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曾經，“中國”在世界眼中，是特立獨行的“紅色”大國；後來，“中國”這個詞混雜了“廉價產品”、“方向未知的崛起者”，再後來，“中國”又與“利益攸關者”、“G2”等概念聯係在了一起。
世界的“中國觀”，經過了怎樣的60年流變？
我們采訪了幾代海外中國人——世界對中國的觀點最直接地投射在了他們身上，他們冷暖自知。
我們也考察了幾任美國總統對中國的評斷——盡管中美兩國的國家利益總在糾結中，但是老布什、小布什，都熱愛北京烤鴨。
我們還梳理了60年來海外媒體上的中國形象——“中國”前的定語，從“紅色的”轉變為“社會主義專政的”，而現在常用的一個詞，是“樂觀的”。
對中國的稱呼，在西方記者筆下，60年來不斷變換著顏色：比如“紅色”、“藍螞蟻”，還有盛行百年並不時流行的“黃禍”，等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張國慶概括說：“上世紀80年代，外國記者到中國，會說，請帶我去看大熊貓；90年代，他說，請帶我去看不同政見者；到了21世紀，他會說，請帶我去商務部。”
750) this.width=750' src=http://space.wenxuecity.com/gallery/others/news/pics/19581/19581676.jpeg onclick=document.location='http://'>
2月1日，英國倫敦舉行的中國農曆新年慶祝活動，來自廣東的演員在2米高的梅花樁上表演舞獅。 圖/CFP
“藍螞蟻”
紅色中國是一座“螞蟻山”，而六億民眾是棲息其中的“藍螞蟻”。“不管走到哪裏，人們都穿著藍布衣服。” ——法國記者羅伯特·吉蘭
1956年底，第一個到“紅色中國”的北美記者、美聯社的蘭卡什爾在遊曆8000公裏後，發表了關於中國的預見性報道：“中國就像一部由6億個零件組裝的超級機器，以最快的速度運轉著。”蘭卡什爾寫道，“6億中國人忘我地埋頭苦幹，要把他們落後貧窮的祖國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
事實上，之前一年，法國記者羅伯特·吉蘭已經在報道中寫道：紅色中國是一座“螞蟻山”，而6億民眾是棲息其中的“藍螞蟻”。“不管走到哪裏，人們都穿著藍布衣服。……今天的中國人已經陷入紀律的羅網中了，他們越來越柔軟、順從，最後變成一群綿羊，或者說，一座螞蟻山。”
吉蘭的觀點顯然在西方更有市場，“藍螞蟻”成為此後中國二十多年裏的代名詞。特別是在美國，自1949年起，媒體不斷製造的話題是“紅色中國成千上萬的人正在忍饑挨餓”。但是，當真正的三年大饑荒發生時，西方媒體似乎都沒有注意到，包括極少數有幸獲得中國簽證的西方記者。
1949年，“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成為中國外交戰略的原則之一，原先駐中國的西方媒體記者紛紛撤出。隻有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西方左派政黨媒體記者才得到邀請。
因為與周恩來的交情，1956年，路透社記者漆德衛成為第一個也是當時惟一一個常駐中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外國記者。“那時候，我走在大街上，經常有小孩子叫我蘇聯叔叔，而我總是要用不太熟練的中文告訴他們，我是英國人。”他說。
這個西方記者的寫作顯然與眾不同。當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漆德衛寫過《第一百零一朵花》，評述《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事件。當年因此作品被打成“右派”的27歲作家王蒙後來追憶：“漆德衛的題目起得很巧也很損，意為你要搞百花齊放，但現在出現的是一百零一朵花，不在你所允許的百朵之內。”
1956年6月，北京大學學生貼出大字報，批評大學教育，而漆德衛則注意到，宿舍牆上更大的口號“一切無視社會主義的言行都是錯誤的”。
很少有人注意這個警告。1958年，漆德衛離開中國的時候，王蒙被送到京郊勞改。漆德衛已經意識到反右的危險，而他沒想到的是，此後發生的“文革”在他的西方同行眼中，卻依然“充滿了烏托邦色彩”。
“烏托邦”與“另一個世界”
“他們正在很有意識地生活著，重建著自己的國家，也‘重建’著自己。” ——《紐約時報》記者詹姆斯·賴斯頓
1966年初，法國《十字架報》報道說：“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中國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全中國都處在一種嚴守道德的氣氛下。那裏不再有縱欲放蕩的娛樂場所，不再有引人墮落的因素”。
當法國記者羅伯特·吉蘭1937年第一次到上海時，那裏交通擁擠的情況可比紐約，但1955年他再訪上海，覺得“小汽車的絕跡表示中國在新政權下倒退了一大步”，而1971年，他第6次到上海，寫道，“這一次我相信我抓到了問題的實質：既不是倒退也不是落後，而是拒絕。”
上海這座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沒有廣告招牌，沒有霓虹燈，沒有資本，更重要的是，沒有色情和酒鬼。羅伯特·吉蘭一個月後到香港，才能衡量兩個世界的巨大區別：一邊對於性極度持重，另一邊則任由色情泛濫。
“在這一經過共產主義消毒的城市中，另一個世界正在形成。”羅伯特·吉蘭寫道。
