想主義的編劇設計下變得像一首浪漫的革命詩歌，革命、愛情、留洋、救國、橫刀立馬、斬將殺賊，絲毫不見戰爭殘酷，黨爭權謀，民生凋敝。而真實的曆史鏡像可能是無數充當了炮灰的普通人，還有民族的醜惡與不堪，而不是兩黨的精英們在上海大宅子裏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快意恩仇。
6月底，投資方在北京組織了一場關於《人間》的研討會，重大革命和曆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李準也感概：這部片子什麽都好，就是底層敘事太少了。精英和英雄是創造曆史的主要力量，但根本上曆史是由人民創造的。李準說，如果能夠增加一個底層士兵，或者是楊家這個大家族的保姆，這些生活最艱辛的人對國共25年鬥爭的感受和態度，就增加了強有力的視角。
但這些隻能是感慨，如果真加入那些看起來淒苦無比的底層敘事，故事還會好看嗎？場景還會華麗嗎？主人公的生活還會那麽從容與精致嗎？張黎說，他是個不懂得向市場和收視率妥協的導演，“不能說因為多數觀眾對曆史不熟悉，不感興趣，我就去遷就他們，去改變劇本、台詞。”所以，《人間》全劇充斥著諸如“主義”、“這不是個人恩怨，是階級對抗”、“我們的黨像大海，永遠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未來的中國一定是勞苦大眾的中國”等等這些與今天觀眾的口味相去甚遠，與一部誌在取得市場成功的電視劇似乎格格不入的台詞。
興亡之道
作為一個通俗文化消費品，《人間》已經算是取得了成功，它讓各種類型的觀眾從50集的電視劇中看到了許多自己想看的東西，男人好革命，心向往之，女人喜愛情，糾結於那些今天已經無法讓人理解的情愛。導演的能耐在於，將二者精心地編織在一起，就像片中主人公楊立仁的那句台詞：“從本質上講，革命和情愛是同義語，都需要狂熱和迷戀，所以，才有這麽多人願意為二者獻身。”
但對於此片的編劇江奇濤而言，文化消費品的定位顯然不足以概括他在此片中更大的野心。江奇濤是個神秘的人，多年來他創作了《漢武大帝》、《亮劍》等等膾炙人口的劇本，是圈內出了名的一流編劇，但他卻拒絕接受任何媒體采訪。關於他的身世，隻是張黎曾經透露過，他是南京軍區政治部的軍旅作家，出生在傳統的共產黨家族，父親曾任安徽省委宣傳部部長。
《人間》是江奇濤改編自自己的小說，準備了兩年之久，比之《漢武大帝》、《亮劍》等片，《人間》顯然有著更大的野心，國共兩黨關係背後，承載的是編劇關於興亡之道的思考，從這一點上跟《漢武大帝》沒有區別，但這個興亡之道不是遙遠的大漢王朝，而是當今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也因此含蓄了許多。
在一篇文章中，江奇濤曾經提出過電視劇創作的“新曆史主義”，他說，以複活沉睡的曆史為基本功能的曆史劇，其創作表達的首要任務是讓沉睡在煙波浩渺的史書中的事件和人物鮮活、生動地走進今人的視野，實現今天與昨天的對話。
具體到《人間》此劇，不難看出，編劇著力塑造的瞿恩和董建昌兩個氣質極端對立的人物，背後隱喻的是理想主義的共產黨戰勝了實用主義的國民黨。奪取政權靠理想，但是，在取得政權以後，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實用主義。
片子的結尾處，“國民黨”埋葬了父親和政權，滿載著黃金美元，穿越海峽，在孤島台灣開始了三民主義指引下的國家建設，而共產黨，再次回到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拉開了共產主義實驗的大幕，當年從莫斯科帶回來的主義，終於有了實踐的機會。在將近30年的軍事鬥爭之後，在整個民族付出了巨大的鮮血、生命和物質代價之後，兩個政黨各得其所，主義之爭沒有結束，一直到建國60年後的今天，仍然在繼續著，實驗著。
