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的實證考察
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在實現了社會政治製度的根本性變革的前提下取得的。近代以來，由於特定的國際環境條件和落後保守的社會政治製度，中國從1840～1949年，百年之間的經濟進步微不足道，整體發展水平極端落後，經濟對外依賴嚴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邏輯充分表明，要推進經濟進步和工業化，首先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奮鬥，終於贏得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社會政治製度的根本性變革。
在經曆了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和痛苦之後，新中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推進呈現強烈的、積極進取的追趕型特征。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2年，經曆了為期3年的國民經濟恢複時期，工農業生產基本恢複到戰前水平。按照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的發展階段中關於經濟起飛的標準，中國經濟起飛的時刻是新中國建立並使國民經濟得以恢複的1952年（見表1）。
表1 羅斯托認定的部分國家的經濟起飛的年代
國家 起飛時間 國家 起飛時間
英國 1802～1873 俄國 1890～1914
美國 1843～1860 中國 1952
日本 1878～1900 印度 1952
毛澤東時代中國（1949～1976）經濟發展成就，綜合體現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起飛和增長，從1952年到1979年，中國社會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8%～9%，國民收入平均每年遞增7%（見表2）；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為中國現代化的推進打下了比較雄厚的工業基礎；實現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曆史性變遷。
表2 中國1952—1979年的經濟增長率
項目 按當年價格計算平均每年遞增% 按可比價格計算平均每年遞增% 按可比價格計算1979年為1952年的倍數
社會總產值 8.3 9.4 7.9
工農業總產值 8.3 9.5 8.5
國民收入 7.1 7.2 4.8
以下進一步從工農業產值、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國民收入、人均壽命等具體指標的變化進一步加以描述。
1949～1979年，我國工業總產值從 142億元左右增長到4 681億元，增長32倍；同一時期，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都有迅猛增長。發電量由43億度增加到2 820億度，增加了 65倍；原煤產量由 0.32億噸增加到 6.35億，增加近19倍；鋼產量由 15.8萬噸增加到3 448萬噸，增加211倍；棉紗產量從32.7萬噸增加到263.5萬噸，增加7倍。農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329.5億元增加到1979年的16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加8倍多。主要農產品產量也有明顯增長。特別是糧食產量在30年中由1.12億噸增加到3.048億噸，平均每年增長3.5%，大大超過人口每年2%的增長速度。
從1949～1979年，國民收入從358億元增長到 1978年的3 350億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價格計算，30年約增長4.5倍，年平均增長15%，按人均數額計算，從 66元增到 343元。國民收入中用於消費的部分也增加較快，1952年隻有477億元，1979年增加到2195億元，增加4.6倍。扣除人口增長因素，近30年人均消費額增長1.6倍。
長時期持續的經濟增長和新的社會製度，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普遍提高。這一點可以從人均壽命的延長這一重要的人文綜合指標得以清楚反映。1978年我國男性公民平均壽命達66.95歲，女性達69.55歲，男女平均壽命為68歲，比50年代的57歲延長11歲，比解放前的35歲延長近1倍。
從50年代～7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增長中的波動幅度較大。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藍圖審慎取選，殫精竭慮，但仍然由於追趕型戰略選擇這一總體背景，尤其是由於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之間產生的偏差等方麵的原因，發生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兩次重大波折，從而導致經濟發展在此期間發生了兩次較大幅度的波動。如果沒有這些偏差，新中國經濟發展的績效無疑會更好。考慮到那一時期的特定國內外社會政治曆史和條件，對一個有著深遠農業傳統的民族來說，要求在大規模地推進現代經濟發展和增長以及國家工業化建設的探索中不犯錯誤，這其實是非常苛求的。
從曆史的發展來看，這30年的經濟成就為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英國學者布拉莫爾認為，新中國建立後的最初30年，通過持續的高投入，中國農村經濟迅速發展，為轉軌時期的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村的灌溉麵積大規模地擴大，1950～1978年期間增加32倍；大量的交通和工業基礎設施在許多貧困地區建立起來；教育體係擴展、受教育人口的增加等，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專業化鋪平了道路。
（二）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的國際比較
經濟發展水平的國際比較，也許更能體現相同或相近條件下各個國家的進步程度。關於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取得的重大進步，我們也可以通過國際、國別比較進一步確認。這裏，我們分別以曆史和國情與中國相近的印度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作為比較對象。