不止浪漫的法國人如此，1972年尼克鬆訪華前後，到達的大批美國記者們，似乎也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事實是，對於‘文化大革命’，最有經驗的美國觀察家們一無所知，沒有新聞報道。”哈佛大學的漢學家費正清評價說。
那時，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約翰·羅德裏克報道的乒乓外交正在轟動世界。他說，“尼克鬆將看到的中國，貧窮，但有誌氣；純潔，但無產階級化；它滿懷豪邁的民族感情。”
在羅德裏克眼中，紅色中國最大的成就在於，“他們竟把七億多中國人養活了”，而另一個巨大成就是，“街道潔淨如洗，蒼蠅幾乎絕跡，沒有汙泥、垃圾、紙碎，連人的本身也顯然幹淨整潔。”他認為，尼克鬆可能請教周恩來如何解決吸毒問題。
羅德裏驚訝於1971年的中國人能達到的罕見的一致。“每一個人都似一部大機器裏的一顆螺絲釘，發揮著人們看不見的、微小的作用，使大機器順利地運轉。”
“中國的每一個人——從走出廚房來接受我們的稱讚的廚師一直到總理——說話時用的詞匯完全一樣。”《芝加哥每日新聞》副經理戴德蒙說。他的文章在《紐約時報》上連載。他試圖說服讀者，以下發現並非意識形態因素，而完全是“中國人民的魅力”所致：中國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顯著的；中國人吃得很好；農田耕作得很細；住房有了很大的改善；工資是低的，但是物價也低；有存款的工人多得驚人，以及平等的社會保障。《華爾街日報》記者也看到“一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家的形象”。
崇尚個人主義的美國人，試圖理解中國人的集體主義境界。《紐約時報》副社長詹姆斯·賴斯頓認為，中國最明顯的特征是朝氣。“他們正在很有意識地生活著，重建著自己的國家，也‘重建’著自己。”
外國人還參觀了改造幹部的“五七”幹校。《華爾街日報》外事記者羅拔·基特利寫道，“在山西省，隻有0.7%的黨員由於腐化、蛻變，而被清除或勸退——很難說是一個大規模的整肅。”
就連“藍螞蟻”也有了另一番解釋。《紐約時報》副社長詹姆斯·賴斯頓寫道，“女子絕對沒有化妝，雖然她們養育出世界所有民族中最龐大的人口，但多少隱藏著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時裝比較，他們的服飾很純潔、很一致而又古老，但這裏包含著一種巨大的美和風采。”
學者周寧發現，正是尼克鬆訪華，將西方美好的中國形象在美國推向高峰。“當時美國讀者們都在想象他們的總統前往訪問的是一個無私無畏的民族，平等幸福的國家。沒有人還願意聽巴克利重複的1950年代邪惡中國的陳詞濫調。”
“批判”與“新開端”
“被毛澤東的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經濟崩潰、精神荒蕪的中國，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將中國建成一個相對現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國家……”——《時代》周刊
1970年代初到中國的外國記者迅速增多，他們幾乎都相信“文革”在1969年已經結束。中國特別邀請外國客人到中國去看革命成果，這導致大量著作的出版。
但是，幾乎一夜之間，中國的美好神話突然破滅。在中國，至高無上的毛主席走下神壇。
比利時人西蒙·雷斯1974年出版《中國的陰影》，“這是一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為白癡的龐大工程……”他列舉了階級鬥爭互相揭發和批判的殘酷性。
北京失去了城牆、城門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個被扼殺的城市，一個外形被毀損的幽靈。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
學者周寧研究發現，自70年代中期中國形象開始“惡化”，從經濟角度，“三年自然災害”解構了“巨大的物質進步成就”的神話，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構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質樸”的神話。
西方人懷疑過去所看到的一切。三個曾讚美過“文革”的法國人，找到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組織單元——單位——加以批判，“成千上萬單位形成了一個有效的體係。它組織人民的工作，它為員工分房，決定每一個人的食品供應、婚姻與遷移”。“文革”之後，外國記者們回來了——這次不局限於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和對中國友好的西方記者。1983年，當《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第一次到中國時，他感覺像突然進入了一個奇異陌生的世界：一堆一堆的人群，穿著同樣款式同樣藍色的服裝，騎著自行車，用好奇癡呆的眼神盯著外國人看，說話像一連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筍與蟲子，喝燒酒。三周的旅行“徹底醫好他對這個‘中央王國’長久的愛慕症”。