而60年來，前30年是理想主義者的實驗，後30年是“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思維指導國家建設的30年。走到今天，革命已經完成，建設卻仍然任重道遠。“我多次跟編劇溝通，他想表達的就是60年了，我們應該怎麽來看共產黨早期，前輩們身上閃光的東西，怎麽來看待理想和信仰。”周莉說，所以編劇花大力塑造了一個完美的共產黨員和一個實用主義的董建昌，他認為這樣的角色今天在我們的社會上大量存在，在黨內同樣存在。
60年了，即使是在這個建國60年的紀念當口，也沒有多少人記得，很多年前，它曾用它的理想和主義將那個動蕩的年代渲染得火紅而熱烈。今天，那些曾經的理想還需要重拾嗎？又將如何重拾？這是一個執政60年的政黨應有的自我審視，但一部電視劇遠遠給不出答案，導演隻是在最後一個鏡頭上打出了一句台詞：忘記曆史意味著背叛。
已經播出的《潛伏》、《人間正道是滄桑》（以下簡稱《人間》）、《保衛延安》、《誓言永恒》、《我的兄弟叫順溜》以及電影《南京！南京！》等，都是各個省市廣電總台向建國60周年的獻禮之作。但其中有一些備受觀眾追捧，有一些則乏人問津。
為誰獻禮？
究竟什麽是獻禮劇？沒有人給出過確切的定義，縱觀建國以來曆次大慶的獻禮劇目單，有《開國大典》、《林則徐》、《鐵人王進喜》、《有這樣一個青年》、《劉三姐》，甚至今年的《牛郎織女》也被列入了劇單。獻禮的題材大概不僅僅是表現革命和戰爭的，也可以是生活與愛情。
但有一個基本要求是不能變的，就是要歌頌，有的歌頌領袖，有的歌頌人民，有的歌頌戰爭，有的歌頌愛情，不同的時代歌頌的對象不同，歌頌的方式也不一樣。至於歌頌得有沒有技術含量，歌頌的對象值不值得歌頌，歌頌完了有沒有效果，觀眾認可不認可，則常常被忽略。
一直以來，歌頌紅色革命以及革命中功勳卓著的領袖和為革命獻身者都是獻禮劇的主要內容，今年中宣部圈定的50部獻禮劇中，仍然以紅色革命劇為主體。 在200多部各路文化機構獻來的大禮中，有超過70%是戰爭戲，這是一個令人疑惑的現象。
如果說1980年代之前的獻禮劇著重於紅色革命還可以理解，這大概與中國始於近代的現代性轉向一直為激進主義思想所主導有關。但是最近30年的漸進式改良後，不僅宣傳係統展示的依然是紅色革命，而且民眾反而比以前更加愛看戰爭戲、革命戲，卻是為何？
在這一輪獻禮劇的製作中，江蘇廣電總台算得上一個佼佼者，投資製作的影視劇包括張黎的《人間正道是滄桑》，陸川的《南京！南京！》，陳可辛的《十月圍城》以及眾多明星參與的《建國大業》。基本都是革命戰爭題材，這對於一貫以情感劇為主打，深諳收視率之道的江蘇廣電來說，是個相當大的轉變。
“所謂的獻禮劇就是在60周年的時候，按照我們黨的宣傳機構的要求，要有一些文藝作品推出來。”江蘇廣電總台台長周莉說，其他也沒有什麽特別的要求，但我們覺得現在的獻禮劇，已經和過去的獻禮劇概念不一樣了，很重要一點是拍的片子觀眾歡迎不歡迎。
在周莉看來，毫無疑問，觀眾越來越愛看革命戲了，那麽為什麽不趁獻禮的機會多拍幾部真正精品的革命戲獻給觀眾呢？“獻禮片有它一定的政治性，但是獻給國慶其實也就是獻給民眾，老百姓的歡迎比純粹的獻禮更加重要。”這個具有創新思維的女台長說。
一直以來，獻禮劇的投資拍攝主體都是國營的影視文化製作公司，省級廣電總台構成了這些製作機構的主體。對於這些早已市場化了的製作機構而言，收視率帶來的是真金白銀，比政治意義上抽象的獻禮更值得看重，在保證政治安全的前提下，經濟效益才是第一位的。
也因此，新概念的獻禮劇少了些政治說教的意味，而多了些迎合觀眾的妥協，不論是北京台的《潛伏》，還是江蘇台的《人間正道是滄桑》，都顯示出與過往的獻禮劇截然不同的麵貌，也無一例外都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為誰審查？
6月底，熒屏熱播了《人間正道是滄桑》之後，投資方江蘇廣電總台在北京召開了一場研討會。“事實上，投拍這部嚴肅的曆史劇，市場的回報並不是最好的，投了5000多萬下去，收回6000多萬，這樣的投資回報率在江蘇台的曆史上不能算好。”周莉說。