1 、同時期印度經濟的比較
作為新中國起點的工農業生產條件均比印度差。但是。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中國卻獲得了比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印度更快的經濟發展（見表3）
表3 中印兩國工業生產水平比較
人均產量 單位 印度（1950年） 中國（1952年）
煤 公斤 97 96
粗鋼 公斤 5 2.8
生鐵 公斤 4 2
電力 千瓦 0.01 0.005
紗錠 枚 0.03 0.01
水泥 公斤 9 4
從各種可比指標來看，50年代初我國的工業發展水平實際上低於印度，但是，在此後的20多年裏中、印兩國顯示了完全不同的經濟增長績效。1949～1978年，印度工業生產發展速度比過去快得多，年平均增長率6%。然而新中國工業發展更迅速，1953～1979年的年平均增長為11.1%，除生鐵產量外，包括鋼、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紗和發電量等在內的工業產量，都先後趕上並大大超過印度。1950～1976年，印度農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5%，而我國，1953～1979年這一指標是3.4%。新中國30年，包括糧食、棉花、油菜、花生、茶葉、甘蔗。黃紅麻、豬、羊和水產品在內的農產品以及農業勞動生產率都比印度增長得快。
比較經濟學家格雷戈裏和斯圖爾特在分析印度經濟發展時這樣評價：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度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較慢。盡管中國和印度在相同的起點上擺脫殖民統治後的經濟，但印度經濟增長的成績也比中國差得多，由於較低的經濟增長率，印度的人均收入隻是中國的3/4。大多數權威人士認為，中國在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方麵超過了印度，而印度和中國很可能是以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進入戰後時代的。
2、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發展時期相比較
關於新中國經濟發展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比較，程恩富教授的比較方法十分恰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代表性。這裏采用他的方法和數據。
其一，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繁榮發展時期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70年代以前是西方國家發展的黃金時代，1953～1978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速度為：日本10.9%，聯邦德國5.7%，法國5.2%，美國4.0%，英國2.5%；1953～1976年其農業年平均增長速度為：法國2.5%，日本和英國2.1%，美國1.8%，聯邦德國1.3%。前述新中國大約同期的這兩個指標都比發達國家高。
其二，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初期對比。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化初期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最快，1850～1859年為6.l%，1860～1869年為8.2%，1870～1879年為 3.1%，1880～1889年為 5.5%，1890～1899年為3.3%，而我國經濟正常運轉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8%。
其三，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起點相近時期對比。我國鋼產量從1949年的 15．8萬噸提高到 1979年3 448萬噸，花了 30年時間，而類似的發展過程，美國用了 40年（1872年的 14.5萬噸到 1912年3 195萬噸），日本用了 53年（1910年的 16.8萬噸到 1963年的3 150萬噸），英國 1860年為 15萬噸，用了120多年，才達到3 000萬噸。這是單項實物量的變化對照。整個工業價值量的變化對照同樣能說明問題。1952年我國工業生產的“底子”，總量比1860年美國工業生產的“底子”大，而以這兩個年份為起點的工業增長速度，中國大大地快於美國。1860～1880年美國工業總產值從18.9億美元上升到53.7億美元，20年才增長了180%；1952～195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從270.2億元上升到650.2億元，五年就增長了 141%。
上述比較表明，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至少不比另一個曆史和國情相近的印度差，不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於大致相同起點時的發展水平差，並且總體而言，也不比同時期處於“黃金時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平均水平差。由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基本結論，即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大體上是成功的，它創造了比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高得多的經濟發展速度。同一時期，新中國也進行了比其他國家更多的探索，犯了不少錯誤，因而也多了許多經驗教訓——如果能正確地總結和對待這些教訓，它同樣會變成我們前進中的一種可貴的精神財富。
因此，如果說印度人民常常表示對他們獨立後所取得的成績感到自豪，那麽，中國人民更有理由為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經濟成就（同時也為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就）而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