而實際上，1978年之後的中國，正在發生巨變，包括一個個“單位”功能的瓦解。
1976年毛澤東去世，一位攝影師在珠江邊，拍下了晨練的老人戴著黑紗打太極拳的照片。他感到，“新時代已經到來了。”他後來成為《時代》周刊的駐京攝影記者。“中國人把一個巨大的包袱放下來。”他說。在大連理工學院，一個滑冰的學生展開雙臂，從毛主席像身邊掠過，把它甩到身後。“如果當時我沒感覺中國在變的話，這個事情可能在我眼中一下子就過去了。”
這兩張照片裏，“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發生改變。
當記者們被一輛代表國賓待遇的豐田車拉到一個叫深圳的小漁村，中國官員說，那裏將建立起吸收外資、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特區”。
“那一天，我和其他西方記者輕蔑地看著那塊泥濘地，很懷疑它是不是中國的未來。許多人認為這個想法是在開玩笑。”美國《新聞周刊》駐京記者劉美遠曾回憶說。但短短幾年，封閉了30年的中國人所釋放出來的能量，震驚了世界。
外國記者看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事物，一夜之間遍布這個國家的各個角落。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兩度成為《時代》周刊年度封麵人物。“被毛澤東的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經濟崩潰、精神荒蕪的中國，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將中國建成一個相對現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國家……鄧和他的支持者們已經走上了一條似乎有可能是的資本主義道路。”
“崛起”與“進步”
“現在的事實是，中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他們相信,辛苦的勞動會將他們引向一個更好的未來。”——前《紐約客》記者海斯勒
1993年，紀思道在自己的專欄中提出中國將成為亞太地區霸權的觀點，而引發西方“中國威脅論”的討論。他的一個經典觀點是，“西方還沒有開始思考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後果：想象另一個日本吧，有 12倍以上的人口——加核武器。”
中國似乎隻剩下政治新聞。1994年，林洸耀到路透社北京分社任職。“當時無論什麽媒體，均對其它話題不感興趣，幾乎唯一的新聞就是人權。”
有10架次大陸航班被劫持到台灣，而《紐約時報》報道中，劫機犯成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勇士。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期間，3100多境外記者最關注的，不是婦女們的發言，而是場外幾個“藏獨”抗議者的活動。
1999年，北京學生在美國駐華使館門前抗議美軍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而許多西方媒體卻聯想到清末義和團民圍攻使館事件：“受驚嚇的大使被困在使館裏……美國的國旗在烈焰中被焚燒，反美的示威者在謾罵和高喊口號。上周這一情景就像一個古老的噩夢在北京被重演了……”
所以，在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長林洸耀看來，當1997年江澤民訪美後，西方對中國的封鎖才算實質性解除，而“中國故事”基調也開始轉變。
2001年7月14日，中國申奧成功的第二天，《紐約時報》用嘲諷的語氣報道：“這個國家將要舉辦‘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慶典’”。但是，時任《華盛頓郵報》駐京首席記者潘公凱感覺到，中國已經漸漸走出過去的陰影，並朝著改變的道路前進了。他在《走出毛澤東的陰影——為新中國的靈魂奮鬥》前言中說，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後天安門廣場上人們的歡呼雀躍，與他1990年代初在北京學漢語時中國民眾的情緒，形成鮮明對比。
新千年似乎是個好兆頭。“在達沃斯，中國是一個奇跡。自2000年以來，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論壇上的明星。”法國《世界報》前主編埃裏克·伊茲拉萊維奇在2005 年出版的《當中國改變世界》一書中寫道，“來自中國的計劃部門、外貿部門和中央銀行的幾位技術專家專程從北京趕往該論壇，他們講了許多套話，發布了一係列枯燥無味、卻又令人印象深刻的統計數據。”
2004年，即將訪問英國的溫家寶總理接受路透社專訪。“回來之後我先發了一條隻有50個單詞的快訊，大意是‘溫家寶說中國要加強宏觀調控’，結果全球的股市、期貨、石油市場全麵下跌，以前中國領導人講過很多次宏觀調控，但是這是第一次在全世界範圍內引發這麽大的反響。”林洸耀說，中國總理則開玩笑說，這是“溫氏效應”。
不管如何，中國的經濟奇跡已經成為現實。而當下，最熱門的議題已經不是G8問題，而是中美形成G2的可能性。2005年，幾乎所有歐美最知名的媒體紛赴中國，做專題報道，掀起“中國熱”。