但是，這部電視劇卻贏得了各方好評。當天到會的不僅有各路評論家，重大革命和曆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李準，以及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楊勝群也都到會。這些中國紅色影視劇的審查者也都對這部看起來相當“出格”的紅色劇不吝好評。
一直以來，獻禮劇、紅色劇、重大革命和曆史題材影視劇，這些似是而非的稱呼讓人疑惑，三者有重合也有區別，大體的關係是，紅色劇是獻禮劇的主體，但不是全部，而紅色劇又分兩種，一般革命曆史題材劇和重大革命曆史題材劇。
“影視劇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所以1987年中央專門成立了重大革命曆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組長就是剛卸任的廣電部副部長丁潮同誌。”李準說，文學作品、舞台劇作品、繪畫作品，涉及重大革命曆史題材，最多是上級領導審查就可以了。但是隻要是影視劇，必須到全國小組統一審查。
在審查小組的標準裏，重大革命曆史題材和一般革命曆史題材是有著嚴格區分的。楊勝群說，重大革命曆史題材主要是還原領袖人物生平活動，正麵反映重大的曆史事件，而一般革命曆史題材，則主要寫一些普通的人物和故事，一直以來，二者都有嚴格的區分，比如說電影《長征》和《我的長征》，《長征》寫毛澤東他們的長征，是重大革命曆史題材，而《我的長征》寫一個普通戰士的長征，是一般革命曆史題材。
不同的性質有著不一樣的審查標準。但《人間》的出現卻給審查小組出了一道難題，全劇沒有出現一個真實的曆史人物，但卻把中山艦事件、412清黨、武昌起義、重慶談判、皖南事變、閃擊延安、遼沈戰役等等重要的黨史事件一個不落地演繹了一遍。
對於這種擦邊球，審查小組算得上是網開一麵，《人間》拍攝前後並沒有遭到多少傷筋動骨的刪改。“對於革命曆史題材的挖掘和開拓來說，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創新，楊勝群說：“我們過去把重大革命曆史題材和一般革命曆史題材嚴格區分開來，這個電視劇找到了一個結合點，值得總結。”
“這是重大革命曆史題材和一般革命曆史題材第一步雜交的新品種，一個新的非常有生命力的‘變種’，搞得好的話，以後的革命曆史題材審查就能出現第三種樣式，我現在不敢說，要領導來認定。”李準也說，這部片子通過大膽的藝術概括，用雜取種種人的典型化的方法，把一些重要曆史人物，包括領袖人物的出身、經曆、品格和文化身份的某些方麵，融化在劇中，虛構人物塑造和虛構情節的描寫，從而開拓了一般革命曆史題材作品的曆史內涵，提升了它的精神文化品味。
事實上，據李準講述，重大革命曆史題材影視劇的審查並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文革”結束以後，特別是受冤枉的老同誌，賀龍、陳毅等等這些真人真事一出現在影視作品上，馬上問題就出了，既然是真人真事，符不符合事實，誰對誰錯，誰的功勞大、誰的功勞小。以至於從1980年開始，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不斷對重大題材做一些局部的規定，到1987年最終成立專門的審查小組，定下了詳細的審查標準。
這些審查保證了第一代開國元勳們的光輝形象，卻也給曆史劇的創作戴上了沉重的枷鎖，呈現在影視作品中的中國現代史上兩個最出色的政黨，一個永遠都是不堪一擊、愚蠢可笑、凶殘腐敗，另一個永遠都無堅不摧，英明偉大。驚心動魄的曆史篇章，往往因此被淹沒於這樣的呆板和無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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