在美國，代表中國的，不再是毛或是鄧，而是2米26的籃球明星姚明。他給美國人的第一印象是：中國人並不都是矮個子。但是，也有人把這個“小巨人”，看作“正在崛起的、令人不安的新中國的象征”。
西方媒體開始把注意力放在中國人特別是充滿希望的中產階級身上。紀思道以《地震和希望》為題，描寫了普通中國人（而不隻是政府）正前往四川災區救災，富豪和農民、兒童都伸出援手。“那種由下而上的公共精神是公民的標誌，而非臣民的標誌。”
無論“威脅論者”，還是“崩潰論者”，都沒有放棄對中國內部問題的追問。《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潘文可能是最勤快的中國問題專欄作家，他一直在提醒，中國眾多的國內問題特別是社會矛盾可能一觸即發。
不過海斯勒也注意到，大部分中國人對於未來抱有樂觀的態度，當他們不再樂觀時，中國恐怕會出現真正嚴重的政治危機，但那一天不會在短期內到來。“現在的事實是,中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他們相信,辛苦的勞動會將他們引向一個更好的未來。”
（文章部分材料參考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周寧教授 《世紀末的中國形象》，特此感謝）
新中國的“溫度”
2008年4月7日，巴黎的上千名中國留學生自發組織保護北京奧運聖火。這場全球行動，很大程度上令國際社會重新認識中國。
那些在海外工作、學習和生活的中國人，無論他們現在的國籍是哪裏，無論他們從事著何種職業，無論他們身處哪個大洲，他們每時每刻都以自己的黃皮膚感受著獨特的溫度。
事實上，他們感受到的溫度，就是世界對“中國”這兩個字的溫度。
1949-1979：“你們好像是從另外一個星球來的”
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收到了大量來自美國各地的信件，有人“策反”，希望“中國代表團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說“中國很大很可愛”；還有人在信封裏夾帶幾十美元，說“知道你們比較窮，所以送你們一些錢，希望你們過個愉快的周末吧”。
資深外交家吳建民說：“春江水暖鴨先知，外交官就是鴨子，對國家地位是最敏感的。”上世紀60年代初，二十出頭的吳建民剛剛開始自己的外交生涯。這位後來的中國駐法大使，第一次申請赴法簽證時被拒簽了。
甚至，他作為中國代表前往塞內加爾參加“西非學生總會代表大會”時，也被扣留在塞內加爾的首都達喀爾長達48小時，最後被遣返。
“他們認為我們是來煽動造反的，是危險分子。”吳建民對本報記者說。
彼時，中蘇關係全麵惡化，新中國同時麵臨西方國家的封鎖和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冷遇。直到“亞非拉第三世界弟兄”令1971年的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世界”才終於開始敞開麵對“中國”這兩個字。
勝利的喜悅提前了一年——秘密訪華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和毛澤東會麵時原本“樂觀”估計，要到1972年的27屆聯大才能完成這項任務。
於是，三十餘人的中國代表團匆忙組建，在一個月內就飛往紐約。
前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讚吳妙發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他們抵達紐約後，所住賓館的服務員對他們說：“你們好像是從另外一個星球來的，但你們看起來都很善良。”
“那時的美國人隻知道中國有孔子，有古董，飲食不錯，有人的印象還停留在女人纏小腳、男人穿馬褂上。”吳妙發說，“但他們還知道中國爆炸了原子彈，文化大革命讓父子成仇、教授自殺。”
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會議上批“美帝”，更批“蘇修”，演講往往非常叫座。工作之餘，外交官們在紐約的中央公園散步時，人們總要向這些來自“紅色中國”的人親切問候，“嗨，在紐約過得還愉快嗎？”
那幾年，代表團收到了大量來自美國各地的信件，有人“策反”，希望“中國代表團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說“中國很大很可愛”；還有人在信封裏夾帶幾十美元，說：“知道你們比較窮，所以送你們一些錢，希望你們過個愉快的周末吧。”
不過那時，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的關係日趨冰凍。前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一秘李同成對本報記者說，1975年他在駐蘇聯使館工作時，使館曾經試圖組織一場宴會，向那些為使館服務的“工人階級朋友們”表示感謝，包括暖氣工、水電工等等。
使館準備了六十多人的豐盛食物，但最終，已經接受請柬的客人們無一前來，原因是他們接到了“上麵的”命令。
“其實我們私下還是挺友好的，不談政治。”李同成說，“當然，也能感覺到，他們覺得我們弄文化大革命簡直是胡來。”
1971年之前，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僅有64個，而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時，建交的國家數達到了119個。
1979-1997：“和國家一起成長”
當周成剛坐商務艙到世界各地出差或旅遊時，已經離開澳大利亞多年的他，還依然會回想起自己當年在悉尼鋸木板做苦力的日子。“我能夠感覺到，自己在和這個國家一起成長。”他說。
新東方教育集團副總裁周成剛，1995年剛到澳大利亞留學。有一天他在公園裏坐著，一個當地人從身邊走過，踢了他兩腳。“倒是踢得也不重。”盡管這兩腳讓周成剛感到“很不舒服”，但他也“沒有辦法”，“可能是這地方不能坐，咱們觸犯了人家的規矩吧。”
某種程度上，當世界接納了開放的中國後，隱約而至的“衝突”，必然將取代初見時的熱情招呼。
“去澳洲的華人越來越多，華人生存能力強，不可避免要搶當地人的工作機會，抬高當地房價，甚至逃稅、打黑工，難免讓當地人有些看法吧……有時候去租房，房東都不給中國人租！因為中國人天天燒菜，會把油煙機熏壞。”周成剛對本報記者說。
“在改革開放初期，西方世界整體上對中國建設現代化持懷疑態度。”吳建民說，“1989年後，蘇東劇變，原先由於共同應付蘇聯而擱置的誤解和偏見就大大爆發了，甚至出現了‘中國經濟崩潰論’，稱中國改革完蛋了。”
1995年來到美國新澤西州Morristown的初二學生任貝貝的經曆，或許能成為“偏見”的注腳。“我的英語老師竟然很嚴肅地問我，是不是在中國吃不飽飯。”她說，“還有曆史老師，他看了我帶來的春晚錄像帶，居然問我說，中國的男人不是應該穿馬褂的嗎？”
一位在美國的留學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和爸爸一起去看望移民多年的嬸嬸時，嬸嬸居然上街買肯德基招待他們，而且說：“這些不健康的東西我們平時都不吃，就是因為你們來了……”
“她總覺得肯定比我們生活得強，聽說中國有什麽了都挺吃驚。”這位留學生說。
十幾年後，當周成剛坐商務艙到世界各地出差或旅遊時，還依然會回想起自己當年在悉尼鋸木板做苦力的日子。“我能夠感覺到，自己在和這個國家一起成長。”他對本報記者說。
很多時候，這種成長意味著忍受偏見，但更多的時候，成長著的，是世界對中國的實力的認知。而正是這種“成長”的感覺，促使許多在國外的中國人，選擇了回到中國。
任貝貝已經加入美國國籍，但她依然辭去了在紐約金融公司的工作，去了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RI），擔任著名節目《摩天輪》的主持人。她記得2006年在華盛頓的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場中國特色的演出，她的在美國長大、隻有10歲的表妹在聽完《二泉映月》後拉著任貝貝大喊：“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麽美的音樂啊！”
1997-2009：“我們更自信了”
芝加哥大學的劉暘說，在去給北京奧運火炬加油之前，自己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會如此地愛著這麵五星紅旗。巴黎的留學生沈祺也說，在海外4年，最自豪的一天就是和房東一起看奧運開幕式的時候。他說：“最後在姚明舉著旗出場，我的眼睛裏真的有眼淚，但我忍住了。”
1965年，吳建民大使初到剛果（布），參加反殖民主義紀念會，一下飛機就被剛果青年包圍，他們高唱“昨天我們還受壓迫，今天我們自由了”，令吳大使深深感動。
而如今，旅加作家、前非洲商務工作者陶短房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很多非洲人已經知道“東莞”；他們甚至能區分出一件衣服是中國北方的貨還是南方的貨，並以此砍價。
劉翔熙生於1982年，他的爺爺曾經在解放戰爭中榮立二等功，而2000年移居美國的劉翔熙在2005年成為一名到巴格達執行任務的美軍士兵。“父親那一代人的不滿還是很多的，經曆過很多鬥爭、改造，耽誤了青春。”劉翔熙在電話采訪中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但我們是80後，物質生活豐富，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所以大家對中國是有認同的。”
所以劉翔熙就認同著漢語，他不接受父親給他取的英文名，堅持用漢語拚音“Xiangxi”。
盡管有一次在一戶華人家庭劉翔熙講中文逗嬰兒玩時，嬰兒的媽媽竟然覺得他“‘汙染’了嬰兒學習純正美語的環境”，但是，如今美國的中學裏已經有中文課可以選修了，而僅僅4年前，美國中學的外語主要是法語和西班牙語，學法語像是一種“品味”，而學西班牙語是因為美國有大量西班牙裔人口。“現在，美國人知道姚明、章子怡、郎朗，中國元素隨處可見。”任貝貝說。
事實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重壓下中國屹立不倒，世界對中國的觀感，也由此開始一個關鍵的轉折。而“中國製造”伴隨著“中國威脅”，令海外中國人的感受也漸漸複雜起來。
3月16日，紐約時報廣場南端的8塊大屏幕播放大型新編史詩京劇《赤壁》，將京劇藝術近距離呈現在紐約市民麵前。 本報資料圖
2008年奧運火炬在倫敦和巴黎傳遞時的遭遇，讓很多海外的中國人都坐不住了，包括芝加哥大學生物係博士研究生劉暘。4月9日，她與幾個同學特地來到舊金山，為奧運火炬的傳遞加油助威。
劉暘認為美國人也會“將心比心”。實驗室的美國同學告訴她，感覺現在身邊的中國人已經不是以前有人形容的那種“激進的”、“對中國政府不滿的”，或者“整天隻是待在中國城的”中國人了。“他們信任我，也不會隻完全相信媒體上的東西。”劉暘說。
她現在還清楚地記得五星紅旗與“雪山獅子旗”狠狠地衝撞並糾結在一起的樣子。那天，麵向馬路，劉暘緊緊攥著國旗，站在兩個藏獨支持者中間回答他們的質問，關於人權、宗教、民主和自由。“我們爭辯，我們因為看到美國人和藏獨分子的盲目而恨得咬牙切齒，他們看我們也似乎同樣如此。”
在巴黎索邦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沈祺，於是也在“戰鬥在法國”論壇上成立了集會籌備委員會，準備抗議西方媒體的不公正報道。
畢業於北京大學的沈祺2004年來到法國。此前，沈祺認為自己在法國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一麵打工，一麵還在班上拿了好幾門功課的第一名，“比法國人都牛”。但去年3月的事情讓他覺得“應該做點什麽”。
於是，10人左右的“籌委會”高效運轉起來。“有的人負責和警察不斷交涉；有的人負責收集資料反駁對於西藏、奧運的不公正報道；有人負責聯絡華人華僑界；有的人負責召集留學生；還有一個團隊專門負責媒體聯絡，他們熬夜寫通稿，用法語、英語，給法新社、美聯社、《費加羅報》、《解放報》、《世界報》……”
最終，在4月15日，巴黎有近萬人進行了集會，他們反對藏獨、支持奧運、反對西方媒體不公正報道，形成巨大的影響。
沈祺也在實實在在地影響著身邊的法國人，他每天晚飯時都與法國的房東夫婦討論中國的政治和民主、西藏等問題。在薩科奇接見達賴之後，房東居然會主動跟他說：“親愛的沈祺，我們為我們的總統感到羞恥，我們必須誠摯地向你道歉……”
通過工作的關係，沈祺還與曾經導演歌劇《尼克鬆在中國》的著名導演Peter Sellers相識。在了解了沈祺現在所做的事之後，Sellers感慨地說，“中國人真的變了。”“是的，我們更自信了。”沈祺說。
芝加哥大學的劉暘說，在去給北京奧運火炬加油之前，自己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會如此地愛著這麵五星紅旗。沈祺也說，在海外4年，最自豪的一天就是和房東一起看奧運開幕式的時候。他說：“最後在姚明舉著國旗出場，我的眼睛裏真的有眼淚，但我忍住了。”
美國總統眼中的中國
1974 年，時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的老布什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就意識到了中國的複雜性。他在給子女，也包括後來成為總統的小布什的信中說：“這是一塊充滿矛盾的土地。社會封閉，沒有不同意見，沒有真正的自由；但另一方麵，他們已經從‘路有凍死骨’的舊時代進步了很多。”那時“文革”尚未結束，滿街的行人都穿著或深或淺的藍色中山裝，騎著自行車來往穿梭。
去年，前一任美國總統、老布什的兒子小布什坐在“鳥巢”裏，手裏晃著小旗，與各國政要們一起觀看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會場之外，“中國人的老朋友”老布什還興奮地跑去秀水街，為中國的民族工藝捧場。
但對於國際政治的真實邏輯而言，那又隻算是表麵功夫。自“中國威脅論”在美國誕生，各任總統就一直在為中國的崛起而操心。他們認為，中國實力的上升一定會打破亞太地區的軍事平衡。而中國海軍的戰略轉型，也會使美國的利益受損。
在西方國家眼中，和政體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打交道，總有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感覺。中美建交已經30年了，卻還需要繼續“增加互信”。
不過，中國人是越來越有自信了。對於那些用“中國問題”大做文章的美國政客，北京街頭帶著紅袖章的大媽們也會這樣告訴你：哦，那不過是美國選舉政治的需要，看看克林頓和小布什吧，上台前後對中國的態度相距是多麽遙遠。
直到今天，在選前的政見辯論會上，白宮的總統候選人還常常被問到：你如何看待中國？
尼克鬆：“我們不能讓中國永遠排除在國際大家庭之外”
尼克鬆在北京郊區本報資料圖
老布什不是最早發現中國價值的人。1967年，尼克鬆就撰文說：“就長期觀點而言，我們根本不能讓中國永遠排除在國際大家庭之外，獨自孕育幻想、堅持仇恨和威脅鄰邦。在這個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聽任十億人口憤怒地在孤立狀態下生活。”
1971年，當尼克鬆的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時，他就敏銳的感覺到，“他們（中國領導人）和尼克鬆一樣，認為傳統的議程是次要的，最要緊的是找出是否有可能在一致的利益上合作。”
那時，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是，阻止蘇聯的擴張主義戰略。尼克鬆希望以三角外交遏製蘇聯。他的外交政策，總是試圖以美國國家利益的觀念來領航，盡管在當時，這一觀點還常被美國傳統的理想主義者所厭惡。
1972年，尼克鬆訪華，此行被稱為“破冰之旅”。在他眼中，周恩來是一位將國家利益置於意識形態之上的現實主義者。
兩年後，他就因“水門事件”下台了。新總統福特給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老布什指了兩條路：駐英大使，或是，駐法大使。但老布什的想法卻是：駐中國聯絡處主任。（當時中美間還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國？”福特為煙鬥填滿煙絲後抬起頭，驚詫地問。
“一個新的中國正在出現。”老布什斷定，“在未來的歲月裏，中美關係至關重要。這不僅僅是就美國的亞洲政策而言，就其全球政策來講也是如此。”
9月，老布什和夫人巴巴拉動身赴任，他們家的新成員小狗費雷德也一起同行。費雷德讓老布什第一次領悟到，這個新職務將會遇到些文化衝擊。1949年後，中國為了防止疾病傳播曾展開滅狗運動，因此狗在當時已經非常稀少。當他們帶著費雷德在北京街頭散步時，有中國人叫道：“貓！”很快，老布什就發現，“中國城牆”遠不止一種。拿起電話，想與一位中國官員討論某個國際問題，那是不可能的事兒。“這裏的規矩是：不必打電話找我們，我們會打電話通知你們。如果外交意味著什麽的話，它就是相互交往。但中國的官僚政治卻不這樣看。”老布什在自傳中寫道。
“偶爾，會見是‘可能的，但要稍等’。因為中國人的時間概念同沒有耐性的西方人不一樣，‘稍等’可能意味著5至20年。這對剛到中國、很想了解這個國家及其人民情況的人來說，特別失望。”
事實上，由於中共中央尚沒有明確的外交政策指示，1970年代大部分時間內，中美關係都在飄忽不定中發展。直到1970年代末，鄧小平複出後，才使將近10年前便開始的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得以加速發展。
裏根：“中國已經越來越轉向自由市場”
1974年那一次，老布什在北京待了13個月，就回國出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去了。在這短暫的13個月中，老布什沒有建樹，隻留下些浮光掠影的印象。
在他的印象裏，當時的外長喬冠華和藹而直率，他的夫人章含之漂亮、迷人，留一頭西方式發型。鄧小平有可能在毛和周之後繼承最高權位，他總是不停地吸煙和喝茶。毛澤東握手有力，帶有些草根氣質。
不過，這13個月的經曆已成為日後美中關係的伏筆。至少鄧小平還對他保證說，中國將永遠歡迎你，“即使作為中央情報局局長”。
1980年美國大選，裏根上台。裏根喜歡用一些基本觀念管理外交，比如：姑息危險、共產主義邪惡、美國偉大，等等。在意識形態上，他要比別人狂熱一些。他曾有一個夢想：帶領戈爾巴喬夫遊覽美國，讓這位蘇聯領袖瞧瞧美國老百姓的生活。他還要邀請戈爾巴喬夫敲門，問問住戶“對我們的製度有何看法”。工人們將告訴他，住在美國真美好。
裏根不相信與中國密切合作的政治和戰略價值，反而多次強調要對台灣的要求給予更多的關注。
1982年以後，中國在外交政策上做了較大的調整，明確提出不同任何大國結盟的政策。美方也基於同樣的考慮，確認“一個強大而穩定的中國”或“一個強大、安全和現代化的中國是符合美國利益的”。8月17日，中美發表聯合公報，打破了兩國在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問題上的僵局。中美關係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裏根把自己的中國觀，部分寫進了日記中。
1984年：【4月26日周四】下午2:05我們抵達首都機場。奏國歌，然後是21響禮炮——這是第一次給予一位美國總統。然後我們檢閱了部隊，並受到至少百位盛裝兒童的歡迎。
【4月28日周六】另一個早餐會，今天是頭彩日——我和鄧小平主席會麵。南希在非正式開場的時候陪著我，幽默的鄧小平邀請她下次不帶著我來中國訪問。
在我們的會談中，他著實猛烈攻擊了我們的中東政策、對發展中國家的態度和裁軍的失敗。他碰到敏感之處了——該我談的時候我用事實和數據糾正了他，我沒開玩笑。接著有趣的事情發生了——他熱情起來，雖然他也提了台灣（這次惟一提到這個話題的領導人）。我告訴他解決台灣問題是他們的問題——但需要和平解決。我們結束會談，共進午餐（他主持），原來以為是工作餐，結果最後變成一場愉快的社交活動。
午餐後，我帶上南希出發去長城。一路上，我們都向排在街旁看我們的群眾招手致意，雖然我們沒去成農村，但群眾依然在村子裏麵等著我們。
雖然在照片和電影看過，但親身目睹長城，依然相當壯觀。站在那裏看長城兩頭消失在群山之間，那種心情此刻我無法言表。
到了1986年，裏根意識到，“中國已經越來越轉向自由市場”。這會讓美國人安心。因為按照西方政治學的觀點，市場經濟將促進培育個人主義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促進表達的自由。而民主國家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較低，這符合美國人的邏輯。
老布什：“美中關係是美國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之一”
2008奧運期間，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在北京秀水街購物本報資料圖
1985年10月，作為裏根的副總統，老布什又到中國，這是1975年以來他第四次訪華。
老布什在四川大學發表了演說，稱中美關係已經具有持續性、一貫性和穩定性，並且是強有力的。10年之前，當他第一次到中國時，他還常常懷疑中國是否會真正能夠實現現代化。但現在，那些1970年代穿著毛式上裝的政府官員，已改穿了三件式的西裝。官員們也不坐“紅旗”車，而是改坐“奔馳”了。
現在，鄧小平談到台灣的口氣不同以前了。“他說，台灣可以保留自己的政府、經濟和軍事體製，還談到了‘一國兩製’。”老布什在自傳中回憶說，“可是有些事情則沒有變化，我想永遠也不會變了。鄧一天仍抽好幾包煙。在我們談話的1小時20分鍾裏，他抽了8支煙。”
同10年前相比，情況不一樣了，非常不一樣了。當時，美國駐中國聯絡處才30個人。現在美國大使館有300人。
1988年，老布什贏得了美國大選。那時，中美貿易額已達78.58億美元，是建交時的8倍。美國已成為中國第二大外國貿易夥伴。
這年聖誕節前夕，老布什一家，祖孫三代十八人到中國駐美國大使韓敘的官邸做客。這是一種特別友好的表示，引得其他國家外交官頗為羨妒。
小布什很喜歡中國菜，他像他父親一樣用小餅卷烤鴨和大蔥，一口氣吃5卷烤鴨。
而老布什作為一隻外交強、內政弱的跛腳鴨，喜歡給外國總統和總理們打電話，常常一聊就是幾個小時。中國，也是他幾乎遍及全球的外交政策之一部分。
1989年10月，老布什在訪華期間，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采訪，成為第一位在電視上直接向中國人發表講話的美國總統。他在講話中說：“美中關係是美國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之一。”
1989年下半年之後，中美關係進入最困難的時期。被美國國內壓力所迫的老布什，也深感無能為力。不過，老布什依然堅持說，與中國保持建設性接觸，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並再次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一年。
那時，美國國內的各階層的政治人物都覺得老布什與中國重建外交關係太快了。
11月，柏林牆，冷戰的象征，倒了。未來的美國總統克林頓看到德國青年扒倒柏林牆，並把厚重的磚塊帶回家留作紀念。他為他們喝彩。
克林頓：“在新世紀，兩個國家更有可能成為夥伴，而不是對手”
1992年，作為總統候選人的民主黨人克林頓，批評了老布什的中國政策。當他上台後，他發布行政命令說，在給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之前，中國必須在移民、人權和監獄裏的強製勞動等方麵取得進步。他和大多數美國總統一樣，喜歡“擴大民主”這一概念：“我們最大的目標必須是擴大、強化全世界以市場為基礎的民主社會。”
他同時感到，中國對其他國家“幹涉”其政治事務極為敏感。中國的領導人覺得，隨著經濟的現代化發展，他們會盡力處理所有這些變化。
不過，總體上，克林頓保持著和中國的積極接觸。他的希望是，貿易和接觸將推動中國的個人自由和人權。
1997年10月，江澤民首次訪美。那時，克林頓也已做了五年總統。江澤民的政治技巧、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願望，以及加速的經濟增長，都給克林頓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一晚，克林頓上床睡覺時想，在新世紀，兩個國家更有可能成為夥伴，而不是對手。
來年的春夏之交，克林頓開始了“計劃已久”的中國之行。“我期待著這次旅行。”克林頓說。他是1989年後第一個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
“我與江澤民在一起時間越長就越喜歡他。他很有魅力、風趣，有極強的自豪感，但總是樂意傾聽不同的看法。雖然我並非總是同意他的看法，但他已讓我相信，他相信自己正盡可能快地讓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克林頓在回憶錄裏寫道。
這次中國之行，克林頓記住了漓江、兵馬俑，以及上海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要多的起重機。
時間進入到2000年，小布什選舉獲勝，替代克林頓成為新一任的美國總統。他和他的父親老布什，被合稱為“布什家族”。
小布什上台初始，並沒有把中國放在心上。這一度讓中國產生被“邊緣化”的擔憂。
5月15日，白宮派遣助理國務卿來到中國，以解釋小布什之前有關導彈防禦計劃的講話。但是，在執行類似使命的時候，美國向韓國和日本派出了副國務卿，向歐盟和俄羅斯派出了副國防部長以及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的2號人物。即便是印度，也是副國務卿親往。
顯然，中國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相反，在美國當時的安全戰略更新的有關設想中，中國成了需要防範的對象。
“9·11”事件將這些都改變了，美國需要中國對反恐的配合。中國迎來和布什家族的第二個蜜月期。
不過，今年小布什在他的告別演說中還是沒忘了說：“在21世紀，國內的安全和繁榮需要依靠國外自由的擴展。如果美國不領導自由事業，那麽自由事業就將無所適從。”這是在大國的實力博弈之外，美國總統們的心病。
現在，中國已和世界相互緊緊綁在了一起。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已經使美國意識到，全球經濟相互依賴性產生的影響非常明顯。當亞洲和拉丁美洲經濟不景氣時，美國的證券市場也大幅度下跌。
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中國，一旦經濟衰退必將幹擾美國的貿易平衡。而全球的經濟穩定早已成為美國官員最優先的考慮。
今年，奧巴馬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成為了新一任的美國總統。至今為止，他對中國的謹慎而克製的務實態度，已人所共見。
